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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当代主流价值观的特殊文学作品，《女勇士》《灶神之妻》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养分，以美国人的视角加以创作，激发了西方读者的想象力，引发了共鸣，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在创作过程中，因时空之囿、身份诉求以及跨文化传播等因素，华裔作家经常有意无意夸大中国文化中的消极部分或改编经典的故事人物形象，以迎合西方人的欣赏品味，造成了中国形象的误读。这种误读折射了华裔美国作家回应主流文化的叙事和生存策略以及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遇。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形象误读;跨文化语境;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3-0069-05
收稿日期：2021-03-03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阈下华裔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呈现（SK2018A0088）;安徽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理工科高校大学英语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研究（2020jyxm0471）;2019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大学公共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201910361107）
作者简介：张芳（1985-），女，安徽淮南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化。
Cross Cultural Context and Mechanism of Misreading of Chinese Imag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work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Kitchen God's Wife
ZHANG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As special literary works integr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American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value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Kitchen God's wife" drew nutrients from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and were created from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which stimulated the imagination of Western readers， aroused resonance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space， identity demand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two writers ofte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exaggerated the negative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or adapted the classic characters to cater to the taste of Westerners， resulting in the misreading of Chinese images. This misreading reflected the narrative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in response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ea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image.
Key words：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mage misreading; cross cultural context; generative mechanism
湯婷婷、谭恩美将个人的生存记忆与时代重影，让个体诉说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慨叹，最终赢得对人性思考的广度与深度，彰显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对于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迷茫困惑的华裔作家而言，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以美国主流价值观念为基调的，因而摆脱原祖居国文化和少数族裔身份的束缚、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愿望尤为强烈。这一愿望也投射在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小说故意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将个别写成典型而产生东方主义或一种“东方主义效果”[1]，从而造成不可避免的形象误读。解析这一特殊语境和机制下的误读，将有助于以开拓的视野探索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球化及跨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和发展。
一、误读下的中国形象呈现
（一）夸大中国封建思想、曲解传统伦理的中国形象
在《女勇士》的第一部分，新婚不久的姑姑因偷情怀孕在分娩当晚被逐出家门，被迫在猪圈中生下孩子并抱着婴儿投井自杀。作者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情节，既是宣传自己美国式的思想价值观念，又意在表明“三从四德”封建思想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禁锢，但如此描写显然有夸大中国文化糟粕的嫌疑。首先，“偷汉子”是伦理道德问题，已脱离了“三从四德”在一般意义上的范畴，不论男女都应受到严厉谴责和惩罚，更遑论在婚姻维系的情况下。其次，作品中的“无名姑姑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但即便是在有一定封建思想的旧中国，也不至于在分娩的时候将姑姑连同孩子赶尽杀绝。 另一部作品《灶神之妻》中，军人出身的文福在女儿病得快不行时只顾打麻将寻乐，根本不管因病生命垂危的女儿的死活，让妻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死掉。作为父亲，在事情发生后，却从未有丝毫悔恨之意。小说塑造了一个毫无人性、天理难容的男性形象，但即使是在女性长期深受毒害、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父权制旧中国，文福形象的塑造也是对旧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夸大和歪曲。
