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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曾自道：“我离开妻子既不会购物也不会应付各种电话，或者说，我这方面的能力完全在平均水平之下。”2014年元旦前夕，在北京西苑的一家咖啡馆里，汪丁丁的夫人为我们点好饮品后出去办事。由于背景有些噪杂，我们换了一个位置。当两个小时的采访快结束时，一直滔滔不绝阐述观点的汪丁丁猛然说道：“咱们一定把一瓶水落在刚才那桌了。我妻子从来都是给我买一瓶圣培露，再买一瓶纯净水的。”过去一找，果然如此。于是记者想起关于这位经济学家的一个“段子”：朋友聚会时，妻子要先给他凑好打车钱才能提前离开，否则汪丁丁不知道怎么付钱给出租车司机。
解读汪丁丁的生活，无法绕开他的夫人，正如解读他的经济理论，无法绕开政治、哲学和文化。对汪丁丁而言，经济学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以此为枢纽，旁通到政治学、数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乃至宗教学，正如他最新的著作，600多页厚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所涉及的那样。对于错综复杂的转型期中国，驱动一个问题的发生与解决的，往往深藏在背后，但从表面上看，所有问题似乎都在指向一个问题——社会公平。
人生际遇背后的心灵启蒙
汪丁丁祖籍浙江，他的外祖父母在民国时代都算是新派人物。父亲是倒插门女婿，在晋察冀边区的窑洞里跟汪丁丁的母亲结了婚。1953年，汪丁丁出生在沈阳，很快就被带到了北京。他的名字“丁丁”，出自《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好像注定要多说话。
1969年，汪丁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知青。没干多久，他就在一个上海知青的帮助下，从水利工地上逃跑了。在北京待了3个月后，无处可去的汪丁丁背着一袋子香肠和糖果，又回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在团部“学习班”接受教育后，汪丁丁开始在厨房打杂，每天早上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
知青们最大的娱乐是下工后在宿舍里互相骂街，比谁骂得“花式”。不和谐的是一位哈尔滨知青，经常装病不上工，在宿舍里拉小提琴。汪丁丁就在琴声里蹭那个知青的《莎士比亚选集》看。他把那段经历看成心灵的第一次启蒙。
两年后，汪丁丁请假回到北京，从此“泡着”没有回去。他把家里的书读了个遍，从马列选集到世界通史，从基督教教义到希腊神话，从托尔斯泰到微积分手稿。这样又过了三年，汪丁丁被分配到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被指派参加并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由此又接触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也是在研究所，他认识了妻子，婚前大家都叫她“小李”，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今天。
汪丁丁也是“77级”。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世界史专业，因为种种原因，后来转而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
本科四年里，汪丁丁基本不怎么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自学。除了数学外，他主要看哲学书籍，其中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黑格尔的《逻辑学》导言对他影响不小，“让我明白了任何科学说到底都是不那么科学的，于是必须时刻注意到科学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初，受国家领导人委托，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马洪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成立了专家组，预测200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已是中科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研究生的汪丁丁，被参与该项目的朋友拉到“就业”专题组，建数学模型。
第一次拿到计算结果时，汪丁丁目瞪口呆：按照“最优控制原理”，他预测出的就业人数每年成倍增长，几年里从2000万增加到4000万。这显然违背经济学常识。
“当时我们能用的历史数据不到30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序列预测未来20年的经济状况，当然误差极大。”汪丁丁说。在小组召集人的指导下，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
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联系出国，那时中科院的研究生很容易申请到美国名校的奖学金。汪丁丁对找名师写推荐信这种事不大“感冒”，马马虎虎发了几封信就不了了之。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生里会遇到无数机会，只有那些能够引起主体兴趣的机会才被把握住，追索下去，实现梦想。”
经济研究背后的多元化学养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85年年初，位于夏威夷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主动提出给他全额奖学金。一年后，汪丁丁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读博。他还是喜欢整天泡在图书馆，但总能在期末考试时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有一门课没到这个线，他还跑去问教授，为什么给我89.5分？教授看了他几秒说，因为这是我给过的最高分。
经济学界信奉“名师出高徒”，喜欢强调师从关系，汪丁丁却相信自学。那时他专门坐飞机去美国东海岸参加留美经济学年会，“结果发现哈佛也就那么回事，和学校有名没名没太大关系，大家都是靠自学”。直到现在，当学生在早上8点收到汪丁丁凌晨5点发来的邮件时，他已浏览完当天全球开放论文库中的所有经济学论文。
博士毕业后，汪丁丁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担任研究和教学工作。1996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大经济学系。多年以来，汪丁丁也是半个媒体人。早年担任《财经》杂志顾问期间，他经常跑去“义务上班”，帮着写稿、编稿、盯付印，后半夜3点，执行主编已经累得睡着了，汪丁丁坐在一旁看书等天亮。
