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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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除边区周固的国民党军队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和发动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各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军恼羞成怒,对我根据地军民施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此国难当头、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指导下,配合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并制造了震惊全世界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出动了40多万大军,对我抗日指挥中心、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层层包围,日军增派了飞机、大炮,隔着黄河轰炸和炮击我边区,致使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安全和生活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当时担负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警备旅的一万余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为此,一二0师三五九旅奉命经过20余天的急行军,冲破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线,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黄河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对日军妥协投降的目的,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增加对边区兵力围困的同时,到处修建碉堡,封锁交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我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国民党军队南面在西安有十几万用美国装备的胡宗南军队,北面在三边(即靖边、定边、安边)有何文鼎军队,东面有驻在绥德、米脂、清涧、吴堡、佳县的何绍南军队。
  为了保卫党中央和边区军民的安全,首要的任务是清除障碍。三五九旅主力一过黄河即受到何绍南的阻击,为求得和平相处,共同抗日,我军与何绍南进行了数次谈判,但何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到处进行破坏。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我军经过数次战斗,赶跑了何绍南(何绍南只带十几名随从人员化装逃到西安),除打死打伤外,俘敌3000余人,解放了绥、米、佳、吴、清五县,成立了专区,王震任专员。
  我那时在四支队(团的建制)任团青年干事,主管青年的政治文化工作,全支队配合主力部队调三边清剿何文鼎。那里的经济极端困难,我们住在长城的窑洞里,吃的是三三制饭(三分之一小米,三分之一黑豆,三分之一高粱)。“三边有三宝,咸盐,羊皮,甜干草”。除积极备战外,我们主要生产打盐。此地有钩池、劳池、花麻池三个大盐池,有党中央后勤部直接领导的盐务局,部队所打的盐都交盐务局,这是当时党中央的经济命脉和主要来源。每天有一万余头驴和骡马运盐。此外,每天派战士挖甜干草,一个战士一天能挖到100余斤,所挖的甜干草都交给定边县商家。在生产中,国民党何文鼎部队数次来攻击,企图强占盐池。经过十余次战斗,我们最后将何文鼎部赶到内蒙古,保卫了三边生产的安全。1942年春,我们由三边出发,经三天的行军到达南泥湾,和三五九旅的主力会合,开始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指示,三五九旅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当时已到四支队三连(此连是青年连)任政治指导员。当时,四支队正好住在南泥湾,七一七团住临镇,七一九团住九龙泉,七一八团住马坊,旅部住金盆湾。我们三连驻地紧挨着支队部,并受命担任支队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在离南泥湾有二里多路的杨湾,驻有中央警卫营和中央后勤部的办事处。当时的南泥湾,人烟稀少,杂草遍野,树木参天,但土质肥沃,可耕地面积广阔,适合大规模地垦荒造田。
  为解决住的问题及足够的劳动工具,战士们开始打窑洞,一个班打一眼窑洞,并把连里会木工、铁工的战士集中起来打造工具,做到每人一把锄头、一把铁锹、一把镰刀。
  没有菜吃,我们便每天派一个班的战士上山挖野菜、苦菜,摘树叶,下河采捞水芹菜,就连杏树叶、桃树叶都采着吃。同时,我们在窑洞下的河滩里开垦出十几亩地。建立了蔬菜园,派出几名有种地经验的战士专门从事种菜工作。经过半年的艰辛劳动,彻底解决了全连吃菜的问题。
  开恳荒地是首要任务。在我连住地的山头就有近千亩荒山,因季节性很强,我们大都是边开荒边播种,紧张的季节里都是早出晚归,两顿饭送到地里吃。在开荒中,各班排之间开展比赛,各班则开展个人比赛,多数人每天可开荒七八分至一亩,个别体力好的一天可开荒一亩半到两亩。最出名的是有个叫大洋马的人(真名叫尹光普,后来给王震同志当警卫员),一天竟能开荒2.8亩,是劳动模范。晚上收工回住地时,每人还要背上一捆柴火。虽然劳动很艰苦,但指战员个个干劲十足,情绪很高,劳动中间,歌声不断。正如战士们的顺口溜所说:晴天上山种田。下雨天在窑洞内纺线。虽然受此辛苦,但对得起给我的斤半(指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
  我连将驻地山头1000余亩荒地开完后,又到离南泥湾6华里的瓦子河开荒,那里荒山更多,土地更肥沃。我连又开出荒地1000余亩,种的玉米谷子,长得特别好,1942、1943连续两年都是丰收年。此地也有原始森林,开展畜牧业的条件很好,为此,我连组建了木工组,专门解了木板背到延安卖,离延安有90里路,第一天去第二天回,用卖木板的钱又组建了采购组,到各地买牛羊、鸡鸭,还利用做木板后的树枝烧木炭,除自己用外,也背到延安卖。这些工作,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战士的体力增强了,生产的干劲更足了。
  
