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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鲁迅散文的阅读和教学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其文章的思想性受到了教师和学生高度的赞扬和重视，而其文章的时政性却少有人发现和挖掘，作为鲁迅散文的一体两面，不了解时政性就必然无法理解鲁迅文章深刻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问题也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进而成为困扰我们语文教学的一个瓶颈。本文通过《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结合相关材料，透过时政性分析思想性，点明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提醒我们在鲁迅散文的教学过程中，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不可顾此失彼。
【关键词】鲁迅散文 背景知识 时政行 思想性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也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课文。深邃的内涵、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使本文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长久的魅力，可是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学生来说，文章的语言精辟却难懂，思想厚重却不易把握。究其原因与读者的阅历固然有关，时代差异导致的代沟却不容忽视，我们只有把握住文章时政性的特点，才能认识到北洋政府的腐朽专制，才能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体味到鲁迅先生的愤怒与哀痛。所以解读本文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几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中华民国
文章开篇作者便写到“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对中国近代史缺乏了解的人很容易把这个“中华民国”理解为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时间是1927年至1949年。而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926年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那么这个“民国”指的是哪个“民国”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可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掌握清王朝精锐部队——“北洋新军”的袁世凯窃取了。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6年他又因复辟帝制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下台。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对外仍称“中华民国”，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鲁迅作品，大多数都注明了写作时间，但是他几乎从不像其他民国时人一样，在作品或信件后注上“中华民国某年某月”，要么只注月和日，要么用公历纪年。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1933年在其《自选集》序言中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了”。这是对他自己之所以参加文学革命的一个回顾。就是因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怀疑，他才会从沉默中爆发，拿起笔做刀枪，向愚昧不堪的国民性挑战，向统治者的权威挑战。中华民国，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辞藻，不仅没有意义，有时还被人用来做掩饰罪恶勾当的遮羞布，冠冕堂皇，让人以为改朝换代、天下太平了。因此，他是不轻易在作品中注明“中华民国”的字样的，因为他理解的“中国民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1925年2月12日，他提起笔来，“忽然想到”：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而在《记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开首就写上中华民国，正有他的深意。这篇文章是愤怒声讨军阀刽子手将屠刀砍向爱国青年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上“中华民国”正是在愤怒悲哀中发出的讽刺之声，让人感到，在屠刀和鲜血面前，这几个字显得那样的苍白和无力。
二、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这本是内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干涉中国内政，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合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驳复八国通牒。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事后执政府又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学生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
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利要求政府作出强硬的姿态，这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可是段政府不但没有顺应民意，反而用最为粗暴的方式来压制民意，用御用文人的笔来强奸民意，妄图用武的和文的两手来使民众“沉默”！“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段政府迎来的不是民众的“沉默”而是沉默中的“爆发”。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三一八”事件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学生群众开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此次惨案的发生鲁迅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政府开枪镇压学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竟至于颇为怀疑”，他不曾料到执政府竟“下劣凶残到这等地步”。请愿反对的是八国联军，政府竟枪杀学生，公然为侵略者张目，让亲者痛，仇者快！面对着“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鲁迅觉得自己所住的地方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正如“非人间”的地狱。在地狱中居住的人当然是“哀痛”的，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面对着血淋淋屠刀挺起胸膛，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猛士”。牺牲固然是“哀痛”的，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光明而牺牲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活得有理想、有价值。
三、女师大风潮
