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观念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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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庸》里,有“智、仁、勇,三达德”的说法,是把三者并列为君子的三种重要德目的。但是,在之后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中,“勇”这个德目却逐渐淡出了学者的视野,它很少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格模范。那么,为什么“勇”观念会发生这种变化呢?笔者最近通过阅读先秦儒学三大家:孔子、孟子、荀子的著作,发现他们对勇的讨论各不相同,而其中的变化脉络,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勇观念在历史中变迁的痕迹。
  
  孔子论勇
  孔子是明确地把智、仁、勇并列在一起的。他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两见于《子罕》和《宪问》,不过《宪问》的次序是仁、智、勇),这三者是君子之道。可见,在孔子这里,勇是一个与仁、智并列的独立德目。当然,孔子认为,三者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仁高于智,而勇则受仁和智的制约。他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前者是说,仁者的道德中必然涵蕴勇,但勇者则不必然包含仁;从逻辑上讲,是勇者的外延大过仁者;从道德意义上说,则光有勇是绝对不够的,人应当上升到仁的层次去。后者是说好勇而不学习、不在智慧上求进步,便会导致混乱。即勇是需要经过学习的琢磨和接受智慧的指导的,所以智高于勇。
  不过,尽管勇受到仁和智的制约,但从逻辑上看,勇却似乎是成仁的第一步,孔子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人先要成为勇者,然后再智勇双全,最后才能成为仁者。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勇。孔子正面论说勇的就是“勇者不惧”这一句,可见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无所畏惧。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就是勇,是以孤独的一个人,面对世俗的轻鄙、生命的危险、信仰的剥夺,而毫不动摇。因此勇者都是带些狂者气象的。但孔子不是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么?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守中庸之道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孔子宁愿选择与狂者为伍。因此,孔子晚年要回到鲁国,对“狂简”的故乡子弟进行教育,因为他认为这些子弟相对于其他人还是有药可救的。也就是说,勇者通过接受教育和自身修行,是能逐渐成为仁者的,因为勇者是敢于进取的,他不会“今汝画”(《雍也》),所以勇者还是有希望的。可见,勇在孔子这里确实是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德项目存在的,是进德之路上相当重要的一关(《中庸》对勇的论述基本上是对孔子的继续,这向我们表明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孔门弟子阶段对勇还是很重视的)。
  
  孟子论勇
  勇这个观念到孟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勇进行了层次等级的区分。孟子在《公孙丑上》有这样一个划分:北宫黝的勇,孟施舍的勇,以及曾子听孔子所说的大勇。北宫黝的勇是无所畏惧;孟施舍的勇是有考虑权衡的,即“守气”;孔子所说的大勇则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守约”之勇。显然,这是对孔子仁、智、勇三层论的继承,不过孟子在勇的内涵中加入了仁、智,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勇是应当包含了仁与智的。另外,孟子在《梁惠王下》篇回答齐宣王的问题时,将勇分为“敌一人”的“匹夫之勇”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文王之勇”,并分别称之为小勇和大勇。这样就把勇从内圣的道德层面推扩到外王的政治层面,如孟子将仁推扩到仁政一样。可以说,勇在孟子这里,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成为了把内圣外王相贯通起来的一个核心道德观念。
  但是,有趣的是,还是由孟子,一下子又将勇转化为另外一个概念,从而使得勇在后来的哲学史、思想史中反而不那么引人注意,并令后人对勇有些陌生了。这个概念就是“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公孙丑上》)作为独立德目的勇,被孟子以一种道德的形上学的方式转化为即存有即活动的气,而在孟子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哲学模式中,气是与仁、与义合一的,它也就是性、就是心。这么一转,勇的自身独立性就被消融在仁者的心性与气象中,它被浩然之气所取代了,而在日后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浩然之气则成为了中国人理想人格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实这个转化在前面所说的一个划分中就显露了端倪,因为勇的内涵被赋予了仁和智的因素,所以勇的独立性就渐渐被取消了。孟子之所以要把仁和智灌注入勇之中,是因为他发现徒有勇只会流为莽夫,而仁和智若不经由勇以外显,则只能是袖手空谈。所以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必须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气概,但支配这种气概的,不能是血气之勇,而应当是内在道德性的仁和智。这样,孟子的理论就势必将勇转为“浩然之气”。
  
  荀子论勇
  荀子对勇也进行了划分,在《性恶》篇中,他区分了上勇、中勇和下勇:“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不过他的划分与孟子的划分有所不同:下勇虽然展现为无所畏惧,但却明显的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这种勇具有显然的贬义;中勇则不是加入智,而是加入了礼;只有在上勇那里还算保留了仁智勇合一的模式,但基本只局限在个人范同之内,而没有像孟子那样推扩到政治领域。(另外荀子在《荣辱》篇还有一个划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前三者都可以归结为下勇,而最后一者却介乎于中勇与上勇之间。这个划分不如前面区分地明晰,所以应当以《性恶》篇的划分为准。)
  我们知道,荀子的核心观念是礼法、人伪(这里面就包含了智与仁),而在他对勇的划分中,我们发现,勇是受到礼法仁智等概念的严格限制的。在荀子这里,勇是无法与前而这几个观念桐提并论的,它甚至在很多时候被与具有负面性的贬义词并列在一起使用,这是在孔子和孟子那里都很少见的,比如“暴悍勇力之属”(《议兵》),“勇胆猛戾”(《修身》)。这种情形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战国后期兼并战争中的残酷状况,使得哲学家对崇勇尚武的精神产生了厌恶。另外,从荀子弟子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中,我们也约略可以想象其原因。当然,荀子对勇有这种认识的关键原因,还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勇当作一种独立的德国来看待,而将之归属于气的某种状态。而由于荀子对气的理解与孟子不同,他只把气看作一种外在的偏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勇就更多的仅表现为一种以生理为基础、以心理為表现的一般情感状态,而缺乏道德的意义。可以说,到荀子这里,勇在儒家哲学思想中的地位已经很低了。
  
  勇的流散
  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后,勇这个观念在先秦儒家哲学中逐渐从原来重要的独立德目,被融摄入其它核心观念,并最终失去了其原有地位。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勇观念自身具有的过强外在表现性和内涵不确定性,是与哲学思想的内在性和规范性要求相矛盾的,所以在观念史的流变中,“勇”必然被扬弃,其方式就是或者被化归入更具内在性的观念中(如孟子的“浩然之气”),或者被规范的哲学予以边缘化(如荀子将之赋予贬义)。于是,在先秦之后的儒家哲学发展中,勇观念就不再成为关注点。可以说,勇被从儒家思想这个大传统里放逐了,它被流放到了民间小传统中(与此相应的,就是孔门三杰中作为勇的代表的子路形象,在后代儒者的心目中和儒家的诠释中越来越不重要),不再成为作为社会精英的儒者所必需的德目之一。而在中国思想的其他派别中,“勇”更得不到重视:道家本身就是以柔弱为标准的,自然要反对“勇”;墨家虽重视“勇”,但自战国后就日渐式微并最终消失;而法家强调的是服从,根本拒斥作为个体人格的“勇”;兵家虽重视军事,但它的着眼点在“诡道”,也不是“勇”。总之,“勇”观念在战国后就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被彻底消失了,它只能依附于民间故事,在下层民众中流传。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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