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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艺界，与文艺创作的日趋繁荣相比，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但较为沉寂，而且相对滞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不少理论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不是努力辨清一些理论分歧的是非，提高理论认识，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共识，而是纠缠在个人恩怨纠葛中；二是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随着一些颇有成就的中老年文艺理论家的去世和退休，中国当代绝大多数文艺学学科普遍面临着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的断档危机，后继乏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局面严重地延误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而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就必须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当代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是在学习和批判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基础上走出的独特道路。只强调当代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差别，即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是在批判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去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或只强调它们的同一，都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的动力和“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既不可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不可能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全面引进，而是在科学地解决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矛盾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不能以引进代替创造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首先，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真理发展的规律时所指出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科学的文艺理论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没有深入而健康的文艺理论批评，就没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
而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发展，就是深入而健康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这种文艺理论争鸣不但有利于发现真理和提高认识，而且有利于文艺理论家提高理论思维能力，还能促成对立的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彼此的局限，形成新的共识，达到新的团结。而深入而健康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既取决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没有外在的强暴干预，也取决于文艺理论家接受文艺理论批评的宽广胸怀。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社会环境虽然日趋宽松，外在的强暴干预越来越少，但是，深入而健康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仍然是很难的。这就是有些文艺理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文艺理论批评的气势很盛。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拒绝文艺理论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文艺理论批评心有余悸，恐怕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这种现象一是反映了有些文艺理论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贫困和腐败。因此，进步的文艺理论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理论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理论批评无疑可以发挥促进作用。而有些文艺理论家固步自封，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文艺理论批评。二是反映了有些文艺理论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种文艺理论如果经不起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种文艺理论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用的。反而，不少文艺理论都是在文艺理论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文艺理论家，才拒绝接受各种文艺理论批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不少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19世纪中期俄国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阴庇和鞭答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别林斯基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比较欠缺的。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在遇到文艺理论批评时不是本着推进文艺理论的发展，追求真理，认真辨别这些文艺理论批评的对与错，而是在放弃是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批判。这种政治批判不过是为了置对方于死地。有些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不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解决互相对立的文艺理论的分歧，超越彼此的局限，而是热衷强弱，不辨是非，以至于一些文艺理论的局限得不到克服并在以后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出现。有些文艺理论家是在文艺理论思考上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探究的理论兴趣，不能在参与文艺理论论战的双方理论中辨出是非和高下。有些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回避正面交锋，不能推动文艺理论的深入发展。有些文艺理论家在参与文艺理论争鸣中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哗众取宠，获取“知名度”。有些文艺理论家不能正确地对待文艺理论批评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吸收合理的东西，不是认真辨别文艺理论批评的对与错，而是完全否定文艺理论批评，甚至揣度对方的动机，进行不适当的反击。显然，这些文艺理论家不是闻过则喜，改正错误，接受更正确的，而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少文艺理论发展的机会就在这种没有充分展开的文艺理论争鸣中丧失。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
其次，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文艺理论家周扬在论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时说过，“如果文艺理论是正确的，可以推动文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是错误的，便会引导文艺向错误的方面发展。当然，—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趋向，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单是文艺理论所能决定的；可是文艺理论对于文艺运动的发展，会起一定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越来越少地发挥这种作用了。这是因为中国当代一些文艺理论家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践的毛病。有些文艺理论家很少深入研究文艺作品，既不能准确地分析其成功与失误，也不能总结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和寻找出创作规律，更不可能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有些文艺理论家不关心文艺创作，甚至对文艺作品没有热情。这是可怕而反常的。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克服这种理论脱离实践的弊病，就是积极引导和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科学发展，既纠正文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裁剪文艺作品的偏向，也抵制文艺批评中放弃价值判断的偏向。
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既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当代文 艺发展的历史趋势，也不能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更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发现和推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引领中国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艺出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文艺批评家对一些文艺作品的认识难免出现一些分歧。这种分歧既可能是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不够深入，不够准确，也可能是价值观的分歧。有些文艺批评家如果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不到位，那么，只要进一步地提高这些文艺批评家对文艺作品的认识就可以了。而文艺批评出现价值观的分歧就需要文艺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分歧。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少。在面对一些当代文艺作品时，中国当代文艺界出现了非常对立的评判结果。这种现象除了判断能力的局限以外，主要是价值观的分歧所造成的。中国当代不少比较活跃的文艺批评家却在这种文艺批评中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价值判断，有的甚至堕落为“风”派文艺批评家。他们不但为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捧场，而且这些捧场大多是一些没有根据的空话套话大话。尤其是这种文艺批评有些成了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危害更大。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当代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无所适从，不但缺位，而且缺信，就是这种放弃价值判断的结果。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必须坚决抵制这些放弃价值判断的文艺批评并从根本上解决在文艺批评中发生的理论分歧，树立正确的价值尺度，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引导和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可是，有些人以为加强文艺批评，就是增加文艺批评的数量。这是本末倒置的。中国当代理论批评赶不上创作的发展，问题主要并不是理论批评文章太少，问题主要是还未能很好地回答文艺生活提出的问题，还不很善于对文艺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正如陈涌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就事论事的‘手工业’方式，停留在对具体作品的介绍、解释和歌颂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说明了我们这方面的弱点。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是未能克服这个弱点的重要原因。”这种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当代文艺界是普遍缺乏的。因而，这个文艺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克服。