女师大全称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立于1908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由清政府建立的高等师范学堂。1924年，北洋政府任命留美归来的杨荫榆担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国外受着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来，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１９２５年１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４月，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５月７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事后杨荫榆命令许广平和刘和珍代表大家向她认错，否则就要被开除学籍。二人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于是杨荫瑜做出了开除六个学生的决定，布告清晨被挂在墙上。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校方四处搜索无着，不好再发布告，刘和珍等人便照样上课。
5月22日，在教育总长章士钊授意下，教育司长刘百昭，公然引领警察及打手殴打进步学生，希望借此驱逐她们出校。但是在学生的坚持下这一目的仍然没有达到。
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学生们纷纷声援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女师大学生会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杨荫榆为了阻挠这一活动，一面借口学校暑假大修理，不准学生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醫生进言，劝阻其来校。这样，学生对她的做法就更加愤慨，于是就把真相揭露出来，坚决不离开学校。８月１日，杨荫瑜见目的又没有达到就把学校电路截断，伙房关闭，把大门用铁链锁了起来，杜绝学校与外界的往来。学生们借烛光照明，饿着肚子坚守，并在学生会的号召下毁锁开门！就这样，杨荫瑜的压制学生运动的举措在学生的抵制下无一得手。８月１０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停办”以后，在鲁迅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于西域宗帽胡同继续开课，刘和珍等二十余人，联名呈文，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公诉章士钊等人。北方革命运动不断紧张，段祺瑞政府要员纷纷逃离北京，章士钊也逃往天津，经过艰苦斗争，女师大仍回石附马大街旧址复校，学生们整队从宗帽胡同回校，于12月11日正式开课，在刘和珍主持下，三百余人召开大会庆祝斗争的胜利。这就是女师大风潮的经过。
刘和珍所生活的时代，中国高等学府还很少。各大学的校长往往都是社会名流，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追捧，社会地位很高。况且女师大地处北洋政治中心，直接隶属于教育部，刘和珍等人反对校长杨荫榆也便是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是和政府作对。杨荫榆有北洋政府撑腰当然“广有羽翼”。面对如上的种种干预阻挠甚至迫害，刘和珍等人毫不畏惧，那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让鲁迅屡次为之感慨。“三一八惨案”中，几名中学生在弹雨中互相救助，殒身不恤的事实更让鲁迅感受到了中国女子的从容勇毅。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妇女虽遭阴谋诡计，压抑数千年”，但她们打破自身枷锁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她们的信心是坚定的，力量是强大的，前途是光明的，妇女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刘和珍等人的死并不能使中国社会立即就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死难的意义在当时看起来似乎也很“寥寥”，但是从整个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来看，死难者的精神却如星星之火必将成为燎原之势，死难对于将来的意义又是巨大的。
深刻的思想性是鲁迅文章的价值所在，但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往往重视它的思想性而忽略它的时政性，实际上鲁迅对时事政治是高度敏感的，这在他的文章中经常有所反应。思想性和时政性是鲁迅文章的两个主要方面，深刻的思想性指导着我们对时政的观察，鲜明的时政性又是思想生发的基础，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所以，今天我们在阅读鲁迅散文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住文章时政性的特点，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自身的思想经历认真地加以分析，这样鲁迅深刻的思想才更容易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
作者单位：辽宁铁岭县高级中学。
【关键词】鲁迅散文 背景知识 时政行 思想性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也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课文。深邃的内涵、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使本文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长久的魅力，可是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学生来说，文章的语言精辟却难懂，思想厚重却不易把握。究其原因与读者的阅历固然有关，时代差异导致的代沟却不容忽视，我们只有把握住文章时政性的特点，才能认识到北洋政府的腐朽专制，才能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体味到鲁迅先生的愤怒与哀痛。所以解读本文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几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中华民国
文章开篇作者便写到“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对中国近代史缺乏了解的人很容易把这个“中华民国”理解为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时间是1927年至1949年。而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926年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那么这个“民国”指的是哪个“民国”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可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掌握清王朝精锐部队——“北洋新军”的袁世凯窃取了。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6年他又因复辟帝制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下台。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对外仍称“中华民国”，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鲁迅作品，大多数都注明了写作时间，但是他几乎从不像其他民国时人一样，在作品或信件后注上“中华民国某年某月”，要么只注月和日，要么用公历纪年。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1933年在其《自选集》序言中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了”。这是对他自己之所以参加文学革命的一个回顾。就是因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怀疑，他才会从沉默中爆发，拿起笔做刀枪，向愚昧不堪的国民性挑战，向统治者的权威挑战。中华民国，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辞藻，不仅没有意义，有时还被人用来做掩饰罪恶勾当的遮羞布，冠冕堂皇，让人以为改朝换代、天下太平了。因此，他是不轻易在作品中注明“中华民国”的字样的，因为他理解的“中国民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1925年2月12日，他提起笔来，“忽然想到”：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而在《记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开首就写上中华民国，正有他的深意。这篇文章是愤怒声讨军阀刽子手将屠刀砍向爱国青年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上“中华民国”正是在愤怒悲哀中发出的讽刺之声，让人感到，在屠刀和鲜血面前，这几个字显得那样的苍白和无力。
