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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胜利后，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战区陆军第二方面军在广东地区开始了受降工作。虽然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导致广东地区在受降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对后来广东地区产生了某些消极作用，但总的来看，广东地区社会相对较为稳定，广东的受降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广东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广东受降，张发奎，田中，香港受降权
[中围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42—05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受降事务在中国战区各地陆续展开。广东地区受降工作实际自日本宣布投降之日便开始了，由张发奎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二方面军具体负责受降事宜。广东战区(含香港)驻有10万多日军，约占中国境内日军总数的10％。到抗战后期，除关东军外，中国境内日军的主力越来越收缩到三个主要地区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广东地区及山东地区。由此可见，广东地区的受降工作在中国诸战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广东地区的受降有何特点?为何具备这些特点?对日后产生何等影响?这是国内史学界未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试根据有关文献来解决这些问题，借以充实这一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
一、广东受降前夕的国内外形势
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最后投降，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最终胜利，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成为世界两大强国并由合作走向竞争与对抗。战后中国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美苏两国都非常重视中国，美苏在中国的角逐也使国内局势受到了影响。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比较务实，正如杜鲁门所说：“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阋墙之争。”具体到中国的对日受降工作，杜鲁门则表明了他的扶蒋抑共的思想。他提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对华政策比较明确，即与美国合作，支持国民政府实现中国的统一，将中共作为从属地位。但在具体操作上，苏联又比较灵活，如对中共冀热辽部队进入东北的问题，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公开场合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办，但苏并不过多限制冀热辽部队的行动。总之，苏联是想在国共之间居于一种支配地位，以便最大限度地谋取苏联的国家利益。
国共双方虽在战时进行了合作，但龃龉不断，到战争结束时，随着双方军事力量的增长，双方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在对待日本受降这一问题上，国民政府一心想垄断受降权，而共产党则欲获得部分受降权。日本向盟国乞降后，国共双方迅速展开了对日受降工作。双方在受降过程中，冲突事件频发，中国似有陷入内战的危险。后虽经美苏的调解，国共双方举行了重庆会谈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内中提到：“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在抗战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理应得到受降权，但蒋介石视中共武装为异己，根本没打算让其参与受降，从《双十协定》中的这条内容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地区的受降工作是在一个较为的安定的环境当中进行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有如下因素决定的：首先，广东地区远离美苏势力“短兵相接”的东北、华北地区。地处华南的广东地区，苏联势力鞭长莫及，因此便不存在美苏双方的冲突，这样国共双方也自然不会存在激烈的冲突，受降工作便可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其次，与东北、华北、江浙等地区相比，广东地区的受降部队距广东较近，有地利之便，所以受降工作也较为顺利。担任广东地区受降任务的是由张发奎担任司令的陆军第二方面军。日本投降前夕，第二方面军已先后攻克了南宁与柳州。南宁、柳州所在的广西地区与广东地区相邻，第二方面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进人广东并控制局势，这为受降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最后，战后初期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撤出南方几个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纵队，全力争取东北地区，巩固华北与山东解放区。这样，广东地区便稳固地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这种状况对后来广东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全国其他地区处于内战的烽火硝烟之时，广东地区还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局面。
二、受降与接收
广东地区的受降与接收工作自1945年9月初开始，至1946年1月底结束。接受日军投降与接收日伪武器与产业是受降工作的基础内容，它对当地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经济的恢复都具有重要作用。
