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宋代开始,“以文为诗”的观念就已经被正式提出,而到了胡适手里,“以文为诗”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即“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除了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之外,“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在胡适诗歌中的意象上亦有所体现。虽然无论是意象之“扬”还是意象之“弃”,仍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意象的影响,但他对意象的创新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文为诗”的主张。
关键词:胡适;以文为诗;意象;扬弃;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诗歌创作改革的道路总是充满着艰难的蜕变与滞重的脚步,胡适追随前人“以文为诗”的脚步,大胆尝试,开辟出了一条“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新径,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格律诗节奏严谨、声律严密的结构模式,取而代之散文的表达手法和结构特点。他认为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创作的文学是死文学,而只有用白话文——这种活语言创作的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以文为诗”的主张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自然的音节”(“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代以诗的传统格律;其二是废文言而倡白话,以白话入诗;其三是“说话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剪裁,意境要平实”。胡适在白话诗创作的尝试中,不仅注重诗歌的语言、音节和形式等直观层面,对诗歌的意象也同样关注。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意象范畴内,意象所必备的两个要素就是“意”和“象”。许多诗歌的意象与其所表达的情感之间总是有着固定的、难以割舍的联系。虽然这体现了中国人的感性思维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后人反复使用这些固定意象而不敢有所创新的问题。值得提出的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一些外来事物被陆陆续续地引进到国内,一些诗人开始将这些新事物纳入诗歌的创作中,使其成为诗中的某个意象,再加上受到意象派的影响,对传统意象的扬弃和创新,开始在胡适的诗歌创作中萌芽。
一、对传统意象的扬弃在胡适诗歌创作中的萌芽
(一)意象之“弃”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其四“不作无病之呻吟”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伤春悲秋、睹物伤情的诗歌:“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并且强调“务去滥调套语”,认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这说明了胡适对那些代代相传且毫无新意、矫揉造作且无病呻吟的某些传统意象颇为不满,这也是胡适所摈弃的意象。同时,胡适也尝试着以此为突破口,摒弃那些陈旧的意象,为诗歌的革新带来新气象。以《沁园春·新俄万岁》为例: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兰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诗不但完全摈弃了那些老旧的传统意象,摆脱了陈陈相因的物象套语的窠臼,而且诗歌的语言风格也符合其所倡导的“平白易读”。施议对先生赞其“大题材、大感慨,颇能增强其体质;可为‘文章革命’之范例”。
胡适对某些陈旧的传统意象的摒弃无疑有助于其“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的倡行。对于这一点,胡适还提出文学创作“须言之有物”。他在《〈尝试集〉自序》中指出“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而不是反复使用那些已然用烂了的传统意象,这与其“作诗如作文”的要求之一“意境要平实质朴”是相契合的。也正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所以“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1]如此便达到了“作诗如作文”的层次。此为意象之“弃”。
(二)意象之“扬”
胡适对中国诗歌传统意象的“扬”可以分为“有意之扬”和“无意之扬”。首先是“有意之扬”。胡适在《读沈尹默的旧诗词》中指出:“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的。”因此,在《谈新诗》中,他认为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了浓丽的景象”;而“绿垂红折,风绽雨肥梅”、“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五月榴花照眼明”更是“何等具体的写法”。“绿垂红折”、“山吐月”、“水明楼”等即“具体的字”、具体的意象,这正是胡适所提倡的。
