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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白发的牛岛春子又一次从梦中惊醒。尽管已封笔多年，可那个创作于60多年前的中国男人祝廉天，还是无数次闯入她的梦境。直到人生晚年，她作品中塑造的这个男人还无数次在梦中对她穷追不舍。几十年了，他们同样戴着血淋淋的精神镣铐，同样扛着无比沉重的十字架，匍匐在被战争改变的命运之路上。这是上天的安排，一位作家竟然和她笔下的主人公同途异运，又同病相怜。
坚定的革命者
牛岛春子的文学道路之初充满纯正的革命色彩。早在30岁那年，她就成为日本社会反叛的异端。
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也严重威胁着日本。生产停滞、工厂倒闭、失业骤增，社会危机日益加剧。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带领工人、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抗争。眼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同干柴烈火，天皇制政府从1930年开始疯狂地逮捕迫害左翼人士，日本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那时的牛岛春子是一位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她在白色严冬时期毅然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革命之路。厂方很快发现了她的左翼倾向，她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而被解雇。但这不仅没有吓倒牛岛春子，反而更加激起了她的革命热情。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状况急剧变化。法西斯势力急遽膨胀，紧张的空氣令人窒息。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日本当局加紧对内进行血腥镇压，大批无产阶级运动的活跃分子被逮捕入狱。1932年2月，在新一轮抓捕左翼进步人士的高潮中，牛岛春子也被投进了监狱。监禁了两个多月后，她被释放出狱。牛岛春子身患肋膜炎，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高压下，她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还积极为九州地区的日本共产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这年底，面对山雨欲来的政治乌云，牛岛春子逆风而行，决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成员。
当时日本文坛的法西斯逆流已经十分猖獗，革命队伍严重分化，有些动摇彷徨的文人已主动向军部暗送秋波，攀亲结缘。牛岛春子偏要在这充满白色恐怖的艰险时刻，选择跟风雨飘摇的共产党阵营站到一起，确实需要一份非凡的勇气。
1933年，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达到了顶峰。3月10日，在抓捕共产党人的狂潮中，牛岛春子再度被捕。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她不断听到许多同志被残忍虐待直到被杀，仍然不肯屈服投降。牛岛春子决心抗争到底，绝不投降。
没想到，这些义无反顾为真理献身的殉道士，却变成了摆在革命祭坛上的牺牲品。正当他们不屈不挠地抗争时，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于6月9日在监狱中发表了著名的“转向声明”。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击垮了绝大多数日本共产党人的精神防线。日本共产党短期内出现了大批的思想“转向者”，表示从此拥护天皇制度，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共产党员开始排着队在“转向书”上签字投降。在长长的队伍中，就有拖着镣铐的牛岛春子。
伪满洲国的“新生活”
虽然后来在个人专访中，牛岛春子坚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转向者，只不过写了“理由书”而已，但她在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狂潮中选择了随波逐流，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1933年11月16日，牛岛春子被保释。1935年，长崎检察院判处牛岛春子两年徒刑，缓期五年执行。这一年，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停止了组织活动，左翼作家们纷纷向政府当局投怀送抱，变成了一群为侵略扩张大唱赞歌的乖巧鹦鹉。
