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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时任《湖南日报》新闻研究室主任的张志浩，写信给郴州市桂阳县一中一位数学教师郁黎民，提出采访请求被拒。他随即又发来许多问题询问，得到回信刊载在《湖南日报》上，引起一片哗然，大家才知道郁达夫的大女儿就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
当时的湖南省政协主席程星龄是郁达夫在福建时的同事兼好友，看到报道连夜寻找，特别批示将郁黎民增补为正在召开的第五届政协特邀委员。彼时，郁黎民已经在桂阳做了近四十年的教师。
带着同样的惊讶，我们拜访了郁黎民老人，她已由大儿子邹诚从湖南桂阳接到了长沙，今年90岁高寿。她既有浙江富阳口音，又带有湖南桂阳味道，这昭示她一生的两段主要人生经历。她于去年89岁高龄出版了《我这一生》，用时一年多，回忆了自己的家人以及坎坷的一生，这是上世纪20年代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她对自己书的评价只有平实的两个字“真实”。
“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电视里放着郁达夫的纪录片，她指给我看她的祖母，富阳的郁达夫故居，是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家。
富春江畔南岸的郁家，祖上世代为儒医，书香门第，到郁达夫父辈家道没落，母亲陆氏年轻守寡，抚养三个儿子。陆氏虽不识字，却懂得子女必读书求学的道理，所以从小家教极严。据说二儿子养吾初中时贪玩逃学，被母亲知道，陆氏一手揪住儿子，一手将菜刀在砧板上剁得咚咚响，厉声说要宰了这个不读书的儿子，喝令小儿子跪在一旁，说包庇不告是同罪！从此儿子们再不敢对读书稍有怠慢。
在陆氏的严教下，大儿子郁华留学日本，后成为北京高等法院的推事，二儿子郁浩在北京海军部任军医，小儿子郁文随大哥同去日本，成为30年代文坛的大作家，正是郁达夫。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69周年，至今来到富阳，还可以看到家乡人以各种形式对他的纪念。1938年，郁达夫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新加坡办报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后，撤至苏门答腊，在被迫做日军翻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现在当地一些老人家，还对这个留着胡须的人有着很深的印象。后在当地被暗杀，怀疑是日军所为。夏衍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建国初期，郁达夫被追认为烈士。
“做应做的事，生死在所不计”
除了郁达夫，郁家还有两人因抗日牺牲。
陆氏在日本逼近富阳城时，固执地留在老家，日本人进城后，她因不愿意给日本人服务，夜里偷偷逃到山里，死活不肯出来，结果在饥饿、寒冷、惊吓中死去。
大哥郁华在上海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一方面救助进步人士，如共产党在沪工作的重要地下党员廖承志等；一方面严惩汉奸敌伪罪犯，在收到恐吓信后，仍然坚守岗位。“国家民族正在危机存亡之秋，我的岗位在这里，怎么能抛弃自己的职守呢？我应当做我应做的事，生死在所不计。”于一日清早被枪杀于上海寓所门外，成为中国第一个牺牲的高级司法人员。
郁达夫在流亡印尼期间，帮助印尼当地的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也被反动力量枪杀。二哥郁浩抗战期间自开诊所为乡邻看病，常常免费治疗，富阳的男女老少都称他作“鹳山浩伯伯”，秋天还送来各种土产，表达感激。
郁黎民从小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很奇妙，他对父亲的记忆很少。抗战中，郁达夫带着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和郁飞、郁云二子回到富阳避难，郁黎民远远看到了父亲，只是不敢上前相认，郁达夫也未敢认女儿，结果这一面竟成父女的最后一面。然而“郁达夫的大女儿”这个名号却跟随了她一生，影响了她一生。问起她对父亲的感觉，她说：“对郁达夫，我私人上没有什么，但是我敬佩他是一位‘烈士’。”
最寒冷的岁月，仍有诗文相伴
