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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了中国GDP高增长的奇迹?
众所周知,企业要管理的内部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人、财、物。在我看来其实这三个因素可以合并为两个因素,人和财。因为“物”也是财。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财”又发展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一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财”。
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就是技术,既包括研发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假如你是一个老板,你的公司看不见摸不着的“财”比较多,那你这个公司肯定不一般。就算不是微软、IBM起码也是华为这样的。就算房地产开发商或者家电厂商,如果不在无形的东西上下功夫,你肯定成为不了万科或者海尔。因此,今天企业管理的对象可以归纳为三类:人、财、技术。
同样,一个国家发展经济要考虑的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基于这三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始于1991年,因此我就从1991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说开去。
劳动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定胜天。中国别的不敢说,三条腿的王八没见过,但两条腿的人多的去了。由于文化的原因,在中国做事首先要考虑人的因素,因此,我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用术语表达就是: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3.98‰,到了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5‰,这主要归功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自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之前两年的GDP平均增速为4%)。从劳动力的供应来看,1960年到1970年出生的人口共计1.3亿,这部分人口在1991年时的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构成劳动力的主力军。1970年到1980年出生的人口为1.57亿人,1980年到1990年期间出生的人口为1.56亿。这3个10年可以说人口平稳增长。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之后3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199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净增人口开始双双下降。1990年之后到2009年末,19年共计出生人口才1.91亿,与之前的几个10年相比下降超过50%。1990年出生的人口今年刚满20岁,刚刚步入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阶段。也就是说,单纯从劳动力供应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供应将逐年下降。
自2003年起,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中国开始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年青人的养老负担开始凸现。而恰恰在2004年,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甚至当时有媒体称“民工荒席卷中国”。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从那一年开始,“民工荒”成为中国岁末年初的常规热点。“民工荒”出现的时间点和劳动力供应的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在时间点上保持了一致,这已经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
对于劳动力为GDP增长做出的贡献的具体比率,我们没有必要去测算。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90年代净增人口的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或者已经消失,劳动力对于GDP的贡献率今后将会不断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
不仅如此,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1%到30%,中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100年的时间。因此,“未富先老”也将成为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因此,今后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人口众多,但恐怕不能再说“劳动力众多”了。
资本投入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东路1991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21%,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3%,货币供应量(M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6%。后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三者的增长都基本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在2009年,货币供应量和投资的增长呈现出完全正相关,而两者和GDP的增长则呈现出非相关甚至是负相关。
再来看中国1997年到2007年GDP的构成情况。这10年间中国名义GDP的构成当中,资本投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不仅如此,中国的投资在1991年以来不仅保持了高达23.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并且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2001年的大约34%提高到2008年58%,并且在2009年达到了惊人的67%。
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
从逻辑上讲,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相当大,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否则邓小平他老人家就不会搞改革开放了,更不会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快速接近,这一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我只能用数据来简单说明一下,毕竟量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有难度的。
2008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可以提高6%以上。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一般为3%至4%,发展中国家则是1%至2%。“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随后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印度紧随其后,为6.9%,欧盟是4.1%,而美国在该年度劳动生产率仅仅增长1.4%。
无论是樊纲所谓的6%,还是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的9.5%,这一速度都远低于中国过去19年来的GDP发展速度。而技术进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仅是3%。
在上述三要素当中,劳动力的投入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技术手段去改变,只能顺其自然地加以利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当中唯一可以通过人为方式来改变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的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过去“人口红利期”产生的劳动力为中国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贡献是上帝赐给中国的礼物。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上帝不会再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也使得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神州大地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和令人叹息的资源危机就是例证。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积累,技术进步本身对于经济的边际贡献一定是在不断递减,也就是说,除非发生类似于工业革命的事件,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难。唯有投资,才是过去20年来中国人为的GDP增长手段。在过去20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就是最好的证明。
再来看国际上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
谁在投资中国?
