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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疫病一直与人类文明如影相随。
我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对疫情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古代防疫史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智慧、坚强的意志。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中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借鉴。
在一些重要时刻，瘟疫影响了历史进程
疫病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所以每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字中都留下了疫病的记录。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殷商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其内容大多数是古人占卜的卜辞，其中就出现了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卜问商王是否染病？这种病是否会蔓延？并且明确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疟、疥、蛊等，这是中国关于传染病的最早记载。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发生瘟疫是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
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代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數”。
在一些重要时刻，瘟疫还影响了历史进程。例如，三国时期全国人口最后不到1000万，不只是战争原因，亦有瘟役推波助澜，造成大量死亡。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曹操之子曹植则在《说疫气》中，记载了东汉末年的另一场疫情：“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那一年的瘟疫大流行中，每家每户都有人死去，甚至有的全家、全族都死绝。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好友，这场瘟疫夺去了其中四人的生命，曹丕在给挚友吴质的信里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四人死在这场瘟疫中，曹丕感慨痛惜于亲朋遇难，知音难再得。
唐代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明末李自成起义成功，不只是因为明军的无能，当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瘟役，史称“京师大疫”。这次瘟疫是一次鼠疫，席卷北京、天津及华北数省乃至南方，北京由于瘟疫死亡20多万人，陕、晋、冀三省死亡高达上千万。《崇祯实录》称：李自成攻进北京城时，那里“日出万棺”，差不多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半鬼之城。由于瘟疫的暴发，明军早已失去了抵抗能力，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大体而言，疫灾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具体的原因有气候寒冷，五胡入华导致的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还有自然灾害频发，一般说来战争和饥荒后很容易爆发瘟疫。中国的人口数在西汉最高达到6000万，三国时人口最初2000万，东晋时降到800万，瘟疫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曹操在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惨痛的真实写照。
第二次瘟疫的高发期是明清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玉米、番薯这样的高产作物传入，人口数量上升，明代人口数达到2亿，清代更是增长到4亿人口。人口密度增大，流动性强，为疫病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代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饺子成为最早治疗瘟疫的药物之一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但传染病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人类对传染病真相的认知，要到17世纪后叶荷兰人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菌之后，古人对疫病的认知难免要怪到鬼神身上，或者说阴阳四时不调和所致。
中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到汉之间，作者假托黄帝，就说到了瘟疫的防治。黄帝对岐伯发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就是说，疫病相互传染很厉害，没办法救治患者，怎么样才能不传染呢？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岐伯说，不感染的关键是“正气存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状态好，免疫力强，就没事。后面岐伯还提供了几种防疫的方法，其中一种是靠气功，想象五种不同颜色的气在五脏中运行，五气护身就可以百毒不侵。 大多数古人对于瘟疫，是很难站在科学的角度上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于是，他们想出了很多迷信、愚昧的办法防治瘟役，具体说来，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作法驱鬼。古人认为瘟疫的形成，是瘟鬼的事。因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驱疫鬼者的这些把戏，后来演变成戏曲品种——傩戏。
二、设醮驱疫。道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遇到疫情，道士们便设立道场祈福消灾。其实道士设醮和驱疫鬼者驱疫是一个道理，最多起个心理安慰作用。醮的意思就是祭祀，一种古代礼仪而已。
三、纸船送瘟神。毛泽东诗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民俗。叠纸船点蜡烛将瘟神送走，也只能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老百姓面对瘟疫的恐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自求多福。
四、天子下“罪己诏”驱疫。天子们认为发生瘟疫是上天警示自己，于是自然有责任作个自我批评，恳求上天饶恕自己一次，今后一定好好做个好皇帝。而普通百姓也会认为连天子都作自我批评了，瘟疫很快就会过去。
当发现一些愚昧的做法不足以制止瘟疫时，一些富有探索精神的人开始尝试药物治疗。《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
饺子是中国传统美食之一，其实里面还有一段中药治疗瘟疫的故事。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天降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名医张仲景发明了一种药叫“祛寒娇耳汤”，也就是最早的饺子。这种饺子的皮是面皮，但馅却是煮熟切碎的羊肉、辣椒和祛寒药材。得病的百姓吃了这种饺子，全都病愈。
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习俗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东汉马援在出征越南（古时叫交趾）时遭遇瘟疫，军医建议用薏苡仁预防瘴气，有一定成效;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民间习俗中的饮雄黄酒、挂艾叶等，其实是为了杀菌抑菌。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也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代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总之为了治病，古人想尽了办法，才使得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得以存活下来。
药物之外，人们也采取隔离的方法控制疫情。在甲骨文中，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辞有“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
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開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
这方面仍以宋代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比如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那时候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历史上，北京地区曾这样抗击疫情
历史上，北京地区曾多次发生疫情，朝廷每次都是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渡过难关。
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了迁都，对中都进行扩建，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人参与施工。这几十万人负责营造宫殿修筑城墙，并增建城门13座，左丞相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 北京地区土质含沙量大，故而修筑城墙用土均来自涿州。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全靠人力运输。据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除（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极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工役多疾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一边让宫廷内的医药机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500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据《金史·张浩传》载：“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海陵王推出了一系列奖惩措施。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元代北京地区也发生过非常严重的疫情。元代建立之初，河北、河南、山东境内烽火连连，兵荒马乱，为避战乱，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涌向京城。这是造成大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据《元史》载：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都）大疫。”
