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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有胜便有败。失败者安静退场，本是正常之事。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平心静气的失败者，多的是怀恨阴谋的复辟者。民国时期，被推翻的满族权贵中就出了一些复辟者，但满族的复辟运动动静很少，几乎可以忽略。究其原因，从满族自身来说，除了长期养尊处优导致素质退化，政治上难有作为之外，作为晚清政权领袖的隆裕、载沣二人的淡泊、豁达，与世无争，是不可忽视的重因。
隆裕-载沣体制
1908年，慈禧太后临终前，设计了隆裕皇后和醇亲王载沣共同掌权的政治格局。她这么做多半是出于私心，想把实权保留在叶赫那拉家族手中。但这一决定，影响了清朝的国运，也彻底改变了隆裕和载沣两个人的命运。
隆裕太后时年整好40岁。同治八年（1868年）正月初十，隆裕（正名叶赫那拉·静芬，小名喜子）诞生在北京朝阳门内芳嘉园。父亲桂祥是慈禧的胞弟。据说隆裕小的时候，慈禧就给桂祥留话：“喜子不要嫁给别人。”长大后，隆裕进了紫禁城，成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光绪皇帝的皇后。她既是慈禧的外甥女，又是慈禧的侄媳妇，当然在名义上，她是慈禧的“儿媳妇”。
解放后的很多作品把隆裕描绘成一个昏庸、悍妒又专权的女人，仗着慈禧的宠信横行后宫。而在清人和民国的笔记中，隆裕是一个苦闷、平常的女子，并不受慈禧的宠爱。相反，慈禧相当喜欢聪明活泼的珍妃和工于心计的同治皇帝妃子瑜妃。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关怀，又得不到丈夫光绪的爱，只能在后宫对坐枯灯，生活单调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老醇亲王奕譞逝世的时候，隆裕作为事实上的儿媳妇，要上门诣祭。皇后驾到，总要犒赏门丁、仆媪等人，需要上千两银子。隆裕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同时也穷得拿不出这笔钱，就空着手去了醇亲王府。最后还是王府代她出了这笔赏银，对外宣称是“皇后有赏”。隆裕知道实情后，大惭。一年后，醇亲王府举办奕譞的周年殷祭，隆裕百般筹措还是没有凑足赏银，就借口生病不去祭奠奕譞，说来实在有些悲凉的感觉。
关于隆裕的为人处世，经常出入宫廷的德龄评价她“个性温和”、“不爱管事”。美国传教士赫德兰清末在华20多年，其妻给许多朝廷贵妇看病，接触高层人物。他们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它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别人的事情。”（赫德兰《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隆裕的弟弟德锡回忆姐姐：“作为一个女人，她遵循了旧体制下‘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所以她谨言慎行，从不嚣张跋扈，从不怨天尤人，她努力地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隆裕曾对弟弟说：“我知道在这个皇宫里，大家都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每件事情都尽量做得小心，每件事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可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是这样？”隆裕口中的“这样”包括他人的误解，也包括慈禧在世时自身的苦闷无助。她仿佛就是个邻家大姐，一心要过安稳的好日子，谈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慈禧太后死后，隆裕升格成了太后。慈禧可能希望隆裕成为另一个自己，但隆裕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成为“慈禧太后第二”。她暴得富贵，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作为对之前苦闷、失败的补偿，“唯得时行乐而已”。她能想到的行乐手段也就是听听戏买买东西了，倒不会国家造成什么伤害。至于军国大事，她都推给了载沣处理，当起“甩手掌柜”。
辛亥革命爆发，载沣被迫下台，隆裕不得不登台亲自决策。她几乎以奕劻、袁世凯等人的意见为意见。隆裕在政治上独立做出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决策，就是决定宣统皇帝溥仪“退位”。隆裕看重的是保全爱新觉罗家族的身家性命，和那每年400万的优待条件。以恭亲王傅伟为首的一批权贵激烈反对。颁布退位诏书之时，傅伟试图闯宫大闹。隆裕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下令关闭宫门，强行颁布诏书，在形式上确认了清朝的结束。
和40岁的隆裕搭档的是25岁的摄政王载沣。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爱新觉罗·载沣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醇亲王府。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儿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父亲，谥号“贤”，清史稿中称光绪“本生考”。他娶慈禧胞妹为妻，所以既是慈禧的小叔子、又是妹夫。奕譞的一生，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给子孙定下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载沣很好继承了奕譞的作风，恪守家训。“小时候但凡吃烧饼，载洵尽吃芝麻，盘里甭管几个烧饼，有芝麻的一层尽数归他。弟弟载涛好吃麻酱，烧饼中有麻酱的部分全被载涛扫荡。剩下的才归载沣，载沣也是一笑了之。”（龙翔等《最后的皇族》）长大后，载沣缄默少语，相貌清秀， 不及中等身材。作为庶出的小儿子，载沣本来是和权力无缘的。但哥哥们不是早亡就是进宫当了皇帝，载沣成了事实上的最长子，9岁时父亲去世，袭承了醇亲王爵位。