其次是“无意之扬”。虽然胡适对代代相传且毫无新意的传统意象颇为不满,但是他的某些诗歌创作依然没有摆脱与传统意象的暧昧纠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胡适对传统意象的“无意之扬”。以《江上》为例: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雨”、“江”、“霧”、“江楼”、“落日”都是古代诗歌中处处可见的意象,尽管整首诗描写的景象诗情画意,但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实在无从谈起,“应是音节试验之最初成果”[2],故鲁迅和俞平伯主张将其删去。 无论是意象之“扬”还是意象之“弃”,传统意象在胡适诗歌中的影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以文为诗”的主张。因此,要想摆脱披着新诗外衣的旧体诗,真正意义上做到“以文为诗”,这就要求新诗的创作要走出固守传统意象的“怪圈”,开辟出一条创作的新路子,治好“意象贫血症”[3]。
二、从意象的创新中探寻诗体的解放
胡适对意象的创新,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象”的创新,即新事象的涌现;其二是“意”的创新,即在原有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的创新。
对于“象”的创新,不同于传统意象取材于自然环境、现实生活和神话传说,胡适开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术等抽象层面,使得创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从意向的内容上看,这些抽象名词包括《一念》中的“地球”、“月亮”、“星球”、“无线电”、“轨道线”,《沁园春·春游》中的“香车”、“宝马”等专有名词;《四月二十五夜》中的“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等人名;《飞行小赞》中的“五千里”,《水调歌头》中的“三万里”、“两千里路”等数量词;《水调歌头》中的“赫贞江”,《文学篇七首(其七)》中的“春申江”等地名。从意象的用词上看,胡适对意象的创新包含三个特点:其一是用词偏白话。比如古诗中的意象为“地”、“大地”、“月”、“明月”、“星辰”等,而胡适的诗歌中则代之为“地球”、“月亮”、“星球”等偏白话的用语;其二是修饰成分的复杂化。比如古诗中的“大地”和“明月”,分别是用“大”修饰“地”、“明”修饰“月”,而在胡适的诗歌中对意象的修饰成分明显复杂化了,如《一念》中用“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修饰“星球”;其三是出现了许多三字短语和四字成语。比如《沈昆三兄的四十生日》中的“一窝猪”和“便便大肚”、《希望三首》中的“种花人”、《作诗送叔永(其四)》中的“南北东西”等等。运用这些创新意象所做的诗歌极富新鲜感,让人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在胡适对诗歌意象的创新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原有意象上对其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的创新。相比于传统诗歌借助意象感发抒情,胡适开始注重意象的描写对思想、语言、结构和声律的影响,由此引发了胡适在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于既往的内容,开始有所创新,以《老鸦》为例: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乌鸦”在传统意象中总是代表着“荒凉悲凄”,比如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辛弃疾“一片神鸦社鼓”,都表现了一种世事变迁、景态悲凉的气氛。然而胡适的这首《老鸦》却突破了传统意象的限制,将“乌鸦”的意象升华,一改“老鸦”所代表的“荒凉悲凄”的气氛,以“老鸦”自喻,抒发了胡适追求个性解放、向往思想自由的胸臆。特别是“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一句,体现了“老鸦”所代表的崇尚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改革者不能为世俗所理解的孤独和寂寞,充分体现了胡适对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的创新,可以说是一首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诗。
这些创新的抽象意象的出现,加固了白话入诗的根基,特别是三字短语和四字成语的出现,使诗歌的语言更具口语化的特点,也更符合“自然的音节”的要求。这样一来,胡适“以文为诗”的手法越趋纯熟化,也使“散文化”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化。
小结:
胡适“以文为诗”的倡导无疑影响了许多诗人的创作。胡适对传统意象大胆地扬弃与创新,不仅跳脱出了固守传统意象而不敢有所变革的“怪圈”,也为他“以文为诗的主张扫清了障碍。尽管胡适的某些抽象意象削弱了诗歌的形象特征和读者的联想空间,但毕竟开一代诗风,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正如胡适在1914年翻译的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乐观主义》中的第一句所说:“吾生惟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胡适本人积极进取、乐观有为的精神,指引着后人在诗歌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中国的现代诗歌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地建构了起来。
注释:
[1]陈绍伟.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M]. 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29.
[2]施议对. 胡适词点评(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11.
[3]张淼. 试论胡适、闻一多、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D]. 复旦大学, 2003.
