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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幽梦影》从初版刻论起，评注便与之随行，成为一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定型、或者说审美意境的完美呈现，是作家和评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219则小品，多达110余家的评论，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在这个文化场景中，我们不仅可以瞥察到作者的心路历程，更有大批文人争相涌注情思、谐趣、悟顿。自此，《幽梦影》再也不是门阁之内的个人作品，而混合着文学欣赏的动态过程，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文学接受史。《幽梦影》的深思韵味，便不再需要我们刻意求之，而是透过评注者目光的不同聚焦，所触之处，内蕴自然显露。
关键词：《幽梦影》；文学接受；意义的开放性
作者简介：胡洁君（1994-），女，汉族，安徽蚌埠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2
一、从作者维度看文本诞生之初的形态特征
自明末起，清言小品便蔚然大观之势，屠隆《婆罗馆清言》，王永彬《围炉夜话》、陈继儒《小窗幽记》均为其中典范。清初之文人，一方面呈现出上一时期的不拘与洒脱，另一方面，满的入主、八股取士的强化又成为他们难以言说的隐痛。复杂而纠结的思想观念影响着大批文人的思想体系与人生选择，困陷其中又试图摆脱，实属常态。
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居士，早年虽致力于举业，然“谁况屡误，又况此十二年间苦辛坎坷，境遇多违，壮志雄心，销磨殆尽，此是而后，安能复低头占毕以就绳墨之交为哉？”对于当时的士人而言，向外的路径渐趋狭隘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内心，以期的自我的求真求善便成为一种选择，这种转向一方面是外力介入的结果，同时也是士人试图寻求独立的结果。毕竟若是纳入不到那个轨道，与其被迫抛出粉身碎骨，还不如选择游离，加之当时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达，除却进功进仕，文人尚可以转借自我的心灵诉求，实现一定的价值完成。
张潮徙居扬州后，結识大批文士，为《幽梦影》所注者也多在其列，褪去早年的浮利之心，始“性沉静，寡嗜欲，不爱浓鲜轻肥，唯爱客，客尝满座。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贫乏者多资之以往，或囊匮，则宛转以济，盖居士未尝富有也。以好客，故谒蹶为之耳。”遂而，平生事业，唯在编书为乐。《幽梦影》成书之后，一时评点甚重，一方面是作者广泛赠书的结果，评点者上下的交流与对话也说明在当时存在着一本手稿交相传递的现象。余怀的《幽梦影序》中对自己所编之书有这样的描述“虽未雕板问世，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直可傲子云而睨君山矣。” 士人之间的普遍风气可见一斑，这些和张潮身份的特殊密不可分。《幽梦影》的最终定型，倚仗于当时士人广泛交游和作者有意求贤的时风。
另一方面，就思想特质而言，作者的身份介于士人与商人的之间，加之十二年不堪回首的前程往事，更易对社会暗流有所觉察，对八股弊害有所醒悟，在“古之不传于今者，啸也，剑术也，弹棋也，打球也” 一则中，庞天池注：“今之不必传于后者，八股也。”结合作者茫然心碎的求举历程，落至“壮志雄心，消磨殆尽”的现实，不然看出当时士人的普遍心理。《儒林外史》中，尚假托王冕之口说出“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喻言，而在这里，倒成为某种公认性的事实了，这并非是说早于吴敬梓半个世纪的张潮等人的思想具有某种超前性，迨文本特征不同，写作旨趣迥异的缘故罢了。
于是自作者而言，文本在初成之时尚处于一种未完成之态，在大量评点成型后，作者或书商将其收编，一方面用以扩充文本内容，另一方面，也存在为书抬高影响的用意。《尺牍偶存》诸书中记载了一些张潮同当时士人交游的往来书信，较为直观地展现了一种常态化的文学现象，即生活本身已经具化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活动。
二、从文本自身来看《幽梦影》意趣呈现的包容性与阐发性
《幽梦影》共计小品219则，评注多达113家，包括师辈，同辈，由于此书编纂完成后即付梓，故而著录者均为同时代之人。对于文本内容的探寻，或寻觅主旨的超越性，或揭露现实的完整性，又或只是单纯地展现美的情思，而对于《幽梦影》而言，它的意义不在于展露宏阔的现实人生，以及那所谓超越时局的明察洞见，个中所载即使有批判与训诫的因素，也多是一种士人间普遍觉知的盲蔽。张潮等人代表了明清士人中的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既有俗世的理想，又有超脱的一部分，同时又对现实人生怀着敏锐而介离的态度。