奉蒋介石电令，第二方面军接受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其附近日军第23军所属各部队与海南岛日海军部队及其辅助部队的投降。9月15日上午，张发奎同主要幕僚参谋长甘丽初等以及美军联络部博文将军乘机飞广州主持受降。次日上午，广东日军签字受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代表广东地区日军签署投降书。随后，受降工作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广东地区的受降与接收工作既有与其他地区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现分几个方面来进行具体分析。
(一)国民党内部在接收问题上的矛盾。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东地区接收敌伪产业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矛盾，某些职能部门贪污受贿情况严重，以至于最终变成了“劫收”，连张发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接收的事情，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
战后广东的接收工作中矛盾重重，弊端繁多，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存有异心。张发奎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因有过几次反蒋“前科”，因此，蒋介石对他并不完全信任。蒋介石在抗战刚一结束便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借以牵制张发奎。军委会的罗奇之所以被任命为受降接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蒋介石出于从广东接收工作中获取利益的考虑。针对这种情况，张发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拉拢部分广东势力对抗罗卓英的“中央势力”，接收工作主要由甘丽初、李汉冲负责，将罗奇“边缘化”。这种状况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降接收工作的效率。
其次，国民政府缺乏一个通盘的接收计划。在第二方 面军成立受降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广东，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没有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接收后再移交给海军部人员；国营性产业，就须再移交给经济部的接收人员。如此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就难免存在损失和舞弊的现象。
最后，多数接收人员效率低下，贪污成风。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唯恐落后于其他部门，必欲抢先接收敌伪物资。军政部长陈诚，不通过行政院的统一布置，便派其亲信莫与硕为军政部华南接收特派员，并命令张发奎将广东区日军所属之一切军事物资，包括军队装备全部由莫接收。当宋子文得知陈诚已抢先一步，立即派出财政、农林、经济等部门前往广东接收物资。但莫与硕恃陈诚为靠山和有张发奎撑腰，又捷足先登，与其他部门的斗争更为尖锐，也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何应钦因与陈诚有矛盾，于是趁机迁怒到莫与硕身上，以贪污罪名将莫枪决。
(二)在受降与接收问题上国共之间的矛盾。
相对而言，国共之间在广东地区仅有一些小规模冲突，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广东的力量较为薄弱有关。以东江纵队为例，到抗战胜利时，才仅发展到1.1万人。而同时期的第二方面军下辖四个军，总兵力达十几万人，而且装备优良，双方强弱之势分明。
如其他地区一样，在广东地区，国共双方对受降权的争夺也比较激烈。1945年9月初，第二方面军颁布了《第二方面军受降区内日军初步投降移防规定》，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发奎也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因内中提到：“在本司令官指定之部队尚未确实接收日军占领地区以前，该地区(包括一切武装物资工具)不得交由非本司令官所指定之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由贵官(指田中久一——引者注)负责。”对此，中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15日，朱德命令冈村宁次：“关于投降事宜……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但以冈村宁次为首的待降日军还是遵从了蒋介石的命令，在待降期间曾经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东地区的日军与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共产党所属武装的纠纷与战斗偶有发生。例如东莞集中的日军第129师团及31混成连队在向东莞城北的堑头棠、黎川集中营进发的过程中，曾与东江纵队发生过武装冲突。
与广东地区相比，在其他地区如华北、山东等地区，形势则更为紧张，国共双方大规模冲突不断。《解放日报》在1945年10月30日发表社论，认为《双十协定》签订后的半个月内，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国民党80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攻势，战斗最激烈的当属华北、山东等地 。
(三)广东受降与接收过程中与盟国之间的纠纷。
试以广东与东北地区为例，两地受降与接收工作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存在与盟国之间的激烈纠纷，但两地主权收回的结果却大不相同。香港本来属于第二方面军的受降与接收范围，香港的受降权是盟国授予中国的，但最终却被英国夺去。东北地区的受降权属于苏联，中苏双方在东北日伪企业设备归属及国民党军队登陆接收问题上产生激烈的矛盾。但从1945年11月份开始，中国逐步收回了东北的主权。
