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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导致了翻译方式的变化。翻译方式是对翻译活动全局性、整体性的思考，是翻译范式的另一种表达。翻译方式有较稳定、易传承的特点，其变化影响着翻译活动。本文通过评鉴明末清初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翻译方式的特点，探究其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学翻译；翻译方式
中图分类号：I046？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148-02
明末清初，欧洲各国家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近代科学体系逐步建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为手段，在中国传播宣传天主教教义，并和具有深厚科学知识基础的中国士大夫一起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促进了中国科学翻译第一次高潮的产生。明末清初，科学翻译高潮提高了中国科学水平，为中国科学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使国人首次接触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世界观，打开了部分中国人的眼界。翻译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被喻为“引来了西方的活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导致了翻译方式的变化。翻译方式是对翻译活动全局性、整体性的思考，是翻译范式的另一种表达。翻译方式有较稳定、易传承的特点，其变化影响着翻译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翻译方式的特点，探究其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一、译者与译述
16世纪和17世纪是欧洲的科学革命时期。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上半叶，即明朝万历到崇祯的60年间，随着基督教教士的入华传教，西方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6]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几乎都是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的。耶稣会士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中国士大夫们则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领域的专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是第一个“科学传教”与“儒教合一”的手段，为后继的西方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许多传教士后来在华传教过程中，纷纷承袭了这些手段。[2]期间第一部科学著作的译述就是利马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6卷。1612年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工程和各种水利机械。该书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著，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李之藻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将之前与利玛窦研习并翻译的算学书编辑为《同文算指》。在瑞士传教士邓玉涵（Jean Terrenz）口传下，王征笔述成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等先后著述和绘制《海外舆图全说》和《万国全图》，对地理学作了介绍。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著有《地震解》，叙述地震的原因、等级、范围、大小、时间和预兆等近代地震学说。由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Jean Adam S. Von Bell）口授，焦勖笔述所译的《火攻略要》，记载了火炮的铸造、安装和使用的方法，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法等。明末清初合作译书成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一种策略。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多为天主教徒，欲以合作译书，系统引入西方科学，以改变性理空谈，达经世致用之目的。在此背景下，合译基本是中西合作，耶稣会士口授，中国学者笔述，编译为主。在各类译书中，从当时国人署名分别为“述”、“订”、“阅”、“铨订”、“校阅”等不同情况来看，虽总的采取“译述”方式，可除传教士口“译”外，参与译述同一本书籍的不同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不少书籍在翻译过程中，是许多国人集体劳动的结果。这种由传教士口译，国人笔述，乃至另一部分传教士与国人反复校对、订正、润色，以至最后定稿的翻译方式，一直延续到清初。[3]明末清初正是通过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把西方各个领域的科学文献首次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译文与译笔
明末清初译文原本的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英文尚未流行，英文书籍不多。译书的目标文种以汉文为主，康熙帝学习几何、算学、医学时，产生过少量满文译本，但刻印和流传的不多。翻译成功与否与译者的思想修养、文字功底紧密相依。《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受到世人的肯定。徐光启“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4]梁启超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5]译本中的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都是由徐光启首次定下来，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翻译也有很大的影响。西士著作，种类甚多，文字亦深浅不同，深者非常奥雅，非翰曹不能读，浅者通俗易晓，几妇孺皆知。[7]P.10古奥雅丽之作形成明末清初译笔中精彩的一族，多为中国学者笔述。译笔倍受世人推崇的当为李之藻与传教士共同译述的哲学书籍《名理探》、《寰有铨》。《名理探》“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7]P.193《（寰有诠》“文理古奥、雅达，不愧翰曹文章”。[7]P.197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所译《灵言蠡勺》，译笔非常成功，“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笔，清晰之思，将种种非常抽象之理，达之于书；而文字又雅、又达、又信，诚非有哲学明悟者，不能译一字，著一语，至术语选择之切确，用字之的当，犹其余事”。7]P.201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中，中国学者执笔润色之功，由此可窥一斑。随着中西方人士交流的日夜加深，翻译呈日趋完善之势。