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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经济社会的构建，人们的文化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多改变，尤其是近年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如何构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接也已成为和谐社会背景下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从于丹、易中天现象分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关键词：经济社会 和谐文化形态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对接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29-0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共同理想。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景，它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广泛引起人们注意的，即为大众文化已迅速壮大与成为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发展。但同时，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否只有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才是真正与人类发展相统一，二者是否可以共存、两种文化之间能否顺利对接，对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生态，塑造和谐的社会生存空间，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解读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层面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关于精英的纯粹精神、“精英”阶层的“文化”理论，最早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在20世纪时，社会学政治学主张说社会由少数精英人物统治。延伸至文化领域的“精英”，其内涵基本与社会学政治学中的界定相同。文化精英被认为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对文化有着高雅品位的一类人。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诠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精英文化被认为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导向的功能，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
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百年激烈的文化冲突。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如果从最直观的含义上看，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由此就会产生分歧：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物以稀为贵”；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才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文化。这些争论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重价值评价。其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即该文化形态是以生产者的情感表现为主体，还是以消费者的述求需要为主体。精英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作者自我主体之上，因此它强调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由出场；而大众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消费者的趣味选择之上，因此它强调表现最普遍的生命经验，唯有如此，它才能获得最好的市场前景。可见，如何构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接也已成为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于丹、易中天现象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冲突
易中天，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因主讲央视《百家讲坛》一举成名。年近60岁，却在百度贴吧里有个以其名字命名的阵地，大批铁杆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风头直逼超女快男。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也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７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效应，这已经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于丹、易中天成就了一种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从书斋走向大众、审美文化走向大众化。
然而对于这一现象，鲜花却与板砖相伴而来。对于大众来说，这不是严肃的大学讲坛，不必钻研深奥的学术著作，也不用苦记课堂笔记，能轻松愉悦地收获知识与启迪。但在学术界看来，他们颠覆了中国文化人清高淡泊、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热衷于抛头露面，甚至为了取悦观众不惜插科打诨。
究其产生的原因，皮亚杰的发生学认识论可以作出一定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白板一块，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单纯地对外在世界作出鏡像反映，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下形成的。这种认知结构是在主客体相互碰撞、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之间所发生的同化顺应过程中，不断地解构和重构。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受众关于审美文化接受的心理图式。
过去学者们信奉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但其实两者并不相悖。在广大受众还没有具备完全独立的自主自觉意识，还没有获得在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进行区别和抉择的能力之时，就需要一部分从事精英文化事业的文艺工作者转轨到大众文艺领域，借用民族的经典艺术形式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文本。通过与受众期待视野并不雷同的文本来召唤结构，把文本中所蕴涵的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外在经验形式，对象化到受众的心理结构之中。这样一来，凝结在这些艺术文本形式上的弱道德内容，便在无意识状态下被转化到大众文化受众的知识体系。因而精英文化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改变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面貌，使其从神坛走向民间，也正是他们弥合了当今民众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对接
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不难得到启示，一方面，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每个个体异化程度的不同，所受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文化的种类制约的不同，因而学术界本着所谓的文化精英的地位分析解构着传统文化，而广大民众也借助于通俗易懂的平台了解着传统文化。因此，于丹、易中天现象出现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社会中威力巨大，在文化普及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虽然媒体并不能决定大众具体怎么想，但它能决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什么，从而对社会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
于丹、易中天这一现象所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文化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精英文化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文化为核心的经典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难怪有人这样说:“精英文化是唯审美的，而大众文化是泛审美的，唯审美是一种审美占有和把持，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泛审美则是一种大众审美的自足、自在形态，它是个体的亲在，个体的在体经验，张扬人的审美感性。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大众文化时代建构了电影的新世俗神话，泛审美作为这一神话的美学载体，是文化的选择，更是美学的必然。”①