战后之初，张发奎对香港的受降任务感到特别兴奋，因为他认为收回香港不但可以一雪国耻，还可以避免广东风气的败坏。他认为英国政府借此时机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中国实现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愿望，不失为外交上的明智之举。但英国政府却坚决反对中国对香港的受降权，认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并请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命令驻香港的日本军队向英军投降。
在中英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在战时，美国倾向于支持中国。罗斯福在开罗曾向丘吉尔提到，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也曾提过，但是英国当政者在此问题上固执己见，丘吉尔甚至还对赫尔利说过，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他的尸体。
战后，杜鲁门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李海(Leahy.William D.)于1945年8月18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到，杜鲁门已经与国务卿讨论过香港问题并达成一致，将香港从中国战区排除掉。鉴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加之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只好采取了妥协的态度。8月23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其同意授权给英军司令接受驻香港日军的投降，他还将任命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出席香港的受降仪式。于是，中英之间的香港受降问题就以中国的妥协而告终。
张发奎对收回香港之事一直念念不忘，对香港给内地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深恶痛绝。事隔两年后，当他去台湾考察路过厦门时，对记者发表“香港不收回，走私无法绝迹”的谈话，却因此受到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转来蒋介石的斥责警告。
三、处理战俘(犯)与奸伪人员
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就对日政策提出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的原则，要求中国人民善待日俘。这是中国政府战后处理日本战俘(犯)的总方针，广东地区与全国任何地区一样，都遵循了这一原则，但在处理罪大恶极的战犯时，广东地区则相对比较严格。
(一)战俘(犯)的处理问题。
广东地区的日军自1945年9月16日开始分区集中，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于当年9月24日下令分区实施解除武装，让战俘进入指定的集中营并管制他们。广东日俘管理机构名称几经变化，1945年11月7日正式成立日俘管理处，设于广州河南同福中路海幢分局旧址，该处下辖琼州、东莞、顺德三个管理分所。随后又改称第二方面军日本官兵管理处、广州行营日本官兵管理处，并增设惠阳、汕头两个分所。
张发奎对于集中营内日俘和日侨的生活情形及营内一般状况非常关注，在点验组点验之后，到广州河南集中营及各接收仓库视察，对集中营内生活情形及一般状况表示满意，日俘(侨)也对广东军政当局给予的宽大优待由衷地表示感激。广东地区对日俘(侨)的宽大，首要原因当然是广东地方军政首脑贯彻了中央对日“以德报怨”的意图，但也与广东地区的政局较稳以及日军比较遵守纪律有关。
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规定，进入集中营的日俘(侨)，应由美国轮船遣送回日本，第二方面军分别在广州、海口及汕头成立日俘运输司令部负责遣送事宜。日俘(侨)于1946年3月21日开始遣送，截至1946年4月25日，全部日俘(侨)遣送完毕。
抗战胜利后，对战犯的审判与惩罚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地区对战犯的判决较为严厉。 经过调查与取证，广东地区最终逮捕了807名战犯，这些战犯被逮捕后，先后解交战犯拘留所拘押，同时将各战犯的罪行案件交付军事法庭，依法检举公诉。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对原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的审判最为引人注目，对他的审判前后共达七次。1946年5月，行营军事法庭开始审判田中，随后田中曾被押解至上海美军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因其在香港曾杀害美军飞行员霍克少校)。接着田中又被押回广州受审，1946年10月17日，在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内，田中被判决死刑，其罪行是参与侵略战争，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强奸抢劫，流放及饿死平民，强迫平民从事有关军事工作，肆意破坏、勒索及过度征用财产，故意轰炸不设防地区医院，毁坏历史建筑，推行散布毒品。1947年3月27日，田中久一被押赴广州流花桥刑场枪决。最终，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共判处45人死刑，18人判处无期徒刑，44人有期徒刑，其余无罪释放。而到1949年1月末，据上海军事法庭发表，受理战犯案件2200余件，判处死刑145件，有期、无期徒刑400余件，其余无罪送还。又据日本厚生省调查结果认为战犯处死及在狱中死亡者共192人。
(二)肃奸工作。
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东的肃奸工作也存在包庇奸伪的现象。同时，广东肃奸工作有其困难之处，因很多奸伪人员潜逃至毗邻广东的港澳地区，而港英当局又不太配合，从而增加了肃奸工作的困难。
抗战结束时，广州地区有伪军6.2万人，如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广东社会的安定。张发奎训令伪军严守纪律，不得妄动，并暂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听候中央的处置。1945年9月中旬，张发奎收到蒋介石、何应钦与陈诚的电令指示，将伪军一部分缴械解散，其余的都加以改编拨归国民党军队或保安团。