在我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同于证券投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只能有两个:一是企业,二是政府。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外国资金,毕竟引进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当我找到相关的数据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在1996年的最高点也只有11.8%,之后竟然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3.4%。这远远低于在我的直觉印象中应当占有的份额。
那么,谁是投资主体呢?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04年最低时也占到35.5%。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资本所占的比例始终超过一半。
自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投资计划以来,相信国有资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会在2009年开始的几年内大幅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有及控股企业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惑,我们当初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但从投资的构成来看,1996年之前,外资的比重确实是在逐年上升,但1996年之后,外资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96年的最高点也不过11.8%,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4%。这可不可以说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没有实现?
在此期间,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已从24%降至2002年的19.9%,此期间世界平均消费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世界平均储蓄率总体上同样在走低,2000年为22.8%,2001、2002年分别降为21.7%和20.4%。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并且这种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
从逻辑上讲,在货币总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储蓄率的增长会导致投资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但在过去19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除了个别的几年与GDP的增长同步之外,绝大部分年度其速度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使其平均增长速度达到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这种“反常”现象从逻辑上只能用两个原因来解释:一是居民银行存款份额始终在下降,二是政府和企业通过发行大量钞票或举债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在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是谁的钱存在银行?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年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7月由工商银行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上表示,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51.3%,是全球之最。这样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居民应当是比较有钱,否则不会导致储蓄率如此之高。但如前所述,既然我们推断居民储蓄应该是在下降,似乎和高储蓄率之间是一个矛盾。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分析储蓄的结构来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
上图是周小川行长2009年“全球智库峰会”上提供的。是1992年到2007年储蓄构成统计数据。储蓄在任何国家无非分作三类:企业、政府和居民。我们从上图看到的是企业储蓄率从1992年的11.3%增长到2007年的22.9%,增长幅度为203%;政府储蓄率从1992年的4.4%增长到2007年的8.1%,增长幅度为184%;而居民储蓄率则从1992年的20.3%下降到2007年的20%,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如果拿老百姓的储蓄率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储蓄率并不高,而且长期以来也比较稳定。答案出来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把钱存在了银行,而是企业和政府变得越来越有钱,而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存款相对变得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居然和老百姓没有关系!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为高增长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现在又出来新的问题:既然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比例越来越少,是不是老百姓把钱都花了呢?
中国的老百姓花钱了吗?
早在200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就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2008年居民消费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6.8%,2009年则为37.3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投资率的逐年提升。看来老百姓并没有花钱,这说明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确实是用到固定资产投资上面。
从建国至今,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17%上升到现在的27%,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83%下降到现在的73%。也就是说,在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政府消费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升。
这样看来,不仅总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了。
我们再来看国际比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太低,这至少是不符合经验性的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从经验来看是无法持续的。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2009年12月2日表示,与投资和出口增速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花钱?
我先列举一下可能的原因:第一,没有钱或者没有足够的钱。第二,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产生不安全感从而不敢花钱。第三,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没有必要再花钱。用列举法应该找不到第四个原因了。然后我们对上述三个原因逐一进行分析和论证,看看上述原因是否正确。
首先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因为只有有钱人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应当都属于“二八法则”中的“八”,否则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只对前两个原因进行分析。
其实前面分析中国储蓄构成的时候,顺理成章还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企业那么多的银行存款哪里来的,但这个问题暂且一放,先从老百姓的情况着手分析。
老百姓有钱吗?
央行官方网站上的《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信贷收支表》显示,2009年末“储蓄存款”也就是居民储蓄合计26.08万亿元,全国人口以13亿计,人均存款20062元。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目前人均现金财产状况是:银行存款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1.7万,农民5153元。尽管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为第109位,算是中游水平,但这些钱能够干什么呢?生一场大病?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不吃不喝攒几十年钱买套房子?
尽管中国的储蓄率表面上非常高,但是,如果从老百姓的储蓄率20%来衡量的话,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并不比亚非拉兄弟们更多。也就是说,即使是和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兄弟姐妹们相比,至少在银行存款方面看,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比他们更有钱。
在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率也在同步下降。二者几乎完全成正比。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主要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为GDP作出的贡献达到了70%,但劳动力的所得与其贡献根本不成正比。不仅如此,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这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敢花钱的根本原因。
当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媒体上看到“民工”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迷惑:“民工”到底属于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今天我早已不再迷惑,唯愿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工”能够早日成为“公民”。
老百姓敢花钱吗?