经历了这场恍然如梦的精神浩劫，牛岛春子走出监狱时，已陷入麻木迷茫的状态。信仰迷失后的真空，使她头脑中一片空疏，郁闷的心中积满了“低迷与虚无的恐惧”。
万幸的是，那段孤独晦暗的痛苦岁月中，还有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成为牛岛春子唯一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此人便是她后来的夫君牛岛晴男。
1935年秋天，牛岛晴男被任命为“满洲国”奉天省属官，婚后的牛岛春子也跟随丈夫来到了“满洲”，开始了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作为日本政府极力标榜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当时的“满洲国”已云集了近百万日本人。竭力主张向满蒙开拓移民的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国民天花乱坠地鼓吹中国东北是一片“流淌着奶和蜜”的神奇沃土，是大和民族新的希望之所。一时间，不但疯狂逐利的资本家们纷纷朝“满洲”飞奔而去，连穷苦的日本底层老百姓，也争先恐后移民去当“满洲”的新主人，甚至连大批还没有长枪高的青少年，也被鼓动成为“满蒙开拓义勇军”的主流。
对于那些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的左翼人士来说，逃到“满洲国”不啻为一条重新生活的美好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已经没有安身之地的牛岛春子，要摆脱军国当局的监视控制，“满洲”自然也成为她首选的栖身之地。
投奔“满洲”后的牛岛春子，上演了一出灰姑娘摇身变成“文坛公主”的神话。她彻底抛弃了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政治信仰，一改从前反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立场，转而以高亢热情，竭力描绘一个“新满洲”形象，狂热迎合日本殖民者“满洲建国”“五族协和”的国策。她一跃成为“满洲国”著名女作家，这一过程充满了暴发户般的传奇。
牛岛春子非常庆幸自己“生正逢时”。当时要在日本国内成为知名作家，可谓难上加难，而在伪满洲国成名机会却变得唾手可得。在东北14年的殖民历史中，日本政府格外重视“满洲文学”的发展，日本人的作品发表十分容易，有些才华平平的人很快成了“知名作家”。当时所谓的“开拓文学”，很多就出自“开拓团”中的普通日本农民之手。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满洲文学”队伍中，牛岛春子无疑是受到格外垂青的幸运者之一。日本文学界享有盛名的权威奖——芥川龙之介奖也增加了“满洲文学”的比例。牛岛春子影响最大的作品，便是获第12回芥川奖“候补”提名的《祝廉天》。
“异人种”的命运
1937年10月，牛岛晴男调至龙江省拜泉县出任副县长，牛岛春子随夫移居拜泉，在这里生活了一年。虽然时间短暂，但这一年决定了她前半生文学创作的方向。在官方支配下，牛岛春子拾起在拜泉搜集到的素材，创作完成了最重要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祝廉天》。 祝廉天的原型祝廉夫，是拜泉县公署的一位真实人物，当时任牛岛晴男的翻译。祝廉天》中的副县长风间真吉，就以牛岛晴男为原型。他和翻译官祝廉夫之间的交往和故事，被如实地写进这部作品中，具有极强的历史可信度。
身处“满洲国”的日本人虽然是统治者，但作为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无法克服异族文化带来的隔膜与鸿沟。他们必须借重“以满治满”的策略，通过一帮精通日语、行事干练的中国雇员实施统治。“满洲国”成立后，当时伪满各县的县长名义上都是中国人，但实际大权牢牢掌控在出任副县长的日本官员手中。“再坏的地主也得有几个好长工”，副县长牛岛晴男也物色了这么一位得力助手，那就是祝廉夫这位能人。
祝廉天的原型，就这样进入了牛岛春子的视线，她对这个性格奇异的人物进行了长期观察，因此创作起来如同撰写回忆录一般得心应手。
尽管日本当局一味粉饰“五族协和”，但“满洲”社会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中国雇员在日本人面前人人自危。正像牛岛春子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满系公务员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中国雇员吃着日本人的饭，就必须察言观色遵循日本人的规则;另一方面，做着违背民族良知的事情，他们只求苟活于世上，“以巧妙的社交技术避开，来应酬日本人”。但祝廉天却完全我行我素，孤傲无比。他精明强干，勇于进取，办事总是雷厉风行，出言总是咄咄逼人。他在日本人面前也不让三分：“讥嘲日系，憎恶满系的怠惰，发霉似的痛骂那些横行恶法的样子。”