二、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这本是内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干涉中国内政，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合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驳复八国通牒。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事后执政府又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学生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
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利要求政府作出强硬的姿态，这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可是段政府不但没有顺应民意，反而用最为粗暴的方式来压制民意，用御用文人的笔来强奸民意，妄图用武的和文的两手来使民众“沉默”！“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段政府迎来的不是民众的“沉默”而是沉默中的“爆发”。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三一八”事件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学生群众开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此次惨案的发生鲁迅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政府开枪镇压学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竟至于颇为怀疑”，他不曾料到执政府竟“下劣凶残到这等地步”。请愿反对的是八国联军，政府竟枪杀学生，公然为侵略者张目，让亲者痛，仇者快！面对着“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鲁迅觉得自己所住的地方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正如“非人间”的地狱。在地狱中居住的人当然是“哀痛”的，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面对着血淋淋屠刀挺起胸膛，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猛士”。牺牲固然是“哀痛”的，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光明而牺牲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活得有理想、有价值。
三、女师大风潮
女师大全称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立于1908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由清政府建立的高等师范学堂。1924年，北洋政府任命留美归来的杨荫榆担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国外受着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来，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１９２５年１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４月，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５月７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事后杨荫榆命令许广平和刘和珍代表大家向她认错，否则就要被开除学籍。二人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于是杨荫瑜做出了开除六个学生的决定，布告清晨被挂在墙上。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校方四处搜索无着，不好再发布告，刘和珍等人便照样上课。
5月22日，在教育总长章士钊授意下，教育司长刘百昭，公然引领警察及打手殴打进步学生，希望借此驱逐她们出校。但是在学生的坚持下这一目的仍然没有达到。
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学生们纷纷声援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女师大学生会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杨荫榆为了阻挠这一活动，一面借口学校暑假大修理，不准学生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醫生进言，劝阻其来校。这样，学生对她的做法就更加愤慨，于是就把真相揭露出来，坚决不离开学校。８月１日，杨荫瑜见目的又没有达到就把学校电路截断，伙房关闭，把大门用铁链锁了起来，杜绝学校与外界的往来。学生们借烛光照明，饿着肚子坚守，并在学生会的号召下毁锁开门！就这样，杨荫瑜的压制学生运动的举措在学生的抵制下无一得手。８月１０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停办”以后，在鲁迅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于西域宗帽胡同继续开课，刘和珍等二十余人，联名呈文，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公诉章士钊等人。北方革命运动不断紧张，段祺瑞政府要员纷纷逃离北京，章士钊也逃往天津，经过艰苦斗争，女师大仍回石附马大街旧址复校，学生们整队从宗帽胡同回校，于12月11日正式开课，在刘和珍主持下，三百余人召开大会庆祝斗争的胜利。这就是女师大风潮的经过。
刘和珍所生活的时代，中国高等学府还很少。各大学的校长往往都是社会名流，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追捧，社会地位很高。况且女师大地处北洋政治中心，直接隶属于教育部，刘和珍等人反对校长杨荫榆也便是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是和政府作对。杨荫榆有北洋政府撑腰当然“广有羽翼”。面对如上的种种干预阻挠甚至迫害，刘和珍等人毫不畏惧，那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让鲁迅屡次为之感慨。“三一八惨案”中，几名中学生在弹雨中互相救助，殒身不恤的事实更让鲁迅感受到了中国女子的从容勇毅。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妇女虽遭阴谋诡计，压抑数千年”，但她们打破自身枷锁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她们的信心是坚定的，力量是强大的，前途是光明的，妇女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刘和珍等人的死并不能使中国社会立即就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死难的意义在当时看起来似乎也很“寥寥”，但是从整个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来看，死难者的精神却如星星之火必将成为燎原之势，死难对于将来的意义又是巨大的。
深刻的思想性是鲁迅文章的价值所在，但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往往重视它的思想性而忽略它的时政性，实际上鲁迅对时事政治是高度敏感的，这在他的文章中经常有所反应。思想性和时政性是鲁迅文章的两个主要方面，深刻的思想性指导着我们对时政的观察，鲜明的时政性又是思想生发的基础，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所以，今天我们在阅读鲁迅散文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住文章时政性的特点，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自身的思想经历认真地加以分析，这样鲁迅深刻的思想才更容易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
作者单位：辽宁铁岭县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