对于老百姓不花钱原因的第二个判断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从而不敢花钱。所谓对未来的担忧,就是对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担忧,用俗话说,就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八个字。
释迦牟尼有一天晚饭后到城外散步,步出城门时突然悟出“生老病死”这个人生四大悲剧其实是人根本无法避免的。既然无法避免那就不如不去寻求破解之道,而致力于寻求和提升有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释迦牟尼成为佛教开教之领袖。但宗教是负责精神教化之功能,政府则应负责物质之保障。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食”的问题。到了今天,“衣食行”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另外五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但要说解决得很不成功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起码民众的非议越来越多。“生”和“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老”是养老体系的问题;“死”,鉴于殡仪馆火葬场都是民政管理的,列为社会保障问题;“住”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年争议最大,很多人因此成为富翁,无数人因此成为“奴隶”或者“蜗牛”。
对于这五个问题不必举太多实例,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我只想对“死”这个问题说一下亲身经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连续去了两次所在城市的火葬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在吊唁亲友的同时我吃惊地发现一个骨灰盒居然需要数千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在中国,一个人“死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住”五大需求都不靠谱。不仅如此,除了这八大需求外,现代社会还有教育需求。尽管中国几年前总算真正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九年制”的前后两头,即幼儿园和大学教育却开始变本加厉。
也就是说,在六大基本需要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敢花钱?当然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通过数字来说话。
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中和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况最具备可比性。印度2008年人均GDP1024美元,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66.8美元,是印度的三倍以上。即使中国统计体系存在缺陷,但比印度人富得多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反观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悬殊,但社会保障体制却相对完善。不仅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粮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难怪印度人比中国人敢花钱了。结果就是:印度2008年的居民消费率是54.7%,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高出近20个百分点。
再来看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差别只是农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不如城市。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待遇是宪法规定的。根据巴西1988年颁布的宪法,医疗和教育是所有巴西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责任,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每一个巴西公民都有权在政府各级医疗机构享受免费治疗,在公立教育机构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部宪法还规定将农村人口纳入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1985年到2003年间,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在70%-80%之间,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稳定在高于70%的水平。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大约要低20个百分点。
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是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并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可是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那么,老百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谁“劫持”了我们的财富?
中国老百姓不花钱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那么,老百姓的钱哪里去了?
对于GDP这个概念,大家再熟悉不过。中国的GDP是采用生产法核算的,简单一点讲就是把每个行业的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后的余额加总到一起。但这种方式如果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跟我们的收入没有直接关系。但GDP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就是收入法,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等于GDP。
通俗一点说,从收入角度看,GDP就是一个国家每年所产生的收入之和,如果把这个收入做一下分类,可以分为三类:老百姓的工资薪金奖金等现金形式的收入、企业的现金利润和政府的税收收入。如果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少,只能说明企业和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因为蛋糕就这么大,给你切少了,必然就给其他人切得多了。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甚至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
蛋糕是如何被分割的?