祝廉天的日常生活全然日本化，平时穿着白色的日本和服，腰上缠着大带子，脚下拖拉着粗陋的木屐，以致于当他从自己那四周养满鸡、鸭、猪的中式家中走出来时，一派混搭的景象令人啼笑皆非。
在当地百姓和日本官僚之间，祝廉天應付裕如的高明本事也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小说中有一个精彩情节：真吉所在县里下达了必须购买三百来匹军马的繁重任务，但“村民们对于军马购买一事，不太高兴”。因为马匹是东北农民必备的农用工具，以往日军前来购马价格偏低，强买现象常常出现，实质是近于掠夺。
祝廉天对村民们的抵触情绪十分清楚。当日军下士官暴怒地虐待抽打马匹，马主们非常恐惧，“显出张慌失措的样子”。祝廉天走到下士官面前，制止了他的行为，村民们十分感激。该谈价格了，这是件棘手的事情。真吉谈了三次仍交涉不下来。这时祝廉天走到村长们面前只说了几句话，一个村长就主动走到真吉面前说：副县长为我们着想的这种心意，都很明白我们对于军方所定的价格有苦难言，但对于这件事请不必再挂虑了。”
价格一定，马主们也十分满意，“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们很认为是在预想之外”。
购买军马一事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真吉对祝廉天的本事更是刮目相看。祝廉天成为日本人的一名优秀“师爷”。
牛岛春子塑造的祝廉天这一形象，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伪满社会的真实状况。祝廉天是一个被日本殖民者彻底“皇民化”的变异者。难道说，牛岛春子真的相信祝廉天这样的“第三类人”，能够融入丈夫牛岛晴男那样的日本人圈子？他们真的能够在“满洲国”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其实牛岛春子早已从自己编织的“满洲神话”里，嗅到了不祥的气息。对于祝廉天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她早有强烈的预感。正如战后桥川文三评说《祝廉天》其实表现了“满洲紧张的民族问题”。评论家小岛政二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祝这个男人我仿佛亲眼所见，能认识到他这种‘异人种’的存在是难得的收获。”
“异人种”——这个特殊的词语十分准确地表达了祝廉天的身份与处境。祝廉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形象，而是日本殖民者一手熏陶培养出来的政治畸形儿，更是一个从外部到灵魂都彻底异化了的“异人种”。尽管他对“满洲建国”的理想那么忠心耿耿，但这种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注定不会得到日本主子内心的认同。
在伪满洲的日本开拓团中，只有日本人有资格吃大米，中国农民只配吃粗粮，甚至连日本小孩都可以居高临下地指挥命令中国人。日本人宣扬的所谓“五族协和”的虚伪和欺骗，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牛岛春子如何粉饰太平，渲染“日满亲善”，营造“满洲国”和谐氛围，最终也无法回避民族压迫下的尖锐矛盾。牛岛春子连自己都无法欺骗，所以她无法给祝廉天安排一个自圆其说的结局。
一言难尽的“满洲情结”
祝廉天和风间真吉这个“民族协和”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在牛岛春子的《祝廉天》完成三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国门。
牛岛春子对戴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无能为力。身处战争中的“满洲”，她无时不在百般纠葛中努力挣扎，急于逞强般证明自己的“能力”。为此，牛岛春子承认“我最后还是随波逐流了”。她是军国主义政权下的受害者，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又是为虎作伥的加害者。
归根结蒂，她也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异人种”。不同的是，她和丈夫牛岛晴男属于统治阵营的“异人种”，而祝廉天则是被统治阵营的“异人种”。
由于战局不断恶化，1944年3月，牛岛晴男被征召进入“满洲驻屯部队”，开赴冲绳附近的宫古岛参战。前线日军惨败的消息雪片般飞来，牛岛春子心灰意冷，逐渐失去创作的动力。从1943年开始，就很难再见到牛岛春子的作品了。
1945年8月11日，由于得知了苏联对日宣战，牛岛春子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乘车经由朝鲜归国。途中在沈阳换车时，牛岛春子听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她顿时悲欣交集，莫可名状，先是放声大哭，继而又笑了起来。从战争重压下解脱出来，她陶醉于“强烈的喜悦”。牛岛春子回忆说，那时大多数日本人在听到战败消息之后，都会感慨道：“啊，终于自由了！”
