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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朝不是因为所谓的“暴政”而灭亡，秦亡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未明定继承人所引发的恶性政变导致上层权力结构的改变；二是战国时期未泯灭的大争传统致使秦始皇死后整个社会迅速全面动荡而导致秦帝国溃亡。
关键词：秦帝国；秦亡原因；暴政亡秦；大争精神
秦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建立了伟大功业的同时，却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令人扼腕叹息。秦帝国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其突然灭亡，原因始终是一个历代争论不休的话题。由于项羽入咸阳后对咸阳的屠城和焚烧行为，致使关于秦朝大概就一部《史记》，而《史记》里，对秦国以及秦朝的描述虽客观，但偏向于否定态度。
从古至今，两千余年对秦亡原因的探究，总是离不开“暴政”二字。从西汉时董仲舒对秦朝政治经济法治教化的指控，到现今各版本的教材，都已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暴政亡秦”。然而，秦帝国真的是因为“暴政”而灭亡的吗？综合大量的史实及史料，可以得出秦朝不是因为所谓“暴政”而灭亡的。
首先，之所以说秦政“暴”是基于年代靠近秦朝的汉朝学者的指控。但实际上，这些指控大都属于子虚乌有，秦政是伟大的，从郡县制到郑国渠、灵渠，从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到大规模的社会建设，都是开中国历史先河的，显然，秦政绝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暴政”，“暴政”作为秦亡的基本原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秦究竟是因为什么而灭亡的呢，从大量史料史实及观点，可以得出秦亡原因有两个：一是未明定继承人所引发的恶性政变导致上层权力结构的改变；二是战国时期未泯灭的大争传统致使秦始皇死后整个社会迅速全面动荡导致秦帝国溃亡。
先谈谈第一点原因。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年届五十而不明立太子，骤然崩逝于大巡视途中，导致赵高与李斯勾结，扶立最无能的少子嬴胡亥为二世皇帝。这结果是什么？大家都清楚，一年之内，“天下云集响应，嬴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在这场恶性政变中，赵高和李斯是最为关键的，赵高和李斯于始皇在位时期，为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赵高掌内宫大权，李斯掌朝政大权，都有巨大的权力和社会声望，但他们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他们扶立了胡亥为帝，最终导致了秦帝国中央权力机构的恶变，胡亥沉迷于享乐，赵高一步步取代李斯操纵了国政，秦帝国在胡亥的恶政下迅速地崩溃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最为人们所忽略的，正如当今社会史观的兴起，是第二个原因提出的大背景。
秦末社会动乱的快速剧烈，纵观中国历史是绝无仅有的。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至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由大治世转化为割据纷扰的乱世，这段时间崩溃的速度令人匪夷所思。对比宋朝的五大民族政权并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终宋之世，不见天下农民哄然而起。有明一代，与蒙古两百年对峙，天灾倭患不断，然而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也是在明朝建立的两百年之后。秦和宋、明的对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而此间的根本原因，是战国直接延续之秦帝国的战国大争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大争传统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就是：“处多事之时，当大争之世。”晏子也形容那个时期的民众“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周朝统治秩序的崩溃，各个国家及其国民都有称雄列国的决心，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但求务实，民众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恶政，则人才流失，民众逃亡或反抗，此间例子为魏惠王，燕王哙为证。这种普遍现象，就是对昏君恶政的毫不容让，这与后世明、清人身的严格束缚和“文字狱”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时期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合则留，不合则去，危邦不居。凡此种种，皆为春秋战国五百年割据纷扰所形成的大争精神。
在秦统一中国后的十二年中，这种大争精神仍根植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和平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秦国与山东六国之间、秦人与六国人之间，仍存在巨大的矛盾，天下对秦帝国的统一政权并未完全认同，渴望回到战国大争之世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在中央政权中关于“封建”和“郡县”的大讨论，还是像张良一样的山东贵族的复辟言论和暗杀行动，以及“亡秦者胡也”的民间留言，抑或是“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反秦石刻，都是這种精神需求的体现。至于对结束统一恢复割据带来的恶果，当时尚无先例，民众也对此没有预见，这种社会惯性，使整个社会迅速全面动荡起来。
那为什么天下大乱不是发生在秦始皇时期，而是发生在秦二世时期？目前的一个基本观点，都是秦帝国“暴政”恶果蓄积已久，强势的始皇帝一死，二世无能，秦朝“暴政”便使帝国分离崩析。其实并不是这样，在秦始皇在位大一统的十二年内，民众对秦政权保持着一种观望态度：能造福人民便服从，不能造福便抛弃，这便是上面分析的战国大争精神价值观的体现。从史实上看，秦始皇大一统，百姓无疑是真诚地欢迎并欣然接受了。作为一个新政权，统一之初便在全国推行商君之法，废井田，开阡陌，行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兴修水利和驰道，北击匈奴，南收百越等一系列赫赫功业，再加上中央政府的锐意进取，政风清廉、严守秦法等强大凝聚力，历经天下割据纷扰五百年锤炼的民众对这样的政府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无不景仰。面对着始皇帝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人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赋税，容忍了种种巨大工程，也容忍了如修骊山陵这种与民生无关的工程。而反观秦二世，杀戮宗亲重臣，继续加重徭役赋税以供享乐，阿房宫等奢靡工程不减反增，这便被有着大争精神的人民所抛弃了，民众激烈反抗，六国反秦复辟势力全面复活，社会动乱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秦末大动乱。
暴政亡秦，这只是秦末复辟者的历史谎言，秦非亡于秦政，实亡于二世之恶政，亡于大争精神。百代都行秦政法，郡县制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们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个时代大背景，而不是从以往对大秦帝国的评论中进行不加分辨的二次评论，这才是应该有的史学精神。