纵观全书，除却春夏秋冬，酒棋书画的传统题材，有许多涉及人生走向、处世态度的篇章。在一五五则中，作者云：“立品，须法乎宋人之道学；涉世，须参以晋人之风流”，张竹坡评道：“夫子自道也”。概括而言，此一短则即可视为通篇文意之所在，徘徊于崇儒释道之间，大抵是清初士人普遍心路历程的缩影。张潮早年，不论是其出身环境，还是曾随父视学山东的人生经历，致力举业的十年间都展现了一个自觉的儒道践行者的形象。涉世之道，作者以“晋人风流”辅之，并对汤显祖、屠隆等人极为推崇，但这已然是在作者遭受科举失败后的深情体味，同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慷慨任气”终有不同，或许体现了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念。
清初的学术思想虽然呈现着激荡之势，理学、朴学多方颉颃，但传统的君臣之仪、等级观念却也并未消泯，甚至有被有意强化的倾向。《幽梦影》中，不仅存在着似以意象来比拟学问道德的篇章，如八五则“一日之计种蕉，一岁之计种竹，十年之计种柳，百年之计种松”，颇有求学问道登堂入室隐喻的意味。除此，书中亦颇有狷介、豪放之意，如一二八则“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颇具“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意”的豪气放荡，当然，这也和作者经小人入狱，钱财散尽的经历颇有关系，故而读来颇为感慨。
除去作者的主观的意趣呈现，评注者对于原文的补充、生发、诘难，使得文本获得了一种情景敞现的能力，达到“一体而兼众妙”的效果。“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曹秋岳曰：藏书可以邀友。崔莲峰曰：醸酒可以邀我……” 这里，作者和评注者的思想得到交流，评注既有对原文审美性行动意象的增补，又有注者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满富谐趣与机巧，大大扩大了文本蕴含的阐释空间。正如《幽梦影跋》中所言：“清言隽旨，前于后喁，令读者如入真长座中与诸客周旋，聆其謦咳，不禁色舞眉飞，洵翰墨中奇观也。”在一个开放的场境中，作者同读者实现了即时的交流，这种交流投注在文本，便体现为文本内在意趣的共融与实现。
三、由内而外的创作视角对《幽梦影》意义开放性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视角问题涉及作者的个人情志，同时又体现了“以我观解万物”的宏大，是作者心灵与社会情状发生交融与碰撞后的主观撷取，以致最后投注于文本这个层面。也可以说，视角的收与放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刻意为之，更是多方因素糅合的产物。讨论视角问题，需落实于文本，联系于社会，探源于作者，三者不可偏废。
张潮作《幽梦影》时大概三十岁，历经十五年，不断增改、加入新的评注、序跋。十五年间，扬州可谓张潮交游的中心点，是时，距离1645年清兵入关、扬州屠城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士人们在内心已经渐趋接受这个新兴的政权所赋予的话语模式。张潮等人更不可能再像清初遗民那样，一方面执念的不行，另一方面又必须得放手，他们的人生虽在思想上矛盾，但行为上还是相对一致的。据载，张潮于康熙十四年来到扬州，所结文士逾三百人，此时进仕之心已逐渐褪去，结交文士，酬唱往来成为常态，生活本身也成为创作的延展。
纵览《幽梦影》全书，不难发现，其所摘录多胸中臆语，抛弃了以往关于文学社会功用的期待，从作者内向的视角出发，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个人性，一九六则中“才子遇才子，每有怜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无惜美之意。我愿来世托生为绝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后快。”郑藩修评道：“俟心斋来世为佳人时再议。”情感性在这里获得了自足的地位，就仿佛过往的建安曾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士子也拥有某种遥相呼应的思想特质。时代的巨轮行至17世纪初，此时的士人和过往终有不同，大抵在于自我的内心诉求得以外化的缘故。正始之际的士人，有所操持的死的死，癫的癫，总归是没有合适的路径得以转存自我，而张潮等人寻求到了自我解脱的路径。
