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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德说，他不是藏书家，他又说，希望自己的书房成为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地方。
“六场绝缘斋”
上个世纪80年代，刚调往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家当就只有三麻袋的书。一套两居室的宿舍，三个大书架立于卧室，连来访的客人都一眼看出“这是书呆子的家”。后来搬到三室一厅的住房，安排在室厅中间的，依然是顶天立地的可放三排书的书架。到现在，龚教授已经拥有一个近100平方米的独立书房，一排～排的书架放置其中，俨然就是一个“个人图书馆”。“书多了，必须要买一套房子放书，人和书没办法在一块。”
龚教授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六场绝缘斋”，六场是指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就是与书无关的场所”。
以中国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他，对于自己的藏书分类摆放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不是按照一般图书馆的分类来摆放，而是按作家分、按流派分，以自己好用为准。目前已出版近10本著作，那会把自己的著作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放在办公桌背后，这样比较方便查”。
只读书不藏书
以单独的一套房子作为自己的书房，颇有古人兴建藏书楼的风范。起码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可称为豪举了，但龚教授却说，他不是藏书家。
大学毕业后进入学校即教授现代文学，后来在出版社工作26年，负责的书也大多是新文学，这决定了他以中国新文学为研究方向。龚教授的存书基本是“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新文学著作，“只要对研究有用，对教学有用，我都会买，即使很脏很乱甚至是残本，就算只有一页纸，只要有研究价值的，我都会买下来”。“我的阅读是功能性的阅读，不是为了收藏”，所谓“功能性阅读”，龚教授解释说，就是“写文章、写书必须看的材料”。
龚教授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对有用的书出手阔绰的同时，龚教授表示“没用的书我是不买的”。因此他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买书是为了用不是为了收藏。”每个人与书的亲密关系，都是一个只有自己才懂得的秘密，其间的体认和感情都是无法复制、也不可为外人道的。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龚教授这一番“偏激”的论调。
如果只有“功能性阅读”，被称为“书呆子”就得心服口服，但龚教授表示自己也有“非功能性”的阅读，这部分是“为了提高自己，这种书就要挑高贵的，美的。”例如《红楼梦》，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读一遍。
龚教授说，近期出版的书，只要有用，他也会买，但他也感叹说，近一、二十年来，真正的图书越来越少了。“水分太多，没内容，没激情，大部分是为了升迁、评职称、考学位而写，是功利性的。”
“我买书就跟女孩子买衣服一样”
每周三、日是龚教授的书香日，因为这两天是自由市场开市的日子。他这两天的生活，完全是围绕着买书、读书进行。6点半起床，骑半个小时的车到自由市场，买一个钟头的书，然后回家吃早饭、泡茶，整理、上架买到的书，同时翻一遍了解大概的内容；下午则读书、写文章，晚饭时享受天伦之乐，晚上继续读书、写作。
龚教授在成都的旧书市场是一个名人，每个摊主和店主都认识他，有他需要的书都会留给他，别人买要500块，龚教授买只收20、50块。“成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比较懂得尊重文化，他们都知道我是做研究的，不是做买卖。”
买书对龚教授来说，“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女孩子并不是因为缺衣服而买，而是看到好看的就买。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中国新文学的“胡佛研究所”
龚教授买书都是几百几千地买，但他说，买书的钱都是来自于稿费，可算“以书养书”。“我的工资都交给太太的，我买书可不能花养家糊口的钱”。
手中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但让它们产生功效就靠着自己的读书功夫了。“要从资料中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读书都会做活页卡片，然后把相关的问题整合起来。如果大家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我就要去研究到底是谁说的正确。例如张恨水有一本书叫《八十一梦》，有的书上说这本书当时非常轰动，张恨水还说。延安曾经出版过。但至今我们都没有发现一本延安版的《八十一梦》。我认为没看到的东西乱说是不行的。我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历史上不是的就不能说成是。”
因为对中国新文学长期不懈的研究，龚教授跟很多现代作家成了好朋友。从与巴金、丁玲、流沙河等作家的交谈中，得到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如果别人的文章跟他们的说法不一致，他就要进行研究。“这也算我的田野调查，与当事人见面，给我的研究带来很多方便。”
也许是因为这种严谨、较真的研究工作，使得龚教授很坚持纸本阅读。“电子阅读是粗糙的阅读，是为了吸收信息的浏览，相对来说，纸本阅读在我心目中就属于高贵的阅读，更有利知识的消化。”
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人图书馆”，龚教授对公共图书馆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不能用图书馆啊，我上班的时候别人上班，我下班了别人也下班了。我所做的研究课题，资料在公共图书馆是借不到的。”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书房成为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样的地方。“胡佛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理想的地方——资料齐全，而且无需任何证件、介绍信、费用，只要向馆员提出，你就能得到一个位子，无论多珍贵的资料都会提供给你查阅。中国没有一家图书馆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源和服务。”正是对胡佛研究所的推崇，“六场绝缘斋”对龚教授的同行和学生是开放的，谁都能看、谁都能借。
