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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秩序的萌发、形成与维系并非完全以法律为依托，对其理解应摆脱法律中心主义的观念。社会规范在前政府时代社会秩序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博弈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为理解社会规范的出现和运作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同时也为社会规范的弱点及法律的功能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力的解说。
关键词：社会规范；合作；信号；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42-03
“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常态，它内生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但并不引发人们的行为，而只是人们给它贴的一些标签。［1］(P51)对社会规范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推进对制定法的认识，激发人们对诸如“法律规定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法律”等类似论断的怀疑，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法律与秩序的关系，即秩序的形成未必需要法律的支持。［2］
一、合作的演化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中的重要一点是，在后者看来，自由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人必须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延续自身。经济学家也观察到，个体之间的合作会带来社会意义上的剩余。但问题是，社会在宏观上的收益并不必定会保证微观的主体在每一次的行动中都会选择与他人合作。在考虑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达致目的时，人往往会做有利于自身的选择，且特别容易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这一点上，从孟子到休谟都有过类似的判断。《孟子﹒梁惠王》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休谟则观察到：“人类是大大地受想象所支配的，而且他们的感情多半是与他们对任何对象的观点成比例的，而不是与这个对象的真实的、内在的价值成比例的。……我们总是顺从我们的情感的指示，而情感却总是为接近的东西辩护的。”［4］(P575)社会生物学研究指出自私是人类天生的本性，即使是利他性行为也仍出于利己的考虑。［5］(P147)
博弈论为人们认清合作背后的运作机制带来新的视角。它将观察的视野从个人扩大至交往中的各方。［6］(P3)按照“理性人”的假设，个人还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但算计内容有不同。他会预测对方将要采取的行动，据此选择利己的策略。阿克塞尔罗德发现“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在促成合作上是最有效的，一旦建立便能有效抵御其他变异策略的破坏。这个策略一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回合中则根据对手在上一回合的表现来选择合作还是报复。它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于一身，［7］(P19-36)在解释合作的出现上，说服力较强。
理论上可能，现实中的问题则是如何选择合作对象。尽管有报复做后盾，但事先的审查却必不可少。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伴随现代化而产生的。在一个小群体社会或熟人社会中，人们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很难掩饰或隐瞒，挑选合作伙伴尚不构成问题。现代化带来的分工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与素不相识的人交易，并且经常迫不得已。因此，人们就必须谨小慎微，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交易中，更是需要精挑细选。
二、信号、信号传递与社会规范的形成
但仅有谨小慎微、精挑细选的决心还不够，人们必须依靠新的手段或制度去回应这些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新问题。于是，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们开始看重“信号”的作用。信号是人们用来表明自己所属类型的各种资源的统称。“一个信号就是：在加入某一关系之前先担负巨大的、可观察的成本。”［1］(P27)可以首先假定生活中的人分属好人坏人两种类型。前者的贴现率低，更看重未来的收益，在重复博弈中经常合作；坏人贴现率高，是机会主义者。好和坏不是道德评判，即使好人在“囚徒困境”时也会拒绝合作。
但即使一个人属于坏人类型，他也不想让这一情形为其他人所知。因为一旦相关的真实情况泄露在外，他就会被社群中的其他人所规避，从而减少了自己未来从中获益的机会。这样，一个好人必须努力通过种种可见的手段使自己与坏人区别开来，并努力使自己朝着好人的方向看齐，为此他必须向周围的人发送好人信号。在面临重复博弈时，信号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向对方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让人看出自己一直努力克制机会主义倾向。自我克制的表现越明显，时间越长，一个人就越会被看做一个好人。［8］一个机会主义者不会总在克制自己的机会倾向，他不会装好人装一辈子。
这种信号的内容表现为很多方面，包括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身份地位、家庭出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礼赠交际等等，也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家庭、社会、政治和商业。但无论是何种信号都必须足够有效，以至于让人一看就觉得他属于好人类型。而如此有效的信号只能是高成本的，是需要坏人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拥有的或仿效的，并且这些代价的付出在坏人看来又是不值得的。只有这样，信号才能产生区分的效果。因此，为发送信号，好人需要投资，并且有时候是巨大的投资。坏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并不看重未来的收益，因此，现在的成本就不会获得将来的弥补。好人也会进行炫耀性的消费，高档的服饰、贵重的用品、优雅的待人接物等等，这些都是实力的表现，也是展示自己属于好人的信号。［1］(P29)
