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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啊!”、“娘啊!”……52岁的徐桂琴像木偶一样躺在床上,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惨叫。
58岁的何龙成站在床边,大脑被这种撕心裂肺的叫声冲搅得一片混乱。每次发病,老伴这种痛苦的惨叫都让何龙成心惊肉跳,甚至是无法忍受。
何龙成习惯性地拉开抽屉,拿出了一个小纸包,准备用“土法子”缓解老伴的痛苦。陡然间,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彻底“结束”老伴痛苦,老伴再也不会受到肉体疼痛的纠缠,自己和家人的再也无需备受心灵上的折磨。
时间定格在2009年11月1日下午3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何龙成拿起一把挂锁。将小纸包里的14片安眠药一次性全部碾碎,用温水冲进碗里。
何龙成扶起老伴,喂了两口药水后停住了,他想起了药店老板的叮嘱:此类安眠药一次最多只能吃两片,吃多了会死人。片刻的犹豫后,何龙成颤抖地将剩下的药水全部送进老伴的口中,泪水止不住地从他那张古铜色的脸上淌下。
随后,何龙成走出了家门,一个小时后,当他再回到家中时,老伴徐桂琴安宁详静地躺在了床上。
次日,何龙成被公安机关带走。
5月13日,何龙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是陕西省汉中市下辖的勉县首例丈夫药杀妻子案件。巧合的是,10年前,我国首例“安乐死”的案件在汉中宣判。所谓“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且极度痛苦的病人,为减少其痛苦而使用人道的方法提前结束其生命。
10年后,何龙成药杀妻子一案,再次在当地引发了人们对“安乐死”所带来的法律、医学、伦理等复杂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不死的癌症
何龙成的家位于陕西省勉县褒城镇红星村二组,他和妻子徐桂琴原本是一对朴实的农民夫妇。15年前,徐桂琴患上了类风湿病,5年前,徐桂琴病情加重,长期瘫痪在床,何龙成一家的生活开始陷入了痛苦的轮回。
每日,何龙成会起个大早,给老伴喂食两个蛋糕后,自己再吃两个蛋糕。这种外层布满了油渍的乡间蛋糕,尽管廉价,但对于贫困的何龙成一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却又无可奈何的早饭。蛋糕是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每次回家探望父母时特意买回来的。
吃完简单的早饭后,何龙成就开始换洗被褥,帮老伴擦身,因为瘫痪在床的徐桂琴长期大小便失禁。
忙完这一切后,已是上午10点,到了何龙成下地干活的时间。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何龙成扛着锄头,看着别家夫妻俩在田里双双忙活的身影,心里很不好受。
这些年来,他觉得活着很压抑,心里始终被一个东西压着,活着是一种受罪,唯一的盼头,就是看着娃长大,这是他和妻子唯一的精神安慰。
中午,16岁的小儿子何红明放学回家后,开始做饭。每顿饭就一个小青菜,菜永远是集贸市场上最便宜的那一种。何红明把饭做好后,就一勺一勺给母亲喂饭。
徐桂琴也知道自己这个病治是治不好了,最终的结果会被痛死,老早有了轻生的想法,她让邻居帮忙去买点“喝了就死的农药”,邻居回头偷偷告诉了何龙成。何龙成知道后,非常生气。骂了徐,“娃都这么大了,你这么一走,娃怎么受得了?”