元时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瘟疫发生后，朝廷积极组织医户参与疫病的治疗，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开仓赈济，分派医生，发放药物。地方官府办的“惠民药局”也在抗瘟疫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后期，北京地区也发生了不少大瘟疫。据《明实录》载，明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北京“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朝廷“令太医院发药，户部与锦衣卫宫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更为严重的是暴发了波及山西等华北数省的大鼠疫。
万历十年（1582年），鼠疫传到河北宣府（今宣化）地区，再传入北京。据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灾祥》载：“人肿劲，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病其实就是颈项肿大。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时亢阳，雨泽鲜少”，“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政府采取措施，“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給散，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据太医院奏报：“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抱病就医，问病给药，日计千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五城共医过男女19590人，共用过药料14668斤8两。”
到明末崇祯十四、十五、十六年，北京连续发生大疫，史载“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特别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自二月至七月间，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而且病毒发生变异，造成死亡者剧增，“死亡日以万计”，“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史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就是现在所说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
清代档案也记载了这次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疫疠流行时，明政府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会京师疫疠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上又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遵用，仍命礼部刊行”。
皇帝亲自检方创制防疫处方，这在古代流行病防治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看出嘉靖皇帝对控制疫情的重视。
万历时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较为得力。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礼部题，“奉圣谕施药救京师灾疫，即于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散药，复差委祠祭司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设法给散。随于五月三十日据中城等兵马司造册呈报。五城地方郎邓璋仍发本处予备仓及两淮、两浙盐价银十万两给之”。
同时，朝廷对疫情较重的京城地区还实行了更为宽松的免税政策，也对抗击疫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清代北京城内外有15个年份发生了瘟疫。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贺。”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
康熙《通州志》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定都北京后开始采取隔离痘疹患者的措施。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
到了康熙年间有了人痘接种术。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定弼求痘医，得朱纯嘏和陈添祥二医，为皇子皇孙种痘皆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除了天花，清代时其他疫情也是多有发生。对于这些瘟疫的出现，清政府十分重视，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疫疠盛行，广施药饵”。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在五城设药厂15处，为百姓免费治病。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同时，朝廷还在赈济、医疗、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终于得以渡过难关。
宋代是古代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发生重大疫情后，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比如《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
到了唐代，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
宋代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暴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创办官办药局——买药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药品的专业机构。买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除此之外，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唐宋两代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及其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到元代和明代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统治的日益腐败，“惠民药房”也渐渐没落。到清代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宋代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代最值得研究。
宋代是华夏文明中饱受争议的朝代之一。民族屈辱、皇帝北狩成为统治者无法抹去的伤痕，国防不堪一击更与其庞大体量格格不入。但宋代经济体量在历朝名列前茅，四大发明之三与之密切相关，也自宋代起，国家层面公共卫生领域的管控逐步加强，其措施领先受黑死病折磨的欧洲数百年。
中国医学可追溯到岐黄之术，而历朝历代均有名医于草药学上卓有成就。古人有云：“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唐宋时代，孙思邈、王焘、旅日的鉴真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医生。到了五代时期，也涌现出来了韩保升这样的医学名家。这些医学家在治病救人中总结下来的经典著作都给后世留下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此外，防疫的相关药书，如苏轼的《圣散子方》、官方的《庆历善救方》等在应用方面促进了疫病防治，北宋著名的大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的医药学内容。宋代医学具有深厚的底蕴，统治者和群众对疫病都有一定的认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民生医疗救治有所关注，为公共卫生防疫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著名伤寒学家庞安时，出身医学世家，毕生潜心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寒温分治的观点，认为伤寒与温病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外感热病，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被称为“北宋医王”。
据记载，庞安时临诊经验十分丰富，为人治病十愈八九，名噪江淮一带。他还和苏轼交往很密切，也为苏轼诊治过疾病，被苏轼记录在笔记之中。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并未幸免于大灾大病，南北两宋在史书记载中有超过百次的重大瘟疫。这与宋代人口的急剧膨胀、大都市人口密集不无关系。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山川郁雾毒，瘴疠春冬作”，对当时瘟疫的描写就可见一斑。其中，南宋中期瘟疫爆发最为集中，南宋末期亦是频发瘟疫。
从地理上，由于北宋向南宋的政治迁移伴随的人口流动，两宋瘟疫发生的地理分布也呈现由北向南的中心转移。此外，南方开发相对落后，瘴气也有分布，湿热天气也是疾病肆虐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开封、临安作为政治大都市，也多被瘟疫肆虐，迫使皇帝移驾附近城市，城中连绵横死者不计其数。
至于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疫情也未止步。尤其是成都府路，仅在87年间就有六次饥疫，而其他种类的如麻疹、天花和当地盛行的瘴疠更是数不胜数。
此地民间盛行宋代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的传闻，虽未经证实，却被认为是世界上首先有记载使用人痘防治天花的案例。面对疫情，即使是统治者及其身边亲友也不能幸免于难。
面对蔓延的瘟疫，官府均出手救济，民间医者、地方士绅也相助地方缓解灾情。北宋京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在瘟疫横行时，朝廷均有太医局出面，以草药供之，并由皇室、贵族捐钱济贫。宋史中就有记载皇室拿出柴胡来制成药材：“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中央在瘟疫发生之时会拨给地方资金用于购置药物防止病疫，虽时效不显，但财政拨款专项用于医治地方瘟疫的制度自此常存;赈济的同时要求地方核实情况，上报瘟疫形势，奖惩分明;统治者也会祭天、下罪己诏，以示诚心。“绍兴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
地方在向中央上折请求援助的同时，也会寻医发放药物、清理环境、保持卫生，并打压利用瘟疫扰乱民心、侵占财物的人。尤其是针对利用巫术、传教等方式散播谣言祸害地方的不法分子。
