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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这样的故事“情结”,这已经成为一种遗传性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也给道德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我们喜欢用经典故事来感染人、教化人。
翻开我们的品德教材,经典故事依然在其中熠熠生辉。甚而,我们的老师在备课时,也常常喜欢援引几则经典故事。因为每则经典故事都隐含着一定的“价值真理”和“行为典范”,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道德原型和隐喻,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起到引导、劝诫和规范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德育功能,经典故事在品德教学中长期担当着“育人”的重任。然而,这些故事本身的局限性,也会让我们在日常教学中遇到不少尴尬。
首先,经典故事大多采用“功利性逻辑说理”,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狼来了》、《手捧空花盆的孩子》等。在《狼来了》这一故事中,撒谎(不诚信)对应的结果是被狼吃(失利);而在《手捧空花盆的孩子》这一故事中,手捧种着熟种子的空花盆(诚信)对应的结果是得到了王位(得利)。这里暗含着这样的一个命题——我们之所以要道德,是因为道德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可这种“道德劝告”运用的逻辑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经验证实。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中的不诚实并不一定带来麻烦或者消极后果,反而可能得到许多本不该得到的好处。因而,上述故事在说服力上存在着现实的质疑。而且,这样的逻辑可能会引导学生以“利益”而非“道义”为依据做出行为选择,从而违背诚信教育的初衷。
譬如,《孔融让梨》是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我不怀疑孔融4岁让梨的真实性,也不怀疑用这个故事对有些孩子进行教育的可行性,但我们应该反思以此对不同时期的所有孩子进行教育的有效性。从孩子的天性而言,他们“吃梨”的本能选择应该都是愿意要最大的和最好的,如果我们总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并根据孩子的态度分梨,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
一是有的孩子真心向孔融学习,愿意要最小的;
二是有的孩子让了一次、两次后,大人总是给他最小的,他以后决不会再让;
三是有的孩子让梨后,大人为了鼓励他,反而给他大的。这样他以后为了得到大的就会说谎,假装谦让。
显然,在这三种结果中,第一种结果是我们所希望的,而第三种结果却适得其反,只能使孩子为了“获利”而学会说谎。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要克服对“让梨”精神的盲目崇拜?笔者认为,我们既要用“孔融让梨”的故事来让孩子“自律”,也要用“罗马分面包”式的规则来“他律”孩子。
再则,故事是对一定生活场景或景象中人及其行为的“叙事”,传播越久远的经典故事,距离学生的生活经验也越远。如果叙述得不好,难以让学生对故事产生“文化亲近感”和不由自主的“情感关涉”。如《曾子杀猪》这则故事,如果剥离了“那时,一头猪可顶一家人两三个月的口粮”这个背景,又怎能激发学生的认同?
第三,受唯理主义的影响,老师对于经典故事的关注更多着眼于抽象、普遍的道德规范,故事的情节、情境往往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它们只是包裹规范的一件漂亮外衣。教师在匆忙讲完故事后,便会直奔道德主题。其实,伦理道德不是干巴巴的教条,它是带有情境性、情感性的叙事知识。如此处理,其结果是经典故事丧失了道德叙事的价值。
那么,在品德教学中怎样恰当地发挥经典故事的作用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品德教科书给我们的启发。《曾子杀猪》这个故事在几个不同版本的品德教科书中都有出现,但是引用的角度不同:
人教版:在故事的结尾中有一句问话:“一头猪在当时还是很贵的,曾子为了履行一句本来不经意的承诺而杀了一头猪,这是为什么?”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思考诚信的价值。
浙教版:引导学生移情体验:“如果你是曾子家的孩子,妈妈失信于你,你会怎么想?”以此让学生体会受到不诚信对待的心情,反过来督促自己做个诚信的人。
苏教版:采用一个开放式问题:“读了这个故事,你想到些什么?”以此打开学生的道德思维空间,让他们通过丰富的联想来多层面认识诚信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教科书中,经典故事仅仅是一个导出话题的引子,其功能更多的是启发与激活。教科书之所以这样处理,恐怕与课程倡导的“直面现实的问题求解”这一理念有关。如浙教版《诚信最可贵》一课,就呈现了“阳阳答应悦悦星期天一起去郊游,可这天天气异常炎热,阳阳该怎么办”等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情境。现实生活是具体复杂的,在面对现实问题需要作出道德判断时,经典故事并不能给学生提供最佳的行动指南,它的审美意义远大于教育意义。
“不管是传记性的或虚构的,故事都提供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归属。”我们之所以长久以来运用经典故事来教育学生,是因为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叙事性思维。在儿童的心理生活中,个别性、具体性、形象性、情境性以及直接体验永远先于并优于间接性、抽象性和一般性。这是讲故事这一传统教育方法给予我们的启迪:叙事是一种好的德育方法!
