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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后，李泽厚先生又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下简称《中现史》)。与前两部以体系、人物为轴心的著述方式不同，《中现史》是以现代史发展中的若干主要问题为契机展开其思路的。循着这条思路，可以引发人们超越当下文化讨论的一般层面，进入对中国现代历史及其思想演化的更高层次的思索……
得到的就是失去的：启蒙与救亡
如果不是当代中国的许多事件使人们从迷茫中惊醒、反思，那么，在回首现代历史时，人们仍可能陶醉于一片“伟大的历史成就”的赞美声中：“五四”时期如火如茶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壮大、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遍地烽火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一个新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但是，当人们付出历史的代价并尝到了历史的苦果时，才开始重新回味历史。
可以说，当代人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注重更甚于对其反帝主题的注重；同样，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光辉篇章不再仅仅是产生一种简单的赞颂之情，而是生发出一种复杂的迷惑：它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李著精当地指出：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众多论者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第7页)
实质上，自“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正如李著所提示的那样，其主弦律的确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特点即在于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抨击各种传统观念”(第8页)；其核心是科学—民主的思想、观念、生活、行为方式的推进。这场启蒙运动，既是近代史上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之继续，又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如果说近代对传统的批判着力于直接的政治变革、社会演进，那么，现代反传统(尤其是五四)却着力于民智觉悟、文化启蒙。前者从总体上偏于注重“器”、“末”，而后者从根本上注重“道”、“本”。虽然，五四先驱着力于文化的实质，仍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改变。不过，文化启蒙，却始终是思想家们选定的不可动摇的前提。
但是，五四还有一项内容，即是现实的救亡。当时中国大众所面临的，更多是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国破家亡的现实危机。中国之急，不唯发展，更在生存。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华北之大竟安不下一张课桌”，当五四北京学生喊出“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些撕人心肺的呼声时，文化战线的“治本”之慢功，还有多少吸引力！？思想与现实的脱离，不外是让思想家作出两种选择：一是与现实合流，一是被现实所抛却。正是救亡与启蒙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消长，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遇到的最大困惑。而且，事实上的救亡压倒启蒙，使得启蒙运动总是让位于严酷的救亡实际斗争。我以为，李著把握到这一点，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演进的主要线索，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就历史进程本身的演进看，中国现代史上最动人篇章无疑是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下所展现的历史画面；而最激烈的思想文化较量，仍然是中—外文化冲突(近代史上思想的较量显然是中—西之争；而现代史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外”的概括恐怕更合适)。说到底，仍是先进的外来文化，与落后的本族传统文化的较量。只不过是现实斗争使这种文化较量并没有象近代史那样，以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对峙的态度鲜明地展开，而是表现为启蒙—救亡所内在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冲突与抉择。
其次，由启蒙和救亡这条主线，可深入把握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这就是：“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第32页)中国现代史上，救亡压倒、推迟启蒙的后果在于：中国当代恐惧、反对、敌视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远甚提防、扼止、消除封建主义的心理。而在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民主精神，就越显艰难。中国的社会改造者总怀有一种“只争朝夕”的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使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关头，在文化启蒙与实际着手的诸问题抉择、踌躇中，有一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不可耐、等不急的烦乱心绪。难怪我们许多文化—哲学层面上的争论，还未展开或尚待深入之机，便会(出于主客观的原因)很快地被拉向实际—现实层面。面对现实急切的任务，中国的思想家、启蒙者、文化人就不免显得尴尬、寂寞了。于是，启蒙中国社会大众的科学—民主意识的任务，就这样一拖再拖。
我以为，当反省中国现代史后，启蒙与救亡这条主线，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项任务：在现实斗争和人类发展之间，怎样取得和谐；在族类生存和个人自由之间，怎样保持适当的张力？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历史任务的完结，因而也就不等于传统问题的解决。五四距今近七十年了，在科学—民主层面上的启蒙任务，也许在走向现代化、物质生活逐年丰富的中国当代人身上，会更深切、更尖锐地体会到。
明白的并非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我很同意李著的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怎样以及会怎样，“显然是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现代思想史课题。”(第143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结果。首先，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必然被中国社会吸引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就在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独立形态共存一体：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顽固地阻止中国社会按历史发展规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一是日益上升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官僚垄断资本，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它对小农经济的残酷压榨和对民族资本的疯狂兼并，掩盖了它所输入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实质，从而被人们厌之为帝国主义豪强的压榨而加以拒斥。再加上外来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内部的封建主义总是勾结在一起结成反动同盟，构成中华民族近现代灾难的重大根源。这，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政治经济上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即救亡的主调，预示着能够为解决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危机提供希望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接受。
第二，从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发展的逻辑—历史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势在必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已经过中国传统文化伪装了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变法图存的主要理论依据。然而，中国文化为什么放弃了曾惊世骇俗、唤醒民众的那些西方学说，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对此，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一个颇为鲜明地回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革命使精神上内外交困、徘徊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于中外两种既定的文化中，选择了一种更新的可能：接受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反封建)并揭示出资本主义罪恶及必然归宿(反帝国主义)的新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之下，严复的“进化论”，虽然喊出了“物竞天择”、“与天争胜”这一警世名言，但由于其建立在生物进化图式上的社会方案，与中国社会实际无补；胡适的实用主义，虽然沉重抨击了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空泛保守僵化等弊病，并看到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但由于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方案，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前景；梁濑溟尽管看到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鲜明特质，可是他却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及文化的时代、阶级特征，因此其思想常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客观上为封建主义文化招魂摇旗；宋教仁简单地相信资产阶级文化的移入，迷信于通过议会政治，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却遭到悲惨枪杀；这些经验和教训，反而强化了民众心理对其他西方文化的失望情绪，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另外，还有当时社会“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救国方案都无补于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蕴育了一个非常大的可接受的氛围。因此，李著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实践的指针。”(第145页)