南方瘟疫多发生在春夏之时，因此治愈时间较长，由此常形成流民，这些流民衣食无着，不讲究卫生，都聚集在一起，极易形成疫病的大暴发。宋史记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江淮地区的二三十万百姓为了避乱，躲到了江南，在山谷中露天居住，结果因为冻饿加上疫病，死者过半。“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眾。” 在元祐四年（1089年）的饥疫中，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曾减价销售地方粮仓中的大米，个人捐钱建立看病的医院——“安乐坊”，前后三年，这座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办医院当时治愈的病人可谓是不计其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宋会要辑稿》也提到过：崇宁二年（1103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
苏轼还写有医论、医方存世，著名的《苏学士方》便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至今犹存。
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官员能得力防控疫情，这也是宋代国家对于疫病防控有着统一的认知。宋代印制了大量前代的医书，遇到疫情时宋代朝廷会采取直接派遣医生、颁发药方，直接赐药等多种手段，还会对疫情严重的地方減免税收;另外还会建立专门的临时机构和隔离场所，安排专人埋葬死者等等。
宋代官办的药局在防范瘟疫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药局名义上直属中央统治者，政府可直接命令药局取药救济地方百姓，在这过程中民间或官方的中医医师，尤其是专于医学的地方官吏在地方治理、防止病疫的过程中也积攒了数量相当庞大的方剂和药方，成为各朝各代在面对疾病时的法宝。
宋代一度还对外国的疫情进行医疗援助。《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治天花上，宋代开创的人痘法一直到清代，都算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防治天花的手段之一。清代时期，俄国、日本等都来中国取经，学习人痘法来防治天花病毒，而英国医生发明牛痘，从渊源上来说，其实也是来源于我国宋代。
宋代时期的卫生防疫受限于时代，虽然未能完全认清瘟疫实质，人民依然饱受疫病的困扰，但宋代整个国家的防控体系，确实还是为社会维稳和为民去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一些做法，至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如何对抗鼠疫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代可以算是个瘟疫多发的朝代，因瘟疫而死亡的人口数量堪称罕见。综合《明实录》数据来看，有明一代，仅京师北京一地就发生过16次瘟疫。
大明立国之初，北京尚且安定（当时首都不是北京），随着成祖迁都，北京也开始繁华了，人口激增，清代人写的史料中认为明代宫廷仅太监就有10万。这从侧面可以反映，朝廷的到来，必然给北京的人口造成负担。人多了，病菌的传染源就多了，所以到了景泰七年（1456年）冬天，顺天府发生了瘟疫，不过瘟疫仅发生在北京城外地区，北京城内尚未被传染。
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夏，瘟疫首次出现在京师城内，此次瘟疫京师死亡的人口不多。接着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夏天，瘟疫再次袭击了北京，但死亡情况未有记载。
如果上面三次仅是京师瘟疫的“牛刀小试”，那么从嘉靖中期到明代灭亡的这100年间，可谓瘟疫肆虐，近100年间北京共发生了13次瘟疫，平均8年左右爆发一次。仅嘉靖中期以后，北京就发生了6次瘟疫。而后万历年又爆发了5次大瘟疫，这其中尤其以万历十年、十四年爆发的“大头瘟”和万历十五年的“羊毛瘟”最为出名。之后，崇祯皇帝又碰上了明代最严重的的两场瘟疫，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季和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瘟疫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破坏，尤其是1643年的瘟疫是有明一代京师因瘟疫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通过列举明代北京历次的瘟疫我们看出，瘟疫高发季节主要在春季和夏季，且又以夏季最为频繁。瘟疫的类型主要有“大头瘟”“羊毛瘟”“吐血瘟”及痘疹等，但是需要指明，这些名称是史书中记载的名词，而这些瘟疫是不是鼠疫，限于史料原因，具体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古代所说的瘟疫。
既然是瘟疫，那一定是传染力极强，破坏性极大，防治困难的烈性传染病。那么它们的破坏有多大呢。在此列举几个《明实录》的记载：“（万历十年）三月，京城内外，灾疾流行，人民死者甚众”，崇祯朝“死亡者昼夜相继，阖城惊悼”。
所以出现了关于明代灭亡原因的一种观点，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大瘟疫，使得北京军士减损20万，“闯贼”破关之前，大明帝都已经摇摇欲坠，大明的帝都防卫军不堪战斗了，所以“闯贼”才能轻易攻破北京城，灭亡大明。
北京瘟疫多在水旱等灾害发生之后发生。如嘉靖三十二（1553年）年，北直隶一带发生了大水，之后就是饥荒，百姓可以说是饿到吃树皮草根，易子相食的地步了。随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京师内外就发生了大瘟疫。
万历年间的瘟疫，都发生在同年的饥荒月份之后。如万历十五（1587年）年，五月发生“天时亢阳”，孔颖达解释《易·乾卦》时说：“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明史·陆树德传》：“仲夏亢阳月”，大意就是太热，太热的结果就是旱灾，然后就是万历十五年的瘟疫。崇祯皇帝最倒霉，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后连续4年大旱灾，这期间就夹杂着大瘟疫。
其实水旱灾之后发生瘟疫是必然的。因为古代社会防灾能力差，一旦水旱灾发生，就是粮食歉收，发生饥荒，百姓饿得把一切能吃的都吃了，什么树皮草根都吃，这样极易染上病菌。这些人又很可能因此染病而死，然后尸体无人处理，天气一炎热就容易传播病毒，瘟疫就会出现、扩散。
当然饥荒的另一解决办法就是百姓逃荒，往哪逃呢，一般首选天子脚下的皇城，但即使到了皇城也有很多人饿死，尸体无法收拾，春夏之季，细菌病毒滋生，蚊虫鼠蚁再一传播，这就是瘟疫传播扩大的一大原因。
北京从地理上看，作为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核心，皇族、官员、商贩百姓等等人口自然密集，加上明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所以京师屯兵更是正常，这样人口就是密上加密。这么多人口，空气流通困难，病菌繁殖;再有古代如厕可不是现代的抽水马桶，如果素质再低点甚至可能随地大小便，垃圾随地乱扔。工部官员孙善继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的奏疏中说：“国家宫府、市廛、沟渠、街道……近年来执掌浸废，街道秽积，所在为丘;沟渠壅塞，一雨成沼。”这就容易滋生病菌。所以一旦北京发生一起疫病，传播速度极快，感染人群必然众多。 作为天子驻在地，京师发生瘟疫，官方一定重视，政府自然采取积极措施。明代防治瘟疫一般就如下几点：
一、掩埋尸体。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大瘟疫，宪宗皇帝就亲自发上谕，“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万历年间的大瘟疫，官方也是给民众提供草席棺木让民众掩埋死者。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
二、派官员祈祷。古代一般认为瘟疫大灾的发生是上天示警，是皇帝犯了过错，所以皇帝要下个罪己诏，派个官员诚心祷告祈求上天原谅。神宗皇帝时，就命礼部择吉日祈祷。崇祯皇帝也曾命正一教大真人张应京祈祷。虽然实际效果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对那个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多少能给一般民众一些心理安抚，防止百姓们做出格的事。
三、派遣官吏问诊施药。这就是《女医明妃传》里面的镜头了。古代社会科技不发达，但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的确有一套。明代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体系，官方的太医院医官、医生一般都有300多人，地方上京师所在地顺天府还有惠民药局，一旦瘟疫暴发，尤其是嘉靖朝之后，皇帝都会命令太医院开门，令太医等人深入民间问诊、施药。这一点作为统治者爱民亲民的表现，史书会大记特记，所以史书中很容易找到记录。如《世宗实录》所载：明世宗本人亲自撰写方书（世宗衷心道教，对求生炼丹非常擅长），制成《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还命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嘉靖二十四年更直接“于朝天宫门外施药”。
四、除了官方就诊施药之外，政府也会向民众发放钱财、动员民间医生。京师重地民间医馆自然也不少。万历10年，万历皇帝不仅命令太医问诊施药，还直接动用太仓官银，给每个患病者“银六分、钱十文”。
正是明代皇帝重视疫病的传播，所以虽然疫病来势汹汹，但在最坏的情况下，把损失减少到了最小。
在天花最为猖獗的时期，清代采取了哪些措施
病毒学家根据生物对人类、动物或植物造成的传染性和破坏性，设立了生物安全等级。简单来说，病毒的传染性越强，生物安全级数也越高。因此，艾滋病、SARS列为三级病毒，而天花跻身最高的四级，其威力可见一斑。
天花病毒是一种依靠空气传播的痘病毒，结构复杂，生命力强，在痂皮、被服、尘土中存活数月至一年半之久，潜伏期平均约12天。天花分为大、中、小三类。它们病症相似，只是致死率不同。大天花会在3至5天内，出现无法控制的毒血症或大出血，导致患者死亡，致死率超过25%，中天花毒性减半，致死率为12%，小天花仅有1%存在生命危险。天花造成全世界至少3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最早被消灭的传染病。
大約公元1世纪，天花由越南传入中国，中医称为“痘疮”。至明末，这种病毒已经遍及中原。崇德年间，皇太极选择第一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大动兵戈，而四月到八月往往偃旗息鼓。之所以在冬季征明，皇太极是出于两大因素的考虑：一是后金居住在东北，对天花没有免疫力。二是天花喜热畏寒，后金军队在冬季作战，可以有效避免感染天花。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八，出征的贝勒发回战报，称：如若增兵，“勿以未出痘者遣之，患痘症”。皇太极回复：“倘遇时行痘疾，可令我未出痘之诸贝勒及蒙古未出痘之诸贝勒还，……其随从亦酌量遣回。”由此证明，皇太极为了避免感染天花，减缓了军事行动。
“崇祯三年正月癸亥，建人之建昌。东风解冻，敌马减弱，建人最畏痘，三月壬午，四王子（皇太极）次房山，轻骑向都城，遣使持书议和。四王子观城北大门道旁，痘殇累累，惧不敢进。”激烈的战事因“痘殇累累”而中止，足见后金畏痘如虎。
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明金战事陷入胶着之际，金将扬古利建议：“我今当深人敌境克城堡，贝勒、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上还都。”此时正值天花高发的夏季，皇太极只派遣生过天花的将官出征，以此减少天花对后金军队的伤害。
