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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往茅老家里打电话，是他的妻子赵燕玲接的。她说：“茅于轼刚刚做完眼睛手术，你稍后几天再打来。”过了两个星期，我往茅于轼家里打电话，正好是茅老自己接的。
86岁的高龄，声音很洪厚，谦和有礼，思维敏锐，只是听力似乎不那么好。我们打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电话，我提问的时候，常常需要重复两遍。
86岁的老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希望这个社会能更好。” 他名满天下，却也毁谤随身。他不顾世俗争议，坚持求真，宁折不弯。
茅家“以”字辈，代表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历经传承、报国济世的士人理想，而“于”字辈在历尽社会动荡之后，更多的展露出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公民社会责任的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折射出宁折不弯的气节观从民族大义到个人操守的转型。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茅于轼从小与伯父茅以升走得很近，两家离得很近，用茅于轼的话说是“坐公交车两站路就到了”。在茅于轼心里，伯父也是一个敢讲敢做的人，“他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他对中国教育有很深刻的批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教育，他都会批评。我们经常讨论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他也喜欢跟我谈这些事，他写过一篇文章《工程教育里头的问题》，他里头批评了当时的教育顺序搞错了。”
很多熟悉茅于轼叔侄俩的人，都觉得茅于轼的个性更像自己的伯父茅以升。
1919年，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当时很多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在他们看来，国家远比自己的前途重要。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是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的，一切的爱国行为都是天经地义、在所不辞的。
1937年，茅以升已经接近完成他的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对建桥的每一道工序，都极尽苛刻，大到钢梁的架设，小到每一颗螺丝钉都有严格的检查程序。
一个半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作为钱塘江大桥的最高决策者突然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这个大洞在设计图中从未出现过，茅以升也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
紧接着，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了战火之中。这边，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茅以升期盼着上海能够挡住日本人进攻的脚步。然而，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茅以升感到再也无力把握大桥的命运了。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在杭州市内的西湖饭店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找到茅以升，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简单地向茅以升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必须炸桥。
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天晚上就要将所有的炸药安放到位，茅以升很快冷静下来，修正了丁教官带来的方案，他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确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
最终，那座由中国人第一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被炸毁。炸掉是茅以升的心血。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建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问起茅于轼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那个时候形势所迫，一定会那么做的。你们现在不能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日本人要打进来了，这边桥修好了就有很大的用场。日本人果然打进来了，炸掉桥是不让日本人利用。”茅于轼把这件事看成一件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他的骨子里，一切能为社会做的事情，都是顺其自然，因为时代现实与精神气质使然。。
“只要我觉得对，我就去做”
1929年，茅于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这样的高级知识结构家庭，给予了茅于轼更多的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尊重科学，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我的上一辈，不管是我父亲的那边还是我母亲的那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留学生，那时候留学生很少，我们家里开放，尊重科学，平等自由，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在茅于轼的家庭里，没有宗教信仰，不拜祖宗，不相信命运，从来不算命。他们只相信科学。茅于轼说：“我不反对这些，我家里也不反对这些，但是我们自己不信，我的家庭，我兄弟姐妹的家庭没有一个相信这些的。”
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但父母几乎没有教过茅于轼念书，也不会过问他的考试成绩。家里主张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所以茅于轼从小学起，没有请过家庭教师，也没上过补习班，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学校老师。“这些不是规定好了的，我是这么来的。”
在茅于轼身上，有着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影子。我问他，“觉得现代知识分子和上一辈子知识分子有何不同？”
他说：“我觉得现在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赚钱也不是错，但是除了赚钱就没有其他的事可干了。那时候也要赚钱，不赚钱怎么活，那时候更多的是想别的事，现在别的事都不要了，赚钱就是唯一的目标。”
家族的言传身教，茅于轼继承了特立独行的耿直个性和爱人情怀。
“我觉得爱人是主要的，爱一个一个的人。爱国如果和爱人冲突的话，还是爱人为本。” 茅于轼的很多话，如同芥末呛鼻，直冲神经而来。一些人听了茅塞顿开，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
2012年，茅于轼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颁奖词中说道：“茅于轼是中国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最敢言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时，一片哗然。但茅于轼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些。
2013年，茅于轼在多处地方讲座被“围讦”，说起这事，这位老人倒很淡定：“这种骂的声音我也很习惯，从反右派开始挨骂。我无所谓。只要我做得对，我就去做。”
茅于轼性格耿直，说起话连转弯都不会。他说：“我对这个社会不放心。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比进步还是主要的，进步里头也有退步。理想的情况是进步要发扬，退步就要纠正。怎么个纠正法？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我觉得首先言论要自由，禁止说假话，这点最重要，可惜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在靠假话活着，不敢说真话，这样好不了。”
所以，茅于轼一直坚持说真话，无论有多少人反对或赞成。
茅于轼家里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他的妻子赵燕玲常常埋怨他，“总是在外面说一些言语，弄得别人来家里攻击。”茅于轼也只是笑笑。
我问茅于轼：“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茅于轼说，“我也会担心，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很好，不会让我有安全事故的。”