  
  三、边战斗运动
  
  
  南泥湾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南大门,离胡宗南部有40余华里,每天上山劳动,我们都是全副武装,右肩背枪,左肩扛锄,口袋里装着线砣砣(劳动中休息的一点时间,也要被战士们利用起来捻毛线)。背枪上战场,荷锄上山岗。一面扩大生产,一面保卫边区,随时准备打仗。曾有多少次,我们在山上劳动时,接到通讯员传来的命令,便立即放下锄头背起枪,从山上赶往前线,投入战斗,几次都是在七一九团驻地九龙泉前面的牛武镇和交道镇一线。1942年丰收时节,敌人又来袭击,企图夺取我丰收果实,我部在牛武镇前线,与敌战斗两天两夜,终将其击退。
  1942年我部刚到南泥湾不久,部队到延长县背粮,在路上接到旅部命令,部队马上将背的粮食寄放在群众家中,跑步赶往前线,与前来袭击的敌数万兵力展开激战。因为没有口袋,大家全都是用自己的裤子和衣服当口袋。接到作战命令后,全体指战员将所背粮食倒下,穿起衣服便出发。还有几次,国民党军勾结日军在黄河对面向我驻守的边防部队开炮,袭击我坚守河防的部队,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即放下锄头出发支援。正如战士们所说,我们是两个战场都不能忘,既要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吃饱肚子,又要准备打仗,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每天清早吃完饭,部队就上山,一干就是一整天。开垦荒地全凭一把锄头两只手,大部分同志手上磨起了血泡。荒草地里蚂蟥很厉害,不知不觉便钻进官兵裤腿中吸血。另外,因为潮湿,有的战士身上生了疥疮,全身痛痒难忍。但他们从不叫苦。生活、工作虽然艰苦,但大家也忙中有闲。陕北的民歌大部分同志都会唱,劳动中歌声嘹亮,不时鼓舞干劲。我连三排还有一个京剧团,会演几十个剧目,文化活动也很活跃。南泥湾荒山草丛中,野鸡野兔特别多。连长刘金根枪打得特别准,遇到部队休息时,他便带上通讯员出去,总能收获一些野鸡、野兔、麻雀等杂味,让大家饱餐一顿。此地狼也很多,有一天晚上,野狼欲将我们养的小猪叼走,被哨兵发现打死,全连得以饱餐一顿。还有一次在瓦子河,我们种的玉米长得特别好,山上的野猪一到晚上便下来抓玉米吃,被我连看玉米的翟文书和通讯员娄崎打死,此猪有400多斤重,除全连享用外,我们还送给王震旅长十几斤。恰遇美国的视察组到南泥湾视察,王震司令员又亲笔写信,派人要了几十斤,以招待美国客人。
  到1943年,我们四支队两年累计开荒3500余亩,每人平均20余亩,另有蔬菜地20余亩,瓜地lO余亩,还有水稻田50余亩。
  除耕种土地外,我们还有各种副业,如在保安县城内开有一个骡马大店;解木板组每天解木板十几平方米,背到延安卖;副指导员会做秤,我们便在延安新市场街开了一个做秤铺;还协助支队部在南泥湾开了一个纺织厂(织毛呢子);我们还用桦树皮做饭盒,斗蓬,除供给指战员用外,还拿到延安街上卖;此外,我们还有采购组,专管采购鸡、鸭、牛、羊、猪。
  在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大大发扬了延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同志在长征时负伤,只有一支胳膊,不能拿锄头开荒,四支队支队长苏鳌也是残废,他们便每天挑起担子给山上的战士们送水送饭。这些以身作则的行为,激励着每个指战员的生产热情和劳动干劲。
  1943年春,支队长苏鳌、政委龙炳初、参谋长颜龙斌,带领我连战士开垦水田十余亩,秧苗长势喜人。随即又号召一连、二连全体指战员开垦,当年就开垦出水稻田200余亩,我连开垦了50余亩,所种稻米都长势喜人。旅部领导听此消息后非常高兴,到秋季时,王震司令员、王恩茂副政委等领导亲自从金盆湾来南泥湾视察,并将我们几个连长、指导员叫到一连驻地山头上汇报生产情况。旅部领导都是湖南、江西一带人,他们心情非常激动,说真是很像我们的家乡江南。随从记者马可、贺敬之等人有感而发,写成《南泥湾赛江南》歌曲,至今传唱,经久不衰。
  