多元化的研究背景，让汪丁丁对学术发展的认知更为敏感。2003年，他将自己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分为两个方向：新政治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这比社会的整体认知早了好几年。
对于汪丁丁，两极化的声音同时存在，批评者说他把经济学问题复杂化，“写的文章晦涩难懂”“走火入魔”；支持者则钦佩于他的渊博与跨学科素养，尤其是他的哲学造诣，赞他是“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
事实上，经济学开枝散叶的程度的确令人惊讶，行为科学、心理学、脑科学、伦理学都被纳入了研究范畴，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汪丁丁的解释是：“把大量不同立场的知识传统，融合为总的人类知识传统。” 汪丁丁认为，在知识社会里，短期的改革是政治，长期的改革是教育。从2008年起，在东北财经大学，他领导实践了一项跨学科教育实验。与应试教育和分科教育相对，汪丁丁和同事们试图融合早期儒家教育和当代西方教育的优势，倡导一种全新的跨学科教育。到目前为止，已经招了5年学生，共100多人。采取十年一贯制的模式，从本科一直培养到博士毕业，除了金融学、经济学、行为心理学等20多门专业课程外，还请校外学者定期举办讲座，讲解哲学、文化等人文科学。毕业后，这些学生将全部留校，成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后备师资力量。
在汪丁丁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的狭隘领域内，相反，他应该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看到比经济基础更高远的上层建筑，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你有精神生活”。
“知识民工”背后的数学宿命
为什么过去十年里大学生们没有成为中产阶层，反而沦为知识民工？汪丁丁给记者详细阐释了一个应用在经济上的数学理论：幂律。它最显著的特征，是等级越高越不均衡。而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时代，正符合幂律起作用的条件。
早在二战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就发现，人口越多、国土越大，制造军工产品越合算。一个导弹可以保护全欧洲，所以当英国的规模经济扩大到全欧洲时，摊在每位纳税人身上的税负就极大地降低了。体现在数学图表上，就是平均成本曲线下降，边际收益递增，这种情况在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收益递增的情况不再限于战时国防工业。进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后，收益递增经济学派上了更多用场。
“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我知道2乘2等于4，教给你也不会影响我运用它。但是，我们各自用这个知识生产产品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竞争关系。竞争的结果，是由掌握最新、最先进知识的人决定的。”汪丁丁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用旧知识生产产品，要么通过和别人交换信息生产新知识。“后者需要时间，但一旦你获得新知识，新产品的利润就全归你了，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
根据这个理论，每一个新加入的社会成员，都希望和那些已经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人建立联系，因为能得到更多的新知识。知识经济是一个“越多——越多”的模式，于是在社会网络的顶层会出现这种情况：朋友越多，知识也越多。这样，一个幂律的基本机制就形成了。
汪丁丁认为，在这个机制作用下，庞大的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因为那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特有的现象，也是知识经济之前欧美社会的发展模式，即枣核形社会结构。
“顶层一小撮，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底层一小撮。这个图形已经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标准图形了。今天社会的标准图形是一个金字塔，因为幂律就是金字塔形的。”汪丁丁说。显然，这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布。
今天，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而是由知识的收益递增性决定。正如维基百科的词条点击量一样，汪丁丁的课题组所做的调查显示，单位时间内99%的点击量经常集中在一个词条上，剩下的1%分散在其他几百万个词条上。
“财富越集中，越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必然会瓦解，走向两极化。”在汪丁丁看来，中国的白领们本来就没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除非他们能往上走，成为幂律金字塔的顶点。
在最早进入知识经济的美国，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诺贝尔奖得主、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供过一个数据：不到1%的社会人口占有99%的财富。而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是不到1‰的人口占有99%以上的财富。斯蒂格利茨公开表示，“占领华尔街”源于社会不公。
贫富差距背后的文化心理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0.474（2012年）。而根据汪丁丁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发的报告，海外机构对19个中国省份的调查显示，基尼系数是0.61，全世界最高。即使考虑到中国富裕人群的权重没有海外估计的那么高，把权系数降下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55。
