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化，各级政府的任务愈发繁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层公务员，“五加二”“白加黑”是很多人的工作常态。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基层干部，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和成长条件，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公务员群体为人民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也要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基层的公务员们的难处和苦衷。

　　两年前，当选调生周福贵到单位报到时，父母希望他能过上没有工作压力的生活。
　　既然选择了成为公务员，这样的期许似乎也符合大众的认知。在传统的观念里，那预示着一种对于当下安逸、未来稳妥的保证。若单是看每年持续在百万级别的国考人数，也仿佛可以印证。
　　然而事情已经开始起变化，正如当95后的周福贵切身回到成长之地湖南时，他面对着并不陌生的土地，却迎来了许多不曾想象过的基层情况。他是公务员群体中的新鲜血液，同时需要承接幻想和现实的落差。
　　近年来，基本业务的大量增加、机构改革的开展以及作风整顿的强化，都在给基层不断加压，这些增加的压力也带来了职业光环下无处诉说的焦虑。
　　2月22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参与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公务员群体中有35.2%的比例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直观的数字揭开了那层盖着的面纱：曾经响当当的“铁饭碗”以别样的姿态得到关注。这是一种什么信号？
　　焦虑，和烦恼、压力并行，不尽相同的情绪层层叠进，在由六成都是基层公务员组成的金字塔结构中，折射着政治和社会的生态。

情绪变化

　　“刚加了好几个周末的班，直到这周末才有空”，湖南某地级市的科级干部吕由在3月初告诉《南风窗》记者。处理任务至深夜，甚至通宵，已经成为其工作的常态。
　　忙碌尽管是党政工作一线的应然，但在实际中往往滑向过度劳累的状态，以及出于“应付”心理而完成的工作变多。
　　在华南某地级市司法系统工作的办公室科员梁天亦感同身受，每次上级领导的突然“到访”，都会让负责材料撰写的他工作量大增，其中尤以经常“突击”的党建材料为主。
　　虽说在投身公务员队伍前，已经料想到相关文职工作的单调和重复性，但是这样的随意、不确定性和“事必留痕”的要求仍然让年轻气盛的他感到疲惫。
　　如果称公务员群体的“好日子不再”是早已有之的说法，那么这种危机和压力感是随着内部和外部监督强度的增加而与日俱增的。
　　不久前，梁天还是在戒毒一线担任职务，工作还算规律。但是自去年底开始，在全国司法系统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意外案件，不少日常的积弊提升到必须解决的层面，改革自上而下推进。其中比较明显的改变之一，体现在值班制度上。
　　晚间值班的频率变得频繁，原本七到八天才轮岗一次的夜班节奏变为了四天一次。
　　工作最初他觉得自己身体不错，“顶得住”，然而改革后加大的强度让他颇为痛苦。梁天发现，即使在经历了全天充足的休息后，他仍然难以在每次晚班后恢复精神，“整个人很疲惫”。在熬过了三个多月的晚间轮值后，他开始考虑积极争取，希望能升上办公室做文职工作。但像他一样成功“升迁”的极为少数，很多同时段进来的同事都远比他年长，仍然需要继续相同强度的值班。
　　采访中，梁天直言—曾经加入体制的想法，的确如很多长辈所想象的，“能过上很轻松的日子”，没想到现实却是另外一个版本。
　　一方面，當下公务员群体的退出机制并不完善，“稳定”的工作性质始终为后继者所向往；另一方面，对于身处其中的有能者、干事者而言，重复和不以绩效划分的工作不啻为一种束缚。
　　在广东某地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的李清感慨，人至中年，工作的单调性已然成为面前的瓶颈，比如负责检测市面上各种计量工具的他，如此概括自己的生活：“今天能预知下周的工作进行到哪个环节，今年也能知道明年此时要做些什么了。”这样的规整，是涉及技术工种的天然熟练，也是他生活里一直重复的螺旋。

当然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带来了很多现实的挑战。

　　对比起其他岗位的同事，他的工作因为可以量化，在职位变动上已经不算处于劣势，但他仍然感觉，和已经做到一把手的领导可以讲“政绩”“绩效”不同，身处基层环境仍然过分强调领导的“赏识”，能力成为其次，这让很多郁郁不得志的同侪“干脆辞职，或者下海去”。
　　这种情绪的不断强化，是他在工作中缺乏成就感的来源。当然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带来了很多现实的挑战。
　　中央八项规定落实以来，消除了部分不良的作风，这是大好事。然而落实到现实中，有的时候却又因执行走样带来了难以理解的“抱怨”。
　　吕由向记者坦言，在过去的确存在着不少以不同名义发放的补贴，而在2013年后这些隐形收入完全消失，相替代的是其工资水平得到了提升。然而现实情况是，自己实际的收入下降了至少30%，提薪的幅度仅在三位数。
　　在经济普遍下行的环境下，工作不断细化，任务难度增加，吕由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在工资上有所体现，“一边是收入的缩减，一边是工作量的剧增，名义上我们确实涨薪了，但实际情况却让人难以接受。”
　　步步逼近的现实在提示着公务员当下和未来的处境。

