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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其情节波澜曲折,叙事缜密紧凑,主题深刻隽永,思想、艺术成就之高,历来备受称赞。故与《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即“作者通过焦仲卿刘兰芝夫妇的婚变,深刻而又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矛盾,描写了兰芝和她哥哥的矛盾,从而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观念压迫下一个女子的地位,进一步对宗法社会传统伦理展开了有力的进攻”(摘自《唐弢文集》)。
焦母是整个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人们一直认为她不喜欢兰芝,一是因为兰芝不能满足她的专横的统治欲,“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二是因为兰芝出身寒微,不足以和她的门阀匹对。她在劝说仲卿时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人们由此认为她时时流露出的是“宗法独夫政治培育而成的那种专横偏狭的面目”,进而认为是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借焦母之手酿成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在唐弢先生及大部分人眼里,刘兄是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又一个化身,是“一个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兰芝的口述:“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二是刘兄对兰芝的直白:“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据此还有人认为这是刘兄在变相驱赶兰芝,在威逼其尽快出嫁。因此认定刘兄是造成兰芝仲卿爱情悲剧的帮凶,是封建礼教的又一个卫道士。
如果仅从时代性的角度看,唐弢先生对作品主题的政治性解读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用新世纪视野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我们就会得出另外的结论,而且这种解读似乎更符合作品的人文性,更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为什么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天天起早贪黑,夜夜独守空房,三天织出五匹布,焦母却还嫌她织得慢?为什么焦仲卿为留住兰芝与母亲发生冲突,放出狠话“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焦母依然“槌床便大怒”,“会不相从许”?为什么说好了“东家有贤女,可怜体无双,阿母为汝求”,可仲卿“遣”走兰芝二十多天了,而且准备自杀,而焦母仍不去为儿求亲?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一直是遵从“黄老之术”的,统治阶级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再美丽也是不美的,因为还有“窈窕艳城郭”的;兰芝再贤惠也是不贤的,因为“东家有贤女”;兰芝再勤劳也是要嫌“迟”的。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是她企图全部占有儿子,不允许他人分享亲情的本能反应。因此,她容不得仲卿对兰芝的恩爱,听不得仲卿对兰芝的赞誉,加上兰芝又没有生育,于是,仲卿越爱兰芝,她就越恨兰芝,也恨所有与仲卿结合的女人。这应该是她坚决赶走兰芝而且在赶走兰芝后又不立刻为儿子求亲的真正原因。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有人说,这首长诗,就是反抗封建礼教,赞美忠贞爱情。我觉得赞美忠贞爱情是真的,反抗封建礼教不明显。兰芝从十三岁起,学织布,学裁衣,弹箜篌,诵诗书,到十七岁出嫁,到被遣,始终都是按传统礼教做的,行为没有丝毫偏差,哪里有反抗的迹象?如果她在婆家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反礼教的,岂不是印证了焦母遣走她是正确的?她最后自杀,要说有反抗,也是很消极的反抗,如果用新世纪的视野来看,用死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应该是懦弱逃避。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学作品,如果赞美自杀,宣传死亡,都是亵渎生命,不负责任的。就算她受时代的限制,选择了用死来做最后的反抗,一个弱女子,她最多也只知道反抗一个个体——焦母,硬要说她是反抗封建礼教,实在有点高看她了。
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可见,对一部文艺作品主题思想的认识,不能是随意的、片面的、超生活、超时代的,如果这样去解读,那绝不是对文艺作品主题思想本来面目的认识。语文新课标特别强调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强调用现代观念去审视作品,强调自我情感体验,强调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因此我们对《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的分析,就不应该再贴政治标签,用政治主题去说教学生,忽视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一个因心理扭曲而酿成的爱情悲剧故事,不能说成是一部反封建乃至反压迫的政治宣言书;一个爱子太深的寡母不能当成封建礼教的代表;一个审时度势好心开导妹妹的有点爱慕虚荣的哥哥也不能当成封建宗法的帮凶。应该让文学作品从单纯的政治性回归到人性中来,让学生在品味作品的同时,增强人文素养。这是文学作品的要求,是新课标的要求,更是新时代的要求。