毋庸讳言，受时代所限，中国传统伦理理念中存在的糟粕内容早已与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有些全然不合时宜。小说中对于中国一些负面现象的夸大描写，尽管是对旧中国封建糟粕的描写与鞭笞，但作品中不合实情的夸大描写也容易造成另外一个负面影响：将中国人与冷血无情的刽子手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一部分西方读者误认为小说中的情形就是中国现在的样子。因此，华裔作家应更多地把中国传统伦理中有价值的原则、规范和积淀着中国人深层精神追求和信仰的内核嵌入其作品人物形象中，以传播正能量，宣扬中国大国形象，而不是一味地为迎合西方人的欣赏品味，夸大、歪曲中国人的整体形象。
（二）过分强调愚昧无知，呈展了迷信灵异的中国形象
鬼神说、宿命观、禁忌论等成为华裔作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叙事手法，在文化误读中，作者营造了迷信灵异中国形象。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禁忌是不能碰触的，否则会不吉利。例如，卧室和床头的朝向有讲究：床头向西呈凶相，近窗则风寒易惊等。刚到昆明，雯妮夫妇住的房子朝向很不吉利：“唯一能让床头朝向合适的位置正对着衣柜的门，但是这样衣柜门就打不开了”[3]239。剪刀落地也是一大禁忌。雯妮对剪刀落地的后果早有耳闻：“有个女人失去了敏锐的头脑;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掉光;还有个女人的独子用树枝挖掉双眼，她太难过了也用那根树枝戳瞎自己的双眼”[2]242。
其二，鬼魂存在，死人能说话能感知。雯妮母亲想要和鲁结婚。外婆坚决反对，她跪在亡夫的圣祠前祈祷，听到丈夫说：“去见我的老朋友江少银”[2]106。已故外公的话决定了雯妮母亲的命运。可见谭氏笔下死人能说话而且说的话分量很重。而在《女勇士》里，“月兰见到自己的美国丈夫，她觉得她丈夫看上去就像车外走过的洋鬼子，她看上去一定很像中国鬼子。他们确己来到鬼的地界，都变成鬼了。”[3]充分传达了月兰对自己陌生的心绪与害怕的情绪。
其三，中国人的宿命观。中国特有职业——算命先生能通阴阳，未卜先知。旧历新年前雯妮和花生去赶集，有个自称可以通阴阳，卜爱情、姻缘和财运的算命先生对花生说：“你婆家离这儿很近......这不错，但是我或许可以让它更好。”[2]122算命先生把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改变了花生的姻缘。雯妮多次慨叹命运的不公，如果当时有钱，就可以让算命先生给她安排个好点的丈夫。人物命运与算命先生所算惊人吻合，西方读者不得不慨叹算命先生的神力。
过多鬼神说、宿命观、禁忌论情节的描写，既体现出作者主观方面对西方文化的趋从与迎合，同时又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偏见，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面传播。
（三）肆意改编历史或文化经典，传播了异化失真的中国形象
为了迎合西方主流文化，华裔作家经常会在作品中强调美国式思想价值观，篡改和歪曲中国形象。在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织女是玉皇大帝的女儿，《灶神之妻》中却被雯妮描述为灶神的七个女儿之一。在《女勇士》第二部分“白虎山峰”中，作者将多个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进行融合改编。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神仙召唤之下前往白虎山学艺，临上山之前，父母在其身上刺了“报仇”二字。主人公在戰场上骁勇善战，杀敌无数，最终成为军队的领袖，并一路所向披靡砍了皇帝的头。归乡后的主人公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读者都知道，这是樊梨花拜艺、岳母刺字、花木兰替父从军等神话或历史故事的融合改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岳母刺字表达了中国人为国捐躯的心愿，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则向读者表达了“忠义”与“孝道”的道德观。而经作者融合后的“巾帼英雄”，却演绎为强调向恶势力反抗的战斗精神。
《女勇士》第五部分所塑造的蔡琰形象是根据中国东汉末年蔡文姬的人生遭遇改编而来，原型主要表达蔡文姬一生悲苦无依、思乡思亲和颠沛流离。而汤亭亭笔下的蔡文姬则将悲苦情绪一扫而空，摇身变成适应异国他乡生活的女汉子。作者以蔡文姬自居，宣扬女人要成为与男子同等地位的独立个体，很明显，其核心观念建立在批判中国封建父权制思想上，认可并遵从美国主流思想。
华裔作家在作品中引用的中国历史人物形象或故事，被肆意改编变了味道，成为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新的美国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混淆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面和独立传播。
二、中国形象误读的跨文化语境及机制
美国华裔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存在“美国人”立场上的误读。误读的中国形象塑造无疑会加深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他者”刻板印象的认知，“十分暗合西方世界关于中国迷信落后的套话，折射出中国形象的非理性与美国形象的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权利模式”[4]174，满足了他们文化霸权主义的贪婪。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描写渗透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愚昧、贫穷，甚至是落后的偏见”[5]。然而，华裔作家既与她们“所在之处”的时代与文化密切相连，又无法摆脱她们族裔祖先文化的影响，所以她们不得不处在“双重身份”的制约之中[6]。综观误读下的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厘定以下几个影响其生成机制的因素，旨在启发读者客观平衡地看待华裔作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与呈现。
（一）时空之囿：错位的时代与语境
小说的回忆部分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朝代更迭、列强屠戮，中华大地民不聊生，虽然封建制度覆灭但封建思想尚存，女性仍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其次，风水、阴阳五行、鬼神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以来深刻影响着世代中华儿女的生活和抉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中国人的宇宙观、生态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含理性的和逻辑的，同时也包含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成分，既包含了科学的内容也披上了迷信的外衣”[7]73。但若说中国的鬼魂说是迷信、落后，那西方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受难、被迫害而亡，继而复活又作何解释？作为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过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罢了。 汤婷婷、谭恩美身处美国社会，接受的是美国主流文化教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通过母亲、家庭和华人社区的熏陶和西方媒体的传播，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更没有在中国实地体验过，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存在偏差，这在作品中可略见一斑。如称呼叔叔家的女儿花生为“糖姐”，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中国百姓数量的不实描述等。受时空之囿，加之对美国种族歧视的不满，她们常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审视中国甚至俯视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整合中国意象，塑造中国形象，旨在通过丑化中国形象的方式，强调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以求得在主流文化中觅得一席之地，获取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但华裔作家有意无意为了暗合主流文化，迎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阈，会扩大‘他者’的相异性”[4]175，致使“本我意识”和“他我意识”在一元与多元的互动磨合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碰撞、扭曲，从而形成虚幻的误读的中国形象。
