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这个代名词在当代看来，似乎早已被“天后”、“女明星”、“女艺人”所代替，华丽唯美的包装，迷幻纷繁的灯光，配上震撼全场的音乐，再加上天生丽质的容貌，一位极富现代气息的女明星由此诞生。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日寇的铁蹄践踏在中华民族的领土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上下奋起反抗，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而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只能靠唱歌跳舞谋生的“歌女”、“舞女”们，她们似乎成了最另类的一批人，所到之处无不歌舞升平，仿佛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杀戮，正如杜牧和王安石笔下说的那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吗？
　　1935年，由《国歌》的曲作者聂耳作曲、许幸之作词的《铁蹄下的歌女》真实地塑造了一位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受尽贫苦生活折磨、秉性善良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成为当时描写此类题材作品中最为出色的一首。
　　《铁蹄下的歌女》最初凭借电影《风云儿女》与观众见面。影片描写了一位从东北农村流落到上海的贫苦少女，得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帮助，进学校读书，后来因帮助她的进步青年有的被捕，有的被迫出走，她失学了，孤苦一人，被迫进入一个歌舞班，到处跑码头演出，靠卖艺为生。这首歌正是她在卖艺时演唱的，情绪深沉而悲痛，但却哀而不伤，怨中有怒，富有内在的、戏剧性的、鼓舞人们起来斗争的力量。聂耳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一个被社会所损害蔑视的歌女，发出了沉重的控诉。他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歌女内心所蕴藏的崇高的爱国热情。
　　这是一首F宫调的对比性三段体女声独唱曲。由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歌曲内容表达了作者对“到处哀歌”、“永远漂流”的歌女的深切同情。这部极具民族风格的声乐作品，凄美悲凉，慷慨激昂。第一段前两句气息悠长、节奏缓慢，抒情性的旋律反问句的语气表现出歌女们对生活的无奈，又不甘于现状的痛苦心情；后两句是由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构成，铿锵有力地唱出了歌女们心中最想表达的情感，像是在质问那些不能理解歌女们内心世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我们和你们一样是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到处卖艺献舞。”抗战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民族危机，歌女们承受着舆论的否定和压力，那种无法掩饰的委屈透过句句音符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到了第三段，聂耳用一个从角音开始的五声音阶上行回环过渡到全曲的高潮，旋律的几次上扬和八度跳进全曲的最高音，仿佛是对命运不公的呐喊。综合了前两段音乐素材的第三段，具有总结性的意味。前两句仍是对不平生活的呐喊，节奏急促紧张，字字铿锵；随后，节奏音型突然拉长，音乐到达最为激动人心的高潮，切分节奏将那个“铁”字上延长音的意味凸显得更加悠长；最后以一句下行回环式的音调结束了全曲，表现出“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歌女不可抑制的愤懑心情。
　　
　　这首歌曲的语音、声调、语气和情绪的变化，同音调、节奏的结合非常贴切，音乐的处理与形象的塑造十分吻合，装饰倚音的运用具有女性的独特气质，每一乐句从弱拍起的表现手法，不仅突出了强拍上的某些歌词，而且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弱者不平的呐喊。整首作品虽不是“剑拔弩张”，但它所蕴含的振奋人心、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却是无法估量的。
　　当今社会对于“歌女”的认识已不再那么敏感，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随之改变。近年来源源不断地出现“快女”、“快男”、“梦想中国”等各类选秀活动，怀揣梦想的选手们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夺魁的只有一个。每一次的选秀活动无疑都会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选出来的新人歌手却如昙花一现。我们国家现在虽然处在没有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但与抗战时期的“歌女们”相比，当今的娱乐圈有多少歌手、艺人能不假思索地回答出“九一八事变是哪一年？”、“抗战何时爆发？历时多少年？”等诸如此类的常识性问题。更有甚者，台湾某女星不仅不知抗战历时多少年，反而在得知正确答案之后脱口而出“原来才八年？我以为十一年呢！”这样令人哗然的冷笑话，在娱乐圈内屡见不鲜，就算其本人再怎样痛哭流涕地向国人道歉，仍然难逃被大陆封杀的劫数。若是将这样的言行放在那个黑暗的旧中国，她们又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呢？仅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看出，她们与许幸之先生笔下的“歌女”相比，自然逊色太多太多。
　　作为公众人物，甚至还是很多孩子们的“偶像”，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专业素质对现当代的娱乐界明星、歌手来说尤为重要。现在已是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大众传媒以及舆论的影响力是无限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大众能一夜间将你捧红，也能因为你的一次失误让你变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力量。因此，提高专业素质和文化修养对于当代的许多新人新秀来说十分关键，光靠“漂亮脸蛋”就想在当今乐坛独占鳌头是绝对不可能的，“实力”才是能让那些刚刚踏上乐坛的新星们“永垂不朽”的金钥匙。
　　（责任编辑 谭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