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间与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没有绝对必然的关系。在相对合理的时间区间中，它们并不构成负相关关系——在8小时之内，并不是工作时间越长，生活质量就受到影响，工作效率就降低。
　　作为企业管理者，我们都知道一些广为人知的相关数据，就是在合理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间限度内（8小时），大多数劳动者认为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并非工作时间，而是工作强度、劳动条件、薪酬待遇，以及一些和工作关联的客观因素（例如上下班的交通堵塞）。
　　提出6小时工作制的学者，是缺乏现实基础和科学依据的，是从自身本我的工作习惯出发提出的想法。因为学校的教师每天大约的工作时间是6个小时左右，并且中间有休息的课间时间。作为教授，如果连续讲课8个小时，肯定会影响工作的效率和生活质量。但这并不能推而广之。例如，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交易员，每天的工作时间是4个交易小时，对他们来说，如果增加到6小时，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超长”的时间。但难道他们可以就此认为“4小时”应该作为社会通用标准的工作制时间吗？
　　8小时工作制是一个经过长期实践而规范出来的相对合理工作时间，具有普遍的指导性。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实行。在今天仍然欠发达的中国，难道实行6小时工作制就会显得和谐，就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吗？
　　站在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我认为6小时工作制有如下不现实不合理的地方（以劳动者认为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几个主要因素来分析）：
　　工作强度和劳动条件。如果突然缩短工作时间，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获得同等的效益，只有加强工作强度。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更紧张的工作，并不一定能通过增加的两个小时休息时间得到弥补。而对于企业来说，假设生产率不能因此提高，则意味着劳动产值成果因为时间关系而减损25%，这对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一个致命的数字。
　　相反，我们认为理想的做法不是制度化地缩短工作时间，而是人性化地作出激励。例如，8小时工作时间内，如果劳动者能按照既定的标准和质量提前完成工作，那么可以提前下班，这样的制度可能比6小时工作制有效得多。
　　薪酬待遇。如果在缩短工作时间的同时减少劳动报酬，那等于没有作出任何改变。但如果缩短工作时间而劳动报酬不变，劳动者当然是乐意接受，但这和改善生活质量并没有正相关关系。薪酬待遇的优越程度才是根本。例如，当薪酬待遇很低或者增长性不大时（例如人们近来说的“工资跑不过CPI”），劳动者会为了赚取更多报酬，而加班加点。这样，同样也没有达到6小时工作制制订者的初衷。
　　和工作关联的客观因素。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多数白领每天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大约为2小时。另外，社会服务体系（劳动保障体系、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等）的不完善，也使得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大大降低。比如，小孩生病，看医生可能花10分钟，但是挂号、排队、拿药的时间可能是一个上午，员工需要为此请假。
　　因此，“建议在全国推行6小时工作制，目前的8小时工作制已影响到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观点，是“以点代面”的观点，其实行的结果可能导致一系列的不良连锁反应。
　　相反， 从问题的本质出发， 例如加强劳动者的培训投资，提高工作技能以改善生产率，或者改善工作条件（例如引进更加先进的生产线），改善社会民生相关条件，才是提高劳动者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创造和谐社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