具体来说，作者谈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此二字之所以重要，可能是因为不太容易兼得的缘故吧，“才”得以明晰世事，涂饰万物；“情”得以安放自我，有所寄托。而后作者又说“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将“痴”与“趣”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痴”“趣”二字所代表的各中之义，自不必多言，但作者硬是将其作为一个命题提出讨论了。
从作者观望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个人最为常见的书斋生活，内向型的视角充斥其中，但自其所观照的内容而言，却超越了作者个人的生活本身，延展至社会，提出了诸多可供探讨的问题，尽管如此，即便是对世态人生直发议论的篇目，也不至犀利刻苦，总觉有一丝缓和的余地。由内而外的创作视角投放在日常化的审美题材之上，这些元素彰显了作者对于自我主观情志的尊重，诸多文学命题所蕴含的同社会现实相交叉的部分，又体现一种发散的宏观性，这些映射社会，外扩文意的篇目虽在整体中所占篇幅较少，却深化了作品原有的内蕴层次，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直以来，像清言小品这一类的案牍之作常不为人所道，似有只言片语，不成体统之嫌，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类作品背后所涵括的不僅仅是附庸风雅的卖弄，文学自足地成为文学，技巧开始作为一种形式，这从来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兴观群怨”固然是文学的一种正统走向，但除此，我们也应给予那些无所寄托，似无深意的即兴之作以包容的态度。毕竟两千多年来，人们试图寻找的，无非是一个真切而无所矫饰的自我，以及自我内在的深情。
四、结语
《幽梦影》以其美与智的情思，感染着世人，虽是极度个人性的作品，却熔铸了评注者广泛的思想回馈，文本形态上呈现开放的姿态，不论是作品形成之初所具有的融通之感，还是文本意义的高度阐发性，又或者是内向型创作视角的外放，都最终促成了意义生成的开放性。这样的一部作品虽不适合过分解读，以致曲解了原义，但对其内核的阐发，实需结合作家生活着的现实，而这个所谓的现实就是一部动态的文学接受史，在士人的交游中，文本得以定型，意义得以敞现。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张潮.昭代丛书甲集·序[M].昭代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清）张潮著/幽梦影[M].肖凡注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4
[4]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周济，谭献，冯煦.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关键词：《幽梦影》；文学接受；意义的开放性
作者简介：胡洁君（1994-），女，汉族，安徽蚌埠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2
一、从作者维度看文本诞生之初的形态特征
自明末起，清言小品便蔚然大观之势，屠隆《婆罗馆清言》，王永彬《围炉夜话》、陈继儒《小窗幽记》均为其中典范。清初之文人，一方面呈现出上一时期的不拘与洒脱，另一方面，满的入主、八股取士的强化又成为他们难以言说的隐痛。复杂而纠结的思想观念影响着大批文人的思想体系与人生选择，困陷其中又试图摆脱，实属常态。
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居士，早年虽致力于举业，然“谁况屡误，又况此十二年间苦辛坎坷，境遇多违，壮志雄心，销磨殆尽，此是而后，安能复低头占毕以就绳墨之交为哉？”对于当时的士人而言，向外的路径渐趋狭隘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内心，以期的自我的求真求善便成为一种选择，这种转向一方面是外力介入的结果，同时也是士人试图寻求独立的结果。毕竟若是纳入不到那个轨道，与其被迫抛出粉身碎骨，还不如选择游离，加之当时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达，除却进功进仕，文人尚可以转借自我的心灵诉求，实现一定的价值完成。
张潮徙居扬州后，結识大批文士，为《幽梦影》所注者也多在其列，褪去早年的浮利之心，始“性沉静，寡嗜欲，不爱浓鲜轻肥，唯爱客，客尝满座。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贫乏者多资之以往，或囊匮，则宛转以济，盖居士未尝富有也。以好客，故谒蹶为之耳。”遂而，平生事业，唯在编书为乐。《幽梦影》成书之后，一时评点甚重，一方面是作者广泛赠书的结果，评点者上下的交流与对话也说明在当时存在着一本手稿交相传递的现象。余怀的《幽梦影序》中对自己所编之书有这样的描述“虽未雕板问世，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直可傲子云而睨君山矣。” 士人之间的普遍风气可见一斑，这些和张潮身份的特殊密不可分。《幽梦影》的最终定型，倚仗于当时士人广泛交游和作者有意求贤的时风。
