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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从“社会问题化”的视角，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困境，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教育需求、人口因素、运作状态、就业观念与其建构、认定过程失谐的结果。为此，从“大众化”现象逐步演变的过程以及主观建构和认定的过程中来应对此问题，变得日趋迫切。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困境 社会问题化 路径依赖
［作者简介］傅明星（1958- ），男，陕西理工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与研究。（陕西 汉中 723001）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0-0026-03
大学生就业困境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对我国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复杂而广泛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从宏观层面即政府、人才市场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从宏观层面即高校本身扩招引发的高校软硬件缺位所致教学质量、学生能力及素质下降，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以及大学生就业指导不力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从微观层面亦即大学生个体的素质与就业观念的差位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其逻辑归属指向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解决措施。但作为问题的就业困境现象与作为状态的就业困境现象在认识的视角有着本质的区别。既然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是社会问题，那么从社会建构理论的角度来关注大学生就业困境现象，并在所致“就业困境”的状态（或过程）中把握这一问题显得很有必要。
一、大学生就业困境：“社会问题化”视域解析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Mills）认为：“社会问题也即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①根据社会建构理论的观点，所谓社会问题化，指一种正常的、非社会问题的现象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具备上述五个社会问题构成要素，并在理论上被界定和确认为社会问题的过程。社会问题化，既是一个客观事实逐步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建构和认定的过程。②据此，我们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现象置于“社会问题化”过程来梳理与分析。
1.教育需求：“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一。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演变过程来看，高等教育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的需求及其进步与发展，同时也离不开群体和个人接受教育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可分为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当前和长远的需求、行业和企业的需求等方面，有显著的层次性、类别性特点。同时，由于许多大学生的父辈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更希望后代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并完成其当年未尽的夙愿。因此，双因素需求驱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猛递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物质生产与人们精神生活和谐的标志。因此，许多学者研究指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与国民生产净值（GNP）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当人均GNP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低于10％，在1000～3000美元之间时入学率一般在10％～20％，平均约14％；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阶段往往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等等。③ 事实上，我国的大众化教育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我国近几年的GNP发展看，人均GNP最多接近1000美元，而且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约20％的人口拥有50％的社会财富。加之我国GNP的基数较低，应该不具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物质基础；从发展速度看，明显与经济发展脱节。“我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始于1999年，历经7年到今天，普通高校数由1998年的1071所，发展到2005年的1792所，年均增长7.63％；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59.68万增加到504.46万，年均增长17.86％；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由413.42万上升到1561.78万，年均增长20.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02年的15％、2005年的21％，高等教育按计划提前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④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建构”是在缺乏一定物质基础上的扩张，即国家通过政策建构满足教育投资个体者需要，且对不同层面、类别需要的前瞻性估计不足所致宏观调控失衡。正如2007年“两会”代表所言，高校追求规模，其办学条件的改善滞后于学生规模的扩大，影响高校教育质量。⑤ 如果以这种建构方式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而不从转变高等教育模式上建构与生成，势必背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意；同时，这也是教育投资个体的教育需求催生的结果。在我国当前的转型时期，人们对教育程度的价值诉求绝大部分同教育对社会分层的直接影响密切相关，并实际地影响着社会分层过程，将教育程度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并作为思维定式，“提高教育程度成为实现社会中下阶层向社会中上层流动的最有效的筹码”⑥从而成为绝大多数教育投资者的诉求，而不考虑自身实际因素的制约，其主观建构必然与市场需求的内在要素失谐。在这个意义上说，将“大学扩招与造成大学生就业压力过大作为直接原因”⑦的推论是基于结果得出的结论，并非置于其过程与建构中的反思。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大学生的就业困境有联系，但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其主观建构与认定的过程偏离“大众化”的本质诉求。高校即使不扩招，也同样存在就业困境问题。