最后，在全面客观公正地总结文艺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在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时既不能认为各种文艺理论都是合理的，也不能认为它们是相互否定的，而是科学地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曾经提倡文艺的批判精神。而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的批判精神的认识是发展的。有些文艺理论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具有秘鲁作家略萨所提出的文学抱负，即“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像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对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文学抱负不过是要求作家“用头立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的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批判力量。而真正的文艺批判精神是文艺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文艺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有人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批评”没有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而是对于现实现在只说“是”。认为这种“先锋批评”违背了文艺批评精神。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我们不能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把握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而批评主体说的对与不对是关键，至于批评主体怎么说就不是很重要了。不问批评主体说什么，而是质问批评主体怎么说，就是本末倒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只有把握、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这种发展进程，才能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各种不同的文艺理论的地位和贡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在总结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时必须对历史负责，追求真理和明辨是非，绝不能党同伐异，甚至只认强弱，不认是非。
同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既要看到各种文艺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们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文艺理论史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甚至是轰动效应)的一些文艺理论。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些正确的文艺理论是拒绝和批判现实的，有时就可能不如一些迎合现实狭隘需要的错误文艺理论影响大。这时，文艺理论史就要拨乱反正，还公正于学人。有些文艺理论史专家过于重视一些文艺理论的影响，忽视这些文艺理论的是非辨别，导致一些正确的文艺理论长期湮没无闻。这是极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文艺理论史严重地扭曲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的创造心理和创造人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影响很大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不但在哲学和逻辑上存在错误，而且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上也存在错误，即没有看到人物性格的前后变化和发展，没有看到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懦夫或者英雄。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这种“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不仅混淆了可能性与偶然性，把可能性视为偶然性，而且混淆了人物的动机和行为的现实，把动机当做了行为的现实，典型地表现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在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然束缚着一些文艺家的头脑。中国当代有些文艺家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即着意表现歹徒的善心、汉奸的人性、暴君的美德。好像只有写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才能表现出全面的人性、真正的人性。这就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没有从理论上彻底清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的恶果。而这种文艺理论的继续流行严重地阻碍了正确的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影响。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就不可能科学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④《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⑤周扬：《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
⑥陈涌：《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页。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之一、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批准号：09B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文艺报社)
而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就必须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当代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是在学习和批判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基础上走出的独特道路。只强调当代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差别，即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是在批判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去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或只强调它们的同一，都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的动力和“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既不可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不可能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全面引进，而是在科学地解决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矛盾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不能以引进代替创造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首先，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真理发展的规律时所指出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科学的文艺理论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没有深入而健康的文艺理论批评，就没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
而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发展，就是深入而健康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这种文艺理论争鸣不但有利于发现真理和提高认识，而且有利于文艺理论家提高理论思维能力，还能促成对立的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彼此的局限，形成新的共识，达到新的团结。而深入而健康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既取决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没有外在的强暴干预，也取决于文艺理论家接受文艺理论批评的宽广胸怀。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社会环境虽然日趋宽松，外在的强暴干预越来越少，但是，深入而健康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仍然是很难的。这就是有些文艺理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文艺理论批评的气势很盛。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拒绝文艺理论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文艺理论批评心有余悸，恐怕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这种现象一是反映了有些文艺理论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贫困和腐败。因此，进步的文艺理论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理论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理论批评无疑可以发挥促进作用。而有些文艺理论家固步自封，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文艺理论批评。二是反映了有些文艺理论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种文艺理论如果经不起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种文艺理论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用的。反而，不少文艺理论都是在文艺理论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文艺理论家，才拒绝接受各种文艺理论批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不少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19世纪中期俄国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阴庇和鞭答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别林斯基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比较欠缺的。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在遇到文艺理论批评时不是本着推进文艺理论的发展，追求真理，认真辨别这些文艺理论批评的对与错，而是在放弃是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批判。这种政治批判不过是为了置对方于死地。有些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不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解决互相对立的文艺理论的分歧，超越彼此的局限，而是热衷强弱，不辨是非，以至于一些文艺理论的局限得不到克服并在以后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出现。有些文艺理论家是在文艺理论思考上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探究的理论兴趣，不能在参与文艺理论论战的双方理论中辨出是非和高下。有些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回避正面交锋，不能推动文艺理论的深入发展。有些文艺理论家在参与文艺理论争鸣中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哗众取宠，获取“知名度”。有些文艺理论家不能正确地对待文艺理论批评并在文艺理论争鸣中吸收合理的东西，不是认真辨别文艺理论批评的对与错，而是完全否定文艺理论批评，甚至揣度对方的动机，进行不适当的反击。显然，这些文艺理论家不是闻过则喜，改正错误，接受更正确的，而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少文艺理论发展的机会就在这种没有充分展开的文艺理论争鸣中丧失。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