90岁的郁黎民，仪态依然有出自书香人家的端庄，每天读书读报，思路清晰，眼不花耳不背，与郁达夫先生一样是小眼睛，但目光专注，书纸上的人生经历从她口中道出，内容虽同，却有活灵活现的生趣。提到文革的经历，她依然对违背人性的不公，感到愤懑。情绪虽饱满，但是说完即闭口不言，静静地坐在那里。
文革的大字报贴满墙的时候，郁黎民已跟随丈夫邹陔笙在湖南省桂阳县一中教了14年书了。丈夫邹陔笙是农民家庭出身，却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会做古体诗，负责教高中语文。为人正直、忠诚，抗战时期曾是国民党62军机要秘书，解放前从事解放衡阳市的地下工作，由陈毅、李先念直接领导。结果，文革时，这些背景都成了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的说不清的证据，从此40年，直至90岁高龄的邹陔笙病危躺在床上才得以平反。
文革初期，一次工作组长找郁黎民谈话，说邹陔笙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勒令开除回乡受群众监督劳动，郁黎民有两条路，一是和丈夫划清界限，她和儿女可以留在学校；二是一起回家改造。郁黎民当时想，老邹在衡阳做地下工作时，一次险些被白崇禧手下的兵拖出去枪毙，他对解放衡阳是有功的，“他们虽然把他定为反革命，我却知道他是在做革命工作，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如不能理解他，谁还能理解他呢？”毅然选择后者。在乡下呆了十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邹陔笙后来对她说，她的选择救了他，也救了这个家。
到乡下的第一个除夕夜，雪从瓦缝飘在棉被上，郁黎民与丈夫偎在柴火旁守岁，老邹诗兴大发，当场做了首《岁暮遣怀》的七绝：“窜逐穷乡不值钱，是非颠倒竟谁怜。北窗风雪南窗雨，雨雨风风又一年。”两人相视一笑，将纸丢进火中。在最艰难的岁月，一路走过除了饥饿、寒冷、恐惧，还有诗文相伴，他们以此自嘲自遣，就这样相濡以沫度过了1966年最寒冷的冬天。
教人求真，一个老师的责任，
郁黎民一直全身心投入她的教师工作。1957年，两个右派分子在初中部任教，郁黎民和学生说，这是党派来工作的，他会把他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你们，如果你们不好好上课，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两个右派在其他班都会受到学生的侮辱与殴打，只有在郁老师的班可以安静上课。郁黎民以身作则，每天与学生一起晨操，早读提前十分钟到班上查堂，所以学生也很少迟到。学校整顿纪律，要每个班上报几个捣蛋的学生给予处分，郁黎民认为学生的错误主要是教育，他们虽调皮却不至于处分，因此没有上报，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宽容与保护，郁黎民说，散会后学生们那种又跳又笑又叫的场景，到现在她都历历在目。她对教学工作的投入，使她屡评先进工作者，学生都很团结，学校很信任她。
文革中，那些他们日夜用心教导的学生都成了揪斗、批判甚至辱骂他们的人，这让夫妇俩十分心痛，邹陔笙甚至一度目光呆滞，有轻生的念头。一次，郁黎民的一个学生晕倒在地，她将学生带回家，她说，老师我不是病，我是饿。郁黎民给他热了两碗粥，不敢给她吃太多。这个学生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过世后由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以捡拾锰砂度日，文革初起，这件事被学生写了大字报，认为她立场不稳，特别同情和帮助地主子女。采访中提起这件事，郁黎民还很愤慨：“不管她是不是地主子女，就算是地主本人，晕倒在地上，我也要把他扶起来呀，何况我是她的班主任，我有责任啊。岂有此理！”郁黎民认为，文革最违背人性处，即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侮辱，才会有那么多人自杀。问她如何走过那段时期，她只说我们“问心无愧”。
1991年，郁黎民从40多年的教师岗位上退下来。她将书桌放置在阳台上，光线比较好，这是她现在读书看报的地方。书桌上放着一本《小学生古诗词读本》，已经翻得很旧。老人家的玄孙，现在依然由她来补习古典诗词，
郁黎民四世同堂，从儿子下来三代，都由她来教。大儿子邹诚深有体会，他3岁时，就由父母教授古典诗词，阅读古典小说，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读书、为人都受到父母很深的影响。他研究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多年来一直从事政府工作。现在大部分的采访都被儿子代为拒绝，“老太太一直为人很低调”。
