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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乏忧患意识，却有极强的敌情意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64岁的李楯说，“我们只有一对一错，你我不一样，肯定是你错我对；你不改，我就要强制你改，坚持不改，就把你消灭掉。这种基因广泛存在于从计划体制走过来的不同人群，包括一些讲民主、讲人权的人。我自己很长时间也是这样。”
“乌托邦实践者”
去年7月6日，李楯兄妹俩在中国美术馆搞了父亲李瑞年先生的画展。1940年代，在中国美术界，李瑞年影响很大，徐悲鸿称赞他的油画“质朴隽永，手法严谨，是极为可喜的自然主义，是抒情诗”。但如今，李瑞年基本上是被时代遗忘的人。
父亲诞辰90年时，李楯兄妹曾为他搞过一次画展，后来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当时看到了，非常吃惊，说他不知道当代美术史上还有这样的画！
此次画展，李楯的朋友郑也夫请了章诒和、阿城、丁学良、陈丹青等人谈李瑞年的画。陈丹青在美国回不来，他在电话里说：“李瑞年先生……我真不知道这个人。”学富五车的作家阿城也不知道。
李楯说：“我接触过各种人，凡是被时代推捧的人，我们知道；被时代批驳的人，我们也知道，但有一大批被时代‘忘记’的人，谁都不知道，在当代、近代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空白。”
李楯的家庭出身，颇有时代烙印。李家和李楯奶奶的娘家—韩家，同列天津“八大家”之中。李楯奶奶的五妹夫是梅贻琦，七妹夫是卫立煌。李楯的父亲李瑞年是留法学生，不问政治，他的母亲则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性格开朗，思想激进，曾是地下党员。
“文革”中，除了受到毛泽东保护的七太姨韩权华（卫立煌夫人），李楯全家及亲属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受到冲击，有挨批斗的，有自杀身亡的。但就在此前后，十六七岁的李楯开始接受“文革”，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熏陶。
遵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李楯自己组织了70多人去内蒙农村插队，想搞完全形式的乌托邦，结果大败而归。在那时候，他不会认可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容不得任何不同的思想。
乌托邦失败后，李楯只身去了四川郫县农村。在艰苦的环境里，李楯和很多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成了好朋友。一次，一个干部朋友请他喝酒。酒席是因该干部妻子刚生下的双胞胎有一个夭折了，按当地习俗，须为另一个婴儿认干爹才好养活。李楯得知后，很不高兴，写信批评他：你是党员，带头搞封建迷信？这个干部拿着信，在公社党委会上做了检讨。
多年后，李楯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很不应该。“问题不在于迷不迷信。人家刚死了孩子，但我在革命理念下，做了很不通情理的事。” 李楯说，“那时我完全符合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共产党员形象，心中唯一的目标是死后身上可以盖一面党旗。”
不过，因为个性极强，总喜欢给公社书记提意见，李楯的入党申请虽然讨论通过了两次，却一直也没成为共产党员。
善待异类
1975年，李楯病退回城。他进了一家没人愿去的集体企业“以工代干”，没有名分。一直到1980年，通过司法局的法律职业招考，李楯进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研究室工作，打那之后，他开始了知识分子的生活。
整个1980年代，李楯做过《人民日报》的法律顾问，办过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及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以后，又任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在这些过程中，李楯发现，一些自己认为，也被别人认为主张民主政治的人，亦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主张不同。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李楯越来越认定：一定要认可别人可以和自己不一样，“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