天花传染性极强，一旦在军营中扩散，后果不堪设想。皇太极对此要求各牛录发现天花患者，其章京必须及时通报，不得延误。皇太极曾因“固山贝子博和托闻本牛录下索克什出痘，又经松阿里告，竟不声明，仍留在营，与御营相近，罪一，……着革去贝子爵，罚银三百两。”皇太极通过对贵族革爵罚银的方式，强化后金对天花的重视程度。
皇太极对天花倍加警惕，依然防不胜防。清初定鼎中原的“八大铁帽子王”中，岳托和多铎先后罹患天花而薨。有鉴于此，顺治病逝后，孝庄皇太后听取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认为顺治三子玄烨出过天花，具有终身的免疫力，将其扶立为帝。
康熙即位后，意识到天花对清王朝的威胁，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天花的蔓延。他在北京设立专门的“查痘章京”，向八旗普及防范天花的知识。对“其出洋贸易回国家，官阅其人有痘发，则俟平复而后使之人”。这一制度延续到嘉庆年间，查痘范围扩大至来华商船，成为中国最早的检疫制度，同时，在太医院成立痘疹科，广征名医，加强治疗天花的力度。
当时，蒙、藏、回、维等各民族首领大都是未出过痘的“生身”，由于天花的肆虐，各民族的入京觐见制度一度中止。康熙曾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巡幸热河，发现了一处避暑胜地。于是，他兴建避暑山庄，建立围班制度。如此一来，既能消暑纳凉，又避免少数民族贵族感染天花，融洽了和各族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是对传统隔离措施的创新，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其实，种痘免疫是预防天花最有效的措施。清代医家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指出：“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据此推断，至少在16世纪，种痘法已经在民间普及了。
种痘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痘衣法是给接种者穿天花患者的内衣。痘浆法是鼻中塞入用蘸有天花泡浆的棉花。旱苗法是把天花痘痂细末吹入接种者鼻内。水苗法和痘浆法类似，不过痘苗由泡浆变成了调湿的痘痂。 当时的医生发现，直接用天花泡浆或痘痂接种，毒性较大，接种者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医生将这种痘苗称为“生苗”。清代医家朱奕梁的《种痘心法》和郑望颐的《种痘法》不约而同采用了安全可靠的“熟苗法”。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不可不知。”“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这一做法是通过连续接种和选炼，达到保留免疫抗原、降低疫苗毒性的目的。“熟苗法”和现代疫苗法不同的是现代疫苗采用动物代替人体进行接种培养。
随着人痘接种法日益成熟，康熙不仅大力向民间推广，还命皇子在年幼时全部种痘。此后，“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十八世纪初，土耳其自俄罗斯引进人痘接种法，并且改进为针刺法。
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将种痘法带入英国，在当地颇为流行。1798年，英国医生琴纳在针刺法的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法。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痘接种法依然在民间盛行。
综上所述，只要措施得当，天花并非不可战胜。康熙在《庭训格言》中自豪地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今边外四十九旗，俱命种痘。凡所种者，皆得善愈。”
从当初的“惧不敢进”到后来的“皆得善愈”，说明天花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力遏制。
古代抗疫举措中彰显的民族智慧
古往今来，疫病一直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我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对疫情的规律性认识。《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称：“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周礼·天官冢宰》载：“四时皆有疠疾”。疫情横行之际，百姓深受其苦。然而，无论疫情如何肆虐，中华民族始终没有低头和退缩，而是奋起抗争，抵御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灾疫侵袭，在疫情过后迅速复耕田地，繁衍人口，繁荣商贸，振兴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坚韧、博大深邃的智慧，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与历代不断完善的抗疫举措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疫情关乎百姓安危，影响国家税赋收入，因此，历代在立法时都将疫情奏报列为国之大事，要求地方官据实上报，各地驿站不得拒绝和延误。唐令规定，呈报疫情的官文书须遵循“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的期限，延误者处罚。《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大明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时要求地方官详细勘验疫情致损情况，杜绝瞒报漏报，以确保朝廷准确掌握受灾情况。《大明律·户律·田宅》“检踏灾伤田粮”条规定地方官对一应灾伤田粮，应亲诣田所用心勘察，如故意隐瞒，通同作弊，须负相应刑责。
为督励各级官员全力抗疫，朝廷不仅派遣监察御史等钦差巡视、指导，而且将地方官的抗疫表现列入考课。对于因私废公、借机虐民、慵懒畏避的恶吏，一律依法严惩;对于奉公守法、廉能昭著、舍身救民的贤吏，则及时褒扬，以示奖优汰劣，赏罚分明。法律特别注重对上官的考课，只有上官勇于任事，居下位者才不敢疏忽。明景泰五年（1454年），右都御史李实巡抚湖广期间擅作威福，对人民饥疫救治不力，上疏自责，被朝廷撤换。这一严治上官的举措，使地方震动，纪纲为之一振。
历代法典还载有专条，打击谣言，稳定人心。《大明律》《大清律例》均设有“禁止巫师邪术”条和“造妖书妖言”条，明确了对制造及传播妖术、谣言等行为的刑事制裁，尤其规定，利用“谶纬、妖书、妖言”惑乱人心者，处以死刑。
除了法典规定，皇帝在疫情暴发时，也严令各级官吏施行仁政，安抚民生。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颁布《宽恤事宜》，专门强调赈恤百姓和收葬遗尸：“水旱灾伤去处，如遇饥民缺食，有司加意抚恤赈济，逃民招抚复业，免其粮差三年，及各处地方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在法律的嚴格要求和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官一般都能积极抗疫，实施开仓济民、差医治疗、建立义冢、收养遗孤等一系列措施。为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地方官在大疫之后，多立足本地实际，向朝廷奏请免除或缓征税赋。
在抗疫过程中，各地的士绅乡贤也尽力给予协助。清乾隆帝曾谕群臣：“从来救荒无奇策，富户能出资赈粜，足以助官赈之所不及，于闾阎殊有裨益。”士绅乡贤在购置治疫药材、施粥接济百姓、收埋尸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疫情的防治效率，而且弥补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正因为官府抗疫与民间自救密切配合，才最大限度减少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受疫情影响的社会秩序也得以尽快恢复。
经过长时间的抗争和对疫情的深入了解，历代除了在疫情暴发时组织力量，积极应对，也注意通过医药管理、医书刊印、仓储设置、司法审判等制度建设，加强疫情预防，形成一整套防治结合、多措并举的疫情治理方式。
秦汉以后，中央陆续建立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尚药局等医疗卫生与医药管理机构，遇地方疾疫流行，遣医官分而治之。西晋出现了专门性的医疗及医药管理法规《医药疾病令》，至唐代，形成更为明确具体的《医疾令》，无论医官、医士的培养、选拔、考试、差派、考核、升赏，还是医药的采购、存储等，均有详细规定。明代颁布惠民药局之令，在各府州县遍设惠民药局，拨付公帑购置药材，每逢疫情暴发，凡军民之贫而病者，皆由医官治疗并发给药物;还在各地开办医学，培养医生。清代承袭明制，普遍建立地方药局，选择良医，尽心救治病患，全力保全民命。
为了普及医药知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统一审核、收集和刊印医药书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下诏设立校正医书局，委任专官，集合名医，对历代流传下来的医药书籍进行集中整理，《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等医书都得到认真校勘并颁行全国。明嘉靖时，世宗为帮助百姓抵御疫病侵袭，还亲自制定、检验《济疫小饮子方》，下令礼部刊印。
明清各府州县遵照朝廷政令广设预备仓、常平仓，储藏粮米，遇年荒赈贷百姓，逢灾疫救济民生。清代还于乡村、市镇广设社仓、义仓，使仓储备荒防疫体系进一步完善。皇帝非常重视发挥仓储在抗灾防疫中的作用，明太祖曾下谕：“天下预备仓廪正为荒歉而设，即遣人与县官、耆民，照户给之，务使饥民切霑其利。”康熙帝也说：“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丧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朕每闻水旱灾伤，即遣官动支正项钱粮赈济，以此故也。”
鉴于罪囚久系狱中，在酷暑时节容易感染疫病，明清还实行热审之制，避免狱中疫情肆虐。每年孟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官审录罪囚，徒、流以下，减等发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神宗下诏：“寄监人犯暑月易生疾疫，每夏四月，比照热审事例清查释放。”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孟夏之月天气始炎，将驯至于大暑也，恐罪人之系于囹圄者气相郁蒸，或致疾疫，故于是时也，于刑之薄者即结断之，不使久系;罪之小者即遣决之，不使收系;系之轻者即纵出之，不使复系。”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丰富的智慧、坚强的意志，一次次战胜了疫情。今天，相信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受住锤炼和考验，取得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郑洪/文，《求是》2020年第4期;《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何一华/文，《华西都市报》2020年2月25日;《古代瘟疫爆发的背后：饺子竟用来防治，愚昧方法数不胜数》，陆弃/文，《博客中国》2020年第2期;《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王宏治/文，《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历史上，北京曾这样抗击疫情》，刘永加/文，《北京日报》2020年3月6日;《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邹大海、韩毅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古代抗疫举措中彰显的民族智慧》，张晋藩、王斌通/文，《光明日报》2020年4月8日）
