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闭幕后至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
　　于是，关于官越来越难当了的议论多了起来，记者也多有耳闻。这是好事情。相较于民生之多艰，官场的正常阵痛，又算得了什么呢？官场的阵痛，相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言，是“小麻烦”，“官愤”抵不过“民愤”大。实际上，仔细想想，真正难当的官是哪些人呢？主要还是那些既想做事又想清白的人。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
　　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算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员文章则明确阐释说，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特权现象进行治理，对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特权行为，要从严惩处。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在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也特意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的1979年，邓小平在《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讲话中指出，群众主要不满意的三件事情之一是干部搞特殊化（其它两件是物价和房子紧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特意列举了“家长式人物”的种种作派，比如，“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 。他要求，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当下的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转大弯”。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诸多民生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是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真正实现，抑或是社会关系的调整，都决定了，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承受特权利益的无限制扩张，以及后者对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的侵蚀。
　　近日，《求是》杂志刊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章—《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措施存在的不足：“过去5年中，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较多，这是必要的，我们积极而有力地应对了风险。但我们确实也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社会管理比较薄弱。各级政府还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强化。”这实际上也是指出了特权问题存在的一种制度土壤。
　　同时，官场某些扭曲现象的出现也说明，特权利益无限制扩张最终也会导致一个个官员个体的自我“毁灭”，此亦非民族之福。尤其是在社会横向之间信任度稀薄、而自下而上的信任感仍存在的情况下，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看到官员个体的沉沦。政治是一种职业，绝不能变成是在种种扭曲下的个体沉沦。
　　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全国“两会”不久就要召开了，我们也希望人大代表们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