2.人口因素：“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二。我国高等教育能在社会环境不具备的条件下高速发展的原因，除经济增长以“教育先行”的理念支撑外，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压力的驱动，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里几乎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提倡、推广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政府多年努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渐为广大人民理解和接受，人口出生率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但庞大的基数仍使人口以每年高于1500万的数量增加。面对如此大的适龄人口，精英教育根本不能满足民众个人求学深造的需求，不能满足素质教育的需求。1999年，社会反响最大的问题是高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基于此，高校扩招是政府为缓解精英教育与大多数高中毕业生渴望继续深造的矛盾采取的举措，我国高校的扩招以及由此促进、形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人口压力驱动的结果。即使大学不扩招，也必定存在人口数量相对经济发展需求过量而造成的其他群体就业困境现象。
3.运行状态：“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三。“大众化”演变过程中的专业结构与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的需求不同步。我国高校扩招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从而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转型等多维反应。作为高校，一方面因专业方向、培养计划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相当多的高校较多关注教育投资者的需要，而对社会文化转型及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联的内在探究不足，相当数量的学科、专业存在重复投入、重复建设的问题，造成大量人才的结构型供求比例失调。“大众化”演变过程中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在宏观层面，政府对普通高校的发展及其检查、评估过程中的评判，背离了作为高校个体发展的轨迹及政府作为高校投资主体并在不同高校投资额度差异这一事实，将高校“合并”及其驱使大多数高等院校遵循专科升本科、本科院校升大学，大学争取国内或国际一流的建设轨迹，追求大而全的建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个性，从而培养出专业特色不鲜明的学生。作为不同类别的高校个体为寻求发展空间而回应政府的宏观评判，进一步加剧了宏观管理的权威，而弱化微观建构与认定成为现实可能，教育教学质量下滑、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较弱的事实也不可避免。同时，“大众化”演变过程中不同主体角色失位。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个人。在行为动机上，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公共需要；个人对自己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获得教育服务。⑧ 那么，学校、政府、求学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求学者是委托人，学校是代理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⑨ 就业问题应是政府（投资主体）的责任所在，而不是把理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转嫁给代理人。大学生就业配置方式的变化，并没有引起运作机制上改革，而是仍旧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派遣”时间，并以就业率的高低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从作为代理人的高校来说，更多地把毕业生视为“产品”，并承担了政府所承担的任务，从而充当供给主体的角色。这由此引发了高等教育“早产儿”的诞生：四年大学上三年，三年大学上两年的恶性循环；从作为委托人的个体（投资主体）来说，进行教育投资的主要动力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这无疑将个人的行为决策简单化，必将提前进入就业市场搜寻就业目标。不同主体角色建构差位，进一步加剧了毕业生质量的下滑。
4.就业观念：“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四。就业观念在一定层面与高校、用人单位、教育投资者个体交互影响相伴而生的，站在某一方诊断另一方的就业观念有失偏颇。高校自身的人才培养规格是逐步演变而成的，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完全依照用人单位的标准定制，加之高校因受自身环境限制，难以为众多学子提供与市场相同步的人才标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企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⑩，并有其自身的人才标准。而每个毕业生个体提供的毕业证、学位证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鉴别个体的优秀，故用人单位在选聘毕业生时，以注重“证书”“名牌效应”及“高学历”作为甄别毕业生个体质量的方式。作为教育投资者个体的就业观念与上述两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选择余地较小，只能被动适应专业学习与人才需求的动态过程，相应地增加了投资行为与收益保障之间的风险。据此，大学生个体就业观念的建构是在自身预测市场需求中偏离市场所期待的状态加剧。“高学历”比拼以及“证书热”的就业观念在应对风险上从一种偏执走向另一种偏执成为现实，致使大学生从功利及工具的视角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其长远需求退位。尤其在择业价值观上其功利意识比较明显，择业取向关注地域与行业、社会责任感下降、择业定位不当、就业期望值失度，追求投资效益最大化凸显。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与之相伴的就业困境，并不是因果关系问题，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与建构、认定过程失谐的结果。为此，从客观事实逐步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以及主观建构和认定的过程中来应对显得日趋迫切。
二、路径依赖：“社会问题化”的审视
就业难的困境需要“五方”联动，建构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质诉求相一致及市场机制相匹配的人才需求规格，齐心协力克服就业困境问题。
1.注重状态，理性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需求都将是供大于求。“十六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其实质内涵就是要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为此，必须在动态过程中及时匡正，建构其全方位的宏观控制系统。首先，国家及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建立起与大众化教育相适应的并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机制。在确保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并满足基础学科发展需要的前提下，使现有教育资源和新投入教育资源能够围绕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高效的动态配置。这也就是要加强政府、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力度，保证高校的类别、层次结构布局、专业设置合理、招生人数与自身实力增长适度，检查评比分类定标，消除宏观政策层面造成的重复建设、无效投入问题。