我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对疫情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古代防疫史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智慧、坚强的意志。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中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借鉴。
在一些重要时刻，瘟疫影响了历史进程
疫病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所以每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字中都留下了疫病的记录。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殷商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其内容大多数是古人占卜的卜辞，其中就出现了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卜问商王是否染病？这种病是否会蔓延？并且明确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疟、疥、蛊等，这是中国关于传染病的最早记载。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发生瘟疫是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
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代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數”。
在一些重要时刻，瘟疫还影响了历史进程。例如，三国时期全国人口最后不到1000万，不只是战争原因，亦有瘟役推波助澜，造成大量死亡。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曹操之子曹植则在《说疫气》中，记载了东汉末年的另一场疫情：“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那一年的瘟疫大流行中，每家每户都有人死去，甚至有的全家、全族都死绝。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好友，这场瘟疫夺去了其中四人的生命，曹丕在给挚友吴质的信里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四人死在这场瘟疫中，曹丕感慨痛惜于亲朋遇难，知音难再得。
唐代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明末李自成起义成功，不只是因为明军的无能，当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瘟役，史称“京师大疫”。这次瘟疫是一次鼠疫，席卷北京、天津及华北数省乃至南方，北京由于瘟疫死亡20多万人，陕、晋、冀三省死亡高达上千万。《崇祯实录》称：李自成攻进北京城时，那里“日出万棺”，差不多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半鬼之城。由于瘟疫的暴发，明军早已失去了抵抗能力，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大体而言，疫灾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具体的原因有气候寒冷，五胡入华导致的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还有自然灾害频发，一般说来战争和饥荒后很容易爆发瘟疫。中国的人口数在西汉最高达到6000万，三国时人口最初2000万，东晋时降到800万，瘟疫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曹操在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惨痛的真实写照。
第二次瘟疫的高发期是明清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玉米、番薯这样的高产作物传入，人口数量上升，明代人口数达到2亿，清代更是增长到4亿人口。人口密度增大，流动性强，为疫病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代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饺子成为最早治疗瘟疫的药物之一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但传染病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人类对传染病真相的认知，要到17世纪后叶荷兰人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菌之后，古人对疫病的认知难免要怪到鬼神身上，或者说阴阳四时不调和所致。
中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到汉之间，作者假托黄帝，就说到了瘟疫的防治。黄帝对岐伯发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就是说，疫病相互传染很厉害，没办法救治患者，怎么样才能不传染呢？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岐伯说，不感染的关键是“正气存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状态好，免疫力强，就没事。后面岐伯还提供了几种防疫的方法，其中一种是靠气功，想象五种不同颜色的气在五脏中运行，五气护身就可以百毒不侵。 大多数古人对于瘟疫，是很难站在科学的角度上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于是，他们想出了很多迷信、愚昧的办法防治瘟役，具体说来，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作法驱鬼。古人认为瘟疫的形成，是瘟鬼的事。因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驱疫鬼者的这些把戏，后来演变成戏曲品种——傩戏。
二、设醮驱疫。道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遇到疫情，道士们便设立道场祈福消灾。其实道士设醮和驱疫鬼者驱疫是一个道理，最多起个心理安慰作用。醮的意思就是祭祀，一种古代礼仪而已。
三、纸船送瘟神。毛泽东诗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民俗。叠纸船点蜡烛将瘟神送走，也只能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老百姓面对瘟疫的恐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自求多福。
四、天子下“罪己诏”驱疫。天子们认为发生瘟疫是上天警示自己，于是自然有责任作个自我批评，恳求上天饶恕自己一次，今后一定好好做个好皇帝。而普通百姓也会认为连天子都作自我批评了，瘟疫很快就会过去。
当发现一些愚昧的做法不足以制止瘟疫时，一些富有探索精神的人开始尝试药物治疗。《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
饺子是中国传统美食之一，其实里面还有一段中药治疗瘟疫的故事。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天降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名医张仲景发明了一种药叫“祛寒娇耳汤”，也就是最早的饺子。这种饺子的皮是面皮，但馅却是煮熟切碎的羊肉、辣椒和祛寒药材。得病的百姓吃了这种饺子，全都病愈。
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习俗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东汉马援在出征越南（古时叫交趾）时遭遇瘟疫，军医建议用薏苡仁预防瘴气，有一定成效;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民间习俗中的饮雄黄酒、挂艾叶等，其实是为了杀菌抑菌。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也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代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总之为了治病，古人想尽了办法，才使得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得以存活下来。
药物之外，人们也采取隔离的方法控制疫情。在甲骨文中，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辞有“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
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開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
这方面仍以宋代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比如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那时候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历史上，北京地区曾这样抗击疫情
历史上，北京地区曾多次发生疫情，朝廷每次都是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渡过难关。
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了迁都，对中都进行扩建，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人参与施工。这几十万人负责营造宫殿修筑城墙，并增建城门13座，左丞相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 北京地区土质含沙量大，故而修筑城墙用土均来自涿州。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全靠人力运输。据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除（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极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工役多疾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一边让宫廷内的医药机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500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据《金史·张浩传》载：“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海陵王推出了一系列奖惩措施。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元代北京地区也发生过非常严重的疫情。元代建立之初，河北、河南、山东境内烽火连连，兵荒马乱，为避战乱，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涌向京城。这是造成大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据《元史》载：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都）大疫。”