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齤变，则决难胜任”。载沣登上政治舞台，是在八国联军大乱后去德国“谢罪”，时年18岁。“德国本打算让我父亲见德皇时行中国式的跪拜礼，由于父亲不答应，经多方交涉算是没有再度丢脸。在见到德皇和在德国参观后回到北京。这件事使慈禧觉得父亲办事有能力，更加重用他。”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逝世，幼子溥仪当了新皇帝，载沣突然成了摄政王，“监理国事”。
“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溥杰《父亲醇亲王载沣》） 当然，作为摄政王，载沣在1909到1911年间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他相信一点：执政者必须掌握大权，满族亲贵们只有大权独揽，才能确保王朝长治久安。载沣无视地方分权、近代化开启的国情，重用少年亲贵，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反而激化了矛盾，加快了革命的到来。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父亲立即主动放弃了摄政王的地位，回家以后反而高兴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说罢轻轻抱起了我。当时母亲被他那种轻松的神气气得哭了一场，父亲倒是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生活。”（《父亲醇亲王载沣》）宣统皇帝溥仪回忆：“（母亲）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我的前半生》）
“女中尧舜”
清朝灭亡后，隆裕在紫禁城里又过起了沉闷无聊的生活。慈禧早早就决定了隆裕的人生，也毁了她的幸福。“隆裕曾经对爷爷（弟弟德锡）说：说真心话，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虽然嫁的是皇上，可并不像民间其他女子一样，能享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女人可以不要别的，但女人一定是需要爱情的啊。没有爱情，我退而求其次，想寻求点平静，可在这个是非之地，我能有平静吗？”（那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
“隆裕哭着说：我真的很难受，在这个皇宫里，别人都以为我很风光，可到底有多难，只有我自己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睡不着。家里人都不明白，明明当了皇后，是到宫里来享福来了，可我为什么老这么快。其实在宫里的这些日子，对我来说，没有一天不是煎熬，这也是我老得快的主要原因。”（《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
蔡东藩的《民国演义》对隆裕的晚景有生动的描述：“隆裕太后长期忧郁，以致积郁成疾。虽然慨然下诏逊位，但实际上仍是‘让国仍存亡国恨’，以为愧对创业的列祖列宗。心中一直郁郁不乐……积成肝郁，尝患呕逆。延至民国二年（1913年）正月，胸腹更隆然高起，日渐肿胀……正月初十日，适逢她的‘万寿节’，循例于御殿受贺，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专使梁士诒，用着外国使臣觐见的礼节祝贺，不免悲从中来，且宗室王公大臣多半回避，不肯入贺，殿上不过寥寥数人，昔年权柄在握时的盛景全非。因此，愁病交加。再加上‘万寿节’内，天气晴暖，殿中所用素炉热气过高，感受炭气，致使病情加剧。从此，卧床不起。”
“二月二十一日，隆裕后已是弥留，到了夜间，回光返照，开眼瞧见宣统帝在侧，不觉呜咽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国已亡了，母又将死，汝尚茫然，奈何奈何？’说至此，喉间又哽咽起来，好一歇复发最后的凄声道：‘我与汝要永诀了。沟渎道涂，听你自为，我不能照顾你了。’言讫，已不能言。”
蔡东藩的描述多有文学的虚构，但也包含了若干真实的信息。清亡后，隆裕对亲手葬送祖宗的江山社稷耿耿于怀，抑郁成疾。她常常在公众漫无目的地游走，沉默不语，饿了就吃些果品充饥。她还写过“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之类的文字。1913年2月22日晨，忧愁的隆裕太后病逝，享年46岁，入葬清西陵，陪伴并不爱她的丈夫光绪皇帝。
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隆裕评价极高。她的葬礼备极哀荣。政治人物纷纷捧场，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设立祭堂，顶端正中挂一大匾：“女中尧舜”。
“无事小神仙”
载沣在清亡后的日子也过得很平淡，但他的心态很好，没有郁郁寡欢，更没有像隆裕那样抑郁成疾。
