明朝皇帝多“奇葩”，明武宗朱厚照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放荡不羁好自由，不爱皇宫爱市井，曾在宫里自扮商人，喊价叫卖；还沉迷于游乐酒色，宠幸太监……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昏君”，却能在弹指之间诛刘瑾、改革江南赋税、强化市舶司职能，甚至亲征北伐，打败蒙古小王子。不仅如此，朱厚照天赋异禀，精通佛教、伊斯兰教，还是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中国皇帝。
　　看似劣迹斑斑的“昏君”，实则是一位被误解的个性皇帝。他虽在小事上不拘礼节，但在大事上绝不糊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位备受争议的传奇皇帝究竟是何等人物。

　　在皇家，祭祀是头等大事，但武宗却很少理睬这些繁文缛节。比起敬天、祭祖、郊祀等礼仪活动，他更青睐骑射与游猎——在还是太子之时，他便“性聪颖，好骑射。”当了皇帝之后更是“单起挟弓矢，径出禁门弹射鸟雀”。这还不够，多数皇帝以带兵为苦，明武宗却以演兵为乐。史书中记载：“上好武，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号称“外四家”，武宗挑选善于骑射的宦官，亲自带领，称之为“中军”。每日，武宗都身着军装，亲自检阅军队，只闻“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

后人皆认为，汉宫高墙、重院深深，束缚了朱厚照向往自由的心。他无心政事，成天和太监厮混在一起。可少有人想过，明朝文臣或为自身利益向上隐瞒民情。其实，武宗之所以重用宦官，或许也是为了通过身边亲信，探知宫墙之外黎民苍生的真实处境。

　　最有趣的是，武宗干脆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自己给自己下令出征，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为“镇国公”，他要求往來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的名号施行。内阁大臣皆认为武宗应当遵循祖宗之法，上顺天意，下慰人心。他们认为威武大将军是臣子，而皇帝应在将军之上，如果对皇帝加官进爵，则是降低皇帝的身份。但是武宗仍不以为意，这也就是《明史》所说的“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的来历。与醉心艺术或热衷于求仙问道的前任皇帝相比，他看起来不像居于深宫的汉家天子，反而与草原民族的单于、可汗更相似。
　　武宗不仅勇猛善射、喜爱演兵，还非常博学。他精通佛教与伊斯兰教，不仅给自己加封佛号，还给自己取了个伊斯兰教名字，叫做“妙吉·敖兰”，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真主的荣耀”。他的语言天赋惊人，能读藏（番）文、梵文的佛经。根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武宗）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刺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肩从，或习其语言，或观其技艺焉。”很有可能，朱厚照还跟着葡萄牙语翻译——“火者亚三”学过一些葡萄牙语，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皇帝。

文治武功，御驾亲征打败鞑靼铁骑

　　实际上，武宗虽然不以勤政出名，甚至贪图玩乐，可他在批答奏章、处理国家大事上却从未耽误过。武宗即位后，做了两件前任君主都没有成功的大事。第一件是江南赋税改革。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江南地区就赋税过重。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在江南全面推行赋税改革，不仅减轻了江南百姓的负担，而且使得江南地区在两年之内，就还清了曾拖欠中央十年之久的赋税。第二件大事是改革市舶司。武宗强化了市舶司的收税职能，扩大了政府税源，开启了解除海禁的第一步。武宗在位15年，国家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明太祖朱元璋曾驱逐鞑虏，定鼎中原。而明成祖朱棣，更是迁都距离边关不远的北京，以镇国门。他所忌惮的，正是漠北的蒙古。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却更加大胆，他直接在作战前沿边境上，设宣武镇国公府，在蒙古入侵时，可随时坐镇前线指挥。
　　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小王子带5万铁骑从榆林（陕西最北部）入侵，驻扎玉树（今青海省境内），掠应州（山西北部）。武宗不顾朝臣反对，亲自出居庸关巡幸北边。人们向来认为这是没有大局意识的任性之举，细细察之倒也未必。北京既为明代首都，又离边关不远，因此，武宗出关前，对于京师有一定的军事部署，他任命将帅留守北京，指挥“三千营”与“神机营”两支重兵。“三千营”和“神机营”为京营中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前者为京营骑兵之主力，后者则是当时使用热兵器作战的代表。这一部署足见武宗关于京师防备的周密考虑。
　　武宗亲自率兵，与鞑靼小王子交战于应州。无论是战前部署，还是战役过程中的调兵遣将，武宗都亲自布置。他不但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有冲锋陷阵的决心和勇气。当时，武宗下令军队夹擊鞑靼铁骑，可是之后一时不得合兵，情况万分紧急，幸好武宗及时率兵赶到战场，他英勇无畏，亲斩虏首一级，力挽狂澜。最后，武宗成功带兵将蒙古军队驱逐出去。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军力江河日下，蒙古年年南下侵扰，北边一再告急。武宗此次巡幸北边，是“土木之变”后，明朝首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亲临前线，抵御蒙古大军。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认为此役“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突击部队的战役，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