肃奸机构前后有过变动，最初蒋介石指定由军统局负责肃奸工作，在地方设立“肃奸专员办事处”。1945年12月张发奎请准南京将肃奸专员办事处改为由各级地方政府、参议会、国民党党部等参加的肃奸委员会，各地成立分会，均隶属于广州行营领导。
张发奎于1945年9月20日将陈璧君、褚民谊等9人押解到南京审办。又下令处决了伪广东省维持会副委员长吕春荣、伪国民军军长范德星、伪雷州和平救国军总司令符永茂、间谍黄美莲等人，又陆续逮捕了招桂章、李辅群等大小汉奸790名。但民愤较大的招、李等人最终却被从宽处理，这不能不说是对肃奸工作的讽刺。
日本投降后，许多奸伪人员利用地利之便潜逃港澳地区，广东各界纷纷要求行营将之逮捕惩办，以平民愤。最初，英方还是给予了较为积极的配合。1945年10月，广州行营还与英国驻港陆军司令菲士丁签订了引渡汉奸罪犯的协议。1946年2月间，首批汉奸陈干、陈才、孔维新等6人被引渡回穗。但1946年2月后，英国对引渡奸伪人员的态度便逐渐消极了。英方态度之所以转变，首先，因为1946年1月间广东各界收回港九的要求刺激了英国，英国认为此举直接危及它在香港的统治地位，于是英国就逐渐对中国引渡汉奸的要求变得消极起来。再者，中国驻港肃奸专员杨哲甫因敲诈奸伪人员在香港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促成了英方态度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潜逃香港的不少重要奸伪人员不能够被引渡回广东接受应有的惩罚。
四、结论
战后，广东的受降工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我们对上述复杂的内容进行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对日战争胜利前后美苏以及国共的矛盾和冲突分别构成了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外因与内因，这两大因素也影响到广东地区。但与三国四方(美、苏、国、共)斗争激烈的东北、华北地区相比，广东的整体形势较为平稳，这也使得广东的受降工作是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进行，因此进展得也较为顺利，这种状况也使得广东地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其二，实力决定外交。主要由于实力的原因，在香港受降交涉与引渡奸伪人员等问题上留下不少缺憾。以香港受降交涉为例，通常的看法都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态度造成失去收回香港主权良机的后果。但现实是中国自身实力薄弱，加之没有美国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只能采取暂时的妥协政策。
其三，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政人员在受降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过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应该承认，张发奎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民族主义者，从本文所阐述的他的言行中可以得出这～结论。他对战后广东的受降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战后广东地区的重建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张发奎同时也必然具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如他为了私利卷入统治阶层内部的纷争，如他应该对广东地区的国共冲突负责等等。但单就广东受降工作本身来讲，张发奎基本上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广东受降，张发奎，田中，香港受降权
[中围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42—05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受降事务在中国战区各地陆续展开。广东地区受降工作实际自日本宣布投降之日便开始了，由张发奎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二方面军具体负责受降事宜。广东战区(含香港)驻有10万多日军，约占中国境内日军总数的10％。到抗战后期，除关东军外，中国境内日军的主力越来越收缩到三个主要地区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广东地区及山东地区。由此可见，广东地区的受降工作在中国诸战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广东地区的受降有何特点?为何具备这些特点?对日后产生何等影响?这是国内史学界未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试根据有关文献来解决这些问题，借以充实这一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
一、广东受降前夕的国内外形势
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最后投降，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最终胜利，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成为世界两大强国并由合作走向竞争与对抗。战后中国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美苏两国都非常重视中国，美苏在中国的角逐也使国内局势受到了影响。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比较务实，正如杜鲁门所说：“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阋墙之争。”具体到中国的对日受降工作，杜鲁门则表明了他的扶蒋抑共的思想。他提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对华政策比较明确，即与美国合作，支持国民政府实现中国的统一，将中共作为从属地位。但在具体操作上，苏联又比较灵活，如对中共冀热辽部队进入东北的问题，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公开场合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办，但苏并不过多限制冀热辽部队的行动。总之，苏联是想在国共之间居于一种支配地位，以便最大限度地谋取苏联的国家利益。