基层和现实

　　在公务员纷纷表示忙碌、劳累和积郁的背后，其实是反映了如今改革不断推进，底线思维又不断强化的现状。既要做事，又不能出事。 　　如今，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为主要内容的三大攻坚战正成为不少公务员手头的重要任务。
　　以减少贫困人口为例，吕由表示相关工作落实得非常具体，“这些都需要做得很细，比如规定了每星期到贫困户家里去几次，需要细化到每一天或每个时间节点要做什么”。
　　关于扶贫工作的压力自是可想而知，数月前，一位80后的云南“白发”书记走红网络，在人们以戏谑的方式热议其形象时，长期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工作经历让不少公务员共情。
　　如今任职于乡镇纪委的周福贵对此并不陌生。
　　他细数道，在他所对应的三个贫困户的情况中，就碰到了各种情况。自挂点帮扶后，三个家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联系到他身上，比如教育、饮食和生病的问题，他都几乎需要“随叫随到”。有一次，通往其中一户家庭的大坝因河水上涨被淹，他因此多绕了几十公里的路。
　　周福贵此前曾经到市级机关挂职，和在那里权责清晰的部门分工不同，基层政府的情况各色各样，一人需要面对多个领域的情况。
　　身处纪委，他最常接到当地村民关于拆迁补偿的投诉，后者因为不了解工程情况出现了不少对于款项的质疑。尽管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但一旦有投诉，他们都需要重新走一遍查办的流程。“实际上，基层政府的权力范围并不囊括很多政策的制定，它只负责执行，但是村民不理解。”
　　“五加二”“白加黑”，是他们用以概括自己工作的口头禅，“任务太多，而时间太少了”，周福贵这样感慨。
　　同时，因为行政机关所接受的监督变得愈加透明，其工作范围和效率也在不断扩大和提高。李清直言，“十年前，我们部门可以说很清闲”，在大部制改革带来的部门合并前，他所在的部门是质量技术监督局，“当时是社会上没人认识，不受重视的一个小单位。”而转折点是三聚氰胺事件，其引发了对质量安全的普遍担忧。
　　现在，李清的工作范围涵盖到市面上目之所及的各种计量工具，小到居民家里的电表，大至加油站的油枪，都需要进行定时检测。
　　在目前不断推进的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家都明白“减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同时意味着上升渠道的变窄和承担责任的风险加大，有不少受访者都对此表示担忧。
　　有学者曾经将“基层疲惫”视为十九大后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吕由对此深感认同。比如在纪律规范上的“过犹不及”—现在需要一天进行四次签到，分别是早上和下午上下班的时间段。“即使是一名普通员工，也可能有突发事情吧”，这种过于严苛的规矩让他感到很困惑。
　　这种压力不是个例，相同的情况和感受颇为普遍。他有时甚至纳闷，每当跟做镇长的朋友联系，对方几乎都在加班，“可能（他）今天在防涝，明天就得防火，还要应付各种检查，基本上一年都沒有休息”。

内心的选择

　　在吕由眼中，像自己这样背负着房贷和教育支出的一代人，会是“焦虑感”最为突出的年龄层，然而却不尽然。
　　以新人的姿态融入单位的梁天，认为自己也同样处于困惑中。工作任务的处理是其中一方面，人际关系的处理同样是一道难题。

有学者曾经将“基层疲惫”视为十九大后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吕由对此深感认同。

　　他明白，不像过去，“人情”不再是决定自己职业命运最重要的因素了，但也仍然重要。当其被“提点”着学习到这一点后，他开始学着和每位同事都笑脸相迎，毕竟“混脸熟”没有坏处，可能还会在以后带来“人气”。
　　值得学习的还有很多，比如与领导相处的界限在哪里，他不想显得很“主动”，却也很怕日后陷入“被动”。
　　但在梁天的心里，他其实比较反感这样处处谨慎的工作之道，在他的认知中，始终认为“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好的反馈，而非成为一个左右逢源的人。
　　人情的困杂，以及在工资上无法体现的工作成就，都困扰着不少公务员。现阶段更直接的焦虑，对吕由而言则是在工作中感到的力不从心。
　　不仅是专业知识上，他所负责的是对外不能宣传和触及的敏感领域，对内他亦难以自我消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形势的变迁，他感慨现在的政策变化得太快了，昨天的文件和今天的文件偶尔还会出现“打架”的情况，让他“无所适从”。
　　吕由坦诚，在政策的执行上，他自认工作经验还算丰富，但仍然在很多时候觉得无处落实。他尝试过在网上解决：找百度、查资料，希望从他处找到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听起来或许过于直白，但却赤裸裸地展现了和他类似的公务员在面对当下新形势时的“手足无措”。
　　无奈的是，网上的信息“参差不齐，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他也想通过单位的培训机会“增值”，但动辄要等待一两年的时间，仍然是不现实的选项。
　　这触及了公务员群体里一贯的痛点，用吕由的话说，是“本领的恐慌”，即难以适应需要有一技之长的市场洪流。也许有人在从业初就清楚意识到了这样的“弱点”，便选择适应，自我说服，继而甘于承受职业带来的各种情绪。
　　也有人到了需要“前进”的年纪，惶恐感便突然袭来。从乡镇基层一路做上来，吕由体会很深，“曾经对自己的职业有深深的自豪感，但是这些年来压力变大，焦虑越来越深，开始明白了身边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了”。这是他和记者对话时的开场白，也是其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他曾有过直面自我的时候。去年，吕由就动过辞职的念头，并获得了同为公务员的妻子的支持。但是家里长辈囿于传统观念，仍然坚持“稳定”的重要性，最终这个想法作罢。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福贵、吕由、梁天、李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