龚明德，真的不是藏书家。
“六场绝缘斋”
上个世纪80年代，刚调往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家当就只有三麻袋的书。一套两居室的宿舍，三个大书架立于卧室，连来访的客人都一眼看出“这是书呆子的家”。后来搬到三室一厅的住房，安排在室厅中间的，依然是顶天立地的可放三排书的书架。到现在，龚教授已经拥有一个近100平方米的独立书房，一排～排的书架放置其中，俨然就是一个“个人图书馆”。“书多了，必须要买一套房子放书，人和书没办法在一块。”
龚教授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六场绝缘斋”，六场是指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就是与书无关的场所”。
以中国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他，对于自己的藏书分类摆放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不是按照一般图书馆的分类来摆放，而是按作家分、按流派分，以自己好用为准。目前已出版近10本著作，那会把自己的著作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放在办公桌背后，这样比较方便查”。
只读书不藏书
以单独的一套房子作为自己的书房，颇有古人兴建藏书楼的风范。起码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可称为豪举了，但龚教授却说，他不是藏书家。
大学毕业后进入学校即教授现代文学，后来在出版社工作26年，负责的书也大多是新文学，这决定了他以中国新文学为研究方向。龚教授的存书基本是“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新文学著作，“只要对研究有用，对教学有用，我都会买，即使很脏很乱甚至是残本，就算只有一页纸，只要有研究价值的，我都会买下来”。“我的阅读是功能性的阅读，不是为了收藏”，所谓“功能性阅读”，龚教授解释说，就是“写文章、写书必须看的材料”。
龚教授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对有用的书出手阔绰的同时，龚教授表示“没用的书我是不买的”。因此他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买书是为了用不是为了收藏。”每个人与书的亲密关系，都是一个只有自己才懂得的秘密，其间的体认和感情都是无法复制、也不可为外人道的。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龚教授这一番“偏激”的论调。
如果只有“功能性阅读”，被称为“书呆子”就得心服口服，但龚教授表示自己也有“非功能性”的阅读，这部分是“为了提高自己，这种书就要挑高贵的，美的。”例如《红楼梦》，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读一遍。
龚教授说，近期出版的书，只要有用，他也会买，但他也感叹说，近一、二十年来，真正的图书越来越少了。“水分太多，没内容，没激情，大部分是为了升迁、评职称、考学位而写，是功利性的。”
“我买书就跟女孩子买衣服一样”
每周三、日是龚教授的书香日，因为这两天是自由市场开市的日子。他这两天的生活，完全是围绕着买书、读书进行。6点半起床，骑半个小时的车到自由市场，买一个钟头的书，然后回家吃早饭、泡茶，整理、上架买到的书，同时翻一遍了解大概的内容；下午则读书、写文章，晚饭时享受天伦之乐，晚上继续读书、写作。
龚教授在成都的旧书市场是一个名人，每个摊主和店主都认识他，有他需要的书都会留给他，别人买要500块，龚教授买只收20、50块。“成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比较懂得尊重文化，他们都知道我是做研究的，不是做买卖。”
买书对龚教授来说，“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女孩子并不是因为缺衣服而买，而是看到好看的就买。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中国新文学的“胡佛研究所”
龚教授买书都是几百几千地买，但他说，买书的钱都是来自于稿费，可算“以书养书”。“我的工资都交给太太的，我买书可不能花养家糊口的钱”。
手中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但让它们产生功效就靠着自己的读书功夫了。“要从资料中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读书都会做活页卡片，然后把相关的问题整合起来。如果大家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我就要去研究到底是谁说的正确。例如张恨水有一本书叫《八十一梦》，有的书上说这本书当时非常轰动，张恨水还说。延安曾经出版过。但至今我们都没有发现一本延安版的《八十一梦》。我认为没看到的东西乱说是不行的。我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历史上不是的就不能说成是。”
因为对中国新文学长期不懈的研究，龚教授跟很多现代作家成了好朋友。从与巴金、丁玲、流沙河等作家的交谈中，得到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如果别人的文章跟他们的说法不一致，他就要进行研究。“这也算我的田野调查，与当事人见面，给我的研究带来很多方便。”
也许是因为这种严谨、较真的研究工作，使得龚教授很坚持纸本阅读。“电子阅读是粗糙的阅读，是为了吸收信息的浏览，相对来说，纸本阅读在我心目中就属于高贵的阅读，更有利知识的消化。”
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人图书馆”，龚教授对公共图书馆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不能用图书馆啊，我上班的时候别人上班，我下班了别人也下班了。我所做的研究课题，资料在公共图书馆是借不到的。”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书房成为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样的地方。“胡佛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理想的地方——资料齐全，而且无需任何证件、介绍信、费用，只要向馆员提出，你就能得到一个位子，无论多珍贵的资料都会提供给你查阅。中国没有一家图书馆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源和服务。”正是对胡佛研究所的推崇，“六场绝缘斋”对龚教授的同行和学生是开放的，谁都能看、谁都能借。
龚明德，真的不是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