在中国学者里，李楯算是较早呼吁废除死刑的那拨人。大约从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这跟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文革”时，同学参加武斗，是为了极其崇高的目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李楯有两名同学死在江西，当时被认为极其“壮烈”。活着回到北京的同学，有带着枪的，在圆明园后面对着树打。李楯后来理解什么叫“杀红了眼”，那是人的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在跟工人师傅聊天时，李楯听到过一个故事：抗战时，武工队抓了一批汉奸，为了节省子弹，决定砍头处死。行刑由一个年轻人负责，他的师傅，带他去镇上酒馆吃喝。这家酒馆是一栋两层木楼。师徒喝完酒，刚出门，楼上一盆泔水倒下，正浇在徒弟的头脸上。
徒弟不干了，立即就要上去打架，师傅拦住说：“先干正事。”徒弟气冲冲地去执行了死刑，事后，师傅说：“你回去谢谢人家，泔水是我让泼的。”师傅的言外之意是，不激起你的火气，你怎能杀那么多人？
“文革”结束后，李楯有机会亲眼目睹杀人场面。当时，法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一批犯人死刑。大会上要念批判稿，讲这人怎么坏，民愤怎么大，怎么该死。阴差阳错，法院把这份差事交给了厂里，厂领导让李楯去了。在1.7万多人的公判大会上，李楯念完批判稿，回到后台。
罪犯就要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一位老公安告诉李楯：“你可以跟去看看。一个人，难得有这种机会。”那次要枪毙5名罪犯，其中1名罪犯在宣判后被捆绑时晕过去了，到死都没醒过来。
枪决时，犯人应该跪着，但这名罪犯因处昏晕状态，头垂得很低，射手一枪没打中，扭头就走。这以后，李楯才知道一个不成文规定：刑场上，射手不打第二枪，一枪没打中，换一个人再打。
从刑场回来，李楯吃不下饭。他不明白，就四五米的距离，射手为什么会打飘了？后来，他明白了：“和平时期，人杀人是很难的，尽管我们知道被杀的是坏人。”
“对于人类之间的残杀，尤其是在革命名义下，让你去杀人，我的认识转变有个很长的过程。”李楯说，“人要非常理性，有原则的妥协是必要的。”
清华专家
进入清华大学做教授之后，李楯主持了不少学术项目。有一次，在他主持的学术报告讲坛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程曜举例谈“对异类的歼灭”：光电子效应，100年以前，最好的技术只能达到一个纳秒，所以教科书只写一个纳秒。现在已经进入飞秒时代了，飞秒比一个纳秒再少6个数量级，而教科书还在讲纳秒，学生都是异口同声讲一个纳秒的光电子效应。我要在大学里讲‘不是一个纳秒’，我就会被歼灭。这就是知识的不长进以及对知识的误解。”
“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上有着很多隔绝。”李楯说，居住地、制度、社会分层、我们所从事的专业等等都使得我们对自己生活之外的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最缺乏的就是在多元前提下的“共识”。
为此，李楯做了很多社会性工作，他既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國务院法制办的一些立法工作，又会为美国福特基金会评估其资助的各类中国司法项目，还会接受联合国在京机构的委托，协助其考察民间草根组织代表选举，并对这一选举作跟踪评估报告。联合国机构、中国禁毒委、卫生部、环保总局，这些机构都会聘请他做专家顾问，李楯既参与提供政策和制度设置建议，又参与工程项目评估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倒也乐在其中。
做的事越多，遇到的荒唐事也越多。早期做农民工流动研究，政府批准手续完备，却被一个不明就里的地方官员一状告到高层；司法部批准的中国工伤赔偿及法律适用研讨会，被以“未按国际会议报批”而遇阻；一则经不起推敲的不实信息，使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撤销又复重建。每一件事的发生，都至少使工作停滞半年以上。
“老境何所似？只与少年同”
2007年，李楯突觉心灰意冷，他收拾起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9年的工作，次年，他称自己已“渐入颓唐”。60岁的时候，李楯就说自己“老了”。
他写下《六十抒怀》：“我的思想在20余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从少年时的‘重献身’，‘重杀戮’，到今天的‘爱惜生命，敬畏生命；爱惜自然，敬畏自然’……我将以安和自在的心态去面对余下的人生，同样，以安和自在的心态走向人生的终结。”
他引用《圣经》里圣徒的话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
手头的事处理完后，李楯说：“我要做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因为有搞历史研究的朋友建议他说，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知道的说清楚，后人就很难再搞清楚。
今年9月15日，李楯64岁了。从那段颓唐的心境走出来后，他很活泼。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童心未泯，良知未泯。他欣赏孔子的人生心态，“孔子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他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谁也不听他的。但他为人的标准绝不在身外，而是只做我认为应该做的。”李楯说。
