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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誉为中国第一圣人，其崇高地位并非来自于权势、金钱，而是来自于他“言性与天道”的品德，即人格力量。几千年来，孔子的“君子人格”已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化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孔子的“君子人格”内涵丰富，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对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君子人格”的深刻内涵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孔子比拟为青天和白日，认为别的贤人不过是丘陵，可以越过去，而孔子是无法逾越的太阳和月亮；并说孔子的文章或许“可得而闻也”，但其“言性与天道”是“不可得而闻”。这是对孔子知识、智慧的肯定和推崇，更是对孔子品德、人格的折服和崇拜。孔子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推行自己思想主张和追求入世拯救事业理想过程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出了一种伟大的近乎悲壮的“君子人格”，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一条极为重要的修身标准。
以“仁、智、勇”为根基的修身目标 孔子认为，“君子人格”应以“仁、智、勇”为根底，通过不懈追求以达到“不忧、不惧、不惑”的修身境界。他的学生有若把孔子提倡的两个道德规范“孝”和“悌”，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作为仁的根本，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以仁为核心，推衍出“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安仁”等高尚精神，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奉行“温、良、恭、俭、让”，这些都是“君子人格”中“仁”的体现。当然，“君子人格”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形成的。《论语·宪问》：“下学而上达。”说出了一个普通人要成为德性高尚的君子的基本原则，即常人通过“智”的方法，从最一般的知识、技艺学习起步，逐步上升到最高德性的境界。孔子还以自己为例，《论语·子罕》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自己其实也很普通，是经过了长期而刻苦的学习“六艺”才成为君子的。也就是说，“君子人格”离不开充满“智慧”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实践中体会到“叩其两端”的思想方法，如《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尚中”，并最终发展为“中庸”思想。而《论语·宪问》中的“君子上达”则鲜明地反映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上达”就是向上追求，即求仁、成仁，成为有能力挽救社会世态的“志士仁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见，“君子人格”也有“勇”的内涵，真正的君子具有宁可夺身而不能夺志的大无畏气概。
以“中庸”和“狂狷”为标准的修养准则 “中庸”之道不仅是孔子的一种人生智慧，而且是他自我修养、品评人物、选材交友的行为准则。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关于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的问题时，曾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但过分和不及同样不好。可见，“无过无不及”即“中”是孔子衡量人物的标准。他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已把“中庸”作为“君子人格”的完美形态，是“君子人格”修炼的最高境界，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对普通君子而言，人格的完美可以求其次，即“狂狷”。《论语·子路》记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找不到言行中庸的人而与他们交往，就只能与激进、耿介的人交往了！激进狂放的人锐意进取，耿介的人是不肯做坏事的。在孔子看来，狂者人格和狷者人格虽然差别极大，前者的道德进取心非常强烈，后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思进取，但也绝不做与自己理想相违背的事情，能做到“有耻且格”。所以，狂者和狷者的品德仍然属于君子品德。
以“逸者”为“君子人格”的余流 从道德完美的层次上来说，孔子认为，在中庸、狂、狷之下的，属于“君子人格”的余流。在《论语》的话语体系里，“逸”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指心态，也指行为，通常指的是那些对时世绝望而又不肯同流合污之辈，因此，逸者洁身远去，归隐纯洁之乡。逸者与狷者也有区别的，两者虽然都有隐的意思在里面，但狷者是一种暂时的处世策略，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逸者却以隐为大归，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逸者与孔子的入世学说不合拍。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孔子的“君子人格”体系中也潜隐着逸者的因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带有悲壮色彩的孔子逸者形象。
以“乡愿”为“君子人格”的反面 孔子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世俗的，他在阐述中庸之道时就把“乡愿”（也叫乡原）作为参照。所谓“乡愿”，就是指表里不一、心口相悖、虚伪趋利的庸俗人格。表面看来，它似乎也讲究中庸之道，能做到不偏不倚、左右逢源；实际上，它没有坚持道德，缺乏精神支柱，这种人为官则是干禄之徒，为学则是阿世之徒，为人就是好好先生，往往毒社会于无形，亡天下之缘起，声及身而止，名与身俱亡。孔子痛恨乡愿，所以称它为“德之贼”。
“君子人格”精神的主要表现
孔子“君子人格”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它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国为民的忧患精神 孔子处在一个制度变革的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忧心于礼乐崩坏，怜悯于民间疾苦，因此，他总想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确立一个道德是非标准，并身体力行，周游列国，辛勤奔波。他提倡“士志于道”，认为君子就要有忧道忧民的情怀，肩负起拯救社会的宏愿，正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的这种忧世悯民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后人，孟子的“忧国忧民”、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等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乐道精神 人总有所向往和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它可以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并让人在这种愉悦的享受中得到气质的陶冶、情操的升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也”（《论语·述而》）是孔子对自己乐道精神的描述。同时，他认为乐有两种：一种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如通过结交贤明朋友、称道别人善处、获取知识等而获得的快乐；一种是对人有害的快乐，如以骄傲、游荡、荒淫等不符合礼乐节度的快乐。前者才是乐道精神的体现，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发愤忘食而求道，一旦得道，乐而忘忧。 和合精神 孔子继承了《春秋》《国语》的思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提倡“和”的精神。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君子能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团结大多数人；而小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搞结党营私。这鲜明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和价值标准。后来，孔子还把和合思想推广到了为政、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孕育了人本主义的精神。