所谓切蛋糕的过程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我们通过数据来看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
从1992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18年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75%,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27%,前者是后者的1.83倍。
同时还会发现了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或者分水岭:1993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陡然加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来看,可以以1995年作为分水岭:之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快速下降,从1979年的28.39%下降到1995年10.67%的最低点;但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不断地快速提升,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这一变化,应当和1994的财税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如果说1994年之前的改革主题是“放权让利”,那么,1994年的这次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收权”,把原来中央政府放出去的权利收回。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快速回升。
1998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表现出近乎完全的正相关性。但从1998年开始,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明显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要高于GDP的增速。就在1998年发生了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危机,“臭名昭著”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带领一批对冲基金将整个亚洲玩弄于股掌之间。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今天一样,大兴土木修建“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从而平安度过金融危机,也使得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加强。
1995年,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水平,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盈余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员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从国际比较看,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8%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2004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3%、51.2%、55.7%,亚洲的日本为51.4%,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该报告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该报告援引数据称,2007年,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的内部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加剧。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2010年3月11日《工人日报》一篇名为《劳动收入增幅跑输GDP令人担忧》的报道中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全总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滨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尼加拉瓜的一位工会领导人询问李滨生,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李滨生想了想,选了当时标准最高的深圳为例,告诉对方是90美元。本以为这个数字已经不低了,可对方一听就乐了:“也是90美元,和我们国家一样。”
原来,切蛋糕时政府和企业切的蛋糕份额越来越大,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就在老百姓所分得的蛋糕不断缩水的同时,这块蛋糕中老百姓最终所能够分到的蛋糕也在不断减少,也难怪储蓄中企业和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
蛋糕该如何切?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是初次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在蛋糕切割比例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而二次调节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税收。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劫富济贫,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化。
上图是新华社发的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图。图中所显示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4.2%。而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多份政策调研报告指出: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原因,研究员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体系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我们再看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国2008年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全国总工会目前的有关数据显示,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许多劳务派遣工的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工资水平,甚至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我国目前对二次分配起作用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目的就是为了“杀富”。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目前只有2000元,这个起征点还是2008年3月1起实施的,至今不过两年多。2000元的起征点是高是低,我相信普通民众不会有争议,但当我们发现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时,估计不会有人再相信它本来的作用是抑制收入差距。
西方国家普遍征收的财产税,我国从来没有实施,现在也没有看到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调节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税收工具,几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
无论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达到0.45,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过大,该报告提出很多政策建议,建议缩小存在于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建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
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财政支出作为最重要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手段,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实际需求。
政府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政府的钱怎么花?
下图是1982年到2004年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可以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公共财政逐渐成为“养人”财政,因为行政管理费比重从1982年的6.87%上升到2005年的26.49%,从当初年度最小的开支项目一跃成为最大的开支项目。并且只有行政管理费这一个项目有预算外开支。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费预算外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预算内开支的增长速度。
其次,从花钱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建设费用开支到了2006年是第二大开支项目,但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了2005年居然下降到了23.78%。而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费用开支大幅上升。
第三,2007年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用和经济建设费用合计占比为50.28%,就是说我们的财政主要功能就是“养人”和搞建设。
为了避免上述结论下得过于草率,我找到一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比例。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4年写过一篇《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文章,里面提到:加上统计的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后,2003年国家财政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行政公务费用(不包括公安和武装警察费用),高达27%。其次是经济建设费用21.7%,而用于社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比例全部加起来只占16.6%,我们的财政实际是一个养人和搞建设的财政。
既然政府没有把钱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将这部分钱挪作它用,就势必会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
政府的钱够花吗?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的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当这个计划刚出台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政府每年都会发行国债,也就是说政府每年的钱本来不够花,那么大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
我找到了下面的数据:2010年两会期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3日的报道,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已达7.1万亿。以地方政府负债中85%来源于银行信贷来粗略计算,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已超8.3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24.7%。
关于中央财政的负债情况我目前没有查到2009年年末的准确国债余额,但2008年末国债余额为5.33万亿,2009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为62708.35亿元。以2009年的数字加上地方政府负债余额8.3亿元,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4.5万亿元。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债余额为3867.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63万亿。这样各级政府债务总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达到5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6.85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负债率达到250%。
目前,国际上评价一国财政赤字风险有两个指标: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负债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60%。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用温总理的话说,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
但是,问题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向银行借来的。政府从银行融资往往是用土地转让收入甚至是财政收入作为未来还本付息的保证,这将使得地方政府未来可支配财政收入减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及准公共产品的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缺乏资金保障。香港中国银行的报告保守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6万亿元,这样每年还款额将达5200亿元以上,相当于去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6%。如果其中一半还不出钱来,银行业一年盈利将减少4成4,不良贷款率将增加7%。若央行为因应通膨而升息,对地方政府债务更是雪上加霜。 在西部的一些地区,由于当地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面临“破产危机”。2008年9月美国阿拉巴马州杰佛逊县政府的破产事件不知未来会不会在中国上演。
由于债务压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土地转让收入依赖性越来越强,从而导致地价和房价高居不下,使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手”。
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往往是和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银行提供的借款也多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无法履行正常的风险评估程序,因此银行业担负了巨大的未来呆坏账风险。
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实际上等于变相地投放货币,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
近日湖北省曝出12万亿元的天量投资计划,我大概看了一下湖北省的经济数据。12万亿的总投资规模,相当于2009年湖北省GDP总量的10倍,相当于湖北省年财政收入的147倍。根据湖北省的规划,仅在2012年前开工的项目就有1.3万个,约需资金6万亿元。地方政府财政只能拿出4300亿元。
企业的钱花到哪里了?