显然，这些误读的形象与当今蒸蒸日上的现实中国格格不入。但不可否认，诸如迷信和宿命观，即使现在的中国也并非已经烟消云散，况且“中国形象”往往会受时代语境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在对抗和寻求摆脱中呈现出“自我”与“他者”流变的多元态势。在“族裔文化资源”的运用上，华裔作家需要充分运用中国文化中的多种意象达到隐喻和闡释现实生活的目的，而他们所依据的需要和隐喻、阐释的现实都会受时空之囿，处在错位的时代语境中，此时，种族、族裔、性别等个体因素都将影响形象的创建。
（二）跨文化传播：文化的误读与理解
虽然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二代作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导致了误读。然而，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误读，都是有意而为之。小说中的男性都十分极端，就连中国神话中高高在上的灶神都成了抛弃糟糠之妻、忘恩负义的男子的原型。文福便是现实版的灶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雯妮为代表的勤劳善良、逆来顺受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作者用刻意丑化男性形象和放大社会底层女性形象的方式，来凸显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严重摧残，以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鼓励女性打破沉默、离家出走、冲破从一而终的价值观束缚。
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作家，汤婷婷、谭恩美深刻认识到读者对作品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在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读者期待视域，融入一些奇特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代际冲突等;同时，为迎合美国文化崇尚自由、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内容进行了剪裁，对中国元素进行了误读，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引发广大西方读者的共鸣。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华裔文学创作本来就置身于跨文化语境中。这种跨文化语境，并不是单纯地指不同文化的相遇或共存，而是异域文化碰撞后的重组或交互。华裔作家对中国故事的改写和中国形象的呈现可以看成是在西方语境中写作策略的调试，是在认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有意无意的误读，而不同的语言环境、各异的文化习俗、更新的社会体制、多变的审美取向以及走向偏离的“期待视野”等都会成为误读的缘起，这些文化误读现象同样具有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其本身就是基于创作需要的文化选择。
“形象总是异国实在影像与自我主观影像的叠合，所以形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的真实。”[8]因此，“不应简单粗暴地以是否原汁原味地反映中国文化这一标准来判读作品是丑化中国还是积极正面地宣扬中国。”[9]对于没有中国实际感知经验的华裔作家而言，对族裔文化资源的“二手”运用，就如同移民作家的“杂化”一般，这种具有改写意味的跨文化传播无法承载“正确”传递中国文化的重任，也折射不了纯粹客观的中国形象。其实，就比较文学形象学而言，“如果把中国形象看成一个源文本，按照社会需要重塑异国现实，那么所有的形象都是幻象”[10]，都很难正确传递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只能反映阐释者的主观意愿，甚至是主观臆造。
（三）身份诉求：回望中的认同与建构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二代作家适应了语言和生活环境，他们和父辈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犹如天渊之隔，导致他们在文化上的归属感越发疏离，甚至断裂，并产生文化认同的危机心理，他们辨不清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还是生活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当下，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去”，华裔作家表现出对种族特征和自我身份的强烈困惑，“致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华人家庭与美国社会、自我属性与文化归属之间的紧张关系”[11]。正如谭恩美自己所说：“一般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和别的美国孩子一样，20多岁的时候就想着如何和别人不同，所以就要研究自己的特色、家庭和文化”[12]。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在这种困惑的紧张关系中努力探寻和回应着自己的身份诉求。他们在特定的时代语境和难以承受的文化之重的身份诉求中飘忽无着、步履蹒跚，甚至时常偏离正轨。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华裔作家在对中国文化的书写中，为自己文化身份的寻求找到了答案：即在两种文化观照的特殊语境中，充分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创设独立于中国文化身份和美国文化身份的美国华裔文化身份。对于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而言，文化身份早已不是对祖先文化无条件的认同，而是呈现出怀疑、背离的断裂感，这种建构是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发生的置换与变形。换言之，这种文化身份是一种怀疑、否定中的回望。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作家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回望和并不完全真实的“中国形象”呈现中，开始超越族裔文化身份，逐渐从文化裂隙与双重身份困境中解脱出来，并站在异域文化的高度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根源。呈现的中国形象虽不真实，但折射出了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作者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美国华裔作家群体意识到，只有在不逃避、不否定自身民族属性以及文化根源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在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独树一帜，而不是被主流文化湮没。