另一方面，就思想特质而言，作者的身份介于士人与商人的之间，加之十二年不堪回首的前程往事，更易对社会暗流有所觉察，对八股弊害有所醒悟，在“古之不传于今者，啸也，剑术也，弹棋也，打球也” 一则中，庞天池注：“今之不必传于后者，八股也。”结合作者茫然心碎的求举历程，落至“壮志雄心，消磨殆尽”的现实，不然看出当时士人的普遍心理。《儒林外史》中，尚假托王冕之口说出“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喻言，而在这里，倒成为某种公认性的事实了，这并非是说早于吴敬梓半个世纪的张潮等人的思想具有某种超前性，迨文本特征不同，写作旨趣迥异的缘故罢了。
于是自作者而言，文本在初成之时尚处于一种未完成之态，在大量评点成型后，作者或书商将其收编，一方面用以扩充文本内容，另一方面，也存在为书抬高影响的用意。《尺牍偶存》诸书中记载了一些张潮同当时士人交游的往来书信，较为直观地展现了一种常态化的文学现象，即生活本身已经具化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活动。
二、从文本自身来看《幽梦影》意趣呈现的包容性与阐发性
《幽梦影》共计小品219则，评注多达113家，包括师辈，同辈，由于此书编纂完成后即付梓，故而著录者均为同时代之人。对于文本内容的探寻，或寻觅主旨的超越性，或揭露现实的完整性，又或只是单纯地展现美的情思，而对于《幽梦影》而言，它的意义不在于展露宏阔的现实人生，以及那所谓超越时局的明察洞见，个中所载即使有批判与训诫的因素，也多是一种士人间普遍觉知的盲蔽。张潮等人代表了明清士人中的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既有俗世的理想，又有超脱的一部分，同时又对现实人生怀着敏锐而介离的态度。
纵观全书，除却春夏秋冬，酒棋书画的传统题材，有许多涉及人生走向、处世态度的篇章。在一五五则中，作者云：“立品，须法乎宋人之道学；涉世，须参以晋人之风流”，张竹坡评道：“夫子自道也”。概括而言，此一短则即可视为通篇文意之所在，徘徊于崇儒释道之间，大抵是清初士人普遍心路历程的缩影。张潮早年，不论是其出身环境，还是曾随父视学山东的人生经历，致力举业的十年间都展现了一个自觉的儒道践行者的形象。涉世之道，作者以“晋人风流”辅之，并对汤显祖、屠隆等人极为推崇，但这已然是在作者遭受科举失败后的深情体味，同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慷慨任气”终有不同，或许体现了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念。
清初的学术思想虽然呈现着激荡之势，理学、朴学多方颉颃，但传统的君臣之仪、等级观念却也并未消泯，甚至有被有意强化的倾向。《幽梦影》中，不仅存在着似以意象来比拟学问道德的篇章，如八五则“一日之计种蕉，一岁之计种竹，十年之计种柳，百年之计种松”，颇有求学问道登堂入室隐喻的意味。除此，书中亦颇有狷介、豪放之意，如一二八则“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颇具“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意”的豪气放荡，当然，这也和作者经小人入狱，钱财散尽的经历颇有关系，故而读来颇为感慨。
除去作者的主观的意趣呈现，评注者对于原文的补充、生发、诘难，使得文本获得了一种情景敞现的能力，达到“一体而兼众妙”的效果。“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曹秋岳曰：藏书可以邀友。崔莲峰曰：醸酒可以邀我……” 这里，作者和评注者的思想得到交流，评注既有对原文审美性行动意象的增补，又有注者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满富谐趣与机巧，大大扩大了文本蕴含的阐释空间。正如《幽梦影跋》中所言：“清言隽旨，前于后喁，令读者如入真长座中与诸客周旋，聆其謦咳，不禁色舞眉飞，洵翰墨中奇观也。”在一个开放的场境中，作者同读者实现了即时的交流，这种交流投注在文本，便体现为文本内在意趣的共融与实现。
三、由内而外的创作视角对《幽梦影》意义开放性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视角问题涉及作者的个人情志，同时又体现了“以我观解万物”的宏大，是作者心灵与社会情状发生交融与碰撞后的主观撷取，以致最后投注于文本这个层面。也可以说，视角的收与放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刻意为之，更是多方因素糅合的产物。讨论视角问题，需落实于文本，联系于社会，探源于作者，三者不可偏废。