  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们初到南泥湾时,各方面确实很困难,一段时间主要以野草、苦菜、树叶充饥,要到延长县背粮,来回要走一个星期,所背的粮食在路上已吃去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到1943年夏秋,风调雨顺,形势大大好转,蔬菜问题彻底解决,各种蔬菜,主要是红、白萝卜、白菜、莲花白、南瓜、洋芋共收获30余万斤,保证了每人每天能吃到一斤蔬菜。战士们还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每人种了三到五棵西红柿,这样,大家都可以吃上西红柿了。另外,种菜小组还增加两人,种上了十余亩西瓜、香瓜、甜瓜。在西瓜成熟的季节,每天每班可发一个大西瓜。西瓜最大的有20余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任弼时等同志来视察时,我们还请他们品尝了一番。
  1943年秋收后,全连共收获各种粮食5500余石(每石合300市斤),其中主要是小米、玉米,还有一部分糜子、黄豆、黑豆,完成了上级要求每人每年生产六担一斗细粮的任务,如加上8万多斤洋芋(三斤折合一斤细粮),则已超额完成了所定任务。除留够全连所需粮食外,多余部分全部交了公粮。
  战士们还将所捻毛线用山上的板兰根草根染成黄色,交给纺织厂,到1943年秋季,每人发了一套黄呢子军装,交纺织厂后剩余的毛线,多数同志还穿上了毛衣和毛背心,真是辛苦不负有心人。
  到年底,我连共有山羊、绵羊80余只,肥猪、小猪60余头,鸡鸭成群,马5匹,牛20余头,各班都有整筐的鸡鸭蛋。
  所开的骡马大店和秤铺也积累了资金边币3万余元,除解决全连战士日常用品外,对扩大再生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真正做到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再不是荒山荒坡的旧模样,是名副其实的陕北的好江南。
  1942年秋,朱德总司令来南泥湾视察,和全体官兵纪念“八一”南吕起义,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总司令所带的群众剧团还给全体指战员作了慰问演出,使大家倍受鼓舞。
  1943年9月,毛主席视察南泥湾,我们四支队各连的支部委员分别在各个山头、各条马路上站岗、放哨,保卫毛主席等首长的绝对安全。那天天气晴朗,毛主席由王震司令员陪同,坐的是大卡车,主席头戴白毡帽,身穿中山服,到我们四支队开办的毛纺厂视察,同正在工作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寒问暖。我们的支队长苏鳌和政委龙炳初还送了毛主席一匹黄呢子。
  不久,我们四支队接到旅部的命令,让在南泥湾西南5华里处给朱总司令盖一幢小楼。全体指战员接到命令后,精神振奋,“七团、八团烧砖瓦,四支队分工抬木头。泥瓦匠、木匠齐动手,四十天盖起一幢小洋楼。”
  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我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也壮大了我军的经济实力。
  我当时只有21岁,大的方针政策了解不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意味无穷。我曾获过南泥湾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也参加过延安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尤感光荣和骄傲(可惜所获奖章于1946年中原突围时丢掉了)。
  
  五、奉命离开南泥湾
  
  1944年10月,又是一个丰收年,漫山遍野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全体指战员正在山上紧张地秋收,忽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要求在一个星期内作好一切准备,赶到延安党中央所在地,接受新的任务,并指示将南泥湾大生产的所有任务和物资分别移交留守部队。我们到达延安后,将原部队建制七团、八团、九团、四支队改编成三个支队,还组织了四、五、六干部支队,准备南下。11月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延安飞机场欢送我们。至此,我们离开了全体指战员用热血和汗水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的陕北好江南。
  愿南泥湾艰苦创业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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