其次，要积极构建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体系，协调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也就是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就业政策。这种机制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更加注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改革各类人才评价的方式方法，完善人才市场体系，改革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完善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积极推进“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的运作力度。协调就业失衡问题，通过立法、规范就业市场，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就业需求市场，保证就业大学生有合理的报酬或底线工资，使个人的教育投资有合理的回报率，避免人才浪费，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2.加快高校改革，契合社会需求。大学生就业困境问题固然与政府、高校、社会、家庭有关，但作为大学生毕业生，如果不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强势群体，不但不能为政府和社会分忧，而且实现自身生存的需要也将受到制约。对此，高校必须深化自身改革，注意保持与社会需求的契合。重视高校自身的改革，就必须准确定位。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做出适合自身的战略选择，走出一味追求国际或国内一流大学办学模式的“升级”思维以及“照猫画虎”效应的桎梏，按照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个性，更好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牢固树立“质量工程”是高校回应社会对高等教育责难的唯一选择。高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功能并契合社会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高校必须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特别是价值理性的彰显，从而使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具体来讲，就是切实做到契合社会需求，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迎合；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为学生和谐就业力的生成而教育，以为社会培养人格高尚、善于创新、勤于实践、身心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为己任，逐步化解大众化过程中凸显的一些矛盾。
3.生涯发展规划与创业教育并举。面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社会及其业界自然关注于就业指导。目前，高校从工具技术的视角指导较多，对学生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相和谐方面关注较少。理论界比较流行探讨学生生涯规划、创业教育两种指导方式，而这两种方式恰恰是高校进行就业指导的弱项。因此，各高校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生生涯发展规划的实施与运作。从学生入校开始，结合专业特点与市场需求结构进行全程性的职业生涯教育，包括生涯剖析、生涯设计、生涯诊断等与职业定向直接相关的教育及专业知识、自我定位、素质养成等关涉大学生未来发展的教育。所谓运作，就是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职业兴趣、职业气质、爱好、能力、动机、价值观等，对自己进行优势与劣势分析，从而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与定位。具体地讲，从学生入校后，对学生进行职业兴趣、职业气质等测评，在此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的社会需求情况、发展目标、培养目标、人才素质要求等制定学生个体在大学阶段的生涯规划，确立首选就业目标和备选目标的同时，引导学生扬长避短，挖掘潜力。根据其确定目标及其提升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行动计划，并以“甘特”图表的形式简化为行动方案。当然，作为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与实践能力，并以此推进辅导员对学生实际运行情况的监控，以便反馈修正。
4.正视毕业生的派遣范式。我国目前的就业派遣范式几乎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派遣范式，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进行人才资源的配置相悖，市场需求的是毕业生而非未毕业的大学生。首先，改革派遣时间。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派遣时间严重制约了毕业生的质量。到了大四阶段，特别是每年十月份之后的招聘会期间，有一半以上的大四生不在教室，不能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宜将现行的每年6月底～7月初的派遣时间调整到八月至年底。毕业生派遣时间的调整，既有利于毕业生质量的提高，结束“早产儿”时代，又有利于减少虚假就业率，提高大学的社会声誉，同时也可避免目前的“何时进行高校的就业率统计等问题”之争。其次，改革当前使用的大学生就业协议。 现实迫切需要变三方协议为两方协议。就业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自主、自愿行为，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该干涉、限制。就业协议的主体应该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就业协议的签订、生效、履行和违约事宜都只取决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主观意愿，而不是取决于学校的签字盖章。学校退出三方就业协议，既能避免就业协议由于是三方主体而存在法律定性上的难度，也能杜绝权力寻租，使就业协议书的内容与劳动合同的内容保持一致，避免两者内容矛盾而产生的纠纷。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毕业生就业的不断市场化，保留浓重计划经济痕迹的就业协议书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为此，建议取消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者将其与劳动合同合二为一，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个体的实际利益，而且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具体实现。
［注释］
①C.来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1：10.
②佘凌，罗国芬.日本“单身赴任”研究对我国留守子女研究的启示［J］.青年研究，2005 （10）：37.
③冯向东.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4（3）：31.
④邬大光，李枭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盘点［J］.高等教育研究，2007（2）：2.
⑤郑兰荪.遵循高教规律培养创新人才［EB/OL］.http://www.gov.cn/2007lh/content_548147.htm，2007-03-11.
⑥叶碧英.转型期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障碍——教育不公［J］.教育研究，2006（4）：134.
⑦张春霞，代洪甫.深造与就业的矛盾及其解决对策［J］.中州学刊，2006（4）：128.
⑧范先佐.筹资兴教——教育投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42.