国共双方虽在战时进行了合作，但龃龉不断，到战争结束时，随着双方军事力量的增长，双方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在对待日本受降这一问题上，国民政府一心想垄断受降权，而共产党则欲获得部分受降权。日本向盟国乞降后，国共双方迅速展开了对日受降工作。双方在受降过程中，冲突事件频发，中国似有陷入内战的危险。后虽经美苏的调解，国共双方举行了重庆会谈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内中提到：“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在抗战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理应得到受降权，但蒋介石视中共武装为异己，根本没打算让其参与受降，从《双十协定》中的这条内容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地区的受降工作是在一个较为的安定的环境当中进行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有如下因素决定的：首先，广东地区远离美苏势力“短兵相接”的东北、华北地区。地处华南的广东地区，苏联势力鞭长莫及，因此便不存在美苏双方的冲突，这样国共双方也自然不会存在激烈的冲突，受降工作便可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其次，与东北、华北、江浙等地区相比，广东地区的受降部队距广东较近，有地利之便，所以受降工作也较为顺利。担任广东地区受降任务的是由张发奎担任司令的陆军第二方面军。日本投降前夕，第二方面军已先后攻克了南宁与柳州。南宁、柳州所在的广西地区与广东地区相邻，第二方面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进人广东并控制局势，这为受降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最后，战后初期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撤出南方几个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纵队，全力争取东北地区，巩固华北与山东解放区。这样，广东地区便稳固地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这种状况对后来广东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全国其他地区处于内战的烽火硝烟之时，广东地区还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局面。
二、受降与接收
广东地区的受降与接收工作自1945年9月初开始，至1946年1月底结束。接受日军投降与接收日伪武器与产业是受降工作的基础内容，它对当地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经济的恢复都具有重要作用。
奉蒋介石电令，第二方面军接受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其附近日军第23军所属各部队与海南岛日海军部队及其辅助部队的投降。9月15日上午，张发奎同主要幕僚参谋长甘丽初等以及美军联络部博文将军乘机飞广州主持受降。次日上午，广东日军签字受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代表广东地区日军签署投降书。随后，受降工作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广东地区的受降与接收工作既有与其他地区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现分几个方面来进行具体分析。
(一)国民党内部在接收问题上的矛盾。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东地区接收敌伪产业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矛盾，某些职能部门贪污受贿情况严重，以至于最终变成了“劫收”，连张发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接收的事情，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
战后广东的接收工作中矛盾重重，弊端繁多，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存有异心。张发奎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因有过几次反蒋“前科”，因此，蒋介石对他并不完全信任。蒋介石在抗战刚一结束便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借以牵制张发奎。军委会的罗奇之所以被任命为受降接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蒋介石出于从广东接收工作中获取利益的考虑。针对这种情况，张发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拉拢部分广东势力对抗罗卓英的“中央势力”，接收工作主要由甘丽初、李汉冲负责，将罗奇“边缘化”。这种状况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降接收工作的效率。
其次，国民政府缺乏一个通盘的接收计划。在第二方 面军成立受降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广东，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没有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接收后再移交给海军部人员；国营性产业，就须再移交给经济部的接收人员。如此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就难免存在损失和舞弊的现象。
最后，多数接收人员效率低下，贪污成风。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唯恐落后于其他部门，必欲抢先接收敌伪物资。军政部长陈诚，不通过行政院的统一布置，便派其亲信莫与硕为军政部华南接收特派员，并命令张发奎将广东区日军所属之一切军事物资，包括军队装备全部由莫接收。当宋子文得知陈诚已抢先一步，立即派出财政、农林、经济等部门前往广东接收物资。但莫与硕恃陈诚为靠山和有张发奎撑腰，又捷足先登，与其他部门的斗争更为尖锐，也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何应钦因与陈诚有矛盾，于是趁机迁怒到莫与硕身上，以贪污罪名将莫枪决。