得到的就是失去的：启蒙与救亡
如果不是当代中国的许多事件使人们从迷茫中惊醒、反思，那么，在回首现代历史时，人们仍可能陶醉于一片“伟大的历史成就”的赞美声中：“五四”时期如火如茶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壮大、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遍地烽火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一个新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但是，当人们付出历史的代价并尝到了历史的苦果时，才开始重新回味历史。
可以说，当代人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注重更甚于对其反帝主题的注重；同样，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光辉篇章不再仅仅是产生一种简单的赞颂之情，而是生发出一种复杂的迷惑：它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李著精当地指出：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众多论者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第7页)
实质上，自“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正如李著所提示的那样，其主弦律的确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特点即在于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抨击各种传统观念”(第8页)；其核心是科学—民主的思想、观念、生活、行为方式的推进。这场启蒙运动，既是近代史上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之继续，又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如果说近代对传统的批判着力于直接的政治变革、社会演进，那么，现代反传统(尤其是五四)却着力于民智觉悟、文化启蒙。前者从总体上偏于注重“器”、“末”，而后者从根本上注重“道”、“本”。虽然，五四先驱着力于文化的实质，仍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改变。不过，文化启蒙，却始终是思想家们选定的不可动摇的前提。
但是，五四还有一项内容，即是现实的救亡。当时中国大众所面临的，更多是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国破家亡的现实危机。中国之急，不唯发展，更在生存。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华北之大竟安不下一张课桌”，当五四北京学生喊出“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些撕人心肺的呼声时，文化战线的“治本”之慢功，还有多少吸引力！？思想与现实的脱离，不外是让思想家作出两种选择：一是与现实合流，一是被现实所抛却。正是救亡与启蒙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消长，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遇到的最大困惑。而且，事实上的救亡压倒启蒙，使得启蒙运动总是让位于严酷的救亡实际斗争。我以为，李著把握到这一点，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演进的主要线索，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就历史进程本身的演进看，中国现代史上最动人篇章无疑是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下所展现的历史画面；而最激烈的思想文化较量，仍然是中—外文化冲突(近代史上思想的较量显然是中—西之争；而现代史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外”的概括恐怕更合适)。说到底，仍是先进的外来文化，与落后的本族传统文化的较量。只不过是现实斗争使这种文化较量并没有象近代史那样，以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对峙的态度鲜明地展开，而是表现为启蒙—救亡所内在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冲突与抉择。
其次，由启蒙和救亡这条主线，可深入把握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这就是：“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第32页)中国现代史上，救亡压倒、推迟启蒙的后果在于：中国当代恐惧、反对、敌视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远甚提防、扼止、消除封建主义的心理。而在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民主精神，就越显艰难。中国的社会改造者总怀有一种“只争朝夕”的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使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关头，在文化启蒙与实际着手的诸问题抉择、踌躇中，有一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不可耐、等不急的烦乱心绪。难怪我们许多文化—哲学层面上的争论，还未展开或尚待深入之机，便会(出于主客观的原因)很快地被拉向实际—现实层面。面对现实急切的任务，中国的思想家、启蒙者、文化人就不免显得尴尬、寂寞了。于是，启蒙中国社会大众的科学—民主意识的任务，就这样一拖再拖。
我以为，当反省中国现代史后，启蒙与救亡这条主线，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项任务：在现实斗争和人类发展之间，怎样取得和谐；在族类生存和个人自由之间，怎样保持适当的张力？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历史任务的完结，因而也就不等于传统问题的解决。五四距今近七十年了，在科学—民主层面上的启蒙任务，也许在走向现代化、物质生活逐年丰富的中国当代人身上，会更深切、更尖锐地体会到。
明白的并非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我很同意李著的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怎样以及会怎样，“显然是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现代思想史课题。”(第143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结果。首先，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必然被中国社会吸引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就在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独立形态共存一体：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顽固地阻止中国社会按历史发展规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一是日益上升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官僚垄断资本，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它对小农经济的残酷压榨和对民族资本的疯狂兼并，掩盖了它所输入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实质，从而被人们厌之为帝国主义豪强的压榨而加以拒斥。再加上外来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内部的封建主义总是勾结在一起结成反动同盟，构成中华民族近现代灾难的重大根源。这，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政治经济上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即救亡的主调，预示着能够为解决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危机提供希望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接受。
第二，从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发展的逻辑—历史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势在必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已经过中国传统文化伪装了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变法图存的主要理论依据。然而，中国文化为什么放弃了曾惊世骇俗、唤醒民众的那些西方学说，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对此，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一个颇为鲜明地回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革命使精神上内外交困、徘徊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于中外两种既定的文化中，选择了一种更新的可能：接受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反封建)并揭示出资本主义罪恶及必然归宿(反帝国主义)的新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之下，严复的“进化论”，虽然喊出了“物竞天择”、“与天争胜”这一警世名言，但由于其建立在生物进化图式上的社会方案，与中国社会实际无补；胡适的实用主义，虽然沉重抨击了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空泛保守僵化等弊病，并看到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但由于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方案，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前景；梁濑溟尽管看到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鲜明特质，可是他却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及文化的时代、阶级特征，因此其思想常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客观上为封建主义文化招魂摇旗；宋教仁简单地相信资产阶级文化的移入，迷信于通过议会政治，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却遭到悲惨枪杀；这些经验和教训，反而强化了民众心理对其他西方文化的失望情绪，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另外，还有当时社会“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救国方案都无补于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蕴育了一个非常大的可接受的氛围。因此，李著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实践的指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