每次发病时,徐桂琴都疼得直“叫娘”。徐桂琴所患的这个病,被村里人称为“不死的癌症”——患严重的风湿病长达15年,卧床瘫痪5年之久,四肢已经全部丧失功能,全靠他人喂食,穿衣及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
“自从瘫痪后,手和脚都不能动弹,和木偶一样,你把她放个啥样子,人就成啥样子。”村里人这样向记者比划着徐桂琴的病情。
儿子何红明在一边上学、一边照顾母亲的日子中一天天长大。家里有两间破房,一到下雨天房屋便到处漏水,一家人身上的衣服和床上的被子都会被淋湿,这也是这个家庭最倒霉、最痛苦的时刻,每逢阴雨天,徐桂琴的风湿病就会发作,在她的哀叫声中,一家人最后往往以抱头痛哭收场。
每当这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的何龙成就会坐立不安。后来,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当积攒了2000多元,又跟人借了1000元,带妻子到了西安的大医院。医生告诉他,徐桂琴已经病入膏肓,风湿侵入了体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汉中市周边的医院徐桂琴也都去看过了,医生都说这个病看不好了,让去大医院。
知道徐桂琴的病治不好以后,何龙成还是没有放弃希望,不过,家里也没有钱再用于治疗了。起初,发病时,徐桂琴就吃止痛片,吃到最后,止痛片止不住疼痛,徐桂琴的身体产生了抗药性。
乡间郎中给何龙成介绍了一个“土法子”——吃安眠药。后来发病时,何龙成喂上两片安眠药,徐桂琴会在昏睡中缓解疼痛。
娘家人知道徐的病情后,让何龙成提前买好了棺材。
痛苦的“解脱”
清醒时,徐桂琴常说对不起何龙成,把一家人都拖累了,想一死了之。何龙成则安慰老伴,“儿女都这么大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据何龙成同父异母的哥哥何海全回忆,徐桂琴患病的早些年,还勉强能出入走动,近几年来,由于病情的恶化,徐桂琴的骨节逐渐变形,最后四肢不能动弹,睡在床上只有脑袋能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徐)吃、喝都是我一口一口地喂;遇上大小便,我就把她抱起来,前面放个凳子,后面拿盆子接。这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何龙成在监狱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每次发病,徐桂琴都得疼上半个小时,遇上药效失灵的时候,徐桂琴那种发自骨子里的疼痛惨叫,强烈冲击和折磨着何龙成的内心,很多时候,何龙成实在听不下去了,蹲到屋外一个人闷头痛哭。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到来。
由于家中经济困难,儿子何红明被迫辍学到汉中去打工。何龙成很想外出打工挣钱,却又不得不在家照料徐桂琴。
2009年11月1日下午3点左右,徐桂琴再次发病,在一声声“娘啊”、“娘啊”惨叫的反复冲击下,何龙成觉得老伴十分可怜,他突然萌生了彻底解脱徐桂琴病痛的想法,不过代价是惨重而又难以抉择的——老伴生命的终结。
“几十年的夫妻感情,正是心疼一个人。所以不愿意再看到她(指徐)痛苦。”何龙成最终下定了决心,彻底“结束”老伴肉体上的病痛,解脱自己和家人心灵上的折磨。他拿出剩下的14片安眠药,用一把挂锁把药片全部压碎,给徐桂琴喂服了下去。
喝完药后,何龙成扶徐桂琴睡好,一抹泪水,走出了家门。
一个小时候后,何龙成回到家中,轻声呼唤了几声,徐桂琴没有应答,何龙成用手在徐的鼻子一探,人已断气。
何龙成给徐桂琴的姐姐徐桂丽打了电话,同时将她的死讯电话通知了儿女。
傍晚时分。娘家人和儿女纷纷赶至家中。一阵痛哭后,徐桂丽和大女儿帮徐桂琴穿衣服,穿衣服过程中,徐桂琴口中流出了白水,“你给我妈喝的啥药?”大女儿问。
“安眠药。”何龙成回答。
“你给喝了多少?”大女儿继续追 问。
何龙成一五一十道出实情……
众人听后又是一阵痛哭,“你去投案自首吧。”徐桂丽建议。
“拉出去枪毙都可以!”大女儿气上心头。
小儿子何红明把村支书叫了过来。
徐桂琴娘家的一个表弟激动之下,扇了何龙成两耳光。
此刻,何龙成内心深处亦痛楚万分,但他人却不知晓。何龙成也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走出家门,准备去投河,被村支书劝阻。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人已经死了,不能打、不能闹,你们自己商量下,看怎么办。”村支书何宝红说。娘家人坚持报了警。
贫困的家庭
由于此类丈夫药杀妻子的案件在勉县尚属首例,公安机关十分慎重,并在第一时间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现场勘察中,我们发现,被害人徐桂琴已经患病多年,且常年卧床不起,鉴于被害人自身有疾病,我们提出,应尽快进行尸体解剖,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勉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唐自胆告诉记者,“检察机关还提出,除查证案发时间、事实经过外,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全面、客观收集能反映案发的原因、背景等相关证据,以求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又能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侦查,何龙成及其家庭的相关情况很快展现在了司法机关面前:何龙成和徐桂琴结婚多年,育有一儿一女,婚后感情尚好。15年前,徐桂琴患上类风湿疾病,因家里经济困难,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情越来越恶化,何龙成长期在家照料。面对家中经济日渐困难,何龙成很痛苦,对妻子既同情又无奈,便产生了结束徐桂琴生命让其不再痛苦的想法。
