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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决定了人生命运
中国是最早建立户籍制度的国家。传统户籍制度是王朝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中央政府设立六部，其中的户部就是掌管全国户籍的重要部门。国家通过“编户齐民”的户籍管理，建立了向臣民征收税赋的一套纳贡体系。它通过把农民与土地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一旦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失籍的社会流民增多了，就会发生社会爆炸，形成国家动乱。
现代户籍制度是保障公民权益的一项基本制度。现代户籍制度的建立，是同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是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个转轨过程从晚清就开始了，在民国政府时期的进展尤为显著。民国政府是把户政当作“庶政之母”，作为建立地方自治的一项基础工作，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松懈，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户籍法》，但在实践中没有能够推行下去。
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从计划经济的制度逻辑上讲，能够把人管住了，也就把一切都管住了。所以，搞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实行了严格的“警户一体”的户籍管理方式。户籍制度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控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让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资金。但相比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口管理方式而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力更加强悍。人们的出生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命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条件密切相关的。
中国历史上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很强。人们的根子在农村，从乡村走出来到城市当官、经商，最后叶落归根，还是回到乡村。
户籍制度起到了经济“刹车”功能
在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就是移植苏联模式和采取优先重工业的强制性工业化。新中国刚成立时，城乡之间的流动，一般不受限制。在城市中已经有生活基础的人，都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在1956年初，北京市民经常需用户口证件作证明的事项，即达30多种。这样，户籍制度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具有了城乡二元管理的特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新的“纳贡”功能。1958年1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了城乡二元的社会利益格局。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失控和调整。在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有两个事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是1956年的“冒进”，一个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压缩城镇人口，将两千多万职工和城市居民又给压缩回了农村。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控制人口流动，保障城镇人口最低生存要求的同时，也限制了农村人外出求食的道路。可见，在国家调整宏观经济失控的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起到了“刹车”的功能，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利器，分配生活资源的依据，从而最终定型。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政策导向的城市偏好。在计划经济的紧缺经济时代，国家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提供给城镇居民。所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上，附着了粮油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体系。在对城镇居民实行社会保障性低福利的同时，占全国人口最多的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是享受不到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两极世界，城镇人是一等公民，农村人是二等公民。通过这个户籍制度建立起了一条城乡隔离带，把人们划分了两种社会身份。
人口的合理流动增添了城市的活力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限制了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而且出现了逆城市化倾向。由于城市的市场功能萎缩，城镇自身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仅不能从农村吸纳劳动力，自身的新生劳动力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不得不把大批城镇青年转移到农村去。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背景。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治与乱循环中形成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比苏联东欧各国更缺乏弹性的体制，在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上更为僵硬和死板，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各地普遍出现了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夫妻双方，在两地工作，劳燕分飞，只有在探亲假期间能在一起，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劳动力全方位地流动起来了，释放出来了蓬勃的社会发展的活力，实际上废除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特别是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后，被集体化体制掩盖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现出来了。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要在工商领域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国家的政策思维还是在简单的保护城市上面，对农民进城是限制的，最初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同时，出于对城镇承载能力的担心，国家还严格控制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农转非”政策。但是，实践效果证明，人口的合理流动增添了城市的活力，强化了城市聚集资源的功能，加速了城市化的过程。所以，许多城市都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户籍政策。中央政府也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2000年以来，国家已开放了中小城市的户籍。凡在当地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根据这一原则，一些省会城市也放宽了进城务业的户籍政策。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乡分割的行政壁垒，加快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这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城市进程提速很快。据最新统计数据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当前，国家已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战略的高度。
中国是最早建立户籍制度的国家。传统户籍制度是王朝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中央政府设立六部，其中的户部就是掌管全国户籍的重要部门。国家通过“编户齐民”的户籍管理，建立了向臣民征收税赋的一套纳贡体系。它通过把农民与土地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一旦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失籍的社会流民增多了，就会发生社会爆炸，形成国家动乱。
现代户籍制度是保障公民权益的一项基本制度。现代户籍制度的建立，是同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是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个转轨过程从晚清就开始了，在民国政府时期的进展尤为显著。民国政府是把户政当作“庶政之母”，作为建立地方自治的一项基础工作，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松懈，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户籍法》，但在实践中没有能够推行下去。
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从计划经济的制度逻辑上讲，能够把人管住了，也就把一切都管住了。所以，搞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实行了严格的“警户一体”的户籍管理方式。户籍制度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控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让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资金。但相比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口管理方式而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力更加强悍。人们的出生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命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条件密切相关的。
中国历史上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很强。人们的根子在农村，从乡村走出来到城市当官、经商，最后叶落归根，还是回到乡村。
户籍制度起到了经济“刹车”功能
在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就是移植苏联模式和采取优先重工业的强制性工业化。新中国刚成立时，城乡之间的流动，一般不受限制。在城市中已经有生活基础的人，都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在1956年初，北京市民经常需用户口证件作证明的事项，即达30多种。这样，户籍制度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具有了城乡二元管理的特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新的“纳贡”功能。1958年1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了城乡二元的社会利益格局。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失控和调整。在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有两个事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是1956年的“冒进”，一个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压缩城镇人口，将两千多万职工和城市居民又给压缩回了农村。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控制人口流动，保障城镇人口最低生存要求的同时，也限制了农村人外出求食的道路。可见，在国家调整宏观经济失控的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起到了“刹车”的功能，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利器，分配生活资源的依据，从而最终定型。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政策导向的城市偏好。在计划经济的紧缺经济时代，国家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提供给城镇居民。所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上，附着了粮油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体系。在对城镇居民实行社会保障性低福利的同时，占全国人口最多的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是享受不到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两极世界，城镇人是一等公民，农村人是二等公民。通过这个户籍制度建立起了一条城乡隔离带，把人们划分了两种社会身份。
人口的合理流动增添了城市的活力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限制了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而且出现了逆城市化倾向。由于城市的市场功能萎缩，城镇自身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仅不能从农村吸纳劳动力，自身的新生劳动力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不得不把大批城镇青年转移到农村去。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背景。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治与乱循环中形成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比苏联东欧各国更缺乏弹性的体制，在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上更为僵硬和死板，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各地普遍出现了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夫妻双方，在两地工作，劳燕分飞，只有在探亲假期间能在一起，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劳动力全方位地流动起来了，释放出来了蓬勃的社会发展的活力，实际上废除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特别是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后，被集体化体制掩盖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现出来了。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要在工商领域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国家的政策思维还是在简单的保护城市上面，对农民进城是限制的，最初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同时，出于对城镇承载能力的担心，国家还严格控制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农转非”政策。但是，实践效果证明，人口的合理流动增添了城市的活力，强化了城市聚集资源的功能，加速了城市化的过程。所以，许多城市都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户籍政策。中央政府也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2000年以来，国家已开放了中小城市的户籍。凡在当地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根据这一原则，一些省会城市也放宽了进城务业的户籍政策。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乡分割的行政壁垒，加快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这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城市进程提速很快。据最新统计数据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当前，国家已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战略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