“在枣核形结构的社会中，标准的基尼系数是0.33，这样能保证纵向的社会流动性。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能很快上升到高层，成为大亨，甚至总统。当一个人生活在纵向流动性很高的社会里时，他所能承受的不平等程度是很高的。因为他相信人人都有机会升到顶层，所以不会眼红别人致富。但是，如果纵向流动性被堵塞了，富人家族永远富下去，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承受力就会非常低，嫉妒心、红眼病泛滥。”汪丁丁说。
在社会纵向流动性足够强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可以很高，社会不会瓦解，经济还可以增长，0.33可以变成0.61，甚至更高。但汪丁丁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纵向流动性并不高，而中国社会之所以仍然保持稳定，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殊主义情结”。
据汪丁丁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有海外学者在中国做过一次文化调查，指出了中国人过于强烈的特殊主义情结。
“这种文化心理是，即使觉得社会不平等，但我认识谁谁谁，他又认识谁谁谁，最后我就能通过特殊的渠道，或多或少地得到物质上或心理上的改善。”汪丁丁说，美国人、欧洲人也有特殊主义情结，但没有中国人这么严重，这让他们不好意思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好处。“即使认识美国总统，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去要东西。但中国人绝对好意思，他还会把大门敞开，把关系亮给别人看。”
这种情结让汪丁丁觉得非常可怕。“事实上，在民主社会里，很多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经济改革最终是政治改革。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问题，但这些都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正义诉求背后的精神生活
“人们的生活世界可划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精神生活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上的自我满足。”汪丁丁在《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中写道。 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汪丁丁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就是社会网络结构的扩展。大众对“公平”的迫切需求，是今天的人们共同求解的问题。
他认为，在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的层面里，政治体制改革是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而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改革应该致力于消除全民焦虑和社会困惑。
但还有更深层面的诉求需要满足。在汪丁丁看来，正义诉求只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而高级形态则在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印度也经历着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其贫富差距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当今中国人强烈的正义诉求，在印度人那里却并不存在。观察者们早已指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精神生活的维度上，表现出最显著的差异。普通印度人有追求心性自由的传统，或许这种文化在中国的缺失，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汪丁丁认为，中国人要获取精神世界的满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他看来，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心性自由是逐渐消失的。“从信仰自由到获得信仰，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或许要数百年，或许永远无法获得。”他理想的状态是，有一天，中国人的幸福感不需要向外诉求，而是与精神的自足相伴随。
对于现代的“精神危机”，汪丁丁坦言，自己“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的办法”。但在东财的教育实验里，他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借鉴宋明时代的“为己之学”。
“今人之学是为人之学，为文凭、为老板、为生活，都是为他人所学。而为己之学是解决心灵问题、人生问题的。你想解决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就要做到不外求，而通过为己之学习得的，就是自足。”
经济学家背后的社会责任
采访快要结束时，汪丁丁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他曾经在文章里批评：“在西方，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的职能。而在中国，这个群体完全消失了。”
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余英时把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叫作专业型技术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文化，不承担中国古代社会‘士’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北京知识界经常有一些私人沙龙。大家讨论过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要不要谈道德？樊纲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服从自己的分工，只谈经济就好。汪丁丁反对。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学者。如果在美国倒是可以，因为美国经济学家没有什么话语权，法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哪个领域的话语权都比经济学家大。但在中国不行，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学家说话有人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说话没人听的，你不说道德，你把这个事交给谁去？你在中国，你得负责任。”
