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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性格决定命运。杜甫虽然具备一系列知识分子应具有的优良品德，但其性格的某些方面——狂傲、耿介、软弱和矛盾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入仕志向的实现，使他终生处在非民非仕的尴尬境地中，处于进入封建统治系统和贴近广大穷苦百姓的矛盾中无法自拔。
关键词：杜甫；悲剧；性格；命运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07-01
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我们尊杜甫为“诗圣”，对其诗作大加赞赏，又为他的悲剧性命运而扼腕叹息。实际上，杜甫的悲剧性遭际不仅仅是时势所造，更根本上的，其实很大程度上由其性格决定，他的一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正是这坎坷零落的一生，造就了其伟大诗作，成就了他的千秋圣名。
一、狂傲
杜甫最鲜明的性格恐怕就是其狂傲，这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其祖父杜审言的一贯作风。“（杜审言）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1]杜审言竟然将屈原、宋玉变成他的衙官，并且自认为书法超越了书圣王羲之，其狂傲自矜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孙杜甫也毫不示弱，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杜甫在落魄京城时所作的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都狂傲到了如此地步：“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2]仿佛丝毫不知自身处境，干谒诗里该出现的奉承示弱的态度他一点都没表现出来。
显然，他们祖孙二人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个人价值，拥有高度的自我认同感，达到了一种自信甚至自负的境地。也因此，他们常常蔑视庸俗，展现给世人的是一种狂傲、决然的姿态。
在被房琯事件打击后，杜甫纵情酒杯 “懒朝真与世相违” （《曲江对酒》）、“暂醉佳人锦瑟旁” （《曲江对雨》）。遭遇不公平待遇流放华州以后，他冷眼对待奸佞小人的爬高踩低，“束带发狂欲大叫”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以此表其不屈服的态度。梁启超说：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8]梁启超所说的脾气，在这里指的就是他狂傲的性情。正是这样的傲然之气，促使了他与官场渐行渐远，终其一生无法与封建统治系统和平共处。
二、耿介，直率
杜甫的耿介正直首先表现在他不肯为利益和理想而献媚，不肯折节于权势小人。落魄时期，他四处投诗自荐，不仅不谄媚取悦，反而常常写诗讥讽其求助之人的不当行为。他请入哥舒翰的幕府，又用《前出塞九首》抨击哥舒翰穷兵黩武的行为；他请人向杨国忠引荐自己，却又在《丽人行》中不留情面地揭露杨国忠的丑陋行径。
其次，杜甫的谏臣风度也是其耿介的外在表现。杜甫刚刚上任左拾遗之职时不仅不谨小慎微，反而因罢免房琯之事与肃宗针锋相对，毫不退让，险些遭遇杀身之祸，但被赦免之后仍无退让之意，在谢表中仍是仗义执言“罪细不宜免大臣”，丝毫不讲究策略，也不顾及肃宗的颜面和感受。
三、软弱，逃避现实
杜甫的身份很尴尬，他出身士大夫，却终生郁郁不得志。他的野心与他的境况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性格中逃避现实的一面在一些诗作中隐隐表现出来。当他的家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时（《江村》“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3]和《狂夫》“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4]，他仅仅是寄希望于朋友的慷慨援助，从未想过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起码脱离食不果腹的困境。他终生郁郁不得志，加剧了其弱者心态的养成，这弱者心态反过来给了他自我安慰的理由，使他安于困境，终其一生都始终处在被动的弱者位置，承认自己是不仅一个无力救国的士大夫，而且是一个无力养家的普通百姓。
四、二元对立的矛盾性
杜甫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过。他虽然关心国家民生，亲近、同情穷苦百姓，但始终都站在士大夫的角度，怀抱着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强烈的功名心，渴望有朝一日为君主重用，得以实现自我，光耀门楣。这样的二元对立的矛盾性导致了他终其一生都挣扎其中无法解脱。他既看到了封建统治残酷阴暗的一面，却又在渴望着进入封建统治系统并成为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份子。他既认识到了时代苦难，但又无法抛弃小我的是非荣誉、利益得失。他既渴望贴近穷苦的人民群众，却又舍不得从统治阶级中抽身而出。正因为这样，他终生矛盾，无法像陶渊明一样，勇敢地做出选择，从而达到真正的精神自由，也无法做到像李白一样“穷则独善其身”。
一方面，他的诗作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光芒和现实主义色彩，一方面又在诗中常常表达他对于被君主重视的渴望（“葵禾倾太阳，物性固难夺”）[5]，以及对封建腐朽王朝重新焕发生机盼望与向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6]可以看出，杜甫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封建儒士，儒家理论奠定了其思想根基。但他的遭际和见闻又使他不得不对劳苦的人民群众产生深厚的感情。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困居长安，即使自尊被践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7]也未曾打退堂鼓。人到中年，他进入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8]的阶段，遭遇穷困带来的丧子之痛（“人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9]，也亲眼目睹天子脚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0]的社会现实，但却仍然口口声声吟唱着“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11]，始终未曾放弃其报效朝廷、为君尽忠的政治理想。
因此，杜甫一生都未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入仕的理想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矛盾纠缠，成为他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精神枷锁，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其悲剧性命运。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华书局，2015 年.