笃行精神 孔子的入世精神本身就包含着笃行的元素，可以说，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的弘扬都离不开笃行精神的支撑。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追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强调实践第一的表现。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的考察，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做到“君子不以言举人”，否则就会冷落埋头苦干、能干实干者。孔子也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认为君子应该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转知为行。这些都反映了他知行如一的笃行精神。
对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处于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具有关心天下大事、兴趣爱好广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注重社交与审美等特点。但是，丰富而又多元化的文化使得他们一部分人身上缺乏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从而表现出缺乏明确的理想目标、心理抗挫能力弱、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缺点。孔子的“君子人格”对培养大学生完整人格、促进其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孔子“君子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识、承担意识的源头活水，它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环境的变化确实使许多年轻人的爱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都有所淡化，加强孔子“君子人格”的忧患精神熏陶将会唤起他们心中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崇高精神，勇敢地承担起重大的社会责任。
二是孔子“君子人格”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进取精神和乐道精神，对大学生坚定信念、陶冶情操具有积极的作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人生取向，有些大学生往往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行为，出现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等庸俗的人生观、价值观。进取、乐道精神可以让大学生树立起勇敢、独立和坚强的青春形象，使他们的关注中心逐渐从物质、感性、生理层面转向精神、理性、道德的层面。
三是孔子“君子人格”的和合精神，对大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和合精神来源于仁爱、礼让等思想，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能激起大学生潜意识中善良、仁爱的本性。现在，许多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来自家庭太多的关爱与呵护，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有些人既不懂得尊重和珍视别人所给予的爱，又过多地苛求他人，所以，要让向他们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做起，充分理解他人、体谅他人；对人不求全责备，能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同时，使他们由人际关系的协调推及到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处理。
四是孔子“君子人格”的笃行精神，对培养大学生知行合一的理念具有积极作用。现在，有些大学生要么一味强调理论学习，轻视实践；要么忽视理论的指导，盲目蛮干。笃行精神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发挥主观能动性，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实践，走进社会、服务社会，克服知行分离的倾向，做到注重实效、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张卫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君子人格”的深刻内涵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孔子比拟为青天和白日，认为别的贤人不过是丘陵，可以越过去，而孔子是无法逾越的太阳和月亮；并说孔子的文章或许“可得而闻也”，但其“言性与天道”是“不可得而闻”。这是对孔子知识、智慧的肯定和推崇，更是对孔子品德、人格的折服和崇拜。孔子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推行自己思想主张和追求入世拯救事业理想过程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出了一种伟大的近乎悲壮的“君子人格”，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一条极为重要的修身标准。
以“仁、智、勇”为根基的修身目标 孔子认为，“君子人格”应以“仁、智、勇”为根底，通过不懈追求以达到“不忧、不惧、不惑”的修身境界。他的学生有若把孔子提倡的两个道德规范“孝”和“悌”，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作为仁的根本，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以仁为核心，推衍出“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安仁”等高尚精神，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奉行“温、良、恭、俭、让”，这些都是“君子人格”中“仁”的体现。当然，“君子人格”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形成的。《论语·宪问》：“下学而上达。”说出了一个普通人要成为德性高尚的君子的基本原则，即常人通过“智”的方法，从最一般的知识、技艺学习起步，逐步上升到最高德性的境界。孔子还以自己为例，《论语·子罕》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自己其实也很普通，是经过了长期而刻苦的学习“六艺”才成为君子的。也就是说，“君子人格”离不开充满“智慧”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实践中体会到“叩其两端”的思想方法，如《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尚中”，并最终发展为“中庸”思想。而《论语·宪问》中的“君子上达”则鲜明地反映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上达”就是向上追求，即求仁、成仁，成为有能力挽救社会世态的“志士仁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见，“君子人格”也有“勇”的内涵，真正的君子具有宁可夺身而不能夺志的大无畏气概。
以“中庸”和“狂狷”为标准的修养准则 “中庸”之道不仅是孔子的一种人生智慧，而且是他自我修养、品评人物、选材交友的行为准则。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关于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的问题时，曾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但过分和不及同样不好。可见，“无过无不及”即“中”是孔子衡量人物的标准。他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已把“中庸”作为“君子人格”的完美形态，是“君子人格”修炼的最高境界，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对普通君子而言，人格的完美可以求其次，即“狂狷”。《论语·子路》记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找不到言行中庸的人而与他们交往，就只能与激进、耿介的人交往了！激进狂放的人锐意进取，耿介的人是不肯做坏事的。在孔子看来，狂者人格和狷者人格虽然差别极大，前者的道德进取心非常强烈，后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思进取，但也绝不做与自己理想相违背的事情，能做到“有耻且格”。所以，狂者和狷者的品德仍然属于君子品德。