走进红星村,村民们告诉记者,何龙成是村里典型的本分老实农民,平时看上去心事重重,没有笑容,家庭条件在村里属于非常贫困的一类,家里只有3亩地,一亩地收入400元,家庭全年收入不超过1200元,既要负担小孩读书,又要给妻子治病,前年,村里为何龙成申请了低保户。
在儿子何红明的记忆中,自打记事起,父母就相依为命,一块种地和打零工养家糊口,挣钱供自己和姐姐上学,中途几次因交不起学费而中断。在村上领导和亲戚的帮助下,姐姐勉强上完了初中。后来嫁人。
何红明11岁开始患上了胃病,小小年纪便给母亲洗衣服、做饭、洗澡。常常吃白饭和冷水泡饭,家里经常几天没有盐吃,邻居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隔三差五就拿一点菜和拿一点油帮助何龙成。
“出事后,村民们都很同情何龙成和他的家庭,何龙成虽然不到60岁,但常年的劳累已经压得他弯腰驼背,走起路来两腿都打颤。”在村支书何宝红眼里,何龙成性格忠厚温顺,胆小怕事,从不与人说长道短。而沉重的家庭负担全部落在这个瘦小男人的身上。
据何宝红介绍,在长年累月的生活煎熬中,村里和镇里也按照政策帮助何龙成的家庭,但始终是杯水车薪。
“对这种不死的癌症,贫困的家庭确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何宝红还感慨,虽然农村现在实行了合作医疗,但定点医院的医疗条件往往比较受限,平时大都只能看个感冒、头疼之类的小病,像徐桂琴患上类风湿这样的疾病,大都无法治愈。
带有争议的“安乐死”
何龙成药杀妻子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勉县褒城镇红星村广大村民以村委会的名义,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请求对何龙成法外开恩。
而后来公安机关对徐桂琴的尸检报告又让本案案情峰回路转,也让何龙成多少有些意外。
尸检报告的结论记载:徐桂琴系自身疾病(类风湿病)所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生前所服用的安定药物对死亡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轻微。这意味着,在徐桂琴死亡的原因中,其自身主要的疾病起主要作用,而何龙成为其所喂服的安眠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据此,何龙成的辩护人提出了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
“人的生命权,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非法剥夺。何龙成有结束妻子生命的想法,并且实施了这样的行为,只不过尸检报告的结论不是他所能预料到的。”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剑民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不过,这个案子有一定的特殊性,何龙成的主观恶性和一般杀人案件的主观恶性有重大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何龙成是非常无奈的,就其内心而言,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李剑民告诉记者,检察机关认为,何龙成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属于“情节较轻”。
李剑民还透露,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民众对何龙成的怜悯和同情,但当前国家并没有认可“安乐死”的合法化,何龙成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值得鼓励和提倡。
如何对何龙成一案适用法律,既不失去法律的权威,又能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这成了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