当时的湖南省政协主席程星龄是郁达夫在福建时的同事兼好友，看到报道连夜寻找，特别批示将郁黎民增补为正在召开的第五届政协特邀委员。彼时，郁黎民已经在桂阳做了近四十年的教师。
带着同样的惊讶，我们拜访了郁黎民老人，她已由大儿子邹诚从湖南桂阳接到了长沙，今年90岁高寿。她既有浙江富阳口音，又带有湖南桂阳味道，这昭示她一生的两段主要人生经历。她于去年89岁高龄出版了《我这一生》，用时一年多，回忆了自己的家人以及坎坷的一生，这是上世纪20年代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她对自己书的评价只有平实的两个字“真实”。
“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电视里放着郁达夫的纪录片，她指给我看她的祖母，富阳的郁达夫故居，是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家。
富春江畔南岸的郁家，祖上世代为儒医，书香门第，到郁达夫父辈家道没落，母亲陆氏年轻守寡，抚养三个儿子。陆氏虽不识字，却懂得子女必读书求学的道理，所以从小家教极严。据说二儿子养吾初中时贪玩逃学，被母亲知道，陆氏一手揪住儿子，一手将菜刀在砧板上剁得咚咚响，厉声说要宰了这个不读书的儿子，喝令小儿子跪在一旁，说包庇不告是同罪！从此儿子们再不敢对读书稍有怠慢。
在陆氏的严教下，大儿子郁华留学日本，后成为北京高等法院的推事，二儿子郁浩在北京海军部任军医，小儿子郁文随大哥同去日本，成为30年代文坛的大作家，正是郁达夫。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69周年，至今来到富阳，还可以看到家乡人以各种形式对他的纪念。1938年，郁达夫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新加坡办报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后，撤至苏门答腊，在被迫做日军翻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现在当地一些老人家，还对这个留着胡须的人有着很深的印象。后在当地被暗杀，怀疑是日军所为。夏衍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建国初期，郁达夫被追认为烈士。
“做应做的事，生死在所不计”
除了郁达夫，郁家还有两人因抗日牺牲。
陆氏在日本逼近富阳城时，固执地留在老家，日本人进城后，她因不愿意给日本人服务，夜里偷偷逃到山里，死活不肯出来，结果在饥饿、寒冷、惊吓中死去。
大哥郁华在上海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一方面救助进步人士，如共产党在沪工作的重要地下党员廖承志等；一方面严惩汉奸敌伪罪犯，在收到恐吓信后，仍然坚守岗位。“国家民族正在危机存亡之秋，我的岗位在这里，怎么能抛弃自己的职守呢？我应当做我应做的事，生死在所不计。”于一日清早被枪杀于上海寓所门外，成为中国第一个牺牲的高级司法人员。
郁达夫在流亡印尼期间，帮助印尼当地的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也被反动力量枪杀。二哥郁浩抗战期间自开诊所为乡邻看病，常常免费治疗，富阳的男女老少都称他作“鹳山浩伯伯”，秋天还送来各种土产，表达感激。
郁黎民从小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很奇妙，他对父亲的记忆很少。抗战中，郁达夫带着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和郁飞、郁云二子回到富阳避难，郁黎民远远看到了父亲，只是不敢上前相认，郁达夫也未敢认女儿，结果这一面竟成父女的最后一面。然而“郁达夫的大女儿”这个名号却跟随了她一生，影响了她一生。问起她对父亲的感觉，她说：“对郁达夫，我私人上没有什么，但是我敬佩他是一位‘烈士’。”
最寒冷的岁月，仍有诗文相伴
90岁的郁黎民，仪态依然有出自书香人家的端庄，每天读书读报，思路清晰，眼不花耳不背，与郁达夫先生一样是小眼睛，但目光专注，书纸上的人生经历从她口中道出，内容虽同，却有活灵活现的生趣。提到文革的经历，她依然对违背人性的不公，感到愤懑。情绪虽饱满，但是说完即闭口不言，静静地坐在那里。