如此看来，信号作为一个独立的标识就具备了标明好人坏人的作用。但区分好人与坏人的信号却非先在的，也没有哪一种信号天然地被用于标记好人和坏人，任何信号的产生及其所表达的意义都附属于实践。人们通常喜欢与一个举止优雅、衣冠楚楚的人交往，信任一个身穿绿军装的人，尊敬一个被称为教授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天然就是“优秀”、“可靠”的代号。而是因为，通过日常的观察我们发现，一般说来，具备这些外在表征的人贴现率都很低，其言谈举止、为人处世的风格一般都易于被我们接受。他们一般都比较平易近人，不粗鲁，知书达理；他们一般不会斤斤计较，并且经常还有一点无私、大度和慷慨；他们一般都耻于欺骗，为人正直。久而久之，我们渐渐地开始通过他们所具有的外在特征来给其定性。在一个需要不断与陌生人打交道因此信息成本高昂的社会中，这就是节省认知成本的便捷方式。于是，这些特征就转变成了一种信号，或者像有的学者称为的“文化资产”。［9］人们开始主动借助这些信号来认识别人，也希望通过发送这些信号被别人认识。信号开始具备了指向的作用，有了独立的意义。
在各种开路人中，政府天然具有优势。“权力主义的领袖常常成功地创设了节日、纪念物，甚至是关于国家/民族的种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迫人们采取一种符合官方目标或者不符合官方目标的公开立场。当人们参与到这些新创造的信号中来的时候，政府就成功地扮演了规范创业者的角色。”［1］(P47)一方面，政府行为的确可以较为容易地为社会确立某些信号供人们参照。但同时，另一方面，政府行为也会十分容易地摧毁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信号传递。此种情况下，政府在采取行动时就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的附随影响，这一附随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但也可能是消极有害的。
但由于信号的含义并不总是确定的，因此，信号传递并不总是有效。信号的标识性并不总是通过明确的文字划定，相应的认知手段也十分有限。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一个信号的代价逐渐降低，以至于低到坏人同样能担负起发送此信号的成本，信号就失效了。信号的失效使得信号不再具有区分的价值，但由于相应的废除机制并不存在，因此，如果许多人仍然遵循过去的信号传递方式，坏人就有了可乘之机。这些混淆都会重新增加人们的认知成本，从而迫使社会中出现新的符号来满足交往中的认知需求。于是，在不同的社会时空背景下，即使是同一个符号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信号价值。
三、私人执法与社会规范的运作
在缺少公权力的社会，存在着与公共执法相对的私人执法来维持秩序，例如，作为生物本能的报复和作为制度的复仇。［10］固然，复仇制度的重大缺陷是现代司法制度出现的一个因素，但作为制度的复仇的消亡却不意味着复仇因子的消失。“复仇作为一个制度是已经崩溃了；复仇的现象或事件并没有，也从来没有消亡。而且……它也不可能从社会中彻底消失。”［10］(P73)这些私人执法的表现就是社会规范的功能合理性。在一个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初民社会中，成员之间的相互监控和惩罚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虽然不存在一个可以集中行使的公权力，重大的公共项目的建设、日常纠纷的解决、犯罪行为的侦查抓捕等就都无法有效地展开，但社会仍然有这方面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因此出现了社会成员之间自发的组织、监控和惩罚。
另一方面，与公共执法相比，私人执法的比较优势使很多情况下后者比前者更有效。例如，过分依赖公共执法的社会运行起来既不经济也很难成功。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拥有的公共惩罚资源来自民间，因此也就有限。过度提取公共资源实际上等于加重民众的税务负担，而且也容易引起恶性循环。国家还必须将这些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产出最有效率的领域中，与之相比，私人执法并不受制于僵硬的规则和固定的程序，手段更加灵活，信息收集也更有效率。［11］(P151)而且，私人之间的惩罚往往更加直接和明显，不存在拖沓。
但社会规范为什么能起作用？原因就在于，当发现某个人的性格和行为难以被社区中的人普遍接受甚至为人所恶时，人们就会觉得他是属于低贴现率的坏人，因此不值得交往和信任。他的行为举止并不符合普通人的口味，容易招致人们的反感和厌恶，也就很少有人会主动寻求与他进行合作。但为什么流言蜚语也能起到规避和放逐的社会控制功能？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人们对流言蜚语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是在权衡了与其交往可能带来的收益和如果流言蜚语为真可能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之后做出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保守而不选择冒险，固然有风险偏好的不同，但即使是损失和收益持平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会做出保守的选择。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比起收益来说，相同数量的损失对人们的偏好有着更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埃里克•A.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孟子•梁惠王(上)［M］.
［4］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E. O. 威尔逊.人类的本性［M］.甘华明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6］艾里克•拉斯谬森.博弈与信息——博弈论概论［M］.王晖等译.姚洋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M］.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Dan M. Kahan, Eric A. Posner. Shaming White-Collar Criminals: A Proposal for Reform of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9, (Spring).
［9］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10］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N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LIANG Guang-yong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der may not solely depend on the legal system. Social norm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of in the pre-state era. The Signaling Theory and Game Theory provide insights in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norms, and meanwhile give some explanations on the weakness and the advantage of legal system.