(二)在受降与接收问题上国共之间的矛盾。
相对而言，国共之间在广东地区仅有一些小规模冲突，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广东的力量较为薄弱有关。以东江纵队为例，到抗战胜利时，才仅发展到1.1万人。而同时期的第二方面军下辖四个军，总兵力达十几万人，而且装备优良，双方强弱之势分明。
如其他地区一样，在广东地区，国共双方对受降权的争夺也比较激烈。1945年9月初，第二方面军颁布了《第二方面军受降区内日军初步投降移防规定》，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发奎也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因内中提到：“在本司令官指定之部队尚未确实接收日军占领地区以前，该地区(包括一切武装物资工具)不得交由非本司令官所指定之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由贵官(指田中久一——引者注)负责。”对此，中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15日，朱德命令冈村宁次：“关于投降事宜……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但以冈村宁次为首的待降日军还是遵从了蒋介石的命令，在待降期间曾经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东地区的日军与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共产党所属武装的纠纷与战斗偶有发生。例如东莞集中的日军第129师团及31混成连队在向东莞城北的堑头棠、黎川集中营进发的过程中，曾与东江纵队发生过武装冲突。
与广东地区相比，在其他地区如华北、山东等地区，形势则更为紧张，国共双方大规模冲突不断。《解放日报》在1945年10月30日发表社论，认为《双十协定》签订后的半个月内，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国民党80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攻势，战斗最激烈的当属华北、山东等地 。
(三)广东受降与接收过程中与盟国之间的纠纷。
试以广东与东北地区为例，两地受降与接收工作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存在与盟国之间的激烈纠纷，但两地主权收回的结果却大不相同。香港本来属于第二方面军的受降与接收范围，香港的受降权是盟国授予中国的，但最终却被英国夺去。东北地区的受降权属于苏联，中苏双方在东北日伪企业设备归属及国民党军队登陆接收问题上产生激烈的矛盾。但从1945年11月份开始，中国逐步收回了东北的主权。
战后之初，张发奎对香港的受降任务感到特别兴奋，因为他认为收回香港不但可以一雪国耻，还可以避免广东风气的败坏。他认为英国政府借此时机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中国实现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愿望，不失为外交上的明智之举。但英国政府却坚决反对中国对香港的受降权，认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并请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命令驻香港的日本军队向英军投降。
在中英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在战时，美国倾向于支持中国。罗斯福在开罗曾向丘吉尔提到，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也曾提过，但是英国当政者在此问题上固执己见，丘吉尔甚至还对赫尔利说过，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他的尸体。
战后，杜鲁门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李海(Leahy.William D.)于1945年8月18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到，杜鲁门已经与国务卿讨论过香港问题并达成一致，将香港从中国战区排除掉。鉴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加之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只好采取了妥协的态度。8月23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其同意授权给英军司令接受驻香港日军的投降，他还将任命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出席香港的受降仪式。于是，中英之间的香港受降问题就以中国的妥协而告终。
张发奎对收回香港之事一直念念不忘，对香港给内地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深恶痛绝。事隔两年后，当他去台湾考察路过厦门时，对记者发表“香港不收回，走私无法绝迹”的谈话，却因此受到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转来蒋介石的斥责警告。
三、处理战俘(犯)与奸伪人员
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就对日政策提出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的原则，要求中国人民善待日俘。这是中国政府战后处理日本战俘(犯)的总方针，广东地区与全国任何地区一样，都遵循了这一原则，但在处理罪大恶极的战犯时，广东地区则相对比较严格。
(一)战俘(犯)的处理问题。
广东地区的日军自1945年9月16日开始分区集中，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于当年9月24日下令分区实施解除武装，让战俘进入指定的集中营并管制他们。广东日俘管理机构名称几经变化，1945年11月7日正式成立日俘管理处，设于广州河南同福中路海幢分局旧址，该处下辖琼州、东莞、顺德三个管理分所。随后又改称第二方面军日本官兵管理处、广州行营日本官兵管理处，并增设惠阳、汕头两个分所。
张发奎对于集中营内日俘和日侨的生活情形及营内一般状况非常关注，在点验组点验之后，到广州河南集中营及各接收仓库视察，对集中营内生活情形及一般状况表示满意，日俘(侨)也对广东军政当局给予的宽大优待由衷地表示感激。广东地区对日俘(侨)的宽大，首要原因当然是广东地方军政首脑贯彻了中央对日“以德报怨”的意图，但也与广东地区的政局较稳以及日军比较遵守纪律有关。