对于汪丁丁来说，出世与入世，实践与理论，突破与回归，都还有很多可能。或许学者对于真理的追求，正如数学上的渐近线一样，无限接近坐标轴，却始终无法抵达，永无穷尽。
解读汪丁丁的生活，无法绕开他的夫人，正如解读他的经济理论，无法绕开政治、哲学和文化。对汪丁丁而言，经济学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以此为枢纽，旁通到政治学、数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乃至宗教学，正如他最新的著作，600多页厚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所涉及的那样。对于错综复杂的转型期中国，驱动一个问题的发生与解决的，往往深藏在背后，但从表面上看，所有问题似乎都在指向一个问题——社会公平。
人生际遇背后的心灵启蒙
汪丁丁祖籍浙江，他的外祖父母在民国时代都算是新派人物。父亲是倒插门女婿，在晋察冀边区的窑洞里跟汪丁丁的母亲结了婚。1953年，汪丁丁出生在沈阳，很快就被带到了北京。他的名字“丁丁”，出自《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好像注定要多说话。
1969年，汪丁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知青。没干多久，他就在一个上海知青的帮助下，从水利工地上逃跑了。在北京待了3个月后，无处可去的汪丁丁背着一袋子香肠和糖果，又回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在团部“学习班”接受教育后，汪丁丁开始在厨房打杂，每天早上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
知青们最大的娱乐是下工后在宿舍里互相骂街，比谁骂得“花式”。不和谐的是一位哈尔滨知青，经常装病不上工，在宿舍里拉小提琴。汪丁丁就在琴声里蹭那个知青的《莎士比亚选集》看。他把那段经历看成心灵的第一次启蒙。
两年后，汪丁丁请假回到北京，从此“泡着”没有回去。他把家里的书读了个遍，从马列选集到世界通史，从基督教教义到希腊神话，从托尔斯泰到微积分手稿。这样又过了三年，汪丁丁被分配到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被指派参加并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由此又接触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也是在研究所，他认识了妻子，婚前大家都叫她“小李”，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今天。
汪丁丁也是“77级”。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世界史专业，因为种种原因，后来转而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
本科四年里，汪丁丁基本不怎么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自学。除了数学外，他主要看哲学书籍，其中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黑格尔的《逻辑学》导言对他影响不小，“让我明白了任何科学说到底都是不那么科学的，于是必须时刻注意到科学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初，受国家领导人委托，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马洪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成立了专家组，预测200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已是中科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研究生的汪丁丁，被参与该项目的朋友拉到“就业”专题组，建数学模型。
第一次拿到计算结果时，汪丁丁目瞪口呆：按照“最优控制原理”，他预测出的就业人数每年成倍增长，几年里从2000万增加到4000万。这显然违背经济学常识。
“当时我们能用的历史数据不到30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序列预测未来20年的经济状况，当然误差极大。”汪丁丁说。在小组召集人的指导下，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
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联系出国，那时中科院的研究生很容易申请到美国名校的奖学金。汪丁丁对找名师写推荐信这种事不大“感冒”，马马虎虎发了几封信就不了了之。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生里会遇到无数机会，只有那些能够引起主体兴趣的机会才被把握住，追索下去，实现梦想。”
经济研究背后的多元化学养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85年年初，位于夏威夷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主动提出给他全额奖学金。一年后，汪丁丁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读博。他还是喜欢整天泡在图书馆，但总能在期末考试时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有一门课没到这个线，他还跑去问教授，为什么给我89.5分？教授看了他几秒说，因为这是我给过的最高分。
经济学界信奉“名师出高徒”，喜欢强调师从关系，汪丁丁却相信自学。那时他专门坐飞机去美国东海岸参加留美经济学年会，“结果发现哈佛也就那么回事，和学校有名没名没太大关系，大家都是靠自学”。直到现在，当学生在早上8点收到汪丁丁凌晨5点发来的邮件时，他已浏览完当天全球开放论文库中的所有经济学论文。
博士毕业后，汪丁丁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担任研究和教学工作。1996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大经济学系。多年以来，汪丁丁也是半个媒体人。早年担任《财经》杂志顾问期间，他经常跑去“义务上班”，帮着写稿、编稿、盯付印，后半夜3点，执行主编已经累得睡着了，汪丁丁坐在一旁看书等天亮。
多元化的研究背景，让汪丁丁对学术发展的认知更为敏感。2003年，他将自己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分为两个方向：新政治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这比社会的整体认知早了好几年。