载沣曾书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来明志。“父亲本来是个淡泊的人，早晨起来向祖母请过安后，就到宝翰堂书房去洗脸吃早点，然后看书写字。中午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后，又到他的书房里继续看书。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回到内宅和母亲一起吃晚饭，饭后又到祖母处问晚安。然后他们夫妻俩说些闲话，结束一天的生活。”“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也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甚至还喜欢学点天文学。夏季夜晚，他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薰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父亲醇亲王载沣》）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北京，要见我父亲。父亲有些紧张。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要‘驱除鞑虏’吗？这‘鞑虏’不就是满族吗？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里接待了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孙中山先生就说：‘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呀！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我父亲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父亲醇亲王载沣》）孙中山向载沣赠送了照片。隔日，载沣回访了孙中山。
伪满洲国成立后，载沣又成了“皇父”，平淡的日子受到了打扰。干扰主要来自日本人和伪满洲国的“邀请”。对日本人的拉拢，载沣一概婉拒，不受利用。
溥杰回忆：“父亲生前坚持不参预伪满洲国事，只是短时间去看望过溥仪两三次。他曾表示不同意溥仪当伪满皇帝，因为溥仪不听，气得哭了一场。溥仪想把父亲留在东北，他用装病等方法坚持回到北京。”根据溥任先生回忆，他16岁时陪着父亲载沣去长春看溥仪。“有一天晚上，屋里只有载沣、溥仪、溥任的时候，载沣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别拿日本人当傻子，他们不傻。他们不会打下江山让你坐，朝鲜就是个例子。古代的石敬瑭也是个例子。当这个皇帝没意思，不如当个百姓，活得像个人。’载沣说完这话，神色怡然，仿佛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轻松。溥仪听完这话，起身去拉门，还探出身子左右看了看，待关好了门，才悄声对载沣说：‘往后您别再出关，弟弟妹妹们也别再出关，就是我请，也别再来。’”（《最后的皇族》）
抗战期间，载沣先是避居天津，1939年迁回北京王府。1947年他利用王府屋舍，出资创办了竞业学校。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载沣遣散了王府的下人，开始着手解决醇亲王府的善后。征得北京大学同意后，载沣把王府收藏的图书、文献等拉到北大，捐给了学校。接着，他卖掉了王府，得到了一亿元钱（折合新人民币一万元），居家搬到了西扬威胡同的一所普通四合院。整个院子有10几间房子，载沣亲手栽庭院中栽了两株海棠。载沣死于1951年2月，享年68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载沣生前，在福田公墓购买了10个墓穴，估计是有意让家人一起安息于此。
隆裕-载沣体制
1908年，慈禧太后临终前，设计了隆裕皇后和醇亲王载沣共同掌权的政治格局。她这么做多半是出于私心，想把实权保留在叶赫那拉家族手中。但这一决定，影响了清朝的国运，也彻底改变了隆裕和载沣两个人的命运。
隆裕太后时年整好40岁。同治八年（1868年）正月初十，隆裕（正名叶赫那拉·静芬，小名喜子）诞生在北京朝阳门内芳嘉园。父亲桂祥是慈禧的胞弟。据说隆裕小的时候，慈禧就给桂祥留话：“喜子不要嫁给别人。”长大后，隆裕进了紫禁城，成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光绪皇帝的皇后。她既是慈禧的外甥女，又是慈禧的侄媳妇，当然在名义上，她是慈禧的“儿媳妇”。
解放后的很多作品把隆裕描绘成一个昏庸、悍妒又专权的女人，仗着慈禧的宠信横行后宫。而在清人和民国的笔记中，隆裕是一个苦闷、平常的女子，并不受慈禧的宠爱。相反，慈禧相当喜欢聪明活泼的珍妃和工于心计的同治皇帝妃子瑜妃。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关怀，又得不到丈夫光绪的爱，只能在后宫对坐枯灯，生活单调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老醇亲王奕譞逝世的时候，隆裕作为事实上的儿媳妇，要上门诣祭。皇后驾到，总要犒赏门丁、仆媪等人，需要上千两银子。隆裕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同时也穷得拿不出这笔钱，就空着手去了醇亲王府。最后还是王府代她出了这笔赏银，对外宣称是“皇后有赏”。隆裕知道实情后，大惭。一年后，醇亲王府举办奕譞的周年殷祭，隆裕百般筹措还是没有凑足赏银，就借口生病不去祭奠奕譞，说来实在有些悲凉的感觉。
关于隆裕的为人处世，经常出入宫廷的德龄评价她“个性温和”、“不爱管事”。美国传教士赫德兰清末在华20多年，其妻给许多朝廷贵妇看病，接触高层人物。他们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它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别人的事情。”（赫德兰《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隆裕的弟弟德锡回忆姐姐：“作为一个女人，她遵循了旧体制下‘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所以她谨言慎行，从不嚣张跋扈，从不怨天尤人，她努力地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隆裕曾对弟弟说：“我知道在这个皇宫里，大家都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每件事情都尽量做得小心，每件事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可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是这样？”