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家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中国科学翻译先驱徐光启阐述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理与数”和“言与笔”相互结合的翻译思想，都极具价值。李之藻在翻译时虽强调“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但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了创造性劳动。[5]P.164李之藻针对译者的修养提出祛除“浅学自奓”、“怠惰废学”、“党所锢习”和“恶闻胜己”四病。杨廷筠强调翻译须“循序渐进，融会两境，厚积薄发”。官员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提到，该书采取质朴易晓的译法，不需要追求译文的华丽。他还在与传教士合译过程中创译了许多专业名词，如螺丝、柱、梁、架、杠杆、齿轮、曲柄等，至今仍长期沿用。魏象乾的“正”译标准意义深远，对后来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等的翻译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译著与译场
在1584—1790年间，来华传教士共有译著300余种，相关自然科学的有120种左右，其中利马窦、汤若望、罗雅各（Jacques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四人的译著就达七十五部之多。传教士们为投帝王与官吏之所好，将天文学、历法和数学作为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首先，天文、历法知识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徐光启等翻译学习西书，参与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至清初西方新历法取代中国传统历算方法而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础，影响十分深远。其次，数学之所以成为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归因于中国人重视数学的传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也因此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的序幕。这一时期天文学译著89种，占到了科学译述总数近■，数学译著20种。[1]其他如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和舆地学等，经常是应国人之所求而译。由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没有选择所译书籍的机会和能力，翻译选材的决定权因而都掌握在传教士手中。加之传教士在翻译选材上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是教会，其极端保守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因此当时译书的知识体系，几乎都属于欧洲的古典科学体系，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没有传入我国。历局修历在我国科学翻译史中是一件大事。传教士汤若望于1622年来华，精通天文历算，抵华后与徐光启等人筹建了我国早期科学翻译机构——明末历局，参加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乃至大炮等物。《崇祯历书》于崇祯八年（1635年）完成。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刻卜勒等人的天文数据和科学成果。如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译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纪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在日面上运行的现象；译出了刻卜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部分材料等。《崇祯历书》的完成，为清朝前期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徐光启通过创设历局，举荐耶稣会士，共同翻译了西方大量天文学历书、图表，总算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历算书籍。他企图借修历之机，把历局办成一个广译西书的翻译机构。历局人员编译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不管对我国科学事业，还是翻译事业，其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徐光启在创设历局时更为高瞻远瞩，吸收了许多年轻学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天文事业的继承人。西方近代科学译著的流入，不仅向中国文化输入了近代科学的异质成分，而且为鸦片战争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准备。历局的创建开启了科学翻译机构的建设，不论对中国人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还对了解和借鉴西方科学传播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就翻译方式而言，其译著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士大夫合作完成，从严格意义上说属于合译或合著。期间，译著涉及天文、地理、历算、数学、农业水利、医学、冶金、火器等方面，译出自然科学书籍达120种左右。这一时期译书原本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译笔古奥雅丽翻译，反映出译者极高的思想修养和文字功底。徐光启、李之藻等科学翻译家也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明末历局开启了中国科学翻译机构建设的历史篇章。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器械，促进了中国旧器械的改造，在中国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催生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萌芽，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此次科学翻译活动把西方科学意识、科学成就、价值观念等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建中，雷冠群.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7）：85.
[2]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271.
[3]黎难秋.明清科学翻译方法与特点[J].中国科技翻译，1991，（3）：24.
[4]王达金，汪铭.试析明末清初中外译者的翻译思想[J].上海翻译，2005，（4）：70.
[5]王达金，汪铭.去芜取精？摇古为今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评鉴[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6）：163，164.
[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12.
[7]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193，197，201.