三、余论
汤婷婷、谭恩美作品伴随着因代际隔膜而产生的误解，亦包含迎合美国主流文化的有意曲解，在文化对立冲突和融合交流语境下，强调了华裔族群因特殊的身份承载着太多的经济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负担，在难以承受的文化之重中寻求着民族身份的认同。而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在不断的冲突中相互磨合并催生出文化新枝的。无论是“文化施动者”亦或是“文化受动者”都是相对而言的，总是在互动、融合和冲突中展开的。作为整体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化部分，无论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解读还是跨文化对话，最终都应在对立统一中既明确自身价值又寻到文化认同。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审视华裔作家的中国形象建构，须客观审视作家所处时代语境下的创作心理以及形象呈现的生成机制，以平和的心态，客观平衡地看待美国华裔文学中中国形象的误读。对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华裔文学作家，我们既要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误读有所警惕，也要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内核，发挥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功能。同时希冀在多重文化的交汇处，华裔作家要利用好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以及独具的跨文化背景，從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体验出发，书写出更具文化意义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22.
[2] Tan，Amy.The Kitchen God's Wife[M].New York：Penguin Books，1991.
[3] 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39.
[4] 葛丽萍.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形象[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0（5）：171-176.
[5] 张琼.《灶神之妻》与华裔文学中中国形象之反思[J].中华读书报，2003，5（21）：449.
[6]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154.
[7] 陈爱敏.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5（6）：73.
[8] 唐海东，邬晓丽.异域情调·故国想象·原乡记忆——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三种中国形象及其批评[J].中国比较文学，2008（4）：99.
[9] 夏婉璐，汤平，吕琪.身份、创伤、符号：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谭恩美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321.
[10]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9.
[11]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128.
[12] 凌子，吴定一.谭恩美：东方的脸，西方的眼[J].中国女性（中文海版），2007（11）：28-30.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形象误读;跨文化语境;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3-0069-05
收稿日期：2021-03-03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阈下华裔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呈现（SK2018A0088）;安徽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理工科高校大学英语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研究（2020jyxm0471）;2019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大学公共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201910361107）
作者简介：张芳（1985-），女，安徽淮南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化。
Cross Cultural Context and Mechanism of Misreading of Chinese Imag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work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Kitchen God's Wife
ZHANG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As special literary works integr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American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value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Kitchen God's wife" drew nutrients from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and were created from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which stimulated the imagination of Western readers， aroused resonance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space， identity demand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two writers ofte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exaggerated the negative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or adapted the classic characters to cater to the taste of Westerners， resulting in the misreading of Chinese images. This misreading reflected the narrative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in response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ea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image.