⑨⑩叶忠，等.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的内在根源［J］.高等教育研究，2003（1）：56.
张冬梅.就业协议书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之策［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24）：26.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困境 社会问题化 路径依赖
［作者简介］傅明星（1958- ），男，陕西理工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与研究。（陕西 汉中 723001）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0-0026-03
大学生就业困境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对我国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复杂而广泛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从宏观层面即政府、人才市场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从宏观层面即高校本身扩招引发的高校软硬件缺位所致教学质量、学生能力及素质下降，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以及大学生就业指导不力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从微观层面亦即大学生个体的素质与就业观念的差位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其逻辑归属指向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解决措施。但作为问题的就业困境现象与作为状态的就业困境现象在认识的视角有着本质的区别。既然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是社会问题，那么从社会建构理论的角度来关注大学生就业困境现象，并在所致“就业困境”的状态（或过程）中把握这一问题显得很有必要。
一、大学生就业困境：“社会问题化”视域解析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Mills）认为：“社会问题也即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①根据社会建构理论的观点，所谓社会问题化，指一种正常的、非社会问题的现象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具备上述五个社会问题构成要素，并在理论上被界定和确认为社会问题的过程。社会问题化，既是一个客观事实逐步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建构和认定的过程。②据此，我们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现象置于“社会问题化”过程来梳理与分析。
1.教育需求：“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一。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演变过程来看，高等教育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的需求及其进步与发展，同时也离不开群体和个人接受教育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可分为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当前和长远的需求、行业和企业的需求等方面，有显著的层次性、类别性特点。同时，由于许多大学生的父辈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更希望后代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并完成其当年未尽的夙愿。因此，双因素需求驱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猛递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物质生产与人们精神生活和谐的标志。因此，许多学者研究指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与国民生产净值（GNP）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当人均GNP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低于10％，在1000～3000美元之间时入学率一般在10％～20％，平均约14％；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阶段往往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等等。③ 事实上，我国的大众化教育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我国近几年的GNP发展看，人均GNP最多接近1000美元，而且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约20％的人口拥有50％的社会财富。加之我国GNP的基数较低，应该不具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物质基础；从发展速度看，明显与经济发展脱节。“我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始于1999年，历经7年到今天，普通高校数由1998年的1071所，发展到2005年的1792所，年均增长7.63％；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59.68万增加到504.46万，年均增长17.86％；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由413.42万上升到1561.78万，年均增长20.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02年的15％、2005年的21％，高等教育按计划提前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④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建构”是在缺乏一定物质基础上的扩张，即国家通过政策建构满足教育投资个体者需要，且对不同层面、类别需要的前瞻性估计不足所致宏观调控失衡。正如2007年“两会”代表所言，高校追求规模，其办学条件的改善滞后于学生规模的扩大，影响高校教育质量。⑤ 如果以这种建构方式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而不从转变高等教育模式上建构与生成，势必背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意；同时，这也是教育投资个体的教育需求催生的结果。在我国当前的转型时期，人们对教育程度的价值诉求绝大部分同教育对社会分层的直接影响密切相关，并实际地影响着社会分层过程，将教育程度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并作为思维定式，“提高教育程度成为实现社会中下阶层向社会中上层流动的最有效的筹码”⑥从而成为绝大多数教育投资者的诉求，而不考虑自身实际因素的制约，其主观建构必然与市场需求的内在要素失谐。在这个意义上说，将“大学扩招与造成大学生就业压力过大作为直接原因”⑦的推论是基于结果得出的结论，并非置于其过程与建构中的反思。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大学生的就业困境有联系，但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其主观建构与认定的过程偏离“大众化”的本质诉求。高校即使不扩招，也同样存在就业困境问题。
