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拍完《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之后，导演石井裕也终于接纳了这座城市。他在埼玉长大，从大阪艺术大学毕业，凭借毕业作品《日本曝光》进入日本导演界。埼玉车马人都慢，大阪也非一线大都市，习惯慢生活的石井裕对东京一度反感。此前他的一系列作品多集中在乡间生活，这部影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都市生活与年轻人的困境。
　　“现在日本的大都市存在着严重的伤痕，人们生活其中。东京的人们好像丧失了用语言表达他们的不安、不满状态的能力。语言化为字词，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本是最果夕日的一部诗歌集，制片人提出改编成电影。石井裕也在原作的基础上，讲述了护士美香和打工者慎二的故事。美香白天是护士，晚上当小姐。因为过去的经历，她只想看到半边世界。慎二左眼失明，在生理意义上，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单调的生活场景中，两人一再相遇。他们面临困苦，步伐沉重，扶持前进，彼此慰藉。
　　两个角色是原著中的既有人物，打工者是劳动的缩影，日复一日重复劳动，“是一种无奈的劳动象征。”护士与死亡的意象有深厚关联，在影片中也使用了诸多与死亡相关的文字，“死亡与活着，事实上只是一体两面而已。”
　　“半边世界”是勾连两个主角的关键词，为呈现这样的世界，石井裕也将表现男主角的部分镜头遮住一半，除去表达视障外，他认为，“对于社会上相对底层的角色来说，社会的全貌没有办法被看见，人生中很多事情无法被理解，世界上很多东西没有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被看到。”
　　在石井看来，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城市的普通年轻人，他们的生存压力与日本社会的现状紧密联系。“3·11”地震已经过去好几年，但他并没有感觉到日本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地震、海啸、核灾、老龄化、生育率低等各种自然和社会问题给活着的人带来痛苦和煎熬，生命的存在渐渐失去了意义与价值，年轻人被城市异化成搬砖和奉酒的工具。
　　只在一些零散的镜头中，石井表达了希望。他拍了摩天大楼的高空障碍灯、水坑和玻璃中反射出的城市景色，还拍了一个在街头拼命唱歌的女孩，在影片的结尾，她作为女歌手正式出道了。“我希望通过反射镜头、俯瞰镜头展现都市中很多确实存在但被忽略的东西，人们看到但视而不见的东西很多。至于女歌手，她在街边拼命地唱歌，唱的都是正确而又重要的事情，然而没有人聆听，没有传递到任何人的耳中。她是孤独的。而片中慎二和美香大概也是这样吧。他们说的话无人在意，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我想借她的故事说明事情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可是比起最终出道，更重要的是慎二和美香注意到她的存在。”
　　在日本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旬报》公布的2017年度十佳本土电影与十佳外国电影榜单上，《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位列榜首。
　　此前，石井裕也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2013年的电影《编舟记》，由作家三浦紫苑同名小说改编。在一家出版社的辞典编辑部里，为了完成辞典《大渡海》海报编辑工作，马缔光也和同事们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历经14年，这部作品终于完成。2014年3月，第3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揭晓，《编舟记》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共计12项大奖。
　　与《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不同，《编舟记》将镜头聚焦于一群简单又有热情的字典编辑身上。剧情也设定在了1995年，电脑尚未普及，编辑工作者必须采取手工的方式进行删除、拼贴、黏结等工作。电影节奏像字典编辑过程一般严谨而缓慢。“使用语言的是人，语言的高度就是人类文明的高度，如果我们忽视它、粗暴地对待它，我们也会变得粗暴。语言的价值降低了，人类文明的价值也降低了。有一群人在维护文字的价值，也就是维护语言的价值，他们很重要。”
　　《编舟记》是石井裕也为数不多基调明媚的作品，“以前作品里的角色，好像没有将来、没有希望，我也很想那些角色有光明的前路。或许因为自己年轻，总觉得描述这些角色很黑暗才对，又或者年轻时还未能真正感到希望、光明，拍电影也有一段日子了，近来才终于触摸到这些感觉。”
　　石井裕也对乐观的情绪极为克制，他总结35年的人生，能让自己感觉到出现在世界上真好的事情最多只有十件。最近一件是有了孩子，最远是22岁时第一部作品得奖，“不是因为拍了一个好电影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是我被认可了。”悲观是他的日常，“我还没自杀挺不容易的。”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与《编舟记》合力完整了石井裕也当下的价值观：凝滞不前的复杂社会，人们（包括他）过着纠结的生活，情绪没有出口，但他们依然会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奋勇前进，尝试散发光和热。这件事情成为每个人生存的抓手，给他们热情，让他们强有力地活下去。