其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渗透与改造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相互矫正与补充的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最终结果是相互整合、共同提高，而决不是相互瓦解、否定和毁灭。应该“通过具体内容的整合，让它们在内容上不矛盾；通过适用范围的整合，让它们在范围上不冲突；通过相对程度的整合，让它们在功能上不抵触。总之，令其不再相排斥、抵触，而是彼此互补、兼容。”②
精英文化应更广泛地从大众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不断地把大众文化中的高层次因素转化、提升为新的精英文化。并且，要通过与大众的平等对话来争取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以达到对他们的“启蒙”，从而使自己在地域、时代及价值三个方面加以扩大和发展。积极的大众文化也不应拒斥精英文化，而是与精英文化在竞争中共生共存，以求得各自在不同空间和不同层次上满足文化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把握，加强精英文化對大众文化的指导作用，使之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一致，并加强对大众文化的提炼和升华，生产出更多的精英文化，满足人们对精英文化的需求。
精英文化还要善加利用作为大众文化的机构性存在的大众传媒。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自己发展的方向。但再好的文化也不能自产自销。大众传媒如电视、影院、广播、报纸、卡拉0Ｋ、歌舞厅等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准备了物质上的前提，其最终的作用是使大众文化在文化产业的规模上生产并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打破以地域或民族为界限的传统区域文化的藩篱，为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因其对日常生活审美文化的关注而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和喜爱。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芸芸众生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并积极地参与其中。大众文化更多地用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欢乐对抗着高雅的艺术抽象，它在接受高雅的同时也通过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和改造，生成自己的文本意义和品评规范。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文化发展问题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性进化。一直都站在相互冲突的立场上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渐渐从相互冲突走向共同发展，笔者相信于丹、易中天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万千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点。我们要增强文化精英的历史使命感,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接。同时也要强化大众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责任感，提高大众文化的文化品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在考虑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其社会效益。而且，在这两种效益地位问题上应区别对待：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应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去考虑经济效益，去追求经济效益。只有在此基础上去树立和践行，才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才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教育人民，才能形成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营造全社会的和谐氛围，塑造全社会的和谐心态。
注释：
{1}安燕.“新世俗神话”与“泛审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3）：101
{2}潘知常.“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之二[J].百花洲,1999(2)
参考文献：
1.傅守祥.经典美学的危机与大众美学的崛起[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2）
2.左雪梅.关于《百家讲坛》和“于丹现象”的理性思考[J].媒介与文化,2007（7）
3.王立红.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矛盾探源[J].北方论丛，2005（6）
4.[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Ｍ]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Ｍ].上海三联书店,2001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陕西西安 710048）
（责编：若佳）
关键词：经济社会 和谐文化形态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对接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29-0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共同理想。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景，它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广泛引起人们注意的，即为大众文化已迅速壮大与成为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发展。但同时，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否只有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才是真正与人类发展相统一，二者是否可以共存、两种文化之间能否顺利对接，对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生态，塑造和谐的社会生存空间，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解读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层面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关于精英的纯粹精神、“精英”阶层的“文化”理论，最早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在20世纪时，社会学政治学主张说社会由少数精英人物统治。延伸至文化领域的“精英”，其内涵基本与社会学政治学中的界定相同。文化精英被认为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对文化有着高雅品位的一类人。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诠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精英文化被认为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导向的功能，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
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百年激烈的文化冲突。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如果从最直观的含义上看，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由此就会产生分歧：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物以稀为贵”；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才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文化。这些争论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重价值评价。其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即该文化形态是以生产者的情感表现为主体，还是以消费者的述求需要为主体。精英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作者自我主体之上，因此它强调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由出场；而大众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消费者的趣味选择之上，因此它强调表现最普遍的生命经验，唯有如此，它才能获得最好的市场前景。可见，如何构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接也已成为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于丹、易中天现象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冲突
易中天，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因主讲央视《百家讲坛》一举成名。年近60岁，却在百度贴吧里有个以其名字命名的阵地，大批铁杆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风头直逼超女快男。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也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７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效应，这已经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于丹、易中天成就了一种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从书斋走向大众、审美文化走向大众化。