参考文献:
[1]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
[2]陈绍伟:《中国新诗集序跋选》。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
[3]胡适:《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
[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
[5]胡适:《胡适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6]胡适:《胡适文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胡適:《胡适文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8]施议对:《胡适词点评》(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
关键词:胡适;以文为诗;意象;扬弃;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诗歌创作改革的道路总是充满着艰难的蜕变与滞重的脚步,胡适追随前人“以文为诗”的脚步,大胆尝试,开辟出了一条“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新径,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格律诗节奏严谨、声律严密的结构模式,取而代之散文的表达手法和结构特点。他认为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创作的文学是死文学,而只有用白话文——这种活语言创作的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以文为诗”的主张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自然的音节”(“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代以诗的传统格律;其二是废文言而倡白话,以白话入诗;其三是“说话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剪裁,意境要平实”。胡适在白话诗创作的尝试中,不仅注重诗歌的语言、音节和形式等直观层面,对诗歌的意象也同样关注。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意象范畴内,意象所必备的两个要素就是“意”和“象”。许多诗歌的意象与其所表达的情感之间总是有着固定的、难以割舍的联系。虽然这体现了中国人的感性思维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后人反复使用这些固定意象而不敢有所创新的问题。值得提出的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一些外来事物被陆陆续续地引进到国内,一些诗人开始将这些新事物纳入诗歌的创作中,使其成为诗中的某个意象,再加上受到意象派的影响,对传统意象的扬弃和创新,开始在胡适的诗歌创作中萌芽。
一、对传统意象的扬弃在胡适诗歌创作中的萌芽
(一)意象之“弃”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其四“不作无病之呻吟”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伤春悲秋、睹物伤情的诗歌:“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并且强调“务去滥调套语”,认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这说明了胡适对那些代代相传且毫无新意、矫揉造作且无病呻吟的某些传统意象颇为不满,这也是胡适所摈弃的意象。同时,胡适也尝试着以此为突破口,摒弃那些陈旧的意象,为诗歌的革新带来新气象。以《沁园春·新俄万岁》为例: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兰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诗不但完全摈弃了那些老旧的传统意象,摆脱了陈陈相因的物象套语的窠臼,而且诗歌的语言风格也符合其所倡导的“平白易读”。施议对先生赞其“大题材、大感慨,颇能增强其体质;可为‘文章革命’之范例”。
胡适对某些陈旧的传统意象的摒弃无疑有助于其“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的倡行。对于这一点,胡适还提出文学创作“须言之有物”。他在《〈尝试集〉自序》中指出“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而不是反复使用那些已然用烂了的传统意象,这与其“作诗如作文”的要求之一“意境要平实质朴”是相契合的。也正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所以“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1]如此便达到了“作诗如作文”的层次。此为意象之“弃”。
(二)意象之“扬”
胡适对中国诗歌传统意象的“扬”可以分为“有意之扬”和“无意之扬”。首先是“有意之扬”。胡适在《读沈尹默的旧诗词》中指出:“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的。”因此,在《谈新诗》中,他认为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了浓丽的景象”;而“绿垂红折,风绽雨肥梅”、“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五月榴花照眼明”更是“何等具体的写法”。“绿垂红折”、“山吐月”、“水明楼”等即“具体的字”、具体的意象,这正是胡适所提倡的。
其次是“无意之扬”。虽然胡适对代代相传且毫无新意的传统意象颇为不满,但是他的某些诗歌创作依然没有摆脱与传统意象的暧昧纠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胡适对传统意象的“无意之扬”。以《江上》为例: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雨”、“江”、“霧”、“江楼”、“落日”都是古代诗歌中处处可见的意象,尽管整首诗描写的景象诗情画意,但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实在无从谈起,“应是音节试验之最初成果”[2],故鲁迅和俞平伯主张将其删去。 无论是意象之“扬”还是意象之“弃”,传统意象在胡适诗歌中的影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以文为诗”的主张。因此,要想摆脱披着新诗外衣的旧体诗,真正意义上做到“以文为诗”,这就要求新诗的创作要走出固守传统意象的“怪圈”,开辟出一条创作的新路子,治好“意象贫血症”[3]。