以“逸者”为“君子人格”的余流 从道德完美的层次上来说，孔子认为，在中庸、狂、狷之下的，属于“君子人格”的余流。在《论语》的话语体系里，“逸”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指心态，也指行为，通常指的是那些对时世绝望而又不肯同流合污之辈，因此，逸者洁身远去，归隐纯洁之乡。逸者与狷者也有区别的，两者虽然都有隐的意思在里面，但狷者是一种暂时的处世策略，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逸者却以隐为大归，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逸者与孔子的入世学说不合拍。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孔子的“君子人格”体系中也潜隐着逸者的因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带有悲壮色彩的孔子逸者形象。
以“乡愿”为“君子人格”的反面 孔子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世俗的，他在阐述中庸之道时就把“乡愿”（也叫乡原）作为参照。所谓“乡愿”，就是指表里不一、心口相悖、虚伪趋利的庸俗人格。表面看来，它似乎也讲究中庸之道，能做到不偏不倚、左右逢源；实际上，它没有坚持道德，缺乏精神支柱，这种人为官则是干禄之徒，为学则是阿世之徒，为人就是好好先生，往往毒社会于无形，亡天下之缘起，声及身而止，名与身俱亡。孔子痛恨乡愿，所以称它为“德之贼”。
“君子人格”精神的主要表现
孔子“君子人格”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它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国为民的忧患精神 孔子处在一个制度变革的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忧心于礼乐崩坏，怜悯于民间疾苦，因此，他总想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确立一个道德是非标准，并身体力行，周游列国，辛勤奔波。他提倡“士志于道”，认为君子就要有忧道忧民的情怀，肩负起拯救社会的宏愿，正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的这种忧世悯民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后人，孟子的“忧国忧民”、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等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乐道精神 人总有所向往和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它可以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并让人在这种愉悦的享受中得到气质的陶冶、情操的升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也”（《论语·述而》）是孔子对自己乐道精神的描述。同时，他认为乐有两种：一种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如通过结交贤明朋友、称道别人善处、获取知识等而获得的快乐；一种是对人有害的快乐，如以骄傲、游荡、荒淫等不符合礼乐节度的快乐。前者才是乐道精神的体现，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发愤忘食而求道，一旦得道，乐而忘忧。 和合精神 孔子继承了《春秋》《国语》的思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提倡“和”的精神。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君子能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团结大多数人；而小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搞结党营私。这鲜明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和价值标准。后来，孔子还把和合思想推广到了为政、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孕育了人本主义的精神。
笃行精神 孔子的入世精神本身就包含着笃行的元素，可以说，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的弘扬都离不开笃行精神的支撑。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追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强调实践第一的表现。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的考察，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做到“君子不以言举人”，否则就会冷落埋头苦干、能干实干者。孔子也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认为君子应该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转知为行。这些都反映了他知行如一的笃行精神。
对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处于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具有关心天下大事、兴趣爱好广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注重社交与审美等特点。但是，丰富而又多元化的文化使得他们一部分人身上缺乏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从而表现出缺乏明确的理想目标、心理抗挫能力弱、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缺点。孔子的“君子人格”对培养大学生完整人格、促进其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孔子“君子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识、承担意识的源头活水，它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环境的变化确实使许多年轻人的爱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都有所淡化，加强孔子“君子人格”的忧患精神熏陶将会唤起他们心中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崇高精神，勇敢地承担起重大的社会责任。
二是孔子“君子人格”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进取精神和乐道精神，对大学生坚定信念、陶冶情操具有积极的作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人生取向，有些大学生往往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行为，出现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等庸俗的人生观、价值观。进取、乐道精神可以让大学生树立起勇敢、独立和坚强的青春形象，使他们的关注中心逐渐从物质、感性、生理层面转向精神、理性、道德的层面。
三是孔子“君子人格”的和合精神，对大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和合精神来源于仁爱、礼让等思想，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能激起大学生潜意识中善良、仁爱的本性。现在，许多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来自家庭太多的关爱与呵护，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有些人既不懂得尊重和珍视别人所给予的爱，又过多地苛求他人，所以，要让向他们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做起，充分理解他人、体谅他人；对人不求全责备，能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同时，使他们由人际关系的协调推及到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处理。
四是孔子“君子人格”的笃行精神，对培养大学生知行合一的理念具有积极作用。现在，有些大学生要么一味强调理论学习，轻视实践；要么忽视理论的指导，盲目蛮干。笃行精神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发挥主观能动性，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实践，走进社会、服务社会，克服知行分离的倾向，做到注重实效、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张卫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