元时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瘟疫发生后，朝廷积极组织医户参与疫病的治疗，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开仓赈济，分派医生，发放药物。地方官府办的“惠民药局”也在抗瘟疫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后期，北京地区也发生了不少大瘟疫。据《明实录》载，明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北京“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朝廷“令太医院发药，户部与锦衣卫宫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更为严重的是暴发了波及山西等华北数省的大鼠疫。
万历十年（1582年），鼠疫传到河北宣府（今宣化）地区，再传入北京。据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灾祥》载：“人肿劲，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病其实就是颈项肿大。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时亢阳，雨泽鲜少”，“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政府采取措施，“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給散，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据太医院奏报：“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抱病就医，问病给药，日计千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五城共医过男女19590人，共用过药料14668斤8两。”
到明末崇祯十四、十五、十六年，北京连续发生大疫，史载“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特别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自二月至七月间，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而且病毒发生变异，造成死亡者剧增，“死亡日以万计”，“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史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就是现在所说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
清代档案也记载了这次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疫疠流行时，明政府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会京师疫疠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上又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遵用，仍命礼部刊行”。
皇帝亲自检方创制防疫处方，这在古代流行病防治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看出嘉靖皇帝对控制疫情的重视。
万历时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较为得力。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礼部题，“奉圣谕施药救京师灾疫，即于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散药，复差委祠祭司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设法给散。随于五月三十日据中城等兵马司造册呈报。五城地方郎邓璋仍发本处予备仓及两淮、两浙盐价银十万两给之”。
同时，朝廷对疫情较重的京城地区还实行了更为宽松的免税政策，也对抗击疫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清代北京城内外有15个年份发生了瘟疫。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贺。”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
康熙《通州志》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定都北京后开始采取隔离痘疹患者的措施。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
到了康熙年间有了人痘接种术。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定弼求痘医，得朱纯嘏和陈添祥二医，为皇子皇孙种痘皆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除了天花，清代时其他疫情也是多有发生。对于这些瘟疫的出现，清政府十分重视，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疫疠盛行，广施药饵”。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在五城设药厂15处，为百姓免费治病。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同时，朝廷还在赈济、医疗、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终于得以渡过难关。
宋代是古代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发生重大疫情后，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比如《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
到了唐代，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
宋代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暴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创办官办药局——买药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药品的专业机构。买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除此之外，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唐宋两代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及其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到元代和明代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统治的日益腐败，“惠民药房”也渐渐没落。到清代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宋代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代最值得研究。
宋代是华夏文明中饱受争议的朝代之一。民族屈辱、皇帝北狩成为统治者无法抹去的伤痕，国防不堪一击更与其庞大体量格格不入。但宋代经济体量在历朝名列前茅，四大发明之三与之密切相关，也自宋代起，国家层面公共卫生领域的管控逐步加强，其措施领先受黑死病折磨的欧洲数百年。
中国医学可追溯到岐黄之术，而历朝历代均有名医于草药学上卓有成就。古人有云：“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唐宋时代，孙思邈、王焘、旅日的鉴真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医生。到了五代时期，也涌现出来了韩保升这样的医学名家。这些医学家在治病救人中总结下来的经典著作都给后世留下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此外，防疫的相关药书，如苏轼的《圣散子方》、官方的《庆历善救方》等在应用方面促进了疫病防治，北宋著名的大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的医药学内容。宋代医学具有深厚的底蕴，统治者和群众对疫病都有一定的认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民生医疗救治有所关注，为公共卫生防疫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著名伤寒学家庞安时，出身医学世家，毕生潜心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寒温分治的观点，认为伤寒与温病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外感热病，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被称为“北宋医王”。
据记载，庞安时临诊经验十分丰富，为人治病十愈八九，名噪江淮一带。他还和苏轼交往很密切，也为苏轼诊治过疾病，被苏轼记录在笔记之中。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并未幸免于大灾大病，南北两宋在史书记载中有超过百次的重大瘟疫。这与宋代人口的急剧膨胀、大都市人口密集不无关系。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山川郁雾毒，瘴疠春冬作”，对当时瘟疫的描写就可见一斑。其中，南宋中期瘟疫爆发最为集中，南宋末期亦是频发瘟疫。
从地理上，由于北宋向南宋的政治迁移伴随的人口流动，两宋瘟疫发生的地理分布也呈现由北向南的中心转移。此外，南方开发相对落后，瘴气也有分布，湿热天气也是疾病肆虐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开封、临安作为政治大都市，也多被瘟疫肆虐，迫使皇帝移驾附近城市，城中连绵横死者不计其数。
至于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疫情也未止步。尤其是成都府路，仅在87年间就有六次饥疫，而其他种类的如麻疹、天花和当地盛行的瘴疠更是数不胜数。
此地民间盛行宋代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的传闻，虽未经证实，却被认为是世界上首先有记载使用人痘防治天花的案例。面对疫情，即使是统治者及其身边亲友也不能幸免于难。
面对蔓延的瘟疫，官府均出手救济，民间医者、地方士绅也相助地方缓解灾情。北宋京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在瘟疫横行时，朝廷均有太医局出面，以草药供之，并由皇室、贵族捐钱济贫。宋史中就有记载皇室拿出柴胡来制成药材：“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中央在瘟疫发生之时会拨给地方资金用于购置药物防止病疫，虽时效不显，但财政拨款专项用于医治地方瘟疫的制度自此常存;赈济的同时要求地方核实情况，上报瘟疫形势，奖惩分明;统治者也会祭天、下罪己诏，以示诚心。“绍兴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
地方在向中央上折请求援助的同时，也会寻医发放药物、清理环境、保持卫生，并打压利用瘟疫扰乱民心、侵占财物的人。尤其是针对利用巫术、传教等方式散播谣言祸害地方的不法分子。