二、从意象的创新中探寻诗体的解放
胡适对意象的创新,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象”的创新,即新事象的涌现;其二是“意”的创新,即在原有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的创新。
对于“象”的创新,不同于传统意象取材于自然环境、现实生活和神话传说,胡适开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术等抽象层面,使得创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从意向的内容上看,这些抽象名词包括《一念》中的“地球”、“月亮”、“星球”、“无线电”、“轨道线”,《沁园春·春游》中的“香车”、“宝马”等专有名词;《四月二十五夜》中的“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等人名;《飞行小赞》中的“五千里”,《水调歌头》中的“三万里”、“两千里路”等数量词;《水调歌头》中的“赫贞江”,《文学篇七首(其七)》中的“春申江”等地名。从意象的用词上看,胡适对意象的创新包含三个特点:其一是用词偏白话。比如古诗中的意象为“地”、“大地”、“月”、“明月”、“星辰”等,而胡适的诗歌中则代之为“地球”、“月亮”、“星球”等偏白话的用语;其二是修饰成分的复杂化。比如古诗中的“大地”和“明月”,分别是用“大”修饰“地”、“明”修饰“月”,而在胡适的诗歌中对意象的修饰成分明显复杂化了,如《一念》中用“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修饰“星球”;其三是出现了许多三字短语和四字成语。比如《沈昆三兄的四十生日》中的“一窝猪”和“便便大肚”、《希望三首》中的“种花人”、《作诗送叔永(其四)》中的“南北东西”等等。运用这些创新意象所做的诗歌极富新鲜感,让人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在胡适对诗歌意象的创新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原有意象上对其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的创新。相比于传统诗歌借助意象感发抒情,胡适开始注重意象的描写对思想、语言、结构和声律的影响,由此引发了胡适在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于既往的内容,开始有所创新,以《老鸦》为例: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乌鸦”在传统意象中总是代表着“荒凉悲凄”,比如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辛弃疾“一片神鸦社鼓”,都表现了一种世事变迁、景态悲凉的气氛。然而胡适的这首《老鸦》却突破了传统意象的限制,将“乌鸦”的意象升华,一改“老鸦”所代表的“荒凉悲凄”的气氛,以“老鸦”自喻,抒发了胡适追求个性解放、向往思想自由的胸臆。特别是“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一句,体现了“老鸦”所代表的崇尚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改革者不能为世俗所理解的孤独和寂寞,充分体现了胡适对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的创新,可以说是一首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诗。
这些创新的抽象意象的出现,加固了白话入诗的根基,特别是三字短语和四字成语的出现,使诗歌的语言更具口语化的特点,也更符合“自然的音节”的要求。这样一来,胡适“以文为诗”的手法越趋纯熟化,也使“散文化”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化。
小结:
胡适“以文为诗”的倡导无疑影响了许多诗人的创作。胡适对传统意象大胆地扬弃与创新,不仅跳脱出了固守传统意象而不敢有所变革的“怪圈”,也为他“以文为诗的主张扫清了障碍。尽管胡适的某些抽象意象削弱了诗歌的形象特征和读者的联想空间,但毕竟开一代诗风,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正如胡适在1914年翻译的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乐观主义》中的第一句所说:“吾生惟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胡适本人积极进取、乐观有为的精神,指引着后人在诗歌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中国的现代诗歌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地建构了起来。
注释:
[1]陈绍伟.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M]. 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29.
[2]施议对. 胡适词点评(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11.
[3]张淼. 试论胡适、闻一多、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D]. 复旦大学, 2003.
参考文献:
[1]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
[2]陈绍伟:《中国新诗集序跋选》。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
[3]胡适:《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
[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
[5]胡适:《胡适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6]胡适:《胡适文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胡適:《胡适文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8]施议对:《胡适词点评》(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