情绪的出口只能通过内在挣扎不断寻找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用生理上的残疾来表达情感上的伤痕？
　　石井裕也：这是一个抽象的表现方式，我用他只能看到一半来表现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世界的全貌，世界也不会让人看到它的全貌，这个角色隐喻“谁都不能清楚这个世界整个是什么样子的”。主要表达的是看不到，用眼睛用心用任何都看不到。
　　人物周刊：为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
　　石井裕也：我想从这个表现手法让观众感受到世界的结构，比如说政府呀、政治家呀、经济呀，他们如何构筑了世界。这个结构组织很复杂，你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
　　人物周刊：在这种复杂的展现里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闪光点，比如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爆发，这是不是你想在构建世界中着力表现的部分？ 　　石井裕也：我刚才说的能看到一半风景，有一部分代表着人的情感。对他而言，他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对于这样的世界来说，人只能看到一半的情感。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是诗集改编的影片，整体氛围十分诗意，事实上这是残酷的现实故事，为什么选择用诗意的方式去呈现残酷的现实？
　　石井裕也：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残酷，我想表达在东京生活的年轻人，他们的一种情感、心情。通过一些故事，比如谁和谁相爱了，表现出现实的状态。东京的年轻人，他们是这样一个心情，他们的状态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这是东京大部分年轻人的普遍状态吗？
　　石井裕也：要看你对普遍的定义是什么。人是多样的，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有人有梦想、有人没有梦想，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般的东京年轻人，指的是所有在东京生活的年轻人内心深层次的状态。不管他外表怎样多变，内心深层次的恐惧、不安，依然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不光是东京这个大城市，这种因没有被满足而产生不满或者不平的心情，可能全世界大城市的年轻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情感倾向。

　　人物周刊：这种恐惧和不安是大城市造成的？
　　石井裕也：我觉得应该是。香港、柏林、北京我都去过。我把这个电影给他们看，都说非常有同感。我遇到的年轻人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通过什么方式捕捉到了东京年轻人的情绪？
　　石井裕也：并没有专门为了拍这个电影去捕捉。我本身住在东京，对东京的状态有一个广泛的认识，并且我也算是一个年轻人，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恐惧、纠结、不安、压抑的情绪。基于这样的（情况），拍了这个电影。
　　人物周刊：情绪需要出口，但是片中的情绪没有确切的出口，你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出口。
　　石井裕也：我确认一下，你是说年轻人现在有这种不安的情绪，想问他们怎么去突破这种不安的情绪，还是说纯粹一个发泄？突破的话，我没有答案。发泄呢，小的一些压力和压迫感，可以通过体育运动或者卡拉OK解决。但这也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通过这些人的内在挣扎过程不断地寻找，这是一个不停的过程。
　　人物周刊：在你的影片中，年轻人的生活不太有希望，或者说凝滞不前，在少数细节里面我们能感受到一些昂扬的东西，但这种小确幸在整个生活里可能难以面对它的残酷，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生活的残酷？
　　石井裕也：我并不是想宣扬我们的人生要成功，经济上要多么富裕，只要有最低限度、能够保证生活的钱就可以了。我想在电影里表述的事是思想，人的想法，人的精神。虽然我很穷但是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更好，不是经济会变得更好的那种更好，是我的人生会更好。
　　人物周刊：但影片大部分时候让我们感觉很丧，不会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只在最后有这样的感觉。
　　石井裕也：一个人内心里，我想要活下去、生存下去的冲动和我想死去的冲动是在不停地博弈的。你想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像我现在，我想拍好的电影，我越这么想，可能另外一方面反对的冲动也会越强烈，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合不合适，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对日本，最爱也最恨