南方瘟疫多发生在春夏之时，因此治愈时间较长，由此常形成流民，这些流民衣食无着，不讲究卫生，都聚集在一起，极易形成疫病的大暴发。宋史记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江淮地区的二三十万百姓为了避乱，躲到了江南，在山谷中露天居住，结果因为冻饿加上疫病，死者过半。“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眾。” 在元祐四年（1089年）的饥疫中，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曾减价销售地方粮仓中的大米，个人捐钱建立看病的医院——“安乐坊”，前后三年，这座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办医院当时治愈的病人可谓是不计其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宋会要辑稿》也提到过：崇宁二年（1103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
苏轼还写有医论、医方存世，著名的《苏学士方》便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至今犹存。
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官员能得力防控疫情，这也是宋代国家对于疫病防控有着统一的认知。宋代印制了大量前代的医书，遇到疫情时宋代朝廷会采取直接派遣医生、颁发药方，直接赐药等多种手段，还会对疫情严重的地方減免税收;另外还会建立专门的临时机构和隔离场所，安排专人埋葬死者等等。
宋代官办的药局在防范瘟疫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药局名义上直属中央统治者，政府可直接命令药局取药救济地方百姓，在这过程中民间或官方的中医医师，尤其是专于医学的地方官吏在地方治理、防止病疫的过程中也积攒了数量相当庞大的方剂和药方，成为各朝各代在面对疾病时的法宝。
宋代一度还对外国的疫情进行医疗援助。《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治天花上，宋代开创的人痘法一直到清代，都算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防治天花的手段之一。清代时期，俄国、日本等都来中国取经，学习人痘法来防治天花病毒，而英国医生发明牛痘，从渊源上来说，其实也是来源于我国宋代。
宋代时期的卫生防疫受限于时代，虽然未能完全认清瘟疫实质，人民依然饱受疫病的困扰，但宋代整个国家的防控体系，确实还是为社会维稳和为民去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一些做法，至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如何对抗鼠疫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代可以算是个瘟疫多发的朝代，因瘟疫而死亡的人口数量堪称罕见。综合《明实录》数据来看，有明一代，仅京师北京一地就发生过16次瘟疫。
大明立国之初，北京尚且安定（当时首都不是北京），随着成祖迁都，北京也开始繁华了，人口激增，清代人写的史料中认为明代宫廷仅太监就有10万。这从侧面可以反映，朝廷的到来，必然给北京的人口造成负担。人多了，病菌的传染源就多了，所以到了景泰七年（1456年）冬天，顺天府发生了瘟疫，不过瘟疫仅发生在北京城外地区，北京城内尚未被传染。
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夏，瘟疫首次出现在京师城内，此次瘟疫京师死亡的人口不多。接着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夏天，瘟疫再次袭击了北京，但死亡情况未有记载。
如果上面三次仅是京师瘟疫的“牛刀小试”，那么从嘉靖中期到明代灭亡的这100年间，可谓瘟疫肆虐，近100年间北京共发生了13次瘟疫，平均8年左右爆发一次。仅嘉靖中期以后，北京就发生了6次瘟疫。而后万历年又爆发了5次大瘟疫，这其中尤其以万历十年、十四年爆发的“大头瘟”和万历十五年的“羊毛瘟”最为出名。之后，崇祯皇帝又碰上了明代最严重的的两场瘟疫，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季和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瘟疫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破坏，尤其是1643年的瘟疫是有明一代京师因瘟疫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通过列举明代北京历次的瘟疫我们看出，瘟疫高发季节主要在春季和夏季，且又以夏季最为频繁。瘟疫的类型主要有“大头瘟”“羊毛瘟”“吐血瘟”及痘疹等，但是需要指明，这些名称是史书中记载的名词，而这些瘟疫是不是鼠疫，限于史料原因，具体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古代所说的瘟疫。
既然是瘟疫，那一定是传染力极强，破坏性极大，防治困难的烈性传染病。那么它们的破坏有多大呢。在此列举几个《明实录》的记载：“（万历十年）三月，京城内外，灾疾流行，人民死者甚众”，崇祯朝“死亡者昼夜相继，阖城惊悼”。
所以出现了关于明代灭亡原因的一种观点，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大瘟疫，使得北京军士减损20万，“闯贼”破关之前，大明帝都已经摇摇欲坠，大明的帝都防卫军不堪战斗了，所以“闯贼”才能轻易攻破北京城，灭亡大明。
北京瘟疫多在水旱等灾害发生之后发生。如嘉靖三十二（1553年）年，北直隶一带发生了大水，之后就是饥荒，百姓可以说是饿到吃树皮草根，易子相食的地步了。随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京师内外就发生了大瘟疫。
万历年间的瘟疫，都发生在同年的饥荒月份之后。如万历十五（1587年）年，五月发生“天时亢阳”，孔颖达解释《易·乾卦》时说：“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明史·陆树德传》：“仲夏亢阳月”，大意就是太热，太热的结果就是旱灾，然后就是万历十五年的瘟疫。崇祯皇帝最倒霉，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后连续4年大旱灾，这期间就夹杂着大瘟疫。
其实水旱灾之后发生瘟疫是必然的。因为古代社会防灾能力差，一旦水旱灾发生，就是粮食歉收，发生饥荒，百姓饿得把一切能吃的都吃了，什么树皮草根都吃，这样极易染上病菌。这些人又很可能因此染病而死，然后尸体无人处理，天气一炎热就容易传播病毒，瘟疫就会出现、扩散。
当然饥荒的另一解决办法就是百姓逃荒，往哪逃呢，一般首选天子脚下的皇城，但即使到了皇城也有很多人饿死，尸体无法收拾，春夏之季，细菌病毒滋生，蚊虫鼠蚁再一传播，这就是瘟疫传播扩大的一大原因。
北京从地理上看，作为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核心，皇族、官员、商贩百姓等等人口自然密集，加上明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所以京师屯兵更是正常，这样人口就是密上加密。这么多人口，空气流通困难，病菌繁殖;再有古代如厕可不是现代的抽水马桶，如果素质再低点甚至可能随地大小便，垃圾随地乱扔。工部官员孙善继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的奏疏中说：“国家宫府、市廛、沟渠、街道……近年来执掌浸废，街道秽积，所在为丘;沟渠壅塞，一雨成沼。”这就容易滋生病菌。所以一旦北京发生一起疫病，传播速度极快，感染人群必然众多。 作为天子驻在地，京师发生瘟疫，官方一定重视，政府自然采取积极措施。明代防治瘟疫一般就如下几点：
一、掩埋尸体。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大瘟疫，宪宗皇帝就亲自发上谕，“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万历年间的大瘟疫，官方也是给民众提供草席棺木让民众掩埋死者。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
二、派官员祈祷。古代一般认为瘟疫大灾的发生是上天示警，是皇帝犯了过错，所以皇帝要下个罪己诏，派个官员诚心祷告祈求上天原谅。神宗皇帝时，就命礼部择吉日祈祷。崇祯皇帝也曾命正一教大真人张应京祈祷。虽然实际效果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对那个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多少能给一般民众一些心理安抚，防止百姓们做出格的事。
三、派遣官吏问诊施药。这就是《女医明妃传》里面的镜头了。古代社会科技不发达，但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的确有一套。明代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体系，官方的太医院医官、医生一般都有300多人，地方上京师所在地顺天府还有惠民药局，一旦瘟疫暴发，尤其是嘉靖朝之后，皇帝都会命令太医院开门，令太医等人深入民间问诊、施药。这一点作为统治者爱民亲民的表现，史书会大记特记，所以史书中很容易找到记录。如《世宗实录》所载：明世宗本人亲自撰写方书（世宗衷心道教，对求生炼丹非常擅长），制成《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还命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嘉靖二十四年更直接“于朝天宫门外施药”。
四、除了官方就诊施药之外，政府也会向民众发放钱财、动员民间医生。京师重地民间医馆自然也不少。万历10年，万历皇帝不仅命令太医问诊施药，还直接动用太仓官银，给每个患病者“银六分、钱十文”。
正是明代皇帝重视疫病的传播，所以虽然疫病来势汹汹，但在最坏的情况下，把损失减少到了最小。
在天花最为猖獗的时期，清代采取了哪些措施
病毒学家根据生物对人类、动物或植物造成的传染性和破坏性，设立了生物安全等级。简单来说，病毒的传染性越强，生物安全级数也越高。因此，艾滋病、SARS列为三级病毒，而天花跻身最高的四级，其威力可见一斑。
天花病毒是一种依靠空气传播的痘病毒，结构复杂，生命力强，在痂皮、被服、尘土中存活数月至一年半之久，潜伏期平均约12天。天花分为大、中、小三类。它们病症相似，只是致死率不同。大天花会在3至5天内，出现无法控制的毒血症或大出血，导致患者死亡，致死率超过25%，中天花毒性减半，致死率为12%，小天花仅有1%存在生命危险。天花造成全世界至少3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最早被消灭的传染病。
大約公元1世纪，天花由越南传入中国，中医称为“痘疮”。至明末，这种病毒已经遍及中原。崇德年间，皇太极选择第一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大动兵戈，而四月到八月往往偃旗息鼓。之所以在冬季征明，皇太极是出于两大因素的考虑：一是后金居住在东北，对天花没有免疫力。二是天花喜热畏寒，后金军队在冬季作战，可以有效避免感染天花。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八，出征的贝勒发回战报，称：如若增兵，“勿以未出痘者遣之，患痘症”。皇太极回复：“倘遇时行痘疾，可令我未出痘之诸贝勒及蒙古未出痘之诸贝勒还，……其随从亦酌量遣回。”由此证明，皇太极为了避免感染天花，减缓了军事行动。
“崇祯三年正月癸亥，建人之建昌。东风解冻，敌马减弱，建人最畏痘，三月壬午，四王子（皇太极）次房山，轻骑向都城，遣使持书议和。四王子观城北大门道旁，痘殇累累，惧不敢进。”激烈的战事因“痘殇累累”而中止，足见后金畏痘如虎。
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明金战事陷入胶着之际，金将扬古利建议：“我今当深人敌境克城堡，贝勒、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上还都。”此时正值天花高发的夏季，皇太极只派遣生过天花的将官出征，以此减少天花对后金军队的伤害。
天花传染性极强，一旦在军营中扩散，后果不堪设想。皇太极对此要求各牛录发现天花患者，其章京必须及时通报，不得延误。皇太极曾因“固山贝子博和托闻本牛录下索克什出痘，又经松阿里告，竟不声明，仍留在营，与御营相近，罪一，……着革去贝子爵，罚银三百两。”皇太极通过对贵族革爵罚银的方式，强化后金对天花的重视程度。