2.人口因素：“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二。我国高等教育能在社会环境不具备的条件下高速发展的原因，除经济增长以“教育先行”的理念支撑外，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压力的驱动，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里几乎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提倡、推广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政府多年努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渐为广大人民理解和接受，人口出生率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但庞大的基数仍使人口以每年高于1500万的数量增加。面对如此大的适龄人口，精英教育根本不能满足民众个人求学深造的需求，不能满足素质教育的需求。1999年，社会反响最大的问题是高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基于此，高校扩招是政府为缓解精英教育与大多数高中毕业生渴望继续深造的矛盾采取的举措，我国高校的扩招以及由此促进、形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人口压力驱动的结果。即使大学不扩招，也必定存在人口数量相对经济发展需求过量而造成的其他群体就业困境现象。
3.运行状态：“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三。“大众化”演变过程中的专业结构与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的需求不同步。我国高校扩招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从而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转型等多维反应。作为高校，一方面因专业方向、培养计划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相当多的高校较多关注教育投资者的需要，而对社会文化转型及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联的内在探究不足，相当数量的学科、专业存在重复投入、重复建设的问题，造成大量人才的结构型供求比例失调。“大众化”演变过程中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在宏观层面，政府对普通高校的发展及其检查、评估过程中的评判，背离了作为高校个体发展的轨迹及政府作为高校投资主体并在不同高校投资额度差异这一事实，将高校“合并”及其驱使大多数高等院校遵循专科升本科、本科院校升大学，大学争取国内或国际一流的建设轨迹，追求大而全的建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个性，从而培养出专业特色不鲜明的学生。作为不同类别的高校个体为寻求发展空间而回应政府的宏观评判，进一步加剧了宏观管理的权威，而弱化微观建构与认定成为现实可能，教育教学质量下滑、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较弱的事实也不可避免。同时，“大众化”演变过程中不同主体角色失位。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个人。在行为动机上，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公共需要；个人对自己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获得教育服务。⑧ 那么，学校、政府、求学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求学者是委托人，学校是代理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⑨ 就业问题应是政府（投资主体）的责任所在，而不是把理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转嫁给代理人。大学生就业配置方式的变化，并没有引起运作机制上改革，而是仍旧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派遣”时间，并以就业率的高低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从作为代理人的高校来说，更多地把毕业生视为“产品”，并承担了政府所承担的任务，从而充当供给主体的角色。这由此引发了高等教育“早产儿”的诞生：四年大学上三年，三年大学上两年的恶性循环；从作为委托人的个体（投资主体）来说，进行教育投资的主要动力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这无疑将个人的行为决策简单化，必将提前进入就业市场搜寻就业目标。不同主体角色建构差位，进一步加剧了毕业生质量的下滑。
4.就业观念：“过程”及“建构”的判据之四。就业观念在一定层面与高校、用人单位、教育投资者个体交互影响相伴而生的，站在某一方诊断另一方的就业观念有失偏颇。高校自身的人才培养规格是逐步演变而成的，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完全依照用人单位的标准定制，加之高校因受自身环境限制，难以为众多学子提供与市场相同步的人才标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企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⑩，并有其自身的人才标准。而每个毕业生个体提供的毕业证、学位证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鉴别个体的优秀，故用人单位在选聘毕业生时，以注重“证书”“名牌效应”及“高学历”作为甄别毕业生个体质量的方式。作为教育投资者个体的就业观念与上述两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选择余地较小，只能被动适应专业学习与人才需求的动态过程，相应地增加了投资行为与收益保障之间的风险。据此，大学生个体就业观念的建构是在自身预测市场需求中偏离市场所期待的状态加剧。“高学历”比拼以及“证书热”的就业观念在应对风险上从一种偏执走向另一种偏执成为现实，致使大学生从功利及工具的视角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其长远需求退位。尤其在择业价值观上其功利意识比较明显，择业取向关注地域与行业、社会责任感下降、择业定位不当、就业期望值失度，追求投资效益最大化凸显。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与之相伴的就业困境，并不是因果关系问题，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与建构、认定过程失谐的结果。为此，从客观事实逐步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以及主观建构和认定的过程中来应对显得日趋迫切。
二、路径依赖：“社会问题化”的审视
就业难的困境需要“五方”联动，建构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质诉求相一致及市场机制相匹配的人才需求规格，齐心协力克服就业困境问题。
1.注重状态，理性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需求都将是供大于求。“十六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其实质内涵就是要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为此，必须在动态过程中及时匡正，建构其全方位的宏观控制系统。首先，国家及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建立起与大众化教育相适应的并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机制。在确保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并满足基础学科发展需要的前提下，使现有教育资源和新投入教育资源能够围绕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高效的动态配置。这也就是要加强政府、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力度，保证高校的类别、层次结构布局、专业设置合理、招生人数与自身实力增长适度，检查评比分类定标，消除宏观政策层面造成的重复建设、无效投入问题。其次，要积极构建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体系，协调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也就是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就业政策。