　　人物周刊：你曾说自己不喜欢大城市，不喜欢大城市的什么部分？后来又觉得大城市还挺有趣的，有趣的点在哪里？
　　石井裕也：不能一竿子打倒所有的大城市，如果只把焦点放在东京，我觉得东京不是一个适合人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也这么觉得。后来我又喜欢这个城市，是因为我内心接受、容纳了这个城市。人生可能就是这样的，不自由，在痛苦当中生活和前行，其实这样的人生也不坏，所以我又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你对自由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石井裕也：没有恐惧，没有担心，没有不安，我可以非常温和平稳地度过一天，这就是我认为的精神上的自由。
　　人物周刊：那么像这样的精神自由在日本哪个城市能够达到？
　　石井裕也：冲繩、北海道，这样的城市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但不是说这就是一个人最后的归宿，它不是一个天堂，有些人可能住在离大陆很远的地方，有时候他又会回家。不是拘泥于某一个地点就可以形成精神上的自由。
　　人物周刊：东京没有办法给你精神上的自由，但是冲绳可能可以给，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东京继续生活，尝试接纳这个城市，而不是去冲绳？
　　石井裕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另一个是东京给了我恩惠，让我受益了，我逃不掉了。从大的方面讲，日本未来30年间，被大地震袭击的概率大概在80%，可能现在没来，但我觉得有一天总会来的。这么大的自然灾害，我也希望保护我的家人，可能带着他们移民到国外更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出生在日本，又在东京工作，我又觉得不管未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变化，有什么事情来袭，我都要在这里完成我的人生，这是我的宿命，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这样的想法。 　　2011年发生地震、海啸，核电站发生泄露事故，这些放射性很强的核能已经威胁到东京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东京已经处在这么危险的状态了，我还要待在东京？但不是说这里危险，你们逃吧，就逃了。我不能动，就在这里生存下去。这是我苦思冥想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不管发生什么，我最终还是要在这里。
　　人物周刊：根源是你对国家的情结吗？
　　石井裕也：要说起对国家的感情，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对于我来说，我对这个国家又爱又恨，最爱也最恨。
　　人物周刊：恨什么呢？
　　石井裕也：所有。什么样的契机会爱上呢？其实也是从我周围所处的环境、我所隶属的国家、这个国家隶属的组织中发现，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有义务去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可能会爱上。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怀疑，任何事情都可能存在黑暗的一面，去怀疑，去验证，最终爱上。
　　人物周刊： 你在怀疑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接纳你不太喜欢的国度？
　　石井裕也：说到这个有一点我特别想说，这在日本社会是一种禁忌，不能说。可能在外国说也不太合适，但我很想说。在日本的近现代，因为一些事情，日本国家的形态出现了问题，这也正是日本国民性变得复杂的根源，也是我现在正在花很大的精力验证和研究的部分。
　　人物周刊：你认为在近现代之前日本的国民性是纯粹的？
　　石井裕也：是的。大家都很温和、祥和、和平地度过自己的生活，像武士时代后期日本闭关锁国政策——当然跟中国还是有一定贸易往来的——那个时候日本民众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很幸福的。这是我的想象，可能当时也会存在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带来复杂性的事件是什么，科技的发展还是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
　　石井裕也：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禁忌，不能说。但让我最感觉痛苦的是别人的眼光，东京人很多，大家的竞争意识也很强，在这样一个竞争社会里面，大家觉得我要穿高档的衣服，我要上高档的班，我要生存在上层社会。你要意识到别人的存在这是很痛苦的。
　　人物周刊：那你是怎么面對和接纳的？
　　石井裕也：目前还完全没有解决。生活时间长了你会习惯，不管是好是坏你都会习惯。然后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会不断地累积和累加，这些堆积的感情无法用语言去表述的。我想把这个部分拍到我的电影中去。
　　（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采访中提供帮助，感谢刘夏女士协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