因为案件的特殊性,勉县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主管刑事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李剑民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发表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阐述了三点理由:一、尸检报告证实徐桂琴系自身疾病所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其生前所服用的安定药物对死亡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轻微;二、被告人与被害人结婚多年,感情尚好,自被害人患病以来,被告人极力照顾,其子女、邻居均予证实;三、被告人在村子里一贯表现良好,案发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子女均不希望家庭悲剧继续扩大。“鉴于此,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在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给被告人量刑。”
法院采信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于今年5月13日,一审判处何龙成有期徒刑三年。
9月10日,经过多方努力,记者在陕西省汉江监狱见到了何龙成。
“我觉得自己呆在监狱并不冤,但我觉得我这么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得起桂琴,妻子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怪我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我不想让她再受罪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不想听到她的惨叫声。”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还会这样做吗?”记者问。
“我觉得没有做错,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样做。正是爱一个人,才会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是违法的。”几乎未假思索,何龙成很肯定地给出了答案。
58岁的何龙成站在床边,大脑被这种撕心裂肺的叫声冲搅得一片混乱。每次发病,老伴这种痛苦的惨叫都让何龙成心惊肉跳,甚至是无法忍受。
何龙成习惯性地拉开抽屉,拿出了一个小纸包,准备用“土法子”缓解老伴的痛苦。陡然间,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彻底“结束”老伴痛苦,老伴再也不会受到肉体疼痛的纠缠,自己和家人的再也无需备受心灵上的折磨。
时间定格在2009年11月1日下午3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何龙成拿起一把挂锁。将小纸包里的14片安眠药一次性全部碾碎,用温水冲进碗里。
何龙成扶起老伴,喂了两口药水后停住了,他想起了药店老板的叮嘱:此类安眠药一次最多只能吃两片,吃多了会死人。片刻的犹豫后,何龙成颤抖地将剩下的药水全部送进老伴的口中,泪水止不住地从他那张古铜色的脸上淌下。
随后,何龙成走出了家门,一个小时后,当他再回到家中时,老伴徐桂琴安宁详静地躺在了床上。
次日,何龙成被公安机关带走。
5月13日,何龙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是陕西省汉中市下辖的勉县首例丈夫药杀妻子案件。巧合的是,10年前,我国首例“安乐死”的案件在汉中宣判。所谓“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且极度痛苦的病人,为减少其痛苦而使用人道的方法提前结束其生命。
10年后,何龙成药杀妻子一案,再次在当地引发了人们对“安乐死”所带来的法律、医学、伦理等复杂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不死的癌症
何龙成的家位于陕西省勉县褒城镇红星村二组,他和妻子徐桂琴原本是一对朴实的农民夫妇。15年前,徐桂琴患上了类风湿病,5年前,徐桂琴病情加重,长期瘫痪在床,何龙成一家的生活开始陷入了痛苦的轮回。
每日,何龙成会起个大早,给老伴喂食两个蛋糕后,自己再吃两个蛋糕。这种外层布满了油渍的乡间蛋糕,尽管廉价,但对于贫困的何龙成一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却又无可奈何的早饭。蛋糕是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每次回家探望父母时特意买回来的。
吃完简单的早饭后,何龙成就开始换洗被褥,帮老伴擦身,因为瘫痪在床的徐桂琴长期大小便失禁。
忙完这一切后,已是上午10点,到了何龙成下地干活的时间。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何龙成扛着锄头,看着别家夫妻俩在田里双双忙活的身影,心里很不好受。
这些年来,他觉得活着很压抑,心里始终被一个东西压着,活着是一种受罪,唯一的盼头,就是看着娃长大,这是他和妻子唯一的精神安慰。
中午,16岁的小儿子何红明放学回家后,开始做饭。每顿饭就一个小青菜,菜永远是集贸市场上最便宜的那一种。何红明把饭做好后,就一勺一勺给母亲喂饭。
徐桂琴也知道自己这个病治是治不好了,最终的结果会被痛死,老早有了轻生的想法,她让邻居帮忙去买点“喝了就死的农药”,邻居回头偷偷告诉了何龙成。何龙成知道后,非常生气。骂了徐,“娃都这么大了,你这么一走,娃怎么受得了?”