然而对于这一现象，鲜花却与板砖相伴而来。对于大众来说，这不是严肃的大学讲坛，不必钻研深奥的学术著作，也不用苦记课堂笔记，能轻松愉悦地收获知识与启迪。但在学术界看来，他们颠覆了中国文化人清高淡泊、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热衷于抛头露面，甚至为了取悦观众不惜插科打诨。
究其产生的原因，皮亚杰的发生学认识论可以作出一定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白板一块，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单纯地对外在世界作出鏡像反映，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下形成的。这种认知结构是在主客体相互碰撞、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之间所发生的同化顺应过程中，不断地解构和重构。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受众关于审美文化接受的心理图式。
过去学者们信奉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但其实两者并不相悖。在广大受众还没有具备完全独立的自主自觉意识，还没有获得在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进行区别和抉择的能力之时，就需要一部分从事精英文化事业的文艺工作者转轨到大众文艺领域，借用民族的经典艺术形式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文本。通过与受众期待视野并不雷同的文本来召唤结构，把文本中所蕴涵的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外在经验形式，对象化到受众的心理结构之中。这样一来，凝结在这些艺术文本形式上的弱道德内容，便在无意识状态下被转化到大众文化受众的知识体系。因而精英文化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改变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面貌，使其从神坛走向民间，也正是他们弥合了当今民众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对接
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不难得到启示，一方面，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每个个体异化程度的不同，所受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文化的种类制约的不同，因而学术界本着所谓的文化精英的地位分析解构着传统文化，而广大民众也借助于通俗易懂的平台了解着传统文化。因此，于丹、易中天现象出现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社会中威力巨大，在文化普及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虽然媒体并不能决定大众具体怎么想，但它能决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什么，从而对社会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
于丹、易中天这一现象所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文化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精英文化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文化为核心的经典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难怪有人这样说:“精英文化是唯审美的，而大众文化是泛审美的，唯审美是一种审美占有和把持，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泛审美则是一种大众审美的自足、自在形态，它是个体的亲在，个体的在体经验，张扬人的审美感性。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大众文化时代建构了电影的新世俗神话，泛审美作为这一神话的美学载体，是文化的选择，更是美学的必然。”①
其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渗透与改造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相互矫正与补充的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最终结果是相互整合、共同提高，而决不是相互瓦解、否定和毁灭。应该“通过具体内容的整合，让它们在内容上不矛盾；通过适用范围的整合，让它们在范围上不冲突；通过相对程度的整合，让它们在功能上不抵触。总之，令其不再相排斥、抵触，而是彼此互补、兼容。”②
精英文化应更广泛地从大众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不断地把大众文化中的高层次因素转化、提升为新的精英文化。并且，要通过与大众的平等对话来争取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以达到对他们的“启蒙”，从而使自己在地域、时代及价值三个方面加以扩大和发展。积极的大众文化也不应拒斥精英文化，而是与精英文化在竞争中共生共存，以求得各自在不同空间和不同层次上满足文化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把握，加强精英文化對大众文化的指导作用，使之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一致，并加强对大众文化的提炼和升华，生产出更多的精英文化，满足人们对精英文化的需求。
精英文化还要善加利用作为大众文化的机构性存在的大众传媒。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自己发展的方向。但再好的文化也不能自产自销。大众传媒如电视、影院、广播、报纸、卡拉0Ｋ、歌舞厅等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准备了物质上的前提，其最终的作用是使大众文化在文化产业的规模上生产并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打破以地域或民族为界限的传统区域文化的藩篱，为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因其对日常生活审美文化的关注而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和喜爱。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芸芸众生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并积极地参与其中。大众文化更多地用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欢乐对抗着高雅的艺术抽象，它在接受高雅的同时也通过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和改造，生成自己的文本意义和品评规范。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文化发展问题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性进化。一直都站在相互冲突的立场上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渐渐从相互冲突走向共同发展，笔者相信于丹、易中天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万千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点。我们要增强文化精英的历史使命感,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接。同时也要强化大众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责任感，提高大众文化的文化品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在考虑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其社会效益。而且，在这两种效益地位问题上应区别对待：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应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去考虑经济效益，去追求经济效益。只有在此基础上去树立和践行，才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才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教育人民，才能形成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营造全社会的和谐氛围，塑造全社会的和谐心态。
注释：
{1}安燕.“新世俗神话”与“泛审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3）：101
{2}潘知常.“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之二[J].百花洲,1999(2)
参考文献：
1.傅守祥.经典美学的危机与大众美学的崛起[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2）
2.左雪梅.关于《百家讲坛》和“于丹现象”的理性思考[J].媒介与文化,2007（7）
3.王立红.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矛盾探源[J].北方论丛，2005（6）
4.[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Ｍ]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Ｍ].上海三联书店,2001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陕西西安 7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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