最近有几家网站给他开了微博，但微博上的东西不是他写的，他难为情地笑道：“我准备自己写微博。我这人比较笨……我总有些话想说。”
“乌托邦实践者”
去年7月6日，李楯兄妹俩在中国美术馆搞了父亲李瑞年先生的画展。1940年代，在中国美术界，李瑞年影响很大，徐悲鸿称赞他的油画“质朴隽永，手法严谨，是极为可喜的自然主义，是抒情诗”。但如今，李瑞年基本上是被时代遗忘的人。
父亲诞辰90年时，李楯兄妹曾为他搞过一次画展，后来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当时看到了，非常吃惊，说他不知道当代美术史上还有这样的画！
此次画展，李楯的朋友郑也夫请了章诒和、阿城、丁学良、陈丹青等人谈李瑞年的画。陈丹青在美国回不来，他在电话里说：“李瑞年先生……我真不知道这个人。”学富五车的作家阿城也不知道。
李楯说：“我接触过各种人，凡是被时代推捧的人，我们知道；被时代批驳的人，我们也知道，但有一大批被时代‘忘记’的人，谁都不知道，在当代、近代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空白。”
李楯的家庭出身，颇有时代烙印。李家和李楯奶奶的娘家—韩家，同列天津“八大家”之中。李楯奶奶的五妹夫是梅贻琦，七妹夫是卫立煌。李楯的父亲李瑞年是留法学生，不问政治，他的母亲则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性格开朗，思想激进，曾是地下党员。
“文革”中，除了受到毛泽东保护的七太姨韩权华（卫立煌夫人），李楯全家及亲属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受到冲击，有挨批斗的，有自杀身亡的。但就在此前后，十六七岁的李楯开始接受“文革”，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熏陶。
遵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李楯自己组织了70多人去内蒙农村插队，想搞完全形式的乌托邦，结果大败而归。在那时候，他不会认可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容不得任何不同的思想。
乌托邦失败后，李楯只身去了四川郫县农村。在艰苦的环境里，李楯和很多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成了好朋友。一次，一个干部朋友请他喝酒。酒席是因该干部妻子刚生下的双胞胎有一个夭折了，按当地习俗，须为另一个婴儿认干爹才好养活。李楯得知后，很不高兴，写信批评他：你是党员，带头搞封建迷信？这个干部拿着信，在公社党委会上做了检讨。
多年后，李楯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很不应该。“问题不在于迷不迷信。人家刚死了孩子，但我在革命理念下，做了很不通情理的事。” 李楯说，“那时我完全符合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共产党员形象，心中唯一的目标是死后身上可以盖一面党旗。”
不过，因为个性极强，总喜欢给公社书记提意见，李楯的入党申请虽然讨论通过了两次，却一直也没成为共产党员。
善待异类
1975年，李楯病退回城。他进了一家没人愿去的集体企业“以工代干”，没有名分。一直到1980年，通过司法局的法律职业招考，李楯进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研究室工作，打那之后，他开始了知识分子的生活。
整个1980年代，李楯做过《人民日报》的法律顾问，办过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及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以后，又任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在这些过程中，李楯发现，一些自己认为，也被别人认为主张民主政治的人，亦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主张不同。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李楯越来越认定：一定要认可别人可以和自己不一样，“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
在中国学者里，李楯算是较早呼吁废除死刑的那拨人。大约从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这跟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文革”时，同学参加武斗，是为了极其崇高的目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李楯有两名同学死在江西，当时被认为极其“壮烈”。活着回到北京的同学，有带着枪的，在圆明园后面对着树打。李楯后来理解什么叫“杀红了眼”，那是人的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在跟工人师傅聊天时，李楯听到过一个故事：抗战时，武工队抓了一批汉奸，为了节省子弹，决定砍头处死。行刑由一个年轻人负责，他的师傅，带他去镇上酒馆吃喝。这家酒馆是一栋两层木楼。师徒喝完酒，刚出门，楼上一盆泔水倒下，正浇在徒弟的头脸上。