Key words：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mage misreading; cross cultural context; generative mechanism
湯婷婷、谭恩美将个人的生存记忆与时代重影，让个体诉说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慨叹，最终赢得对人性思考的广度与深度，彰显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对于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迷茫困惑的华裔作家而言，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以美国主流价值观念为基调的，因而摆脱原祖居国文化和少数族裔身份的束缚、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愿望尤为强烈。这一愿望也投射在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小说故意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将个别写成典型而产生东方主义或一种“东方主义效果”[1]，从而造成不可避免的形象误读。解析这一特殊语境和机制下的误读，将有助于以开拓的视野探索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球化及跨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和发展。
一、误读下的中国形象呈现
（一）夸大中国封建思想、曲解传统伦理的中国形象
在《女勇士》的第一部分，新婚不久的姑姑因偷情怀孕在分娩当晚被逐出家门，被迫在猪圈中生下孩子并抱着婴儿投井自杀。作者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情节，既是宣传自己美国式的思想价值观念，又意在表明“三从四德”封建思想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禁锢，但如此描写显然有夸大中国文化糟粕的嫌疑。首先，“偷汉子”是伦理道德问题，已脱离了“三从四德”在一般意义上的范畴，不论男女都应受到严厉谴责和惩罚，更遑论在婚姻维系的情况下。其次，作品中的“无名姑姑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但即便是在有一定封建思想的旧中国，也不至于在分娩的时候将姑姑连同孩子赶尽杀绝。 另一部作品《灶神之妻》中，军人出身的文福在女儿病得快不行时只顾打麻将寻乐，根本不管因病生命垂危的女儿的死活，让妻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死掉。作为父亲，在事情发生后，却从未有丝毫悔恨之意。小说塑造了一个毫无人性、天理难容的男性形象，但即使是在女性长期深受毒害、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父权制旧中国，文福形象的塑造也是对旧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夸大和歪曲。
毋庸讳言，受时代所限，中国传统伦理理念中存在的糟粕内容早已与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有些全然不合时宜。小说中对于中国一些负面现象的夸大描写，尽管是对旧中国封建糟粕的描写与鞭笞，但作品中不合实情的夸大描写也容易造成另外一个负面影响：将中国人与冷血无情的刽子手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一部分西方读者误认为小说中的情形就是中国现在的样子。因此，华裔作家应更多地把中国传统伦理中有价值的原则、规范和积淀着中国人深层精神追求和信仰的内核嵌入其作品人物形象中，以传播正能量，宣扬中国大国形象，而不是一味地为迎合西方人的欣赏品味，夸大、歪曲中国人的整体形象。
（二）过分强调愚昧无知，呈展了迷信灵异的中国形象
鬼神说、宿命观、禁忌论等成为华裔作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叙事手法，在文化误读中，作者营造了迷信灵异中国形象。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禁忌是不能碰触的，否则会不吉利。例如，卧室和床头的朝向有讲究：床头向西呈凶相，近窗则风寒易惊等。刚到昆明，雯妮夫妇住的房子朝向很不吉利：“唯一能让床头朝向合适的位置正对着衣柜的门，但是这样衣柜门就打不开了”[3]239。剪刀落地也是一大禁忌。雯妮对剪刀落地的后果早有耳闻：“有个女人失去了敏锐的头脑;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掉光;还有个女人的独子用树枝挖掉双眼，她太难过了也用那根树枝戳瞎自己的双眼”[2]242。
其二，鬼魂存在，死人能说话能感知。雯妮母亲想要和鲁结婚。外婆坚决反对，她跪在亡夫的圣祠前祈祷，听到丈夫说：“去见我的老朋友江少银”[2]106。已故外公的话决定了雯妮母亲的命运。可见谭氏笔下死人能说话而且说的话分量很重。而在《女勇士》里，“月兰见到自己的美国丈夫，她觉得她丈夫看上去就像车外走过的洋鬼子，她看上去一定很像中国鬼子。他们确己来到鬼的地界，都变成鬼了。”[3]充分传达了月兰对自己陌生的心绪与害怕的情绪。
其三，中国人的宿命观。中国特有职业——算命先生能通阴阳，未卜先知。旧历新年前雯妮和花生去赶集，有个自称可以通阴阳，卜爱情、姻缘和财运的算命先生对花生说：“你婆家离这儿很近......这不错，但是我或许可以让它更好。”[2]122算命先生把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改变了花生的姻缘。雯妮多次慨叹命运的不公，如果当时有钱，就可以让算命先生给她安排个好点的丈夫。人物命运与算命先生所算惊人吻合，西方读者不得不慨叹算命先生的神力。
过多鬼神说、宿命观、禁忌论情节的描写，既体现出作者主观方面对西方文化的趋从与迎合，同时又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偏见，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面传播。
（三）肆意改编历史或文化经典，传播了异化失真的中国形象
为了迎合西方主流文化，华裔作家经常会在作品中强调美国式思想价值观，篡改和歪曲中国形象。在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织女是玉皇大帝的女儿，《灶神之妻》中却被雯妮描述为灶神的七个女儿之一。在《女勇士》第二部分“白虎山峰”中，作者将多个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进行融合改编。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神仙召唤之下前往白虎山学艺，临上山之前，父母在其身上刺了“报仇”二字。主人公在戰场上骁勇善战，杀敌无数，最终成为军队的领袖，并一路所向披靡砍了皇帝的头。归乡后的主人公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读者都知道，这是樊梨花拜艺、岳母刺字、花木兰替父从军等神话或历史故事的融合改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岳母刺字表达了中国人为国捐躯的心愿，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则向读者表达了“忠义”与“孝道”的道德观。而经作者融合后的“巾帼英雄”，却演绎为强调向恶势力反抗的战斗精神。