1946年秋季，几经周折后，牛岛春子回到日本福冈的丈夫老家。上帝再次眷顾了她，让她等到了1947年丈夫从战争中生还回国。
此后牛岛春子继续从事创作。有意思的是，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1948年她再次加入了左翼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久留米支部。
1980年8月，一支“日中文化交流使节团”到访中国东北地区，满头白发的牛岛春子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旧地重游，无人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多么复杂。祝廉天的悲惨下场，重新浮现在她眼前——
1944年随着战局吃紧，日本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拜泉县公署也成立了动员课，直接受命于关东军，能力突出的祝廉天被任命为股长。眼看日本军队渐渐不支，祝廉天也许觉得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息息相关，于是工作更加拼命卖力。他对征兵不合格者进行严惩，成立了集中营般可怕的勤劳奉公队，很多当地百姓受尽折磨，丢掉了性命。战争结束时，老百姓恨透了祝廉天，他被处决于拜泉县西门大街的十字路口。
牛岛春子回忆，直到1994年，当年生活在拜泉县的日本人组成“拜泉会”故地重游，尽管接待方出于礼貌对他们热情有加，但60岁以上的当地老年人无不对他们怒目而视。
二战结束后某年，有个中国文化使节团来到日本访问，座谈会上，牛岛春子和一位中国妇女同桌。她的全家人都被日军杀死，牛岛春子回忆说“她少言寡语，不断露出谨慎的微笑，这深深打动了我”。
从那一瞬间，她开始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1969年，牛岛春子发表了随笔《某种微笑——为日中不再战所想》。她坦言道：
准确地说，我开始自问对于自己来说，“满洲”是怎样一个地方，那是在被遣返到日本之后的事情。的确“满洲国”是日本为了侵略大陆而虚构的国家。并且毫无疑问，我是稀里糊涂坐上贼船的愚蠢的国民之一。
迟到的忏悔也弥足珍贵。她说：“很羞愧，我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狂妄和自私，也意识到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没有什么正当理由的。”
这一年，在福冈县太宰府市的观音寺内，日本反战人士为发誓“日中不再战”而建立了纪念碑，牛岛春子便是发起人之一。1993年，牛岛春子发表了她的封山之作《我的故地“拜泉”》和《遥远的拜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坚定的革命者
牛岛春子的文学道路之初充满纯正的革命色彩。早在30岁那年，她就成为日本社会反叛的异端。
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也严重威胁着日本。生产停滞、工厂倒闭、失业骤增，社会危机日益加剧。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带领工人、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抗争。眼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同干柴烈火，天皇制政府从1930年开始疯狂地逮捕迫害左翼人士，日本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那时的牛岛春子是一位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她在白色严冬时期毅然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革命之路。厂方很快发现了她的左翼倾向，她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而被解雇。但这不仅没有吓倒牛岛春子，反而更加激起了她的革命热情。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状况急剧变化。法西斯势力急遽膨胀，紧张的空氣令人窒息。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日本当局加紧对内进行血腥镇压，大批无产阶级运动的活跃分子被逮捕入狱。1932年2月，在新一轮抓捕左翼进步人士的高潮中，牛岛春子也被投进了监狱。监禁了两个多月后，她被释放出狱。牛岛春子身患肋膜炎，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高压下，她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还积极为九州地区的日本共产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这年底，面对山雨欲来的政治乌云，牛岛春子逆风而行，决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成员。
