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童年，面目不清的甜

　　我很理解过年的味道。
　　小时候每到过年，我爸爸就做红薯糖。将红薯反反复复熬煮成糖浆，簸箕上撒一层炒面防止黏底儿，把浓稠的糖浆浇在簸箕上，晾凉，糖即成。吃法多样，一种是把糖掰成块儿放碗里，隔水融化，待糖软下来后将筷子插进糖里不停地搅，卷出来像棒棒糖一样，还能拉出很长的丝。还有一种吃法是将花生、芝麻剥好、炒香，加桂花、青红丝一起铺在桌上，把熬化的糖稀浇在上面，等它冷却，切片。有的人家不用花生、芝麻，买一毛钱的米花或者玉米花来配糖稀，自制米花糖。不怕麻烦的还能用红薯糖做酥糖。将炒面薄薄地铺一层在板上，浇上红薯糖，待稍冷却卷起，一边卷一边撒豆粉，最后切成花卷状。放凉后酥糖变脆，咬一口天崩地裂。这种简单的零食陪我度过很多个天寒地冻的新年。
　　红薯糖没有结晶和萃取，颜色黑红、状似红糖，味道却非纯甜，而是一种面目不清的甜。现在这种糖非常少见，因为少有人做。有熬红薯的功夫，买一斤白糖化了做糖稀要快得多。
　　读大学那年的寒假，有天在宿舍里看书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想吃红薯糖。北京有各种糖，但无论哪种都没有那个面目不清的味道。

一抹亮色，主妇的细密心思

　　我妈妈拿手的过年厨艺是两样，年糕和粑粑。小时候的年糕特别香，细条状的年糕蒸出来蘸上桂花红糖，一口咬下，食材最本质的滋味相互交融，美极了。做粑粑，要蒸好糯米团成团，甜粑粑里加糖，表面油煎后直接吃。咸粑粑里放肉馅和菜馅，将切得细细的五花肉丝配着青菜团成团，加上干辣椒切出的辣椒丝，一起放进方盘里，用擀面杖来回擀，最后用刀切成方块。对我家来说，团成圆的代表甜，切成方的代表咸，无论方圆，粑粑都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
　　物质匮乏的年代，拼的是手段和关系。也不知道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方法，总之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在过年前搞到足够的盐水瓶和西红柿。将盐水瓶用开水煮过杀菌，把秋天最后一波西红柿煮熟，加一点点盐，切成条塞进瓶里。我们称之为西红柿酱，但严格说起来它算不上酱，只是一种储存西红柿的方法。年前那个月你去看，每家背阴的地方都放着一溜红，它是春节的一种颜色。这是主妇的细密心思——要在这新旧交接之际带给家人好意头。有了西红柿酱，年三十的餐桌上就能多一盘西红柿炒蛋，菜的颜色也更丰盛一些。

一家之长的执着，烧鸡必须亲自做

　　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是很典型的南北中国，典型在我父母的家乡分别在淮河两岸。吃米还是吃面，一提起这个问题南方人和北方人总能掐起来。这个问题在我家同样存在，却从没因此产生过矛盾。我爸爸是淮北人，吃面;妈妈是淮南人，吃米。我爸觉得吃米饭吃不饱，我妈觉得吃馒头吃着玩，他俩永远吃不到一起。但老两口结婚50多年没红过脸。
　　我妈做米饭，换小火的时候总会给我爸放进两只馒头;我爸做馒头，蒸锅的中间总是空的，为的是给我妈热一碗米饭。就这样，遍及全国的米面之争在我家一直争不起来。过年时，他俩也按照各自的口味分工协作。我妈妈负责做糍粑，我爸爸负责做烧鸡和红薯糖、炸排叉、炸寸金，最后年夜饭的餐桌上也是南北荟萃。
　　烧鸡一定得有，别人家的烧鸡可以去买，我爸是符离人，亲手做烧鸡是他的执着。将自家养的鸡宰净，把糖在油里融化了，趁热往鸡身上挂糖稀，一遍一遍地淋，烫到鸡的皮肤微微泛红，糖稀挂满后把鸡放进油里炸，炸出漂亮的鲜红色，这时再卤，才好吃。说实话，我父亲干教育是一把好手，但做烧鸡的手艺着实一般。烧鸡要有老卤才香，但我们家不是开烧鸡店的，一年只做这一回，用的都是现熬的卤汤，论品相和味道当然比不上店里卖的烧鸡，但父亲手作的那个滋味让我难忘。
　　我父母都是教师，学校事情多，我和妹妹很小就自己做饭。只有过年的时候，父母才有时间和精力下厨，才能吃得这么精细、丰盛。更重要的，对父亲而言，年夜饭代表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餐桌既是年终总结，也是成果发布，七个盘子八个碗是必须的，有升学就聊升学，没有升学就聊平安，总之结论一定是：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又好了些。

一起吃卤味，就是活着

　　2009年春节，我负责《生者》栏目，拍地震后灾区人民的过年故事，所有导演分布在四川的11个县。作为总导演，我在指导拍摄的同时，还要给大家做后勤保障。年二十九，我从成都出发，开车给导演们送吃的，送的无非是方便面、火腿肠。送完补给回成都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突然意识到要过年了。给导演们送去的那些东西，平时还能凑合，年三十可不行。
　　第二天早上，我跟成都电视台的导演梁碧波、杨毅一起，先去菜市场，又去双流县，打包了芋儿鸡、烧肥肠、兔头、麻辣兔丁、鸭脑壳等冷菜。一路紧赶慢赶，从崇州到什邡的红白镇，晚上到江油，最后终于到达平武县的南坝镇，另外一组在青川拍摄点工作的同事那天也赶到南坝，我们和拍摄的那户人家一起过了个年。
　　三十晚上，他们家一桌，我们家一桌，我们这桌有主人家做的菜，他们那桌也有我带去的各种卤味。摄制组的人一边吃，一边拍他们过年。将近12点的时候，我去给那家主人敬酒，电视机里主持人突然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诵，那是零点倒计时，离新的一年只有十几秒了。他们家人呼啦啦站起来，准备出去放鞭炮。我突然想到，哎哟，我敬什么酒呢，又不是我过年，还得拍摄呢。一回头，我们那一桌早就没有一个人，都各就各位干活去了——两个组、三台机器，最远的已经到山上准备拍全景了。外面的机器在拍摄，为了防止穿帮，我只能在屋里呆着，陪着两桌残羹冷炙，听着院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看那家人过了他们这一生中第一次防震棚里的新年，心里百感交集。
　　人類会有一个普世价值，但美食没有。我有个朋友，口袋里装着花生，无论何时何地，他总能找到借口吃几颗花生：胃有点不舒服，“我得吃点花生”;晚上睡不着觉，吃点花生……他对花生的依赖，其实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只是在你身上，花生就变成了红薯糖、油炸糕、“爸爸做的猪肉炖粉条”、“奶奶包的饺子”……无论活得有多累，在每个能够和家人团聚的春节里，你总能找到一种味道，像子宫一样，会无条件地接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