张潮作《幽梦影》时大概三十岁，历经十五年，不断增改、加入新的评注、序跋。十五年间，扬州可谓张潮交游的中心点，是时，距离1645年清兵入关、扬州屠城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士人们在内心已经渐趋接受这个新兴的政权所赋予的话语模式。张潮等人更不可能再像清初遗民那样，一方面执念的不行，另一方面又必须得放手，他们的人生虽在思想上矛盾，但行为上还是相对一致的。据载，张潮于康熙十四年来到扬州，所结文士逾三百人，此时进仕之心已逐渐褪去，结交文士，酬唱往来成为常态，生活本身也成为创作的延展。
纵览《幽梦影》全书，不难发现，其所摘录多胸中臆语，抛弃了以往关于文学社会功用的期待，从作者内向的视角出发，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个人性，一九六则中“才子遇才子，每有怜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无惜美之意。我愿来世托生为绝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后快。”郑藩修评道：“俟心斋来世为佳人时再议。”情感性在这里获得了自足的地位，就仿佛过往的建安曾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士子也拥有某种遥相呼应的思想特质。时代的巨轮行至17世纪初，此时的士人和过往终有不同，大抵在于自我的内心诉求得以外化的缘故。正始之际的士人，有所操持的死的死，癫的癫，总归是没有合适的路径得以转存自我，而张潮等人寻求到了自我解脱的路径。
具体来说，作者谈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此二字之所以重要，可能是因为不太容易兼得的缘故吧，“才”得以明晰世事，涂饰万物；“情”得以安放自我，有所寄托。而后作者又说“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将“痴”与“趣”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痴”“趣”二字所代表的各中之义，自不必多言，但作者硬是将其作为一个命题提出讨论了。
从作者观望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个人最为常见的书斋生活，内向型的视角充斥其中，但自其所观照的内容而言，却超越了作者个人的生活本身，延展至社会，提出了诸多可供探讨的问题，尽管如此，即便是对世态人生直发议论的篇目，也不至犀利刻苦，总觉有一丝缓和的余地。由内而外的创作视角投放在日常化的审美题材之上，这些元素彰显了作者对于自我主观情志的尊重，诸多文学命题所蕴含的同社会现实相交叉的部分，又体现一种发散的宏观性，这些映射社会，外扩文意的篇目虽在整体中所占篇幅较少，却深化了作品原有的内蕴层次，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直以来，像清言小品这一类的案牍之作常不为人所道，似有只言片语，不成体统之嫌，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类作品背后所涵括的不僅仅是附庸风雅的卖弄，文学自足地成为文学，技巧开始作为一种形式，这从来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兴观群怨”固然是文学的一种正统走向，但除此，我们也应给予那些无所寄托，似无深意的即兴之作以包容的态度。毕竟两千多年来，人们试图寻找的，无非是一个真切而无所矫饰的自我，以及自我内在的深情。
四、结语
《幽梦影》以其美与智的情思，感染着世人，虽是极度个人性的作品，却熔铸了评注者广泛的思想回馈，文本形态上呈现开放的姿态，不论是作品形成之初所具有的融通之感，还是文本意义的高度阐发性，又或者是内向型创作视角的外放，都最终促成了意义生成的开放性。这样的一部作品虽不适合过分解读，以致曲解了原义，但对其内核的阐发，实需结合作家生活着的现实，而这个所谓的现实就是一部动态的文学接受史，在士人的交游中，文本得以定型，意义得以敞现。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张潮.昭代丛书甲集·序[M].昭代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清）张潮著/幽梦影[M].肖凡注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4
[4]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周济，谭献，冯煦.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