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规定，进入集中营的日俘(侨)，应由美国轮船遣送回日本，第二方面军分别在广州、海口及汕头成立日俘运输司令部负责遣送事宜。日俘(侨)于1946年3月21日开始遣送，截至1946年4月25日，全部日俘(侨)遣送完毕。
抗战胜利后，对战犯的审判与惩罚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地区对战犯的判决较为严厉。 经过调查与取证，广东地区最终逮捕了807名战犯，这些战犯被逮捕后，先后解交战犯拘留所拘押，同时将各战犯的罪行案件交付军事法庭，依法检举公诉。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对原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的审判最为引人注目，对他的审判前后共达七次。1946年5月，行营军事法庭开始审判田中，随后田中曾被押解至上海美军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因其在香港曾杀害美军飞行员霍克少校)。接着田中又被押回广州受审，1946年10月17日，在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内，田中被判决死刑，其罪行是参与侵略战争，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强奸抢劫，流放及饿死平民，强迫平民从事有关军事工作，肆意破坏、勒索及过度征用财产，故意轰炸不设防地区医院，毁坏历史建筑，推行散布毒品。1947年3月27日，田中久一被押赴广州流花桥刑场枪决。最终，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共判处45人死刑，18人判处无期徒刑，44人有期徒刑，其余无罪释放。而到1949年1月末，据上海军事法庭发表，受理战犯案件2200余件，判处死刑145件，有期、无期徒刑400余件，其余无罪送还。又据日本厚生省调查结果认为战犯处死及在狱中死亡者共192人。
(二)肃奸工作。
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东的肃奸工作也存在包庇奸伪的现象。同时，广东肃奸工作有其困难之处，因很多奸伪人员潜逃至毗邻广东的港澳地区，而港英当局又不太配合，从而增加了肃奸工作的困难。
抗战结束时，广州地区有伪军6.2万人，如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广东社会的安定。张发奎训令伪军严守纪律，不得妄动，并暂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听候中央的处置。1945年9月中旬，张发奎收到蒋介石、何应钦与陈诚的电令指示，将伪军一部分缴械解散，其余的都加以改编拨归国民党军队或保安团。
肃奸机构前后有过变动，最初蒋介石指定由军统局负责肃奸工作，在地方设立“肃奸专员办事处”。1945年12月张发奎请准南京将肃奸专员办事处改为由各级地方政府、参议会、国民党党部等参加的肃奸委员会，各地成立分会，均隶属于广州行营领导。
张发奎于1945年9月20日将陈璧君、褚民谊等9人押解到南京审办。又下令处决了伪广东省维持会副委员长吕春荣、伪国民军军长范德星、伪雷州和平救国军总司令符永茂、间谍黄美莲等人，又陆续逮捕了招桂章、李辅群等大小汉奸790名。但民愤较大的招、李等人最终却被从宽处理，这不能不说是对肃奸工作的讽刺。
日本投降后，许多奸伪人员利用地利之便潜逃港澳地区，广东各界纷纷要求行营将之逮捕惩办，以平民愤。最初，英方还是给予了较为积极的配合。1945年10月，广州行营还与英国驻港陆军司令菲士丁签订了引渡汉奸罪犯的协议。1946年2月间，首批汉奸陈干、陈才、孔维新等6人被引渡回穗。但1946年2月后，英国对引渡奸伪人员的态度便逐渐消极了。英方态度之所以转变，首先，因为1946年1月间广东各界收回港九的要求刺激了英国，英国认为此举直接危及它在香港的统治地位，于是英国就逐渐对中国引渡汉奸的要求变得消极起来。再者，中国驻港肃奸专员杨哲甫因敲诈奸伪人员在香港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促成了英方态度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潜逃香港的不少重要奸伪人员不能够被引渡回广东接受应有的惩罚。
四、结论
战后，广东的受降工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我们对上述复杂的内容进行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对日战争胜利前后美苏以及国共的矛盾和冲突分别构成了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外因与内因，这两大因素也影响到广东地区。但与三国四方(美、苏、国、共)斗争激烈的东北、华北地区相比，广东的整体形势较为平稳，这也使得广东的受降工作是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进行，因此进展得也较为顺利，这种状况也使得广东地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其二，实力决定外交。主要由于实力的原因，在香港受降交涉与引渡奸伪人员等问题上留下不少缺憾。以香港受降交涉为例，通常的看法都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态度造成失去收回香港主权良机的后果。但现实是中国自身实力薄弱，加之没有美国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只能采取暂时的妥协政策。
其三，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政人员在受降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过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应该承认，张发奎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民族主义者，从本文所阐述的他的言行中可以得出这～结论。他对战后广东的受降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战后广东地区的重建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张发奎同时也必然具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如他为了私利卷入统治阶层内部的纷争，如他应该对广东地区的国共冲突负责等等。但单就广东受降工作本身来讲，张发奎基本上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