每次发病时,徐桂琴都疼得直“叫娘”。徐桂琴所患的这个病,被村里人称为“不死的癌症”——患严重的风湿病长达15年,卧床瘫痪5年之久,四肢已经全部丧失功能,全靠他人喂食,穿衣及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
“自从瘫痪后,手和脚都不能动弹,和木偶一样,你把她放个啥样子,人就成啥样子。”村里人这样向记者比划着徐桂琴的病情。
儿子何红明在一边上学、一边照顾母亲的日子中一天天长大。家里有两间破房,一到下雨天房屋便到处漏水,一家人身上的衣服和床上的被子都会被淋湿,这也是这个家庭最倒霉、最痛苦的时刻,每逢阴雨天,徐桂琴的风湿病就会发作,在她的哀叫声中,一家人最后往往以抱头痛哭收场。
每当这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的何龙成就会坐立不安。后来,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当积攒了2000多元,又跟人借了1000元,带妻子到了西安的大医院。医生告诉他,徐桂琴已经病入膏肓,风湿侵入了体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汉中市周边的医院徐桂琴也都去看过了,医生都说这个病看不好了,让去大医院。
知道徐桂琴的病治不好以后,何龙成还是没有放弃希望,不过,家里也没有钱再用于治疗了。起初,发病时,徐桂琴就吃止痛片,吃到最后,止痛片止不住疼痛,徐桂琴的身体产生了抗药性。
乡间郎中给何龙成介绍了一个“土法子”——吃安眠药。后来发病时,何龙成喂上两片安眠药,徐桂琴会在昏睡中缓解疼痛。
娘家人知道徐的病情后,让何龙成提前买好了棺材。
痛苦的“解脱”
清醒时,徐桂琴常说对不起何龙成,把一家人都拖累了,想一死了之。何龙成则安慰老伴,“儿女都这么大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据何龙成同父异母的哥哥何海全回忆,徐桂琴患病的早些年,还勉强能出入走动,近几年来,由于病情的恶化,徐桂琴的骨节逐渐变形,最后四肢不能动弹,睡在床上只有脑袋能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徐)吃、喝都是我一口一口地喂;遇上大小便,我就把她抱起来,前面放个凳子,后面拿盆子接。这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何龙成在监狱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每次发病,徐桂琴都得疼上半个小时,遇上药效失灵的时候,徐桂琴那种发自骨子里的疼痛惨叫,强烈冲击和折磨着何龙成的内心,很多时候,何龙成实在听不下去了,蹲到屋外一个人闷头痛哭。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到来。
由于家中经济困难,儿子何红明被迫辍学到汉中去打工。何龙成很想外出打工挣钱,却又不得不在家照料徐桂琴。
2009年11月1日下午3点左右,徐桂琴再次发病,在一声声“娘啊”、“娘啊”惨叫的反复冲击下,何龙成觉得老伴十分可怜,他突然萌生了彻底解脱徐桂琴病痛的想法,不过代价是惨重而又难以抉择的——老伴生命的终结。
“几十年的夫妻感情,正是心疼一个人。所以不愿意再看到她(指徐)痛苦。”何龙成最终下定了决心,彻底“结束”老伴肉体上的病痛,解脱自己和家人心灵上的折磨。他拿出剩下的14片安眠药,用一把挂锁把药片全部压碎,给徐桂琴喂服了下去。
喝完药后,何龙成扶徐桂琴睡好,一抹泪水,走出了家门。
一个小时候后,何龙成回到家中,轻声呼唤了几声,徐桂琴没有应答,何龙成用手在徐的鼻子一探,人已断气。
何龙成给徐桂琴的姐姐徐桂丽打了电话,同时将她的死讯电话通知了儿女。
傍晚时分。娘家人和儿女纷纷赶至家中。一阵痛哭后,徐桂丽和大女儿帮徐桂琴穿衣服,穿衣服过程中,徐桂琴口中流出了白水,“你给我妈喝的啥药?”大女儿问。
“安眠药。”何龙成回答。
“你给喝了多少?”大女儿继续追 问。
何龙成一五一十道出实情……
众人听后又是一阵痛哭,“你去投案自首吧。”徐桂丽建议。
“拉出去枪毙都可以!”大女儿气上心头。
小儿子何红明把村支书叫了过来。
徐桂琴娘家的一个表弟激动之下,扇了何龙成两耳光。
此刻,何龙成内心深处亦痛楚万分,但他人却不知晓。何龙成也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走出家门,准备去投河,被村支书劝阻。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人已经死了,不能打、不能闹,你们自己商量下,看怎么办。”村支书何宝红说。娘家人坚持报了警。
贫困的家庭
由于此类丈夫药杀妻子的案件在勉县尚属首例,公安机关十分慎重,并在第一时间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现场勘察中,我们发现,被害人徐桂琴已经患病多年,且常年卧床不起,鉴于被害人自身有疾病,我们提出,应尽快进行尸体解剖,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勉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唐自胆告诉记者,“检察机关还提出,除查证案发时间、事实经过外,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全面、客观收集能反映案发的原因、背景等相关证据,以求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又能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侦查,何龙成及其家庭的相关情况很快展现在了司法机关面前:何龙成和徐桂琴结婚多年,育有一儿一女,婚后感情尚好。15年前,徐桂琴患上类风湿疾病,因家里经济困难,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情越来越恶化,何龙成长期在家照料。面对家中经济日渐困难,何龙成很痛苦,对妻子既同情又无奈,便产生了结束徐桂琴生命让其不再痛苦的想法。
走进红星村,村民们告诉记者,何龙成是村里典型的本分老实农民,平时看上去心事重重,没有笑容,家庭条件在村里属于非常贫困的一类,家里只有3亩地,一亩地收入400元,家庭全年收入不超过1200元,既要负担小孩读书,又要给妻子治病,前年,村里为何龙成申请了低保户。
在儿子何红明的记忆中,自打记事起,父母就相依为命,一块种地和打零工养家糊口,挣钱供自己和姐姐上学,中途几次因交不起学费而中断。在村上领导和亲戚的帮助下,姐姐勉强上完了初中。后来嫁人。