“道德的知识原本就不是靠道德推理获取,而是靠人们的道德生活体验和体认,也就是通过亲切可心的情感和心灵感应来传递和生成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是由一个个真实而亲切的故事组成的,故事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历程。所以,我们在品德教学中不光要妥贴地运用好经典故事,更应该以叙事的视角来关注学生生命的“实存”状态,把学生生活世界中的故事纳入我们的视野,来指引学生现在的生活和照亮学生未来的生活;更应该运用叙事的方法,变“听故事”为“讲故事”,引发学生言说充盈生命体验的个体道德故事(或遭遇),在“感触——感动——感悟”的心路历程中,完成道德的自我解构与建构。
如教学《学会宽容》一课,仅仅是师生讲述诸如《负荆请罪》、《六尺巷》、《郭子仪以德报怨》等经典故事是远远不能达成教学目标的。相反地,我们可以先让学生倾诉与人交往时遇到的苦恼,再展示经典故事,使之成为反观生活事件的背景和参照,让学生感受宽容的力量,最后直面学生的困惑,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感悟和实践宽容。这样的教学才能直抵学生的内心深处。
总之,从时代相对久远的经典故事向当下的生活故事转换,让学生从“听”故事向“说”故事转换,是品德教学通向生活世界的有效路径。
(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第二小学)
责任编辑李红霞
翻开我们的品德教材,经典故事依然在其中熠熠生辉。甚而,我们的老师在备课时,也常常喜欢援引几则经典故事。因为每则经典故事都隐含着一定的“价值真理”和“行为典范”,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道德原型和隐喻,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起到引导、劝诫和规范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德育功能,经典故事在品德教学中长期担当着“育人”的重任。然而,这些故事本身的局限性,也会让我们在日常教学中遇到不少尴尬。
首先,经典故事大多采用“功利性逻辑说理”,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狼来了》、《手捧空花盆的孩子》等。在《狼来了》这一故事中,撒谎(不诚信)对应的结果是被狼吃(失利);而在《手捧空花盆的孩子》这一故事中,手捧种着熟种子的空花盆(诚信)对应的结果是得到了王位(得利)。这里暗含着这样的一个命题——我们之所以要道德,是因为道德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可这种“道德劝告”运用的逻辑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经验证实。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中的不诚实并不一定带来麻烦或者消极后果,反而可能得到许多本不该得到的好处。因而,上述故事在说服力上存在着现实的质疑。而且,这样的逻辑可能会引导学生以“利益”而非“道义”为依据做出行为选择,从而违背诚信教育的初衷。
譬如,《孔融让梨》是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我不怀疑孔融4岁让梨的真实性,也不怀疑用这个故事对有些孩子进行教育的可行性,但我们应该反思以此对不同时期的所有孩子进行教育的有效性。从孩子的天性而言,他们“吃梨”的本能选择应该都是愿意要最大的和最好的,如果我们总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并根据孩子的态度分梨,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
一是有的孩子真心向孔融学习,愿意要最小的;
二是有的孩子让了一次、两次后,大人总是给他最小的,他以后决不会再让;
三是有的孩子让梨后,大人为了鼓励他,反而给他大的。这样他以后为了得到大的就会说谎,假装谦让。
显然,在这三种结果中,第一种结果是我们所希望的,而第三种结果却适得其反,只能使孩子为了“获利”而学会说谎。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要克服对“让梨”精神的盲目崇拜?笔者认为,我们既要用“孔融让梨”的故事来让孩子“自律”,也要用“罗马分面包”式的规则来“他律”孩子。
再则,故事是对一定生活场景或景象中人及其行为的“叙事”,传播越久远的经典故事,距离学生的生活经验也越远。如果叙述得不好,难以让学生对故事产生“文化亲近感”和不由自主的“情感关涉”。如《曾子杀猪》这则故事,如果剥离了“那时,一头猪可顶一家人两三个月的口粮”这个背景,又怎能激发学生的认同?