“既然担心，那为什么一直说真话？”
他对我说：“如果人人都说假话，那就什么事情都不能讲了，一切走向正确的方向都被堵住了。”
86岁的高龄，声音很洪厚，谦和有礼，思维敏锐，只是听力似乎不那么好。我们打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电话，我提问的时候，常常需要重复两遍。
86岁的老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希望这个社会能更好。” 他名满天下，却也毁谤随身。他不顾世俗争议，坚持求真，宁折不弯。
茅家“以”字辈，代表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历经传承、报国济世的士人理想，而“于”字辈在历尽社会动荡之后，更多的展露出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公民社会责任的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折射出宁折不弯的气节观从民族大义到个人操守的转型。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茅于轼从小与伯父茅以升走得很近，两家离得很近，用茅于轼的话说是“坐公交车两站路就到了”。在茅于轼心里，伯父也是一个敢讲敢做的人，“他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他对中国教育有很深刻的批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教育，他都会批评。我们经常讨论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他也喜欢跟我谈这些事，他写过一篇文章《工程教育里头的问题》，他里头批评了当时的教育顺序搞错了。”
很多熟悉茅于轼叔侄俩的人，都觉得茅于轼的个性更像自己的伯父茅以升。
1919年，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当时很多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在他们看来，国家远比自己的前途重要。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是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的，一切的爱国行为都是天经地义、在所不辞的。
1937年，茅以升已经接近完成他的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对建桥的每一道工序，都极尽苛刻，大到钢梁的架设，小到每一颗螺丝钉都有严格的检查程序。
一个半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作为钱塘江大桥的最高决策者突然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这个大洞在设计图中从未出现过，茅以升也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
紧接着，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了战火之中。这边，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茅以升期盼着上海能够挡住日本人进攻的脚步。然而，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茅以升感到再也无力把握大桥的命运了。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在杭州市内的西湖饭店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找到茅以升，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简单地向茅以升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必须炸桥。
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天晚上就要将所有的炸药安放到位，茅以升很快冷静下来，修正了丁教官带来的方案，他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确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
最终，那座由中国人第一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被炸毁。炸掉是茅以升的心血。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建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问起茅于轼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那个时候形势所迫，一定会那么做的。你们现在不能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日本人要打进来了，这边桥修好了就有很大的用场。日本人果然打进来了，炸掉桥是不让日本人利用。”茅于轼把这件事看成一件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他的骨子里，一切能为社会做的事情，都是顺其自然，因为时代现实与精神气质使然。。
“只要我觉得对，我就去做”
1929年，茅于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这样的高级知识结构家庭，给予了茅于轼更多的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尊重科学，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我的上一辈，不管是我父亲的那边还是我母亲的那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留学生，那时候留学生很少，我们家里开放，尊重科学，平等自由，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在茅于轼的家庭里，没有宗教信仰，不拜祖宗，不相信命运，从来不算命。他们只相信科学。茅于轼说：“我不反对这些，我家里也不反对这些，但是我们自己不信，我的家庭，我兄弟姐妹的家庭没有一个相信这些的。”
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但父母几乎没有教过茅于轼念书，也不会过问他的考试成绩。家里主张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所以茅于轼从小学起，没有请过家庭教师，也没上过补习班，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学校老师。“这些不是规定好了的，我是这么来的。”
在茅于轼身上，有着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影子。我问他，“觉得现代知识分子和上一辈子知识分子有何不同？”
他说：“我觉得现在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赚钱也不是错，但是除了赚钱就没有其他的事可干了。那时候也要赚钱，不赚钱怎么活，那时候更多的是想别的事，现在别的事都不要了，赚钱就是唯一的目标。”
家族的言传身教，茅于轼继承了特立独行的耿直个性和爱人情怀。
“我觉得爱人是主要的，爱一个一个的人。爱国如果和爱人冲突的话，还是爱人为本。” 茅于轼的很多话，如同芥末呛鼻，直冲神经而来。一些人听了茅塞顿开，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
2012年，茅于轼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颁奖词中说道：“茅于轼是中国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最敢言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时，一片哗然。但茅于轼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些。
2013年，茅于轼在多处地方讲座被“围讦”，说起这事，这位老人倒很淡定：“这种骂的声音我也很习惯，从反右派开始挨骂。我无所谓。只要我做得对，我就去做。”
茅于轼性格耿直，说起话连转弯都不会。他说：“我对这个社会不放心。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比进步还是主要的，进步里头也有退步。理想的情况是进步要发扬，退步就要纠正。怎么个纠正法？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我觉得首先言论要自由，禁止说假话，这点最重要，可惜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在靠假话活着，不敢说真话，这样好不了。”
所以，茅于轼一直坚持说真话，无论有多少人反对或赞成。
茅于轼家里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他的妻子赵燕玲常常埋怨他，“总是在外面说一些言语，弄得别人来家里攻击。”茅于轼也只是笑笑。
我问茅于轼：“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茅于轼说，“我也会担心，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很好，不会让我有安全事故的。”
“既然担心，那为什么一直说真话？”
他对我说：“如果人人都说假话，那就什么事情都不能讲了，一切走向正确的方向都被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