《女勇士》第五部分所塑造的蔡琰形象是根据中国东汉末年蔡文姬的人生遭遇改编而来，原型主要表达蔡文姬一生悲苦无依、思乡思亲和颠沛流离。而汤亭亭笔下的蔡文姬则将悲苦情绪一扫而空，摇身变成适应异国他乡生活的女汉子。作者以蔡文姬自居，宣扬女人要成为与男子同等地位的独立个体，很明显，其核心观念建立在批判中国封建父权制思想上，认可并遵从美国主流思想。
华裔作家在作品中引用的中国历史人物形象或故事，被肆意改编变了味道，成为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新的美国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混淆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面和独立传播。
二、中国形象误读的跨文化语境及机制
美国华裔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存在“美国人”立场上的误读。误读的中国形象塑造无疑会加深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他者”刻板印象的认知，“十分暗合西方世界关于中国迷信落后的套话，折射出中国形象的非理性与美国形象的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权利模式”[4]174，满足了他们文化霸权主义的贪婪。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描写渗透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愚昧、贫穷，甚至是落后的偏见”[5]。然而，华裔作家既与她们“所在之处”的时代与文化密切相连，又无法摆脱她们族裔祖先文化的影响，所以她们不得不处在“双重身份”的制约之中[6]。综观误读下的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厘定以下几个影响其生成机制的因素，旨在启发读者客观平衡地看待华裔作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与呈现。
（一）时空之囿：错位的时代与语境
小说的回忆部分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朝代更迭、列强屠戮，中华大地民不聊生，虽然封建制度覆灭但封建思想尚存，女性仍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其次，风水、阴阳五行、鬼神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以来深刻影响着世代中华儿女的生活和抉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中国人的宇宙观、生态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含理性的和逻辑的，同时也包含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成分，既包含了科学的内容也披上了迷信的外衣”[7]73。但若说中国的鬼魂说是迷信、落后，那西方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受难、被迫害而亡，继而复活又作何解释？作为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过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罢了。 汤婷婷、谭恩美身处美国社会，接受的是美国主流文化教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通过母亲、家庭和华人社区的熏陶和西方媒体的传播，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更没有在中国实地体验过，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存在偏差，这在作品中可略见一斑。如称呼叔叔家的女儿花生为“糖姐”，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中国百姓数量的不实描述等。受时空之囿，加之对美国种族歧视的不满，她们常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审视中国甚至俯视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整合中国意象，塑造中国形象，旨在通过丑化中国形象的方式，强调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以求得在主流文化中觅得一席之地，获取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但华裔作家有意无意为了暗合主流文化，迎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阈，会扩大‘他者’的相异性”[4]175，致使“本我意识”和“他我意识”在一元与多元的互动磨合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碰撞、扭曲，从而形成虚幻的误读的中国形象。
显然，这些误读的形象与当今蒸蒸日上的现实中国格格不入。但不可否认，诸如迷信和宿命观，即使现在的中国也并非已经烟消云散，况且“中国形象”往往会受时代语境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在对抗和寻求摆脱中呈现出“自我”与“他者”流变的多元态势。在“族裔文化资源”的运用上，华裔作家需要充分运用中国文化中的多种意象达到隐喻和闡释现实生活的目的，而他们所依据的需要和隐喻、阐释的现实都会受时空之囿，处在错位的时代语境中，此时，种族、族裔、性别等个体因素都将影响形象的创建。
（二）跨文化传播：文化的误读与理解
虽然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二代作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导致了误读。然而，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误读，都是有意而为之。小说中的男性都十分极端，就连中国神话中高高在上的灶神都成了抛弃糟糠之妻、忘恩负义的男子的原型。文福便是现实版的灶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雯妮为代表的勤劳善良、逆来顺受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作者用刻意丑化男性形象和放大社会底层女性形象的方式，来凸显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严重摧残，以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鼓励女性打破沉默、离家出走、冲破从一而终的价值观束缚。