第三,受唯理主义的影响,老师对于经典故事的关注更多着眼于抽象、普遍的道德规范,故事的情节、情境往往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它们只是包裹规范的一件漂亮外衣。教师在匆忙讲完故事后,便会直奔道德主题。其实,伦理道德不是干巴巴的教条,它是带有情境性、情感性的叙事知识。如此处理,其结果是经典故事丧失了道德叙事的价值。
那么,在品德教学中怎样恰当地发挥经典故事的作用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品德教科书给我们的启发。《曾子杀猪》这个故事在几个不同版本的品德教科书中都有出现,但是引用的角度不同:
人教版:在故事的结尾中有一句问话:“一头猪在当时还是很贵的,曾子为了履行一句本来不经意的承诺而杀了一头猪,这是为什么?”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思考诚信的价值。
浙教版:引导学生移情体验:“如果你是曾子家的孩子,妈妈失信于你,你会怎么想?”以此让学生体会受到不诚信对待的心情,反过来督促自己做个诚信的人。
苏教版:采用一个开放式问题:“读了这个故事,你想到些什么?”以此打开学生的道德思维空间,让他们通过丰富的联想来多层面认识诚信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教科书中,经典故事仅仅是一个导出话题的引子,其功能更多的是启发与激活。教科书之所以这样处理,恐怕与课程倡导的“直面现实的问题求解”这一理念有关。如浙教版《诚信最可贵》一课,就呈现了“阳阳答应悦悦星期天一起去郊游,可这天天气异常炎热,阳阳该怎么办”等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情境。现实生活是具体复杂的,在面对现实问题需要作出道德判断时,经典故事并不能给学生提供最佳的行动指南,它的审美意义远大于教育意义。
“不管是传记性的或虚构的,故事都提供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归属。”我们之所以长久以来运用经典故事来教育学生,是因为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叙事性思维。在儿童的心理生活中,个别性、具体性、形象性、情境性以及直接体验永远先于并优于间接性、抽象性和一般性。这是讲故事这一传统教育方法给予我们的启迪:叙事是一种好的德育方法!
“道德的知识原本就不是靠道德推理获取,而是靠人们的道德生活体验和体认,也就是通过亲切可心的情感和心灵感应来传递和生成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是由一个个真实而亲切的故事组成的,故事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历程。所以,我们在品德教学中不光要妥贴地运用好经典故事,更应该以叙事的视角来关注学生生命的“实存”状态,把学生生活世界中的故事纳入我们的视野,来指引学生现在的生活和照亮学生未来的生活;更应该运用叙事的方法,变“听故事”为“讲故事”,引发学生言说充盈生命体验的个体道德故事(或遭遇),在“感触——感动——感悟”的心路历程中,完成道德的自我解构与建构。
如教学《学会宽容》一课,仅仅是师生讲述诸如《负荆请罪》、《六尺巷》、《郭子仪以德报怨》等经典故事是远远不能达成教学目标的。相反地,我们可以先让学生倾诉与人交往时遇到的苦恼,再展示经典故事,使之成为反观生活事件的背景和参照,让学生感受宽容的力量,最后直面学生的困惑,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感悟和实践宽容。这样的教学才能直抵学生的内心深处。
总之,从时代相对久远的经典故事向当下的生活故事转换,让学生从“听”故事向“说”故事转换,是品德教学通向生活世界的有效路径。
(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第二小学)
责任编辑李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