杨兴虎,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沙洋。本文编校:剑 男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即“作者通过焦仲卿刘兰芝夫妇的婚变,深刻而又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矛盾,描写了兰芝和她哥哥的矛盾,从而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观念压迫下一个女子的地位,进一步对宗法社会传统伦理展开了有力的进攻”(摘自《唐弢文集》)。
焦母是整个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人们一直认为她不喜欢兰芝,一是因为兰芝不能满足她的专横的统治欲,“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二是因为兰芝出身寒微,不足以和她的门阀匹对。她在劝说仲卿时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人们由此认为她时时流露出的是“宗法独夫政治培育而成的那种专横偏狭的面目”,进而认为是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借焦母之手酿成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在唐弢先生及大部分人眼里,刘兄是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又一个化身,是“一个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兰芝的口述:“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二是刘兄对兰芝的直白:“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据此还有人认为这是刘兄在变相驱赶兰芝,在威逼其尽快出嫁。因此认定刘兄是造成兰芝仲卿爱情悲剧的帮凶,是封建礼教的又一个卫道士。
如果仅从时代性的角度看,唐弢先生对作品主题的政治性解读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用新世纪视野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我们就会得出另外的结论,而且这种解读似乎更符合作品的人文性,更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为什么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天天起早贪黑,夜夜独守空房,三天织出五匹布,焦母却还嫌她织得慢?为什么焦仲卿为留住兰芝与母亲发生冲突,放出狠话“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焦母依然“槌床便大怒”,“会不相从许”?为什么说好了“东家有贤女,可怜体无双,阿母为汝求”,可仲卿“遣”走兰芝二十多天了,而且准备自杀,而焦母仍不去为儿求亲?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一直是遵从“黄老之术”的,统治阶级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再美丽也是不美的,因为还有“窈窕艳城郭”的;兰芝再贤惠也是不贤的,因为“东家有贤女”;兰芝再勤劳也是要嫌“迟”的。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是她企图全部占有儿子,不允许他人分享亲情的本能反应。因此,她容不得仲卿对兰芝的恩爱,听不得仲卿对兰芝的赞誉,加上兰芝又没有生育,于是,仲卿越爱兰芝,她就越恨兰芝,也恨所有与仲卿结合的女人。这应该是她坚决赶走兰芝而且在赶走兰芝后又不立刻为儿子求亲的真正原因。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有人说,这首长诗,就是反抗封建礼教,赞美忠贞爱情。我觉得赞美忠贞爱情是真的,反抗封建礼教不明显。兰芝从十三岁起,学织布,学裁衣,弹箜篌,诵诗书,到十七岁出嫁,到被遣,始终都是按传统礼教做的,行为没有丝毫偏差,哪里有反抗的迹象?如果她在婆家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反礼教的,岂不是印证了焦母遣走她是正确的?她最后自杀,要说有反抗,也是很消极的反抗,如果用新世纪的视野来看,用死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应该是懦弱逃避。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学作品,如果赞美自杀,宣传死亡,都是亵渎生命,不负责任的。就算她受时代的限制,选择了用死来做最后的反抗,一个弱女子,她最多也只知道反抗一个个体——焦母,硬要说她是反抗封建礼教,实在有点高看她了。
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可见,对一部文艺作品主题思想的认识,不能是随意的、片面的、超生活、超时代的,如果这样去解读,那绝不是对文艺作品主题思想本来面目的认识。语文新课标特别强调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强调用现代观念去审视作品,强调自我情感体验,强调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因此我们对《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的分析,就不应该再贴政治标签,用政治主题去说教学生,忽视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一个因心理扭曲而酿成的爱情悲剧故事,不能说成是一部反封建乃至反压迫的政治宣言书;一个爱子太深的寡母不能当成封建礼教的代表;一个审时度势好心开导妹妹的有点爱慕虚荣的哥哥也不能当成封建宗法的帮凶。应该让文学作品从单纯的政治性回归到人性中来,让学生在品味作品的同时,增强人文素养。这是文学作品的要求,是新课标的要求,更是新时代的要求。
杨兴虎,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沙洋。本文编校:剑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