文革的大字报贴满墙的时候，郁黎民已跟随丈夫邹陔笙在湖南省桂阳县一中教了14年书了。丈夫邹陔笙是农民家庭出身，却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会做古体诗，负责教高中语文。为人正直、忠诚，抗战时期曾是国民党62军机要秘书，解放前从事解放衡阳市的地下工作，由陈毅、李先念直接领导。结果，文革时，这些背景都成了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的说不清的证据，从此40年，直至90岁高龄的邹陔笙病危躺在床上才得以平反。
文革初期，一次工作组长找郁黎民谈话，说邹陔笙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勒令开除回乡受群众监督劳动，郁黎民有两条路，一是和丈夫划清界限，她和儿女可以留在学校；二是一起回家改造。郁黎民当时想，老邹在衡阳做地下工作时，一次险些被白崇禧手下的兵拖出去枪毙，他对解放衡阳是有功的，“他们虽然把他定为反革命，我却知道他是在做革命工作，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如不能理解他，谁还能理解他呢？”毅然选择后者。在乡下呆了十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邹陔笙后来对她说，她的选择救了他，也救了这个家。
到乡下的第一个除夕夜，雪从瓦缝飘在棉被上，郁黎民与丈夫偎在柴火旁守岁，老邹诗兴大发，当场做了首《岁暮遣怀》的七绝：“窜逐穷乡不值钱，是非颠倒竟谁怜。北窗风雪南窗雨，雨雨风风又一年。”两人相视一笑，将纸丢进火中。在最艰难的岁月，一路走过除了饥饿、寒冷、恐惧，还有诗文相伴，他们以此自嘲自遣，就这样相濡以沫度过了1966年最寒冷的冬天。
教人求真，一个老师的责任，
郁黎民一直全身心投入她的教师工作。1957年，两个右派分子在初中部任教，郁黎民和学生说，这是党派来工作的，他会把他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你们，如果你们不好好上课，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两个右派在其他班都会受到学生的侮辱与殴打，只有在郁老师的班可以安静上课。郁黎民以身作则，每天与学生一起晨操，早读提前十分钟到班上查堂，所以学生也很少迟到。学校整顿纪律，要每个班上报几个捣蛋的学生给予处分，郁黎民认为学生的错误主要是教育，他们虽调皮却不至于处分，因此没有上报，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宽容与保护，郁黎民说，散会后学生们那种又跳又笑又叫的场景，到现在她都历历在目。她对教学工作的投入，使她屡评先进工作者，学生都很团结，学校很信任她。
文革中，那些他们日夜用心教导的学生都成了揪斗、批判甚至辱骂他们的人，这让夫妇俩十分心痛，邹陔笙甚至一度目光呆滞，有轻生的念头。一次，郁黎民的一个学生晕倒在地，她将学生带回家，她说，老师我不是病，我是饿。郁黎民给他热了两碗粥，不敢给她吃太多。这个学生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过世后由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以捡拾锰砂度日，文革初起，这件事被学生写了大字报，认为她立场不稳，特别同情和帮助地主子女。采访中提起这件事，郁黎民还很愤慨：“不管她是不是地主子女，就算是地主本人，晕倒在地上，我也要把他扶起来呀，何况我是她的班主任，我有责任啊。岂有此理！”郁黎民认为，文革最违背人性处，即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侮辱，才会有那么多人自杀。问她如何走过那段时期，她只说我们“问心无愧”。
1991年，郁黎民从40多年的教师岗位上退下来。她将书桌放置在阳台上，光线比较好，这是她现在读书看报的地方。书桌上放着一本《小学生古诗词读本》，已经翻得很旧。老人家的玄孙，现在依然由她来补习古典诗词，
郁黎民四世同堂，从儿子下来三代，都由她来教。大儿子邹诚深有体会，他3岁时，就由父母教授古典诗词，阅读古典小说，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读书、为人都受到父母很深的影响。他研究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多年来一直从事政府工作。现在大部分的采访都被儿子代为拒绝，“老太太一直为人很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