当时日本文坛的法西斯逆流已经十分猖獗，革命队伍严重分化，有些动摇彷徨的文人已主动向军部暗送秋波，攀亲结缘。牛岛春子偏要在这充满白色恐怖的艰险时刻，选择跟风雨飘摇的共产党阵营站到一起，确实需要一份非凡的勇气。
1933年，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达到了顶峰。3月10日，在抓捕共产党人的狂潮中，牛岛春子再度被捕。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她不断听到许多同志被残忍虐待直到被杀，仍然不肯屈服投降。牛岛春子决心抗争到底，绝不投降。
没想到，这些义无反顾为真理献身的殉道士，却变成了摆在革命祭坛上的牺牲品。正当他们不屈不挠地抗争时，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于6月9日在监狱中发表了著名的“转向声明”。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击垮了绝大多数日本共产党人的精神防线。日本共产党短期内出现了大批的思想“转向者”，表示从此拥护天皇制度，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共产党员开始排着队在“转向书”上签字投降。在长长的队伍中，就有拖着镣铐的牛岛春子。
伪满洲国的“新生活”
虽然后来在个人专访中，牛岛春子坚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转向者，只不过写了“理由书”而已，但她在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狂潮中选择了随波逐流，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1933年11月16日，牛岛春子被保释。1935年，长崎检察院判处牛岛春子两年徒刑，缓期五年执行。这一年，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停止了组织活动，左翼作家们纷纷向政府当局投怀送抱，变成了一群为侵略扩张大唱赞歌的乖巧鹦鹉。
经历了这场恍然如梦的精神浩劫，牛岛春子走出监狱时，已陷入麻木迷茫的状态。信仰迷失后的真空，使她头脑中一片空疏，郁闷的心中积满了“低迷与虚无的恐惧”。
万幸的是，那段孤独晦暗的痛苦岁月中，还有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成为牛岛春子唯一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此人便是她后来的夫君牛岛晴男。
1935年秋天，牛岛晴男被任命为“满洲国”奉天省属官，婚后的牛岛春子也跟随丈夫来到了“满洲”，开始了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作为日本政府极力标榜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当时的“满洲国”已云集了近百万日本人。竭力主张向满蒙开拓移民的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国民天花乱坠地鼓吹中国东北是一片“流淌着奶和蜜”的神奇沃土，是大和民族新的希望之所。一时间，不但疯狂逐利的资本家们纷纷朝“满洲”飞奔而去，连穷苦的日本底层老百姓，也争先恐后移民去当“满洲”的新主人，甚至连大批还没有长枪高的青少年，也被鼓动成为“满蒙开拓义勇军”的主流。
对于那些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的左翼人士来说，逃到“满洲国”不啻为一条重新生活的美好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已经没有安身之地的牛岛春子，要摆脱军国当局的监视控制，“满洲”自然也成为她首选的栖身之地。
投奔“满洲”后的牛岛春子，上演了一出灰姑娘摇身变成“文坛公主”的神话。她彻底抛弃了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政治信仰，一改从前反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立场，转而以高亢热情，竭力描绘一个“新满洲”形象，狂热迎合日本殖民者“满洲建国”“五族协和”的国策。她一跃成为“满洲国”著名女作家，这一过程充满了暴发户般的传奇。
牛岛春子非常庆幸自己“生正逢时”。当时要在日本国内成为知名作家，可谓难上加难，而在伪满洲国成名机会却变得唾手可得。在东北14年的殖民历史中，日本政府格外重视“满洲文学”的发展，日本人的作品发表十分容易，有些才华平平的人很快成了“知名作家”。当时所谓的“开拓文学”，很多就出自“开拓团”中的普通日本农民之手。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满洲文学”队伍中，牛岛春子无疑是受到格外垂青的幸运者之一。日本文学界享有盛名的权威奖——芥川龙之介奖也增加了“满洲文学”的比例。牛岛春子影响最大的作品，便是获第12回芥川奖“候补”提名的《祝廉天》。
