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注定要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祭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了武力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的悲壮序幕随之拉开。
　　在隆隆炮火和日机的轰鸣声中，平津地区人心惶惶。以北大、清华、南开、燕京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
　　是时，正在九江岸边庐山的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批学界要人也应邀出席。
　　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的时局伴着恐怖的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坐卧不安，忧心如焚，其情状正如梅贻琦所言：“实属肠一回而九折”。
　　7月29日晨，天津守军纷纷撤退，日军开始反攻，地处城西的天津南开大学突然遭到日军炮火猛烈轰炸，校园内的木斋图书馆、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资料灰飞烟灭。紧接着，日军派大股骑兵和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这所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为出色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时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7月31日， 蒋介石约见张伯苓，颇为悲壮地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犧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事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及胡适、傅期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为之出谋划策。
　　8月中旬，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及学界名流反复商讨后，力主将北大、清华和南开等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定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会常务委员，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亲自担任。
　　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原美国教会创办的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十五天后，正式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此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秘密传达，翘首以盼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口头传达的通知后，纷纷设法夺路出城，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文化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