徒弟不干了，立即就要上去打架，师傅拦住说：“先干正事。”徒弟气冲冲地去执行了死刑，事后，师傅说：“你回去谢谢人家，泔水是我让泼的。”师傅的言外之意是，不激起你的火气，你怎能杀那么多人？
“文革”结束后，李楯有机会亲眼目睹杀人场面。当时，法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一批犯人死刑。大会上要念批判稿，讲这人怎么坏，民愤怎么大，怎么该死。阴差阳错，法院把这份差事交给了厂里，厂领导让李楯去了。在1.7万多人的公判大会上，李楯念完批判稿，回到后台。
罪犯就要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一位老公安告诉李楯：“你可以跟去看看。一个人，难得有这种机会。”那次要枪毙5名罪犯，其中1名罪犯在宣判后被捆绑时晕过去了，到死都没醒过来。
枪决时，犯人应该跪着，但这名罪犯因处昏晕状态，头垂得很低，射手一枪没打中，扭头就走。这以后，李楯才知道一个不成文规定：刑场上，射手不打第二枪，一枪没打中，换一个人再打。
从刑场回来，李楯吃不下饭。他不明白，就四五米的距离，射手为什么会打飘了？后来，他明白了：“和平时期，人杀人是很难的，尽管我们知道被杀的是坏人。”
“对于人类之间的残杀，尤其是在革命名义下，让你去杀人，我的认识转变有个很长的过程。”李楯说，“人要非常理性，有原则的妥协是必要的。”
清华专家
进入清华大学做教授之后，李楯主持了不少学术项目。有一次，在他主持的学术报告讲坛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程曜举例谈“对异类的歼灭”：光电子效应，100年以前，最好的技术只能达到一个纳秒，所以教科书只写一个纳秒。现在已经进入飞秒时代了，飞秒比一个纳秒再少6个数量级，而教科书还在讲纳秒，学生都是异口同声讲一个纳秒的光电子效应。我要在大学里讲‘不是一个纳秒’，我就会被歼灭。这就是知识的不长进以及对知识的误解。”
“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上有着很多隔绝。”李楯说，居住地、制度、社会分层、我们所从事的专业等等都使得我们对自己生活之外的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最缺乏的就是在多元前提下的“共识”。
为此，李楯做了很多社会性工作，他既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國务院法制办的一些立法工作，又会为美国福特基金会评估其资助的各类中国司法项目，还会接受联合国在京机构的委托，协助其考察民间草根组织代表选举，并对这一选举作跟踪评估报告。联合国机构、中国禁毒委、卫生部、环保总局，这些机构都会聘请他做专家顾问，李楯既参与提供政策和制度设置建议，又参与工程项目评估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倒也乐在其中。
做的事越多，遇到的荒唐事也越多。早期做农民工流动研究，政府批准手续完备，却被一个不明就里的地方官员一状告到高层；司法部批准的中国工伤赔偿及法律适用研讨会，被以“未按国际会议报批”而遇阻；一则经不起推敲的不实信息，使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撤销又复重建。每一件事的发生，都至少使工作停滞半年以上。
“老境何所似？只与少年同”
2007年，李楯突觉心灰意冷，他收拾起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9年的工作，次年，他称自己已“渐入颓唐”。60岁的时候，李楯就说自己“老了”。
他写下《六十抒怀》：“我的思想在20余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从少年时的‘重献身’，‘重杀戮’，到今天的‘爱惜生命，敬畏生命；爱惜自然，敬畏自然’……我将以安和自在的心态去面对余下的人生，同样，以安和自在的心态走向人生的终结。”
他引用《圣经》里圣徒的话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
手头的事处理完后，李楯说：“我要做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因为有搞历史研究的朋友建议他说，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知道的说清楚，后人就很难再搞清楚。
今年9月15日，李楯64岁了。从那段颓唐的心境走出来后，他很活泼。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童心未泯，良知未泯。他欣赏孔子的人生心态，“孔子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他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谁也不听他的。但他为人的标准绝不在身外，而是只做我认为应该做的。”李楯说。
最近有几家网站给他开了微博，但微博上的东西不是他写的，他难为情地笑道：“我准备自己写微博。我这人比较笨……我总有些话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