上图是1998年到2007年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对比。净出口的增长仍然紧跟投资率的增长。而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仍然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并且在1998到2001年间,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同时下降。
净出口率的增长之所以在时间上落后于投资率的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从建设到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但问题在于投资—出口的扩大循环会造成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GDP)达到了70%,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达到了40%。如果外部需求下降,就会形成产能过剩。
如果在google搜索“产能过剩”四个字,你会得到352万条结果,这样的结果你不必经过大脑就知道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危机。
工信部2010年3月18日发布了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报告称,中国工业经济呈现出回升向好的运行态势,但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辛国斌表示,目前原材料、船舶、纺织工业的产能过剩尤为突出。
银监会随后在3月23日表示,将禁止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煤炭、化工等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央企今后入股商业银行。
据报道,当前我国主要产业产能利用率只达到60%到70%,正常情况应该在80%左右。我国电石产能利用率只有68%;焦炭产能闲置近亿吨;甲醇产能闲置过半。据行业协会统计,在建的电石、焦炭和甲醇产能还有约700万吨、3000万吨和860万吨。此外,部分无机盐、无机碱、化肥、农药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
三十年中国GDP增长路线图
1978年—1993年。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的特点是: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基本保持同步变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下降,除了投资率,消费率、储蓄率和财政支出结构与国际相比基本上没有异常差异。但考虑到当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初期和计划体制的因素,投资率偏高也算正常,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也比较高,货币供应量在这一时段的末期增长很快,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
1994年—2000年。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货币供应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两倍于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逐年上升,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有所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与前一个时段相比有所提高。本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并且表现出非相关性。行政开支费用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快速增长。
2001年—2009年。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先是快速平稳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不断提高。储蓄率的增长快于投资率增长,消费率持续快速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仍然高于GDP的增长幅度。财政支出结构与国际相比其中国特色更加明显。本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到2007年的70%。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GDP增长路线图:政府改变了切蛋糕的比例,导致企业和政府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多,而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企业和政府手里有了钱之后,就大举投资固定资产,随后形成的产能,则主要通过进出口来消化。这造就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企业和政府的钱存在银行)、高投资率(企业和政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高外贸依存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主要通过进出口来消化)。但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隐性失业人群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并且人口红利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参与到国际化进程中使得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孟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制方法的改变当然会直接导致菜肴味道的改变。现在这道菜,在味道上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危险,老年化社会已经来临,但社会保障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健全的地步。这个增长循环过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其次,随着技术积累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或者说可以通过分工和交换所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有限。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开始递减。
第三,蛋糕切割方法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解决不力导致贫富不均现象日趋严重,公共产品短缺程度可能超出想像,有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第四,投资冲动造成货币供应量超出实际需要,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
众所周知,企业要管理的内部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人、财、物。在我看来其实这三个因素可以合并为两个因素,人和财。因为“物”也是财。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财”又发展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一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财”。
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就是技术,既包括研发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假如你是一个老板,你的公司看不见摸不着的“财”比较多,那你这个公司肯定不一般。就算不是微软、IBM起码也是华为这样的。就算房地产开发商或者家电厂商,如果不在无形的东西上下功夫,你肯定成为不了万科或者海尔。因此,今天企业管理的对象可以归纳为三类:人、财、技术。
同样,一个国家发展经济要考虑的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基于这三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始于1991年,因此我就从1991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说开去。
劳动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定胜天。中国别的不敢说,三条腿的王八没见过,但两条腿的人多的去了。由于文化的原因,在中国做事首先要考虑人的因素,因此,我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用术语表达就是: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3.98‰,到了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5‰,这主要归功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自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之前两年的GDP平均增速为4%)。从劳动力的供应来看,1960年到1970年出生的人口共计1.3亿,这部分人口在1991年时的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构成劳动力的主力军。1970年到1980年出生的人口为1.57亿人,1980年到1990年期间出生的人口为1.56亿。这3个10年可以说人口平稳增长。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之后3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199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净增人口开始双双下降。1990年之后到2009年末,19年共计出生人口才1.91亿,与之前的几个10年相比下降超过50%。1990年出生的人口今年刚满20岁,刚刚步入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阶段。也就是说,单纯从劳动力供应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供应将逐年下降。
