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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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古德曼女士在美国曾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专攻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政治问题。以后又转修编辑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受聘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一家报社工作。1986年离开该报,进入她父母所经营的商业公司从事公共关系工作,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当地报纸撰写有关公共关系的文章。同年来到中国,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讲授公共关系学,并从事苏联国际政治研究。最近,我们就公共关系的某些问题采访了她。问:88年11月,我们在北京长城饭店收看了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竞选最后辩论的实况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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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古德曼女士在美国曾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专攻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政治问题。以后又转修编辑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受聘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一家报社工作。1986年离开该报,进入她父母所经营的商业公司从事公共关系工作,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当地报纸撰写有关公共关系的文章。同年来到中国,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讲授公共关系学,并从事苏联国际政治研究。最近,我们就公共关系的某些问题采访了她。问:88年11月,我们在北京长城饭店收看了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竞选最后辩论的实况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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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林登·拉鲁旭,是美国当代走红一时的政客,他学识渊博,早年倾心共产主义,后来意识形态转为极右,成为极端法西斯主义者,由于他以逃税和欺诈方式筹募政治资金,逐遭司法判决十五年徒刑。畸形政客走红一时拉鲁旭是“政治犯”吗?是个只因“观念、思想不同”而受到美国政府“迫害”的政治人物吗? 1989年1月27日因逃税和欺诈3000万美元而
<正> 引言正如鱼在的世界里全然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一样,美国学术界直到不久以前也基本上忽视了新闻学的存在。虽然我们宪法的制订者们曾认真思考过新闻事业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虽然从历史上看许多新闻工作者也凭经验进行探索,并取得了许多对现化学术研究极为有用的成果,但是,人们至今用传统的学究式的清规戒律衡量新闻工作者。不过,人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如何通过新闻宣传来贏得战争胜利的问题和如何吸引大量受众接收20世纪大传媒公司节目的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传播内容短期社会效果问
本文作者特朗布莱先生系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现为魁北克大学传播学系教授。他主要研究加拿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传播政策。本文以较多的具体材料说明魁北克地方政府的通讯方针,以及它对该省传播媒介进行控制的演变过程。需说明的是,撰写本文的背景正值魁北克省法语区要求某种独立的时候,因此在加拿大,魁北克政府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既便不算完整的典型,但大体上亦可作为加拿大各级政府和传播媒介关系的缩影。由此也就说明一个道理: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不通过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去控制传播媒介的国家和政府,换句话说,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传播媒
<正> 电视娱乐是一种控制社会的高度政治化手段。表面上离奇幻想的素材,实际上充满着关于相应的社会结构、相应的商品和权力分配、相应的行为动机的信息。当代电视节目对于那些造成美国社会现状的基本设想拒不提出怀疑,却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来看待,以此来帮助维护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些特征在它对财产和性的作用的处理上表现得尤为清楚。
这份调查报告是作者对一家小型日报的316名读者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作者认为,影响这家小型日报的读者对该报各类各内容的阅读率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因素,读者的社会联系状况,以及读者对媒介的使用情况。这三种因素对不同内容的阅读率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作者经对调查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的一些结果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性别差异是区分广告的固定读者与非固定读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又如报纸的娱乐功能不如报纸的其它功能重要等。作者的这些观点和结论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定类型的报纸内容来说,是有所启发的。但并不能充分适用。实际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由使用大众媒介以及在使用过程中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到处存在。媒介以它特有的存在方式和影响方式构成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研究就是把媒介的使用与效果放在整个社会总体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由于民族、地域、阶级、阶层等差异,受众在使用媒介的方式上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国家之间研究这种差异性属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关注。1988年,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鲁尔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辑出版了《世界家庭看电视》一书,这本书从宏观的比较着眼,从微观的家庭收看电视的角度入
<正> 近四年里,世人目睹了发生在英国报业的一场重大变革。劳资关系发生强烈变化,伦敦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发生根本性改变,新技术被强行引进报纸。最富有戏剧性的也许就是:舰队街(英国报界)放弃舰队街(英国报界在伦敦的聚集区)。
<正> 美国报纸的编辑们总认为他们有出色的判断力,但是很多编辑又同时承认他们很难找到选择雇员的良方,也很难确立对潜在雇员的更加广泛的评估标准。一些人认为查看经历并不能提供一个求职者完整的形象,很多关于未来雇员的信息是虚假的,充其量也是不准确的。编辑们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可否把测试作为可靠的考查依据。编辑们也好象晓得某些同行在搞这种测试,但是他们不相信这套办法,并且搞不清楚:假如他们的报纸想要测试,如何进行才会有益,比如说是测试业务还是其他方面。有关过去10年的研究和文章显示出报纸的一种倾向——这
<正> 眼下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庞大的重新检查和分析。这种广泛的调查的结果,可能在未来使各类国际信息的面貌和流通为之一变。这本书列举了改变国际信息、电信和广播秩序的主要研究机构、个人、会议和出版物。在这里包括各种类型的大众传播媒介活动,即:通讯社、电子资料、卫星、新闻工作者、电影、电视、广播和广告。传统的媒介输出和优势正受到挑战并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分析说明性的描述:特定事件是如何在将来很短时间里对国内外信息环境发生影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电信协会(ITU),国际新
格林德尔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罗兹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就是试图将新闻学和人类学相互比较,作一交叉研究。他们认为:新闻记者的工作和人类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借鉴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新闻记者和新闻研究人员可以改进他们的工作。同样,一个人类学者也可以从新闻记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格林德尔在1985年6月主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来探讨人类学的研究技巧在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和报道中所起的作用。研讨会由佛罗里达基金会资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佛罗里达州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