隆裕口中的“这样”包括他人的误解，也包括慈禧在世时自身的苦闷无助。她仿佛就是个邻家大姐，一心要过安稳的好日子，谈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慈禧太后死后，隆裕升格成了太后。慈禧可能希望隆裕成为另一个自己，但隆裕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成为“慈禧太后第二”。她暴得富贵，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作为对之前苦闷、失败的补偿，“唯得时行乐而已”。她能想到的行乐手段也就是听听戏买买东西了，倒不会国家造成什么伤害。至于军国大事，她都推给了载沣处理，当起“甩手掌柜”。
辛亥革命爆发，载沣被迫下台，隆裕不得不登台亲自决策。她几乎以奕劻、袁世凯等人的意见为意见。隆裕在政治上独立做出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决策，就是决定宣统皇帝溥仪“退位”。隆裕看重的是保全爱新觉罗家族的身家性命，和那每年400万的优待条件。以恭亲王傅伟为首的一批权贵激烈反对。颁布退位诏书之时，傅伟试图闯宫大闹。隆裕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下令关闭宫门，强行颁布诏书，在形式上确认了清朝的结束。
和40岁的隆裕搭档的是25岁的摄政王载沣。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爱新觉罗·载沣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醇亲王府。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儿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父亲，谥号“贤”，清史稿中称光绪“本生考”。他娶慈禧胞妹为妻，所以既是慈禧的小叔子、又是妹夫。奕譞的一生，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给子孙定下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载沣很好继承了奕譞的作风，恪守家训。“小时候但凡吃烧饼，载洵尽吃芝麻，盘里甭管几个烧饼，有芝麻的一层尽数归他。弟弟载涛好吃麻酱，烧饼中有麻酱的部分全被载涛扫荡。剩下的才归载沣，载沣也是一笑了之。”（龙翔等《最后的皇族》）长大后，载沣缄默少语，相貌清秀， 不及中等身材。作为庶出的小儿子，载沣本来是和权力无缘的。但哥哥们不是早亡就是进宫当了皇帝，载沣成了事实上的最长子，9岁时父亲去世，袭承了醇亲王爵位。
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齤变，则决难胜任”。载沣登上政治舞台，是在八国联军大乱后去德国“谢罪”，时年18岁。“德国本打算让我父亲见德皇时行中国式的跪拜礼，由于父亲不答应，经多方交涉算是没有再度丢脸。在见到德皇和在德国参观后回到北京。这件事使慈禧觉得父亲办事有能力，更加重用他。”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逝世，幼子溥仪当了新皇帝，载沣突然成了摄政王，“监理国事”。
“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溥杰《父亲醇亲王载沣》） 当然，作为摄政王，载沣在1909到1911年间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他相信一点：执政者必须掌握大权，满族亲贵们只有大权独揽，才能确保王朝长治久安。载沣无视地方分权、近代化开启的国情，重用少年亲贵，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反而激化了矛盾，加快了革命的到来。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父亲立即主动放弃了摄政王的地位，回家以后反而高兴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说罢轻轻抱起了我。当时母亲被他那种轻松的神气气得哭了一场，父亲倒是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生活。”（《父亲醇亲王载沣》）宣统皇帝溥仪回忆：“（母亲）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我的前半生》）
“女中尧舜”
清朝灭亡后，隆裕在紫禁城里又过起了沉闷无聊的生活。慈禧早早就决定了隆裕的人生，也毁了她的幸福。“隆裕曾经对爷爷（弟弟德锡）说：说真心话，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虽然嫁的是皇上，可并不像民间其他女子一样，能享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女人可以不要别的，但女人一定是需要爱情的啊。没有爱情，我退而求其次，想寻求点平静，可在这个是非之地，我能有平静吗？”（那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
“隆裕哭着说：我真的很难受，在这个皇宫里，别人都以为我很风光，可到底有多难，只有我自己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睡不着。家里人都不明白，明明当了皇后，是到宫里来享福来了，可我为什么老这么快。其实在宫里的这些日子，对我来说，没有一天不是煎熬，这也是我老得快的主要原因。”（《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