[2][唐]杜甫，《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3][唐]杜甫，《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3][唐]杜甫著，[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据此影印出版。
[4][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5][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6][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7][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8][唐]杜甫著，[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据此影印出版。
[9][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10][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关键词：杜甫；悲剧；性格；命运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07-01
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我们尊杜甫为“诗圣”，对其诗作大加赞赏，又为他的悲剧性命运而扼腕叹息。实际上，杜甫的悲剧性遭际不仅仅是时势所造，更根本上的，其实很大程度上由其性格决定，他的一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正是这坎坷零落的一生，造就了其伟大诗作，成就了他的千秋圣名。
一、狂傲
杜甫最鲜明的性格恐怕就是其狂傲，这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其祖父杜审言的一贯作风。“（杜审言）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1]杜审言竟然将屈原、宋玉变成他的衙官，并且自认为书法超越了书圣王羲之，其狂傲自矜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孙杜甫也毫不示弱，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杜甫在落魄京城时所作的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都狂傲到了如此地步：“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2]仿佛丝毫不知自身处境，干谒诗里该出现的奉承示弱的态度他一点都没表现出来。
显然，他们祖孙二人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个人价值，拥有高度的自我认同感，达到了一种自信甚至自负的境地。也因此，他们常常蔑视庸俗，展现给世人的是一种狂傲、决然的姿态。
在被房琯事件打击后，杜甫纵情酒杯 “懒朝真与世相违” （《曲江对酒》）、“暂醉佳人锦瑟旁” （《曲江对雨》）。遭遇不公平待遇流放华州以后，他冷眼对待奸佞小人的爬高踩低，“束带发狂欲大叫”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以此表其不屈服的态度。梁启超说：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8]梁启超所说的脾气，在这里指的就是他狂傲的性情。正是这样的傲然之气，促使了他与官场渐行渐远，终其一生无法与封建统治系统和平共处。
二、耿介，直率
杜甫的耿介正直首先表现在他不肯为利益和理想而献媚，不肯折节于权势小人。落魄时期，他四处投诗自荐，不仅不谄媚取悦，反而常常写诗讥讽其求助之人的不当行为。他请入哥舒翰的幕府，又用《前出塞九首》抨击哥舒翰穷兵黩武的行为；他请人向杨国忠引荐自己，却又在《丽人行》中不留情面地揭露杨国忠的丑陋行径。
其次，杜甫的谏臣风度也是其耿介的外在表现。杜甫刚刚上任左拾遗之职时不仅不谨小慎微，反而因罢免房琯之事与肃宗针锋相对，毫不退让，险些遭遇杀身之祸，但被赦免之后仍无退让之意，在谢表中仍是仗义执言“罪细不宜免大臣”，丝毫不讲究策略，也不顾及肃宗的颜面和感受。
三、软弱，逃避现实
杜甫的身份很尴尬，他出身士大夫，却终生郁郁不得志。他的野心与他的境况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性格中逃避现实的一面在一些诗作中隐隐表现出来。当他的家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时（《江村》“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3]和《狂夫》“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4]，他仅仅是寄希望于朋友的慷慨援助，从未想过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起码脱离食不果腹的困境。他终生郁郁不得志，加剧了其弱者心态的养成，这弱者心态反过来给了他自我安慰的理由，使他安于困境，终其一生都始终处在被动的弱者位置，承认自己是不仅一个无力救国的士大夫，而且是一个无力养家的普通百姓。
四、二元对立的矛盾性
杜甫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过。他虽然关心国家民生，亲近、同情穷苦百姓，但始终都站在士大夫的角度，怀抱着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强烈的功名心，渴望有朝一日为君主重用，得以实现自我，光耀门楣。这样的二元对立的矛盾性导致了他终其一生都挣扎其中无法解脱。他既看到了封建统治残酷阴暗的一面，却又在渴望着进入封建统治系统并成为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份子。他既认识到了时代苦难，但又无法抛弃小我的是非荣誉、利益得失。他既渴望贴近穷苦的人民群众，却又舍不得从统治阶级中抽身而出。正因为这样，他终生矛盾，无法像陶渊明一样，勇敢地做出选择，从而达到真正的精神自由，也无法做到像李白一样“穷则独善其身”。
一方面，他的诗作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光芒和现实主义色彩，一方面又在诗中常常表达他对于被君主重视的渴望（“葵禾倾太阳，物性固难夺”）[5]，以及对封建腐朽王朝重新焕发生机盼望与向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6]可以看出，杜甫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封建儒士，儒家理论奠定了其思想根基。但他的遭际和见闻又使他不得不对劳苦的人民群众产生深厚的感情。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困居长安，即使自尊被践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7]也未曾打退堂鼓。人到中年，他进入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8]的阶段，遭遇穷困带来的丧子之痛（“人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9]，也亲眼目睹天子脚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0]的社会现实，但却仍然口口声声吟唱着“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11]，始终未曾放弃其报效朝廷、为君尽忠的政治理想。
因此，杜甫一生都未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入仕的理想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矛盾纠缠，成为他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精神枷锁，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其悲剧性命运。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华书局，2015 年.
[2][唐]杜甫，《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3][唐]杜甫，《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3][唐]杜甫著，[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据此影印出版。
[4][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5][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6][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7][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8][唐]杜甫著，[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据此影印出版。
[9][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
[10][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收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