其次，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文艺理论家周扬在论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时说过，“如果文艺理论是正确的，可以推动文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是错误的，便会引导文艺向错误的方面发展。当然，—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趋向，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单是文艺理论所能决定的；可是文艺理论对于文艺运动的发展，会起一定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越来越少地发挥这种作用了。这是因为中国当代一些文艺理论家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践的毛病。有些文艺理论家很少深入研究文艺作品，既不能准确地分析其成功与失误，也不能总结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和寻找出创作规律，更不可能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有些文艺理论家不关心文艺创作，甚至对文艺作品没有热情。这是可怕而反常的。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克服这种理论脱离实践的弊病，就是积极引导和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科学发展，既纠正文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裁剪文艺作品的偏向，也抵制文艺批评中放弃价值判断的偏向。
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既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当代文 艺发展的历史趋势，也不能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更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发现和推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引领中国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艺出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文艺批评家对一些文艺作品的认识难免出现一些分歧。这种分歧既可能是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不够深入，不够准确，也可能是价值观的分歧。有些文艺批评家如果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不到位，那么，只要进一步地提高这些文艺批评家对文艺作品的认识就可以了。而文艺批评出现价值观的分歧就需要文艺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分歧。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少。在面对一些当代文艺作品时，中国当代文艺界出现了非常对立的评判结果。这种现象除了判断能力的局限以外，主要是价值观的分歧所造成的。中国当代不少比较活跃的文艺批评家却在这种文艺批评中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价值判断，有的甚至堕落为“风”派文艺批评家。他们不但为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捧场，而且这些捧场大多是一些没有根据的空话套话大话。尤其是这种文艺批评有些成了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危害更大。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当代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无所适从，不但缺位，而且缺信，就是这种放弃价值判断的结果。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必须坚决抵制这些放弃价值判断的文艺批评并从根本上解决在文艺批评中发生的理论分歧，树立正确的价值尺度，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引导和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可是，有些人以为加强文艺批评，就是增加文艺批评的数量。这是本末倒置的。中国当代理论批评赶不上创作的发展，问题主要并不是理论批评文章太少，问题主要是还未能很好地回答文艺生活提出的问题，还不很善于对文艺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正如陈涌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就事论事的‘手工业’方式，停留在对具体作品的介绍、解释和歌颂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说明了我们这方面的弱点。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是未能克服这个弱点的重要原因。”这种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当代文艺界是普遍缺乏的。因而，这个文艺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克服。
最后，在全面客观公正地总结文艺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在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时既不能认为各种文艺理论都是合理的，也不能认为它们是相互否定的，而是科学地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曾经提倡文艺的批判精神。而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的批判精神的认识是发展的。有些文艺理论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具有秘鲁作家略萨所提出的文学抱负，即“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像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对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文学抱负不过是要求作家“用头立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的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批判力量。而真正的文艺批判精神是文艺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文艺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有人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批评”没有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而是对于现实现在只说“是”。认为这种“先锋批评”违背了文艺批评精神。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我们不能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把握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而批评主体说的对与不对是关键，至于批评主体怎么说就不是很重要了。不问批评主体说什么，而是质问批评主体怎么说，就是本末倒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只有把握、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这种发展进程，才能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各种不同的文艺理论的地位和贡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在总结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时必须对历史负责，追求真理和明辨是非，绝不能党同伐异，甚至只认强弱，不认是非。
同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既要看到各种文艺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们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文艺理论史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甚至是轰动效应)的一些文艺理论。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些正确的文艺理论是拒绝和批判现实的，有时就可能不如一些迎合现实狭隘需要的错误文艺理论影响大。这时，文艺理论史就要拨乱反正，还公正于学人。有些文艺理论史专家过于重视一些文艺理论的影响，忽视这些文艺理论的是非辨别，导致一些正确的文艺理论长期湮没无闻。这是极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文艺理论史严重地扭曲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的创造心理和创造人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影响很大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不但在哲学和逻辑上存在错误，而且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上也存在错误，即没有看到人物性格的前后变化和发展，没有看到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懦夫或者英雄。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这种“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不仅混淆了可能性与偶然性，把可能性视为偶然性，而且混淆了人物的动机和行为的现实，把动机当做了行为的现实，典型地表现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在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然束缚着一些文艺家的头脑。中国当代有些文艺家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即着意表现歹徒的善心、汉奸的人性、暴君的美德。好像只有写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才能表现出全面的人性、真正的人性。这就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没有从理论上彻底清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的恶果。而这种文艺理论的继续流行严重地阻碍了正确的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影响。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就不可能科学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④《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⑤周扬：《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
⑥陈涌：《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页。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之一、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批准号：09B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文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