Keywords:social norms; cooperation; signal; Game Theory
〔责任编辑：何晓晖〕
关键词：社会规范；合作；信号；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42-03
“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常态，它内生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但并不引发人们的行为，而只是人们给它贴的一些标签。［1］(P51)对社会规范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推进对制定法的认识，激发人们对诸如“法律规定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法律”等类似论断的怀疑，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法律与秩序的关系，即秩序的形成未必需要法律的支持。［2］
一、合作的演化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中的重要一点是，在后者看来，自由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人必须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延续自身。经济学家也观察到，个体之间的合作会带来社会意义上的剩余。但问题是，社会在宏观上的收益并不必定会保证微观的主体在每一次的行动中都会选择与他人合作。在考虑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达致目的时，人往往会做有利于自身的选择，且特别容易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这一点上，从孟子到休谟都有过类似的判断。《孟子﹒梁惠王》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休谟则观察到：“人类是大大地受想象所支配的，而且他们的感情多半是与他们对任何对象的观点成比例的，而不是与这个对象的真实的、内在的价值成比例的。……我们总是顺从我们的情感的指示，而情感却总是为接近的东西辩护的。”［4］(P575)社会生物学研究指出自私是人类天生的本性，即使是利他性行为也仍出于利己的考虑。［5］(P147)
博弈论为人们认清合作背后的运作机制带来新的视角。它将观察的视野从个人扩大至交往中的各方。［6］(P3)按照“理性人”的假设，个人还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但算计内容有不同。他会预测对方将要采取的行动，据此选择利己的策略。阿克塞尔罗德发现“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在促成合作上是最有效的，一旦建立便能有效抵御其他变异策略的破坏。这个策略一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回合中则根据对手在上一回合的表现来选择合作还是报复。它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于一身，［7］(P19-36)在解释合作的出现上，说服力较强。
理论上可能，现实中的问题则是如何选择合作对象。尽管有报复做后盾，但事先的审查却必不可少。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伴随现代化而产生的。在一个小群体社会或熟人社会中，人们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很难掩饰或隐瞒，挑选合作伙伴尚不构成问题。现代化带来的分工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与素不相识的人交易，并且经常迫不得已。因此，人们就必须谨小慎微，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交易中，更是需要精挑细选。
二、信号、信号传递与社会规范的形成
但仅有谨小慎微、精挑细选的决心还不够，人们必须依靠新的手段或制度去回应这些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新问题。于是，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们开始看重“信号”的作用。信号是人们用来表明自己所属类型的各种资源的统称。“一个信号就是：在加入某一关系之前先担负巨大的、可观察的成本。”［1］(P27)可以首先假定生活中的人分属好人坏人两种类型。前者的贴现率低，更看重未来的收益，在重复博弈中经常合作；坏人贴现率高，是机会主义者。好和坏不是道德评判，即使好人在“囚徒困境”时也会拒绝合作。
但即使一个人属于坏人类型，他也不想让这一情形为其他人所知。因为一旦相关的真实情况泄露在外，他就会被社群中的其他人所规避，从而减少了自己未来从中获益的机会。这样，一个好人必须努力通过种种可见的手段使自己与坏人区别开来，并努力使自己朝着好人的方向看齐，为此他必须向周围的人发送好人信号。在面临重复博弈时，信号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向对方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让人看出自己一直努力克制机会主义倾向。自我克制的表现越明显，时间越长，一个人就越会被看做一个好人。［8］一个机会主义者不会总在克制自己的机会倾向，他不会装好人装一辈子。
这种信号的内容表现为很多方面，包括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身份地位、家庭出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礼赠交际等等，也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家庭、社会、政治和商业。但无论是何种信号都必须足够有效，以至于让人一看就觉得他属于好人类型。而如此有效的信号只能是高成本的，是需要坏人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拥有的或仿效的，并且这些代价的付出在坏人看来又是不值得的。只有这样，信号才能产生区分的效果。因此，为发送信号，好人需要投资，并且有时候是巨大的投资。坏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并不看重未来的收益，因此，现在的成本就不会获得将来的弥补。好人也会进行炫耀性的消费，高档的服饰、贵重的用品、优雅的待人接物等等，这些都是实力的表现，也是展示自己属于好人的信号。［1］(P29)
如此看来，信号作为一个独立的标识就具备了标明好人坏人的作用。但区分好人与坏人的信号却非先在的，也没有哪一种信号天然地被用于标记好人和坏人，任何信号的产生及其所表达的意义都附属于实践。人们通常喜欢与一个举止优雅、衣冠楚楚的人交往，信任一个身穿绿军装的人，尊敬一个被称为教授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天然就是“优秀”、“可靠”的代号。而是因为，通过日常的观察我们发现，一般说来，具备这些外在表征的人贴现率都很低，其言谈举止、为人处世的风格一般都易于被我们接受。他们一般都比较平易近人，不粗鲁，知书达理；他们一般不会斤斤计较，并且经常还有一点无私、大度和慷慨；他们一般都耻于欺骗，为人正直。久而久之，我们渐渐地开始通过他们所具有的外在特征来给其定性。在一个需要不断与陌生人打交道因此信息成本高昂的社会中，这就是节省认知成本的便捷方式。于是，这些特征就转变成了一种信号，或者像有的学者称为的“文化资产”。［9］人们开始主动借助这些信号来认识别人，也希望通过发送这些信号被别人认识。信号开始具备了指向的作用，有了独立的意义。