“异人种”的命运
1937年10月，牛岛晴男调至龙江省拜泉县出任副县长，牛岛春子随夫移居拜泉，在这里生活了一年。虽然时间短暂，但这一年决定了她前半生文学创作的方向。在官方支配下，牛岛春子拾起在拜泉搜集到的素材，创作完成了最重要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祝廉天》。 祝廉天的原型祝廉夫，是拜泉县公署的一位真实人物，当时任牛岛晴男的翻译。祝廉天》中的副县长风间真吉，就以牛岛晴男为原型。他和翻译官祝廉夫之间的交往和故事，被如实地写进这部作品中，具有极强的历史可信度。
身处“满洲国”的日本人虽然是统治者，但作为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无法克服异族文化带来的隔膜与鸿沟。他们必须借重“以满治满”的策略，通过一帮精通日语、行事干练的中国雇员实施统治。“满洲国”成立后，当时伪满各县的县长名义上都是中国人，但实际大权牢牢掌控在出任副县长的日本官员手中。“再坏的地主也得有几个好长工”，副县长牛岛晴男也物色了这么一位得力助手，那就是祝廉夫这位能人。
祝廉天的原型，就这样进入了牛岛春子的视线，她对这个性格奇异的人物进行了长期观察，因此创作起来如同撰写回忆录一般得心应手。
尽管日本当局一味粉饰“五族协和”，但“满洲”社会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中国雇员在日本人面前人人自危。正像牛岛春子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满系公务员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中国雇员吃着日本人的饭，就必须察言观色遵循日本人的规则;另一方面，做着违背民族良知的事情，他们只求苟活于世上，“以巧妙的社交技术避开，来应酬日本人”。但祝廉天却完全我行我素，孤傲无比。他精明强干，勇于进取，办事总是雷厉风行，出言总是咄咄逼人。他在日本人面前也不让三分：“讥嘲日系，憎恶满系的怠惰，发霉似的痛骂那些横行恶法的样子。”
祝廉天的日常生活全然日本化，平时穿着白色的日本和服，腰上缠着大带子，脚下拖拉着粗陋的木屐，以致于当他从自己那四周养满鸡、鸭、猪的中式家中走出来时，一派混搭的景象令人啼笑皆非。
在当地百姓和日本官僚之间，祝廉天應付裕如的高明本事也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小说中有一个精彩情节：真吉所在县里下达了必须购买三百来匹军马的繁重任务，但“村民们对于军马购买一事，不太高兴”。因为马匹是东北农民必备的农用工具，以往日军前来购马价格偏低，强买现象常常出现，实质是近于掠夺。
祝廉天对村民们的抵触情绪十分清楚。当日军下士官暴怒地虐待抽打马匹，马主们非常恐惧，“显出张慌失措的样子”。祝廉天走到下士官面前，制止了他的行为，村民们十分感激。该谈价格了，这是件棘手的事情。真吉谈了三次仍交涉不下来。这时祝廉天走到村长们面前只说了几句话，一个村长就主动走到真吉面前说：副县长为我们着想的这种心意，都很明白我们对于军方所定的价格有苦难言，但对于这件事请不必再挂虑了。”
价格一定，马主们也十分满意，“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们很认为是在预想之外”。
购买军马一事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真吉对祝廉天的本事更是刮目相看。祝廉天成为日本人的一名优秀“师爷”。
牛岛春子塑造的祝廉天这一形象，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伪满社会的真实状况。祝廉天是一个被日本殖民者彻底“皇民化”的变异者。难道说，牛岛春子真的相信祝廉天这样的“第三类人”，能够融入丈夫牛岛晴男那样的日本人圈子？他们真的能够在“满洲国”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其实牛岛春子早已从自己编织的“满洲神话”里，嗅到了不祥的气息。对于祝廉天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她早有强烈的预感。正如战后桥川文三评说《祝廉天》其实表现了“满洲紧张的民族问题”。评论家小岛政二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祝这个男人我仿佛亲眼所见，能认识到他这种‘异人种’的存在是难得的收获。”
“异人种”——这个特殊的词语十分准确地表达了祝廉天的身份与处境。祝廉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形象，而是日本殖民者一手熏陶培养出来的政治畸形儿，更是一个从外部到灵魂都彻底异化了的“异人种”。尽管他对“满洲建国”的理想那么忠心耿耿，但这种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注定不会得到日本主子内心的认同。