自2003年起,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中国开始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年青人的养老负担开始凸现。而恰恰在2004年,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甚至当时有媒体称“民工荒席卷中国”。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从那一年开始,“民工荒”成为中国岁末年初的常规热点。“民工荒”出现的时间点和劳动力供应的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在时间点上保持了一致,这已经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
对于劳动力为GDP增长做出的贡献的具体比率,我们没有必要去测算。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90年代净增人口的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或者已经消失,劳动力对于GDP的贡献率今后将会不断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
不仅如此,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1%到30%,中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100年的时间。因此,“未富先老”也将成为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因此,今后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人口众多,但恐怕不能再说“劳动力众多”了。
资本投入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东路1991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21%,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3%,货币供应量(M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6%。后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三者的增长都基本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在2009年,货币供应量和投资的增长呈现出完全正相关,而两者和GDP的增长则呈现出非相关甚至是负相关。
再来看中国1997年到2007年GDP的构成情况。这10年间中国名义GDP的构成当中,资本投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不仅如此,中国的投资在1991年以来不仅保持了高达23.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并且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2001年的大约34%提高到2008年58%,并且在2009年达到了惊人的67%。
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
从逻辑上讲,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相当大,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否则邓小平他老人家就不会搞改革开放了,更不会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快速接近,这一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我只能用数据来简单说明一下,毕竟量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有难度的。
2008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可以提高6%以上。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一般为3%至4%,发展中国家则是1%至2%。“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随后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印度紧随其后,为6.9%,欧盟是4.1%,而美国在该年度劳动生产率仅仅增长1.4%。
无论是樊纲所谓的6%,还是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的9.5%,这一速度都远低于中国过去19年来的GDP发展速度。而技术进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仅是3%。
在上述三要素当中,劳动力的投入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技术手段去改变,只能顺其自然地加以利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当中唯一可以通过人为方式来改变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的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过去“人口红利期”产生的劳动力为中国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贡献是上帝赐给中国的礼物。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上帝不会再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也使得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神州大地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和令人叹息的资源危机就是例证。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积累,技术进步本身对于经济的边际贡献一定是在不断递减,也就是说,除非发生类似于工业革命的事件,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难。唯有投资,才是过去20年来中国人为的GDP增长手段。在过去20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就是最好的证明。
再来看国际上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
谁在投资中国?
在我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同于证券投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只能有两个:一是企业,二是政府。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外国资金,毕竟引进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当我找到相关的数据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在1996年的最高点也只有11.8%,之后竟然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3.4%。这远远低于在我的直觉印象中应当占有的份额。
那么,谁是投资主体呢?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04年最低时也占到35.5%。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资本所占的比例始终超过一半。
自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投资计划以来,相信国有资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会在2009年开始的几年内大幅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有及控股企业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惑,我们当初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但从投资的构成来看,1996年之前,外资的比重确实是在逐年上升,但1996年之后,外资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96年的最高点也不过11.8%,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4%。这可不可以说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没有实现?