这种机制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更加注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改革各类人才评价的方式方法，完善人才市场体系，改革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完善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积极推进“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的运作力度。协调就业失衡问题，通过立法、规范就业市场，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就业需求市场，保证就业大学生有合理的报酬或底线工资，使个人的教育投资有合理的回报率，避免人才浪费，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2.加快高校改革，契合社会需求。大学生就业困境问题固然与政府、高校、社会、家庭有关，但作为大学生毕业生，如果不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强势群体，不但不能为政府和社会分忧，而且实现自身生存的需要也将受到制约。对此，高校必须深化自身改革，注意保持与社会需求的契合。重视高校自身的改革，就必须准确定位。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做出适合自身的战略选择，走出一味追求国际或国内一流大学办学模式的“升级”思维以及“照猫画虎”效应的桎梏，按照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个性，更好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牢固树立“质量工程”是高校回应社会对高等教育责难的唯一选择。高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功能并契合社会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高校必须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特别是价值理性的彰显，从而使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具体来讲，就是切实做到契合社会需求，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迎合；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为学生和谐就业力的生成而教育，以为社会培养人格高尚、善于创新、勤于实践、身心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为己任，逐步化解大众化过程中凸显的一些矛盾。
3.生涯发展规划与创业教育并举。面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社会及其业界自然关注于就业指导。目前，高校从工具技术的视角指导较多，对学生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相和谐方面关注较少。理论界比较流行探讨学生生涯规划、创业教育两种指导方式，而这两种方式恰恰是高校进行就业指导的弱项。因此，各高校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生生涯发展规划的实施与运作。从学生入校开始，结合专业特点与市场需求结构进行全程性的职业生涯教育，包括生涯剖析、生涯设计、生涯诊断等与职业定向直接相关的教育及专业知识、自我定位、素质养成等关涉大学生未来发展的教育。所谓运作，就是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职业兴趣、职业气质、爱好、能力、动机、价值观等，对自己进行优势与劣势分析，从而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与定位。具体地讲，从学生入校后，对学生进行职业兴趣、职业气质等测评，在此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的社会需求情况、发展目标、培养目标、人才素质要求等制定学生个体在大学阶段的生涯规划，确立首选就业目标和备选目标的同时，引导学生扬长避短，挖掘潜力。根据其确定目标及其提升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行动计划，并以“甘特”图表的形式简化为行动方案。当然，作为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与实践能力，并以此推进辅导员对学生实际运行情况的监控，以便反馈修正。
4.正视毕业生的派遣范式。我国目前的就业派遣范式几乎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派遣范式，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进行人才资源的配置相悖，市场需求的是毕业生而非未毕业的大学生。首先，改革派遣时间。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派遣时间严重制约了毕业生的质量。到了大四阶段，特别是每年十月份之后的招聘会期间，有一半以上的大四生不在教室，不能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宜将现行的每年6月底～7月初的派遣时间调整到八月至年底。毕业生派遣时间的调整，既有利于毕业生质量的提高，结束“早产儿”时代，又有利于减少虚假就业率，提高大学的社会声誉，同时也可避免目前的“何时进行高校的就业率统计等问题”之争。其次，改革当前使用的大学生就业协议。 现实迫切需要变三方协议为两方协议。就业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自主、自愿行为，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该干涉、限制。就业协议的主体应该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就业协议的签订、生效、履行和违约事宜都只取决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主观意愿，而不是取决于学校的签字盖章。学校退出三方就业协议，既能避免就业协议由于是三方主体而存在法律定性上的难度，也能杜绝权力寻租，使就业协议书的内容与劳动合同的内容保持一致，避免两者内容矛盾而产生的纠纷。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毕业生就业的不断市场化，保留浓重计划经济痕迹的就业协议书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为此，建议取消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者将其与劳动合同合二为一，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个体的实际利益，而且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具体实现。
［注释］
①C.来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1：10.
②佘凌，罗国芬.日本“单身赴任”研究对我国留守子女研究的启示［J］.青年研究，2005 （10）：37.
③冯向东.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4（3）：31.
④邬大光，李枭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盘点［J］.高等教育研究，2007（2）：2.
⑤郑兰荪.遵循高教规律培养创新人才［EB/OL］.http://www.gov.cn/2007lh/content_548147.htm，2007-03-11.
⑥叶碧英.转型期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障碍——教育不公［J］.教育研究，2006（4）：134.
⑦张春霞，代洪甫.深造与就业的矛盾及其解决对策［J］.中州学刊，2006（4）：128.
⑧范先佐.筹资兴教——教育投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42.
⑨⑩叶忠，等.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的内在根源［J］.高等教育研究，2003（1）：56.
张冬梅.就业协议书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之策［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