蔡东藩的《民国演义》对隆裕的晚景有生动的描述：“隆裕太后长期忧郁，以致积郁成疾。虽然慨然下诏逊位，但实际上仍是‘让国仍存亡国恨’，以为愧对创业的列祖列宗。心中一直郁郁不乐……积成肝郁，尝患呕逆。延至民国二年（1913年）正月，胸腹更隆然高起，日渐肿胀……正月初十日，适逢她的‘万寿节’，循例于御殿受贺，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专使梁士诒，用着外国使臣觐见的礼节祝贺，不免悲从中来，且宗室王公大臣多半回避，不肯入贺，殿上不过寥寥数人，昔年权柄在握时的盛景全非。因此，愁病交加。再加上‘万寿节’内，天气晴暖，殿中所用素炉热气过高，感受炭气，致使病情加剧。从此，卧床不起。”
“二月二十一日，隆裕后已是弥留，到了夜间，回光返照，开眼瞧见宣统帝在侧，不觉呜咽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国已亡了，母又将死，汝尚茫然，奈何奈何？’说至此，喉间又哽咽起来，好一歇复发最后的凄声道：‘我与汝要永诀了。沟渎道涂，听你自为，我不能照顾你了。’言讫，已不能言。”
蔡东藩的描述多有文学的虚构，但也包含了若干真实的信息。清亡后，隆裕对亲手葬送祖宗的江山社稷耿耿于怀，抑郁成疾。她常常在公众漫无目的地游走，沉默不语，饿了就吃些果品充饥。她还写过“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之类的文字。1913年2月22日晨，忧愁的隆裕太后病逝，享年46岁，入葬清西陵，陪伴并不爱她的丈夫光绪皇帝。
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隆裕评价极高。她的葬礼备极哀荣。政治人物纷纷捧场，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设立祭堂，顶端正中挂一大匾：“女中尧舜”。
“无事小神仙”
载沣在清亡后的日子也过得很平淡，但他的心态很好，没有郁郁寡欢，更没有像隆裕那样抑郁成疾。
载沣曾书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来明志。“父亲本来是个淡泊的人，早晨起来向祖母请过安后，就到宝翰堂书房去洗脸吃早点，然后看书写字。中午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后，又到他的书房里继续看书。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回到内宅和母亲一起吃晚饭，饭后又到祖母处问晚安。然后他们夫妻俩说些闲话，结束一天的生活。”“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也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甚至还喜欢学点天文学。夏季夜晚，他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薰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父亲醇亲王载沣》）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北京，要见我父亲。父亲有些紧张。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要‘驱除鞑虏’吗？这‘鞑虏’不就是满族吗？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里接待了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孙中山先生就说：‘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呀！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我父亲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父亲醇亲王载沣》）孙中山向载沣赠送了照片。隔日，载沣回访了孙中山。
伪满洲国成立后，载沣又成了“皇父”，平淡的日子受到了打扰。干扰主要来自日本人和伪满洲国的“邀请”。对日本人的拉拢，载沣一概婉拒，不受利用。
溥杰回忆：“父亲生前坚持不参预伪满洲国事，只是短时间去看望过溥仪两三次。他曾表示不同意溥仪当伪满皇帝，因为溥仪不听，气得哭了一场。溥仪想把父亲留在东北，他用装病等方法坚持回到北京。”根据溥任先生回忆，他16岁时陪着父亲载沣去长春看溥仪。“有一天晚上，屋里只有载沣、溥仪、溥任的时候，载沣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别拿日本人当傻子，他们不傻。他们不会打下江山让你坐，朝鲜就是个例子。古代的石敬瑭也是个例子。当这个皇帝没意思，不如当个百姓，活得像个人。’载沣说完这话，神色怡然，仿佛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轻松。溥仪听完这话，起身去拉门，还探出身子左右看了看，待关好了门，才悄声对载沣说：‘往后您别再出关，弟弟妹妹们也别再出关，就是我请，也别再来。’”（《最后的皇族》）
抗战期间，载沣先是避居天津，1939年迁回北京王府。1947年他利用王府屋舍，出资创办了竞业学校。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载沣遣散了王府的下人，开始着手解决醇亲王府的善后。征得北京大学同意后，载沣把王府收藏的图书、文献等拉到北大，捐给了学校。接着，他卖掉了王府，得到了一亿元钱（折合新人民币一万元），居家搬到了西扬威胡同的一所普通四合院。整个院子有10几间房子，载沣亲手栽庭院中栽了两株海棠。载沣死于1951年2月，享年68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载沣生前，在福田公墓购买了10个墓穴，估计是有意让家人一起安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