在伪满洲的日本开拓团中，只有日本人有资格吃大米，中国农民只配吃粗粮，甚至连日本小孩都可以居高临下地指挥命令中国人。日本人宣扬的所谓“五族协和”的虚伪和欺骗，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牛岛春子如何粉饰太平，渲染“日满亲善”，营造“满洲国”和谐氛围，最终也无法回避民族压迫下的尖锐矛盾。牛岛春子连自己都无法欺骗，所以她无法给祝廉天安排一个自圆其说的结局。
一言难尽的“满洲情结”
祝廉天和风间真吉这个“民族协和”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在牛岛春子的《祝廉天》完成三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国门。
牛岛春子对戴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无能为力。身处战争中的“满洲”，她无时不在百般纠葛中努力挣扎，急于逞强般证明自己的“能力”。为此，牛岛春子承认“我最后还是随波逐流了”。她是军国主义政权下的受害者，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又是为虎作伥的加害者。
归根结蒂，她也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异人种”。不同的是，她和丈夫牛岛晴男属于统治阵营的“异人种”，而祝廉天则是被统治阵营的“异人种”。
由于战局不断恶化，1944年3月，牛岛晴男被征召进入“满洲驻屯部队”，开赴冲绳附近的宫古岛参战。前线日军惨败的消息雪片般飞来，牛岛春子心灰意冷，逐渐失去创作的动力。从1943年开始，就很难再见到牛岛春子的作品了。
1945年8月11日，由于得知了苏联对日宣战，牛岛春子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乘车经由朝鲜归国。途中在沈阳换车时，牛岛春子听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她顿时悲欣交集，莫可名状，先是放声大哭，继而又笑了起来。从战争重压下解脱出来，她陶醉于“强烈的喜悦”。牛岛春子回忆说，那时大多数日本人在听到战败消息之后，都会感慨道：“啊，终于自由了！”
1946年秋季，几经周折后，牛岛春子回到日本福冈的丈夫老家。上帝再次眷顾了她，让她等到了1947年丈夫从战争中生还回国。
此后牛岛春子继续从事创作。有意思的是，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1948年她再次加入了左翼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久留米支部。
1980年8月，一支“日中文化交流使节团”到访中国东北地区，满头白发的牛岛春子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旧地重游，无人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多么复杂。祝廉天的悲惨下场，重新浮现在她眼前——
1944年随着战局吃紧，日本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拜泉县公署也成立了动员课，直接受命于关东军，能力突出的祝廉天被任命为股长。眼看日本军队渐渐不支，祝廉天也许觉得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息息相关，于是工作更加拼命卖力。他对征兵不合格者进行严惩，成立了集中营般可怕的勤劳奉公队，很多当地百姓受尽折磨，丢掉了性命。战争结束时，老百姓恨透了祝廉天，他被处决于拜泉县西门大街的十字路口。
牛岛春子回忆，直到1994年，当年生活在拜泉县的日本人组成“拜泉会”故地重游，尽管接待方出于礼貌对他们热情有加，但60岁以上的当地老年人无不对他们怒目而视。
二战结束后某年，有个中国文化使节团来到日本访问，座谈会上，牛岛春子和一位中国妇女同桌。她的全家人都被日军杀死，牛岛春子回忆说“她少言寡语，不断露出谨慎的微笑，这深深打动了我”。
从那一瞬间，她开始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1969年，牛岛春子发表了随笔《某种微笑——为日中不再战所想》。她坦言道：
准确地说，我开始自问对于自己来说，“满洲”是怎样一个地方，那是在被遣返到日本之后的事情。的确“满洲国”是日本为了侵略大陆而虚构的国家。并且毫无疑问，我是稀里糊涂坐上贼船的愚蠢的国民之一。
迟到的忏悔也弥足珍贵。她说：“很羞愧，我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狂妄和自私，也意识到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没有什么正当理由的。”
这一年，在福冈县太宰府市的观音寺内，日本反战人士为发誓“日中不再战”而建立了纪念碑，牛岛春子便是发起人之一。1993年，牛岛春子发表了她的封山之作《我的故地“拜泉”》和《遥远的拜泉》。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