基金项目：校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项目（项目批号：2013-Ib-037）。
作者简介：汪铭（1980-），女，湖北孝感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研究；王达金（1954-），男，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研究。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学翻译；翻译方式
中图分类号：I046？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148-02
明末清初，欧洲各国家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近代科学体系逐步建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为手段，在中国传播宣传天主教教义，并和具有深厚科学知识基础的中国士大夫一起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促进了中国科学翻译第一次高潮的产生。明末清初，科学翻译高潮提高了中国科学水平，为中国科学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使国人首次接触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世界观，打开了部分中国人的眼界。翻译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被喻为“引来了西方的活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导致了翻译方式的变化。翻译方式是对翻译活动全局性、整体性的思考，是翻译范式的另一种表达。翻译方式有较稳定、易传承的特点，其变化影响着翻译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翻译方式的特点，探究其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一、译者与译述
16世纪和17世纪是欧洲的科学革命时期。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上半叶，即明朝万历到崇祯的60年间，随着基督教教士的入华传教，西方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6]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几乎都是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的。耶稣会士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中国士大夫们则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领域的专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是第一个“科学传教”与“儒教合一”的手段，为后继的西方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许多传教士后来在华传教过程中，纷纷承袭了这些手段。[2]期间第一部科学著作的译述就是利马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6卷。1612年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工程和各种水利机械。该书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著，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李之藻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将之前与利玛窦研习并翻译的算学书编辑为《同文算指》。在瑞士传教士邓玉涵（Jean Terrenz）口传下，王征笔述成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等先后著述和绘制《海外舆图全说》和《万国全图》，对地理学作了介绍。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著有《地震解》，叙述地震的原因、等级、范围、大小、时间和预兆等近代地震学说。由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Jean Adam S. Von Bell）口授，焦勖笔述所译的《火攻略要》，记载了火炮的铸造、安装和使用的方法，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法等。明末清初合作译书成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一种策略。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多为天主教徒，欲以合作译书，系统引入西方科学，以改变性理空谈，达经世致用之目的。在此背景下，合译基本是中西合作，耶稣会士口授，中国学者笔述，编译为主。在各类译书中，从当时国人署名分别为“述”、“订”、“阅”、“铨订”、“校阅”等不同情况来看，虽总的采取“译述”方式，可除传教士口“译”外，参与译述同一本书籍的不同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不少书籍在翻译过程中，是许多国人集体劳动的结果。这种由传教士口译，国人笔述，乃至另一部分传教士与国人反复校对、订正、润色，以至最后定稿的翻译方式，一直延续到清初。[3]明末清初正是通过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把西方各个领域的科学文献首次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译文与译笔
明末清初译文原本的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英文尚未流行，英文书籍不多。译书的目标文种以汉文为主，康熙帝学习几何、算学、医学时，产生过少量满文译本，但刻印和流传的不多。翻译成功与否与译者的思想修养、文字功底紧密相依。《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受到世人的肯定。徐光启“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4]梁启超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5]译本中的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都是由徐光启首次定下来，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翻译也有很大的影响。西士著作，种类甚多，文字亦深浅不同，深者非常奥雅，非翰曹不能读，浅者通俗易晓，几妇孺皆知。[7]P.10古奥雅丽之作形成明末清初译笔中精彩的一族，多为中国学者笔述。译笔倍受世人推崇的当为李之藻与传教士共同译述的哲学书籍《名理探》、《寰有铨》。《名理探》“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7]P.193《（寰有诠》“文理古奥、雅达，不愧翰曹文章”。[7]P.197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所译《灵言蠡勺》，译笔非常成功，“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笔，清晰之思，将种种非常抽象之理，达之于书；而文字又雅、又达、又信，诚非有哲学明悟者，不能译一字，著一语，至术语选择之切确，用字之的当，犹其余事”。7]P.201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中，中国学者执笔润色之功，由此可窥一斑。随着中西方人士交流的日夜加深，翻译呈日趋完善之势。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家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中国科学翻译先驱徐光启阐述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理与数”和“言与笔”相互结合的翻译思想，都极具价值。李之藻在翻译时虽强调“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但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了创造性劳动。[5]P.164李之藻针对译者的修养提出祛除“浅学自奓”、“怠惰废学”、“党所锢习”和“恶闻胜己”四病。杨廷筠强调翻译须“循序渐进，融会两境，厚积薄发”。官员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提到，该书采取质朴易晓的译法，不需要追求译文的华丽。他还在与传教士合译过程中创译了许多专业名词，如螺丝、柱、梁、架、杠杆、齿轮、曲柄等，至今仍长期沿用。魏象乾的“正”译标准意义深远，对后来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等的翻译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译著与译场