对于汪丁丁，两极化的声音同时存在，批评者说他把经济学问题复杂化，“写的文章晦涩难懂”“走火入魔”；支持者则钦佩于他的渊博与跨学科素养，尤其是他的哲学造诣，赞他是“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
事实上，经济学开枝散叶的程度的确令人惊讶，行为科学、心理学、脑科学、伦理学都被纳入了研究范畴，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汪丁丁的解释是：“把大量不同立场的知识传统，融合为总的人类知识传统。” 汪丁丁认为，在知识社会里，短期的改革是政治，长期的改革是教育。从2008年起，在东北财经大学，他领导实践了一项跨学科教育实验。与应试教育和分科教育相对，汪丁丁和同事们试图融合早期儒家教育和当代西方教育的优势，倡导一种全新的跨学科教育。到目前为止，已经招了5年学生，共100多人。采取十年一贯制的模式，从本科一直培养到博士毕业，除了金融学、经济学、行为心理学等20多门专业课程外，还请校外学者定期举办讲座，讲解哲学、文化等人文科学。毕业后，这些学生将全部留校，成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后备师资力量。
在汪丁丁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的狭隘领域内，相反，他应该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看到比经济基础更高远的上层建筑，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你有精神生活”。
“知识民工”背后的数学宿命
为什么过去十年里大学生们没有成为中产阶层，反而沦为知识民工？汪丁丁给记者详细阐释了一个应用在经济上的数学理论：幂律。它最显著的特征，是等级越高越不均衡。而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时代，正符合幂律起作用的条件。
早在二战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就发现，人口越多、国土越大，制造军工产品越合算。一个导弹可以保护全欧洲，所以当英国的规模经济扩大到全欧洲时，摊在每位纳税人身上的税负就极大地降低了。体现在数学图表上，就是平均成本曲线下降，边际收益递增，这种情况在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收益递增的情况不再限于战时国防工业。进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后，收益递增经济学派上了更多用场。
“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我知道2乘2等于4，教给你也不会影响我运用它。但是，我们各自用这个知识生产产品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竞争关系。竞争的结果，是由掌握最新、最先进知识的人决定的。”汪丁丁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用旧知识生产产品，要么通过和别人交换信息生产新知识。“后者需要时间，但一旦你获得新知识，新产品的利润就全归你了，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
根据这个理论，每一个新加入的社会成员，都希望和那些已经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人建立联系，因为能得到更多的新知识。知识经济是一个“越多——越多”的模式，于是在社会网络的顶层会出现这种情况：朋友越多，知识也越多。这样，一个幂律的基本机制就形成了。
汪丁丁认为，在这个机制作用下，庞大的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因为那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特有的现象，也是知识经济之前欧美社会的发展模式，即枣核形社会结构。
“顶层一小撮，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底层一小撮。这个图形已经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标准图形了。今天社会的标准图形是一个金字塔，因为幂律就是金字塔形的。”汪丁丁说。显然，这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布。
今天，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而是由知识的收益递增性决定。正如维基百科的词条点击量一样，汪丁丁的课题组所做的调查显示，单位时间内99%的点击量经常集中在一个词条上，剩下的1%分散在其他几百万个词条上。
“财富越集中，越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必然会瓦解，走向两极化。”在汪丁丁看来，中国的白领们本来就没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除非他们能往上走，成为幂律金字塔的顶点。
在最早进入知识经济的美国，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诺贝尔奖得主、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供过一个数据：不到1%的社会人口占有99%的财富。而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是不到1‰的人口占有99%以上的财富。斯蒂格利茨公开表示，“占领华尔街”源于社会不公。
贫富差距背后的文化心理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0.474（2012年）。而根据汪丁丁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发的报告，海外机构对19个中国省份的调查显示，基尼系数是0.61，全世界最高。即使考虑到中国富裕人群的权重没有海外估计的那么高，把权系数降下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55。
“在枣核形结构的社会中，标准的基尼系数是0.33，这样能保证纵向的社会流动性。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能很快上升到高层，成为大亨，甚至总统。当一个人生活在纵向流动性很高的社会里时，他所能承受的不平等程度是很高的。因为他相信人人都有机会升到顶层，所以不会眼红别人致富。但是，如果纵向流动性被堵塞了，富人家族永远富下去，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承受力就会非常低，嫉妒心、红眼病泛滥。”汪丁丁说。