皇太极对天花倍加警惕，依然防不胜防。清初定鼎中原的“八大铁帽子王”中，岳托和多铎先后罹患天花而薨。有鉴于此，顺治病逝后，孝庄皇太后听取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认为顺治三子玄烨出过天花，具有终身的免疫力，将其扶立为帝。
康熙即位后，意识到天花对清王朝的威胁，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天花的蔓延。他在北京设立专门的“查痘章京”，向八旗普及防范天花的知识。对“其出洋贸易回国家，官阅其人有痘发，则俟平复而后使之人”。这一制度延续到嘉庆年间，查痘范围扩大至来华商船，成为中国最早的检疫制度，同时，在太医院成立痘疹科，广征名医，加强治疗天花的力度。
当时，蒙、藏、回、维等各民族首领大都是未出过痘的“生身”，由于天花的肆虐，各民族的入京觐见制度一度中止。康熙曾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巡幸热河，发现了一处避暑胜地。于是，他兴建避暑山庄，建立围班制度。如此一来，既能消暑纳凉，又避免少数民族贵族感染天花，融洽了和各族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是对传统隔离措施的创新，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其实，种痘免疫是预防天花最有效的措施。清代医家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指出：“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据此推断，至少在16世纪，种痘法已经在民间普及了。
种痘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痘衣法是给接种者穿天花患者的内衣。痘浆法是鼻中塞入用蘸有天花泡浆的棉花。旱苗法是把天花痘痂细末吹入接种者鼻内。水苗法和痘浆法类似，不过痘苗由泡浆变成了调湿的痘痂。 当时的医生发现，直接用天花泡浆或痘痂接种，毒性较大，接种者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医生将这种痘苗称为“生苗”。清代医家朱奕梁的《种痘心法》和郑望颐的《种痘法》不约而同采用了安全可靠的“熟苗法”。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不可不知。”“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这一做法是通过连续接种和选炼，达到保留免疫抗原、降低疫苗毒性的目的。“熟苗法”和现代疫苗法不同的是现代疫苗采用动物代替人体进行接种培养。
随着人痘接种法日益成熟，康熙不仅大力向民间推广，还命皇子在年幼时全部种痘。此后，“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十八世纪初，土耳其自俄罗斯引进人痘接种法，并且改进为针刺法。
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将种痘法带入英国，在当地颇为流行。1798年，英国医生琴纳在针刺法的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法。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痘接种法依然在民间盛行。
综上所述，只要措施得当，天花并非不可战胜。康熙在《庭训格言》中自豪地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今边外四十九旗，俱命种痘。凡所种者，皆得善愈。”
从当初的“惧不敢进”到后来的“皆得善愈”，说明天花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力遏制。
古代抗疫举措中彰显的民族智慧
古往今来，疫病一直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我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对疫情的规律性认识。《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称：“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周礼·天官冢宰》载：“四时皆有疠疾”。疫情横行之际，百姓深受其苦。然而，无论疫情如何肆虐，中华民族始终没有低头和退缩，而是奋起抗争，抵御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灾疫侵袭，在疫情过后迅速复耕田地，繁衍人口，繁荣商贸，振兴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坚韧、博大深邃的智慧，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与历代不断完善的抗疫举措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疫情关乎百姓安危，影响国家税赋收入，因此，历代在立法时都将疫情奏报列为国之大事，要求地方官据实上报，各地驿站不得拒绝和延误。唐令规定，呈报疫情的官文书须遵循“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的期限，延误者处罚。《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大明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时要求地方官详细勘验疫情致损情况，杜绝瞒报漏报，以确保朝廷准确掌握受灾情况。《大明律·户律·田宅》“检踏灾伤田粮”条规定地方官对一应灾伤田粮，应亲诣田所用心勘察，如故意隐瞒，通同作弊，须负相应刑责。
为督励各级官员全力抗疫，朝廷不仅派遣监察御史等钦差巡视、指导，而且将地方官的抗疫表现列入考课。对于因私废公、借机虐民、慵懒畏避的恶吏，一律依法严惩;对于奉公守法、廉能昭著、舍身救民的贤吏，则及时褒扬，以示奖优汰劣，赏罚分明。法律特别注重对上官的考课，只有上官勇于任事，居下位者才不敢疏忽。明景泰五年（1454年），右都御史李实巡抚湖广期间擅作威福，对人民饥疫救治不力，上疏自责，被朝廷撤换。这一严治上官的举措，使地方震动，纪纲为之一振。
历代法典还载有专条，打击谣言，稳定人心。《大明律》《大清律例》均设有“禁止巫师邪术”条和“造妖书妖言”条，明确了对制造及传播妖术、谣言等行为的刑事制裁，尤其规定，利用“谶纬、妖书、妖言”惑乱人心者，处以死刑。
除了法典规定，皇帝在疫情暴发时，也严令各级官吏施行仁政，安抚民生。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颁布《宽恤事宜》，专门强调赈恤百姓和收葬遗尸：“水旱灾伤去处，如遇饥民缺食，有司加意抚恤赈济，逃民招抚复业，免其粮差三年，及各处地方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在法律的嚴格要求和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官一般都能积极抗疫，实施开仓济民、差医治疗、建立义冢、收养遗孤等一系列措施。为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地方官在大疫之后，多立足本地实际，向朝廷奏请免除或缓征税赋。
在抗疫过程中，各地的士绅乡贤也尽力给予协助。清乾隆帝曾谕群臣：“从来救荒无奇策，富户能出资赈粜，足以助官赈之所不及，于闾阎殊有裨益。”士绅乡贤在购置治疫药材、施粥接济百姓、收埋尸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疫情的防治效率，而且弥补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正因为官府抗疫与民间自救密切配合，才最大限度减少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受疫情影响的社会秩序也得以尽快恢复。
经过长时间的抗争和对疫情的深入了解，历代除了在疫情暴发时组织力量，积极应对，也注意通过医药管理、医书刊印、仓储设置、司法审判等制度建设，加强疫情预防，形成一整套防治结合、多措并举的疫情治理方式。
秦汉以后，中央陆续建立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尚药局等医疗卫生与医药管理机构，遇地方疾疫流行，遣医官分而治之。西晋出现了专门性的医疗及医药管理法规《医药疾病令》，至唐代，形成更为明确具体的《医疾令》，无论医官、医士的培养、选拔、考试、差派、考核、升赏，还是医药的采购、存储等，均有详细规定。明代颁布惠民药局之令，在各府州县遍设惠民药局，拨付公帑购置药材，每逢疫情暴发，凡军民之贫而病者，皆由医官治疗并发给药物;还在各地开办医学，培养医生。清代承袭明制，普遍建立地方药局，选择良医，尽心救治病患，全力保全民命。
为了普及医药知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统一审核、收集和刊印医药书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下诏设立校正医书局，委任专官，集合名医，对历代流传下来的医药书籍进行集中整理，《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等医书都得到认真校勘并颁行全国。明嘉靖时，世宗为帮助百姓抵御疫病侵袭，还亲自制定、检验《济疫小饮子方》，下令礼部刊印。
明清各府州县遵照朝廷政令广设预备仓、常平仓，储藏粮米，遇年荒赈贷百姓，逢灾疫救济民生。清代还于乡村、市镇广设社仓、义仓，使仓储备荒防疫体系进一步完善。皇帝非常重视发挥仓储在抗灾防疫中的作用，明太祖曾下谕：“天下预备仓廪正为荒歉而设，即遣人与县官、耆民，照户给之，务使饥民切霑其利。”康熙帝也说：“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丧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朕每闻水旱灾伤，即遣官动支正项钱粮赈济，以此故也。”
鉴于罪囚久系狱中，在酷暑时节容易感染疫病，明清还实行热审之制，避免狱中疫情肆虐。每年孟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官审录罪囚，徒、流以下，减等发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神宗下诏：“寄监人犯暑月易生疾疫，每夏四月，比照热审事例清查释放。”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孟夏之月天气始炎，将驯至于大暑也，恐罪人之系于囹圄者气相郁蒸，或致疾疫，故于是时也，于刑之薄者即结断之，不使久系;罪之小者即遣决之，不使收系;系之轻者即纵出之，不使复系。”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丰富的智慧、坚强的意志，一次次战胜了疫情。今天，相信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受住锤炼和考验，取得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郑洪/文，《求是》2020年第4期;《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何一华/文，《华西都市报》2020年2月25日;《古代瘟疫爆发的背后：饺子竟用来防治，愚昧方法数不胜数》，陆弃/文，《博客中国》2020年第2期;《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王宏治/文，《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历史上，北京曾这样抗击疫情》，刘永加/文，《北京日报》2020年3月6日;《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邹大海、韩毅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古代抗疫举措中彰显的民族智慧》，张晋藩、王斌通/文，《光明日报》2020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