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流动：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代际革命

　　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8%飙升到63.89%，在40多年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后，我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人口迁移的革命。
　　城市化之初，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他们构成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后，大量中部地区的农民先从中部}向农村往沿海地区迁移，西部地区的农民再继续往东部地区迁移。整体上，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超过2亿，到2019年时有接近3亿的农民工在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人口的大規模迁移中，一场代际革命也在悄然发生。最初投入到城市化建设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在迁移时户口仍然留在乡村，是城市发展的流动人口，在当年迁移以后，现在基本上已回到原来的乡村。这些人在城市打工就业时并没有想要留在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乡村是他们的根，随时准备回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们对城市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基本服务并没有过高的需求。
　　变化是在不同年代的迁移中发生的。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80后逐渐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力，与40、50、6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构成了人口迁移中的“农二代”。从人口迁移的年龄构成来看，90后占21.1%、80后占26.4%、70后占24.2%，可以看出80后毫无疑问已经是人口迁移的主要群体。
　　但与农一代相比，他们的选择和需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较于农一代来说，以80后为主的农二代在工作上开始有所选择，他们不愿意再从事高强度的、单纯的体力劳动。而且相较于他们父辈的就近流动来说，他们更倾向于跨省迁移，且出生队列越晚流动范围越大，多数选择跨省流动或省内跨市流动。
　　农二代在迁移过程中对城市表现出了更强的依赖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离土出村不回村”。农二代无论是在经济特征还是社会人口特征方面都更接近城市群体的发展理性，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正在疏离与土地和村庄的关系，比起奋斗几年就返回家乡，他们更想通过努力长远地留在城市，因此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在城市发展中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对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这方面来看，农二代的离村浪潮具有不可逆性。
　　正如刘守英所说：“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
　　人口大量流动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高达3.76亿。但与不断攀升的流动人口相比，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发展似乎并没有达到相适配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关系到上亿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主要强调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方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016年国家又提出“流入地政府要承担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责任”，期间相关部门多次强调“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
　　但一个城市能否承载这么多流动儿童并为其提供平等的教育服务更多受城市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相当多的流动儿童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超过3000万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未能得到较多的入学和升学机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韩嘉玲提出。

02割裂：流动儿童的“回流”与“再迁”

　　近年来，虽然许多城市都将流动儿童的教育放在城市教育的发展规划中，对流动儿童入学政策采用“积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但仍有许多流动儿童入学面临门槛高、难度大的问题。
　　有数据统计了6～17岁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在校率，到2019年，流动儿童进入当地小学就读的比例为96%，进入当地初中就读的比例为8.1%，进入当地高中就读的仅占比63%。从小学到高中越来越低的在校率反映出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升学的艰难。
　　流动儿童在初中阶段不得不回到原籍就读几乎是普遍现象。难以在城市继续读书的儿童，只能迁回到户籍所在地继续完成学业，这部分儿童也就被称为“回流儿童”，他们不同于留守儿童一直留在原籍读书，在习惯了父母陪伴和接受过大城市教育体系后，无奈返乡就读的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这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从近几年的回流趋势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儿童返乡后父母会为其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县城或者市里接受初高中阶段的教育，而不会回到乡镇就读。而对于这群回流的孩子来说，只有很少一部分孩子的父母会陪同返回，在孩子读书的地方租房或者买房陪读。还有相当大—部分回到原籍的孩子父母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去，他们往往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或者住校，从流动儿童变成了留守儿童。
　　与“回流”不太相同的，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流动现象——“离城不回乡”。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在全国推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全面开放小城市落户限制。这给了流动人口更好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工作地周边的中小城市买房落户，让孩子可以在当地接受教育，完成了子女教育的再迁。这种方式一方面让孩子能够顺利升学、考试，也保证了孩子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孩子在就近的城市读书也便于流动家庭的团聚。子女再迁的抉择促进了家庭教育的就近城镇化，许多家庭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得以落户。
　　然而，不管是“回流”还是“再迁”，这些流动儿童都被裹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浪潮里，生活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研究表明，回流儿童和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概率要显著高于普通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一方面来源于突然没有父母陪伴的孤单，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不同生活的落差对于他们心理的冲击。此外，跨城市的流动也让回流儿童或多或少地面临学业上的挑战，毕竟不同省份的教学大纲和教学体制可能会有所不同，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也会有不同。有些回流儿童甚至可能会因此产生“厌学”心理。
　　再迁儿童虽然跳出了传统“城市一乡村”的钟摆式流动模式，但背负了家长对他们更高的期待。而且依靠就近城镇化、教育市场化以及家庭内部再分工，农民工家庭子女在城市间的再次流动成为可能。城市公共服务制度下塑造的“流动的家”，使得流动家庭为了改善家庭生存与发展将家庭再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所，并牺牲了家庭成员的部分情感和社会需求，也使得原本在城市相对稳定“扎根”的流动人口又开始了新的流动。
　　而回流和再迁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分离，还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割裂。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户分离人数相比2010年增长了88.52%，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大规模的人户分离给社会稳定发展埋下隐患，使得城市治理面临着复杂的风险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直接影响着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
　　长期的公共政策主要是让流动人口在城市有工作，但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扎根在城市需要更多权利，对于他们来说，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权应该是个基本的权利。在高质量城市化的推进中，流动儿童在城市实现“教育自由”发出了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