何红明11岁开始患上了胃病,小小年纪便给母亲洗衣服、做饭、洗澡。常常吃白饭和冷水泡饭,家里经常几天没有盐吃,邻居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隔三差五就拿一点菜和拿一点油帮助何龙成。
“出事后,村民们都很同情何龙成和他的家庭,何龙成虽然不到60岁,但常年的劳累已经压得他弯腰驼背,走起路来两腿都打颤。”在村支书何宝红眼里,何龙成性格忠厚温顺,胆小怕事,从不与人说长道短。而沉重的家庭负担全部落在这个瘦小男人的身上。
据何宝红介绍,在长年累月的生活煎熬中,村里和镇里也按照政策帮助何龙成的家庭,但始终是杯水车薪。
“对这种不死的癌症,贫困的家庭确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何宝红还感慨,虽然农村现在实行了合作医疗,但定点医院的医疗条件往往比较受限,平时大都只能看个感冒、头疼之类的小病,像徐桂琴患上类风湿这样的疾病,大都无法治愈。
带有争议的“安乐死”
何龙成药杀妻子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勉县褒城镇红星村广大村民以村委会的名义,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请求对何龙成法外开恩。
而后来公安机关对徐桂琴的尸检报告又让本案案情峰回路转,也让何龙成多少有些意外。
尸检报告的结论记载:徐桂琴系自身疾病(类风湿病)所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生前所服用的安定药物对死亡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轻微。这意味着,在徐桂琴死亡的原因中,其自身主要的疾病起主要作用,而何龙成为其所喂服的安眠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据此,何龙成的辩护人提出了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
“人的生命权,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非法剥夺。何龙成有结束妻子生命的想法,并且实施了这样的行为,只不过尸检报告的结论不是他所能预料到的。”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剑民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不过,这个案子有一定的特殊性,何龙成的主观恶性和一般杀人案件的主观恶性有重大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何龙成是非常无奈的,就其内心而言,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李剑民告诉记者,检察机关认为,何龙成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属于“情节较轻”。
李剑民还透露,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民众对何龙成的怜悯和同情,但当前国家并没有认可“安乐死”的合法化,何龙成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值得鼓励和提倡。
如何对何龙成一案适用法律,既不失去法律的权威,又能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这成了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
因为案件的特殊性,勉县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主管刑事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李剑民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发表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阐述了三点理由:一、尸检报告证实徐桂琴系自身疾病所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其生前所服用的安定药物对死亡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轻微;二、被告人与被害人结婚多年,感情尚好,自被害人患病以来,被告人极力照顾,其子女、邻居均予证实;三、被告人在村子里一贯表现良好,案发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子女均不希望家庭悲剧继续扩大。“鉴于此,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在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给被告人量刑。”
法院采信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于今年5月13日,一审判处何龙成有期徒刑三年。
9月10日,经过多方努力,记者在陕西省汉江监狱见到了何龙成。
“我觉得自己呆在监狱并不冤,但我觉得我这么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得起桂琴,妻子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怪我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我不想让她再受罪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不想听到她的惨叫声。”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还会这样做吗?”记者问。
“我觉得没有做错,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样做。正是爱一个人,才会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是违法的。”几乎未假思索,何龙成很肯定地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