作者简介：
钟桂武，一级教师，福建省漳州市，福建省诏安县怀恩中学。
关键词：秦帝国；秦亡原因；暴政亡秦；大争精神
秦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建立了伟大功业的同时，却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令人扼腕叹息。秦帝国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其突然灭亡，原因始终是一个历代争论不休的话题。由于项羽入咸阳后对咸阳的屠城和焚烧行为，致使关于秦朝大概就一部《史记》，而《史记》里，对秦国以及秦朝的描述虽客观，但偏向于否定态度。
从古至今，两千余年对秦亡原因的探究，总是离不开“暴政”二字。从西汉时董仲舒对秦朝政治经济法治教化的指控，到现今各版本的教材，都已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暴政亡秦”。然而，秦帝国真的是因为“暴政”而灭亡的吗？综合大量的史实及史料，可以得出秦朝不是因为所谓“暴政”而灭亡的。
首先，之所以说秦政“暴”是基于年代靠近秦朝的汉朝学者的指控。但实际上，这些指控大都属于子虚乌有，秦政是伟大的，从郡县制到郑国渠、灵渠，从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到大规模的社会建设，都是开中国历史先河的，显然，秦政绝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暴政”，“暴政”作为秦亡的基本原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秦究竟是因为什么而灭亡的呢，从大量史料史实及观点，可以得出秦亡原因有两个：一是未明定继承人所引发的恶性政变导致上层权力结构的改变；二是战国时期未泯灭的大争传统致使秦始皇死后整个社会迅速全面动荡导致秦帝国溃亡。
先谈谈第一点原因。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年届五十而不明立太子，骤然崩逝于大巡视途中，导致赵高与李斯勾结，扶立最无能的少子嬴胡亥为二世皇帝。这结果是什么？大家都清楚，一年之内，“天下云集响应，嬴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在这场恶性政变中，赵高和李斯是最为关键的，赵高和李斯于始皇在位时期，为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赵高掌内宫大权，李斯掌朝政大权，都有巨大的权力和社会声望，但他们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他们扶立了胡亥为帝，最终导致了秦帝国中央权力机构的恶变，胡亥沉迷于享乐，赵高一步步取代李斯操纵了国政，秦帝国在胡亥的恶政下迅速地崩溃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最为人们所忽略的，正如当今社会史观的兴起，是第二个原因提出的大背景。
秦末社会动乱的快速剧烈，纵观中国历史是绝无仅有的。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至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由大治世转化为割据纷扰的乱世，这段时间崩溃的速度令人匪夷所思。对比宋朝的五大民族政权并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终宋之世，不见天下农民哄然而起。有明一代，与蒙古两百年对峙，天灾倭患不断，然而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也是在明朝建立的两百年之后。秦和宋、明的对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而此间的根本原因，是战国直接延续之秦帝国的战国大争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大争传统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就是：“处多事之时，当大争之世。”晏子也形容那个时期的民众“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周朝统治秩序的崩溃，各个国家及其国民都有称雄列国的决心，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但求务实，民众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恶政，则人才流失，民众逃亡或反抗，此间例子为魏惠王，燕王哙为证。这种普遍现象，就是对昏君恶政的毫不容让，这与后世明、清人身的严格束缚和“文字狱”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时期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合则留，不合则去，危邦不居。凡此种种，皆为春秋战国五百年割据纷扰所形成的大争精神。
在秦统一中国后的十二年中，这种大争精神仍根植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和平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秦国与山东六国之间、秦人与六国人之间，仍存在巨大的矛盾，天下对秦帝国的统一政权并未完全认同，渴望回到战国大争之世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在中央政权中关于“封建”和“郡县”的大讨论，还是像张良一样的山东贵族的复辟言论和暗杀行动，以及“亡秦者胡也”的民间留言，抑或是“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反秦石刻，都是這种精神需求的体现。至于对结束统一恢复割据带来的恶果，当时尚无先例，民众也对此没有预见，这种社会惯性，使整个社会迅速全面动荡起来。
那为什么天下大乱不是发生在秦始皇时期，而是发生在秦二世时期？目前的一个基本观点，都是秦帝国“暴政”恶果蓄积已久，强势的始皇帝一死，二世无能，秦朝“暴政”便使帝国分离崩析。其实并不是这样，在秦始皇在位大一统的十二年内，民众对秦政权保持着一种观望态度：能造福人民便服从，不能造福便抛弃，这便是上面分析的战国大争精神价值观的体现。从史实上看，秦始皇大一统，百姓无疑是真诚地欢迎并欣然接受了。作为一个新政权，统一之初便在全国推行商君之法，废井田，开阡陌，行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兴修水利和驰道，北击匈奴，南收百越等一系列赫赫功业，再加上中央政府的锐意进取，政风清廉、严守秦法等强大凝聚力，历经天下割据纷扰五百年锤炼的民众对这样的政府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无不景仰。面对着始皇帝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人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赋税，容忍了种种巨大工程，也容忍了如修骊山陵这种与民生无关的工程。而反观秦二世，杀戮宗亲重臣，继续加重徭役赋税以供享乐，阿房宫等奢靡工程不减反增，这便被有着大争精神的人民所抛弃了，民众激烈反抗，六国反秦复辟势力全面复活，社会动乱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秦末大动乱。
暴政亡秦，这只是秦末复辟者的历史谎言，秦非亡于秦政，实亡于二世之恶政，亡于大争精神。百代都行秦政法，郡县制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们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个时代大背景，而不是从以往对大秦帝国的评论中进行不加分辨的二次评论，这才是应该有的史学精神。
作者简介：
钟桂武，一级教师，福建省漳州市，福建省诏安县怀恩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