在1584—1790年间，来华传教士共有译著300余种，相关自然科学的有120种左右，其中利马窦、汤若望、罗雅各（Jacques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四人的译著就达七十五部之多。传教士们为投帝王与官吏之所好，将天文学、历法和数学作为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首先，天文、历法知识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徐光启等翻译学习西书，参与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至清初西方新历法取代中国传统历算方法而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础，影响十分深远。其次，数学之所以成为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归因于中国人重视数学的传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也因此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的序幕。这一时期天文学译著89种，占到了科学译述总数近■，数学译著20种。[1]其他如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和舆地学等，经常是应国人之所求而译。由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没有选择所译书籍的机会和能力，翻译选材的决定权因而都掌握在传教士手中。加之传教士在翻译选材上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是教会，其极端保守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因此当时译书的知识体系，几乎都属于欧洲的古典科学体系，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没有传入我国。历局修历在我国科学翻译史中是一件大事。传教士汤若望于1622年来华，精通天文历算，抵华后与徐光启等人筹建了我国早期科学翻译机构——明末历局，参加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乃至大炮等物。《崇祯历书》于崇祯八年（1635年）完成。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刻卜勒等人的天文数据和科学成果。如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译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纪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在日面上运行的现象；译出了刻卜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部分材料等。《崇祯历书》的完成，为清朝前期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徐光启通过创设历局，举荐耶稣会士，共同翻译了西方大量天文学历书、图表，总算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历算书籍。他企图借修历之机，把历局办成一个广译西书的翻译机构。历局人员编译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不管对我国科学事业，还是翻译事业，其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徐光启在创设历局时更为高瞻远瞩，吸收了许多年轻学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天文事业的继承人。西方近代科学译著的流入，不仅向中国文化输入了近代科学的异质成分，而且为鸦片战争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准备。历局的创建开启了科学翻译机构的建设，不论对中国人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还对了解和借鉴西方科学传播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就翻译方式而言，其译著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士大夫合作完成，从严格意义上说属于合译或合著。期间，译著涉及天文、地理、历算、数学、农业水利、医学、冶金、火器等方面，译出自然科学书籍达120种左右。这一时期译书原本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译笔古奥雅丽翻译，反映出译者极高的思想修养和文字功底。徐光启、李之藻等科学翻译家也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明末历局开启了中国科学翻译机构建设的历史篇章。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器械，促进了中国旧器械的改造，在中国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催生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萌芽，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此次科学翻译活动把西方科学意识、科学成就、价值观念等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建中，雷冠群.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7）：85.
[2]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271.
[3]黎难秋.明清科学翻译方法与特点[J].中国科技翻译，1991，（3）：24.
[4]王达金，汪铭.试析明末清初中外译者的翻译思想[J].上海翻译，2005，（4）：70.
[5]王达金，汪铭.去芜取精？摇古为今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评鉴[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6）：163，164.
[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12.
[7]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193，197，201.
基金项目：校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项目（项目批号：2013-Ib-037）。
作者简介：汪铭（1980-），女，湖北孝感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研究；王达金（1954-），男，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