在各种开路人中，政府天然具有优势。“权力主义的领袖常常成功地创设了节日、纪念物，甚至是关于国家/民族的种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迫人们采取一种符合官方目标或者不符合官方目标的公开立场。当人们参与到这些新创造的信号中来的时候，政府就成功地扮演了规范创业者的角色。”［1］(P47)一方面，政府行为的确可以较为容易地为社会确立某些信号供人们参照。但同时，另一方面，政府行为也会十分容易地摧毁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信号传递。此种情况下，政府在采取行动时就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的附随影响，这一附随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但也可能是消极有害的。
但由于信号的含义并不总是确定的，因此，信号传递并不总是有效。信号的标识性并不总是通过明确的文字划定，相应的认知手段也十分有限。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一个信号的代价逐渐降低，以至于低到坏人同样能担负起发送此信号的成本，信号就失效了。信号的失效使得信号不再具有区分的价值，但由于相应的废除机制并不存在，因此，如果许多人仍然遵循过去的信号传递方式，坏人就有了可乘之机。这些混淆都会重新增加人们的认知成本，从而迫使社会中出现新的符号来满足交往中的认知需求。于是，在不同的社会时空背景下，即使是同一个符号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信号价值。
三、私人执法与社会规范的运作
在缺少公权力的社会，存在着与公共执法相对的私人执法来维持秩序，例如，作为生物本能的报复和作为制度的复仇。［10］固然，复仇制度的重大缺陷是现代司法制度出现的一个因素，但作为制度的复仇的消亡却不意味着复仇因子的消失。“复仇作为一个制度是已经崩溃了；复仇的现象或事件并没有，也从来没有消亡。而且……它也不可能从社会中彻底消失。”［10］(P73)这些私人执法的表现就是社会规范的功能合理性。在一个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初民社会中，成员之间的相互监控和惩罚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虽然不存在一个可以集中行使的公权力，重大的公共项目的建设、日常纠纷的解决、犯罪行为的侦查抓捕等就都无法有效地展开，但社会仍然有这方面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因此出现了社会成员之间自发的组织、监控和惩罚。
另一方面，与公共执法相比，私人执法的比较优势使很多情况下后者比前者更有效。例如，过分依赖公共执法的社会运行起来既不经济也很难成功。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拥有的公共惩罚资源来自民间，因此也就有限。过度提取公共资源实际上等于加重民众的税务负担，而且也容易引起恶性循环。国家还必须将这些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产出最有效率的领域中，与之相比，私人执法并不受制于僵硬的规则和固定的程序，手段更加灵活，信息收集也更有效率。［11］(P151)而且，私人之间的惩罚往往更加直接和明显，不存在拖沓。
但社会规范为什么能起作用？原因就在于，当发现某个人的性格和行为难以被社区中的人普遍接受甚至为人所恶时，人们就会觉得他是属于低贴现率的坏人，因此不值得交往和信任。他的行为举止并不符合普通人的口味，容易招致人们的反感和厌恶，也就很少有人会主动寻求与他进行合作。但为什么流言蜚语也能起到规避和放逐的社会控制功能？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人们对流言蜚语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是在权衡了与其交往可能带来的收益和如果流言蜚语为真可能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之后做出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保守而不选择冒险，固然有风险偏好的不同，但即使是损失和收益持平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会做出保守的选择。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比起收益来说，相同数量的损失对人们的偏好有着更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埃里克•A.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孟子•梁惠王(上)［M］.
［4］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E. O. 威尔逊.人类的本性［M］.甘华明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6］艾里克•拉斯谬森.博弈与信息——博弈论概论［M］.王晖等译.姚洋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M］.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Dan M. Kahan, Eric A. Posner. Shaming White-Collar Criminals: A Proposal for Reform of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9, (Spring).
［9］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10］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N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LIANG Guang-yong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der may not solely depend on the legal system. Social norm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of in the pre-state era. The Signaling Theory and Game Theory provide insights in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norms, and meanwhile give some explanations on the weakness and the advantage of legal system.
Keywords:social norms; cooperation; signal; Game Theory
〔责任编辑：何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