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作家，汤婷婷、谭恩美深刻认识到读者对作品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在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读者期待视域，融入一些奇特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代际冲突等;同时，为迎合美国文化崇尚自由、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内容进行了剪裁，对中国元素进行了误读，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引发广大西方读者的共鸣。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华裔文学创作本来就置身于跨文化语境中。这种跨文化语境，并不是单纯地指不同文化的相遇或共存，而是异域文化碰撞后的重组或交互。华裔作家对中国故事的改写和中国形象的呈现可以看成是在西方语境中写作策略的调试，是在认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有意无意的误读，而不同的语言环境、各异的文化习俗、更新的社会体制、多变的审美取向以及走向偏离的“期待视野”等都会成为误读的缘起，这些文化误读现象同样具有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其本身就是基于创作需要的文化选择。
“形象总是异国实在影像与自我主观影像的叠合，所以形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的真实。”[8]因此，“不应简单粗暴地以是否原汁原味地反映中国文化这一标准来判读作品是丑化中国还是积极正面地宣扬中国。”[9]对于没有中国实际感知经验的华裔作家而言，对族裔文化资源的“二手”运用，就如同移民作家的“杂化”一般，这种具有改写意味的跨文化传播无法承载“正确”传递中国文化的重任，也折射不了纯粹客观的中国形象。其实，就比较文学形象学而言，“如果把中国形象看成一个源文本，按照社会需要重塑异国现实，那么所有的形象都是幻象”[10]，都很难正确传递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只能反映阐释者的主观意愿，甚至是主观臆造。
（三）身份诉求：回望中的认同与建构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二代作家适应了语言和生活环境，他们和父辈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犹如天渊之隔，导致他们在文化上的归属感越发疏离，甚至断裂，并产生文化认同的危机心理，他们辨不清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还是生活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当下，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去”，华裔作家表现出对种族特征和自我身份的强烈困惑，“致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华人家庭与美国社会、自我属性与文化归属之间的紧张关系”[11]。正如谭恩美自己所说：“一般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和别的美国孩子一样，20多岁的时候就想着如何和别人不同，所以就要研究自己的特色、家庭和文化”[12]。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在这种困惑的紧张关系中努力探寻和回应着自己的身份诉求。他们在特定的时代语境和难以承受的文化之重的身份诉求中飘忽无着、步履蹒跚，甚至时常偏离正轨。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华裔作家在对中国文化的书写中，为自己文化身份的寻求找到了答案：即在两种文化观照的特殊语境中，充分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创设独立于中国文化身份和美国文化身份的美国华裔文化身份。对于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而言，文化身份早已不是对祖先文化无条件的认同，而是呈现出怀疑、背离的断裂感，这种建构是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发生的置换与变形。换言之，这种文化身份是一种怀疑、否定中的回望。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作家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回望和并不完全真实的“中国形象”呈现中，开始超越族裔文化身份，逐渐从文化裂隙与双重身份困境中解脱出来，并站在异域文化的高度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根源。呈现的中国形象虽不真实，但折射出了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作者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美国华裔作家群体意识到，只有在不逃避、不否定自身民族属性以及文化根源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在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独树一帜，而不是被主流文化湮没。
三、余论
汤婷婷、谭恩美作品伴随着因代际隔膜而产生的误解，亦包含迎合美国主流文化的有意曲解，在文化对立冲突和融合交流语境下，强调了华裔族群因特殊的身份承载着太多的经济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负担，在难以承受的文化之重中寻求着民族身份的认同。而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在不断的冲突中相互磨合并催生出文化新枝的。无论是“文化施动者”亦或是“文化受动者”都是相对而言的，总是在互动、融合和冲突中展开的。作为整体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化部分，无论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解读还是跨文化对话，最终都应在对立统一中既明确自身价值又寻到文化认同。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审视华裔作家的中国形象建构，须客观审视作家所处时代语境下的创作心理以及形象呈现的生成机制，以平和的心态，客观平衡地看待美国华裔文学中中国形象的误读。对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华裔文学作家，我们既要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误读有所警惕，也要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内核，发挥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功能。同时希冀在多重文化的交汇处，华裔作家要利用好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以及独具的跨文化背景，從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体验出发，书写出更具文化意义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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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