在社会纵向流动性足够强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可以很高，社会不会瓦解，经济还可以增长，0.33可以变成0.61，甚至更高。但汪丁丁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纵向流动性并不高，而中国社会之所以仍然保持稳定，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殊主义情结”。
据汪丁丁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有海外学者在中国做过一次文化调查，指出了中国人过于强烈的特殊主义情结。
“这种文化心理是，即使觉得社会不平等，但我认识谁谁谁，他又认识谁谁谁，最后我就能通过特殊的渠道，或多或少地得到物质上或心理上的改善。”汪丁丁说，美国人、欧洲人也有特殊主义情结，但没有中国人这么严重，这让他们不好意思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好处。“即使认识美国总统，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去要东西。但中国人绝对好意思，他还会把大门敞开，把关系亮给别人看。”
这种情结让汪丁丁觉得非常可怕。“事实上，在民主社会里，很多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经济改革最终是政治改革。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问题，但这些都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正义诉求背后的精神生活
“人们的生活世界可划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精神生活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上的自我满足。”汪丁丁在《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中写道。 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汪丁丁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就是社会网络结构的扩展。大众对“公平”的迫切需求，是今天的人们共同求解的问题。
他认为，在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的层面里，政治体制改革是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而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改革应该致力于消除全民焦虑和社会困惑。
但还有更深层面的诉求需要满足。在汪丁丁看来，正义诉求只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而高级形态则在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印度也经历着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其贫富差距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当今中国人强烈的正义诉求，在印度人那里却并不存在。观察者们早已指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精神生活的维度上，表现出最显著的差异。普通印度人有追求心性自由的传统，或许这种文化在中国的缺失，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汪丁丁认为，中国人要获取精神世界的满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他看来，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心性自由是逐渐消失的。“从信仰自由到获得信仰，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或许要数百年，或许永远无法获得。”他理想的状态是，有一天，中国人的幸福感不需要向外诉求，而是与精神的自足相伴随。
对于现代的“精神危机”，汪丁丁坦言，自己“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的办法”。但在东财的教育实验里，他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借鉴宋明时代的“为己之学”。
“今人之学是为人之学，为文凭、为老板、为生活，都是为他人所学。而为己之学是解决心灵问题、人生问题的。你想解决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就要做到不外求，而通过为己之学习得的，就是自足。”
经济学家背后的社会责任
采访快要结束时，汪丁丁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他曾经在文章里批评：“在西方，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的职能。而在中国，这个群体完全消失了。”
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余英时把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叫作专业型技术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文化，不承担中国古代社会‘士’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北京知识界经常有一些私人沙龙。大家讨论过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要不要谈道德？樊纲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服从自己的分工，只谈经济就好。汪丁丁反对。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学者。如果在美国倒是可以，因为美国经济学家没有什么话语权，法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哪个领域的话语权都比经济学家大。但在中国不行，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学家说话有人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说话没人听的，你不说道德，你把这个事交给谁去？你在中国，你得负责任。”
对于汪丁丁来说，出世与入世，实践与理论，突破与回归，都还有很多可能。或许学者对于真理的追求，正如数学上的渐近线一样，无限接近坐标轴，却始终无法抵达，永无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