在此期间,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已从24%降至2002年的19.9%,此期间世界平均消费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世界平均储蓄率总体上同样在走低,2000年为22.8%,2001、2002年分别降为21.7%和20.4%。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并且这种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
从逻辑上讲,在货币总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储蓄率的增长会导致投资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但在过去19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除了个别的几年与GDP的增长同步之外,绝大部分年度其速度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使其平均增长速度达到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这种“反常”现象从逻辑上只能用两个原因来解释:一是居民银行存款份额始终在下降,二是政府和企业通过发行大量钞票或举债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在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是谁的钱存在银行?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年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7月由工商银行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上表示,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51.3%,是全球之最。这样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居民应当是比较有钱,否则不会导致储蓄率如此之高。但如前所述,既然我们推断居民储蓄应该是在下降,似乎和高储蓄率之间是一个矛盾。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分析储蓄的结构来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
上图是周小川行长2009年“全球智库峰会”上提供的。是1992年到2007年储蓄构成统计数据。储蓄在任何国家无非分作三类:企业、政府和居民。我们从上图看到的是企业储蓄率从1992年的11.3%增长到2007年的22.9%,增长幅度为203%;政府储蓄率从1992年的4.4%增长到2007年的8.1%,增长幅度为184%;而居民储蓄率则从1992年的20.3%下降到2007年的20%,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如果拿老百姓的储蓄率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储蓄率并不高,而且长期以来也比较稳定。答案出来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把钱存在了银行,而是企业和政府变得越来越有钱,而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存款相对变得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居然和老百姓没有关系!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为高增长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现在又出来新的问题:既然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比例越来越少,是不是老百姓把钱都花了呢?
中国的老百姓花钱了吗?
早在200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就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2008年居民消费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6.8%,2009年则为37.3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投资率的逐年提升。看来老百姓并没有花钱,这说明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确实是用到固定资产投资上面。
从建国至今,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17%上升到现在的27%,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83%下降到现在的73%。也就是说,在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政府消费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升。
这样看来,不仅总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了。
我们再来看国际比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太低,这至少是不符合经验性的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从经验来看是无法持续的。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2009年12月2日表示,与投资和出口增速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花钱?
我先列举一下可能的原因:第一,没有钱或者没有足够的钱。第二,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产生不安全感从而不敢花钱。第三,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没有必要再花钱。用列举法应该找不到第四个原因了。然后我们对上述三个原因逐一进行分析和论证,看看上述原因是否正确。
首先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因为只有有钱人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应当都属于“二八法则”中的“八”,否则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只对前两个原因进行分析。
其实前面分析中国储蓄构成的时候,顺理成章还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企业那么多的银行存款哪里来的,但这个问题暂且一放,先从老百姓的情况着手分析。
老百姓有钱吗?
央行官方网站上的《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信贷收支表》显示,2009年末“储蓄存款”也就是居民储蓄合计26.08万亿元,全国人口以13亿计,人均存款20062元。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目前人均现金财产状况是:银行存款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1.7万,农民5153元。尽管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为第109位,算是中游水平,但这些钱能够干什么呢?生一场大病?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不吃不喝攒几十年钱买套房子?
尽管中国的储蓄率表面上非常高,但是,如果从老百姓的储蓄率20%来衡量的话,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并不比亚非拉兄弟们更多。也就是说,即使是和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兄弟姐妹们相比,至少在银行存款方面看,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比他们更有钱。
在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率也在同步下降。二者几乎完全成正比。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主要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为GDP作出的贡献达到了70%,但劳动力的所得与其贡献根本不成正比。不仅如此,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这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敢花钱的根本原因。
当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媒体上看到“民工”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迷惑:“民工”到底属于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今天我早已不再迷惑,唯愿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工”能够早日成为“公民”。
老百姓敢花钱吗?
对于老百姓不花钱原因的第二个判断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从而不敢花钱。所谓对未来的担忧,就是对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担忧,用俗话说,就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八个字。
释迦牟尼有一天晚饭后到城外散步,步出城门时突然悟出“生老病死”这个人生四大悲剧其实是人根本无法避免的。既然无法避免那就不如不去寻求破解之道,而致力于寻求和提升有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释迦牟尼成为佛教开教之领袖。但宗教是负责精神教化之功能,政府则应负责物质之保障。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食”的问题。到了今天,“衣食行”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另外五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但要说解决得很不成功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起码民众的非议越来越多。“生”和“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老”是养老体系的问题;“死”,鉴于殡仪馆火葬场都是民政管理的,列为社会保障问题;“住”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年争议最大,很多人因此成为富翁,无数人因此成为“奴隶”或者“蜗牛”。
对于这五个问题不必举太多实例,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我只想对“死”这个问题说一下亲身经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连续去了两次所在城市的火葬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在吊唁亲友的同时我吃惊地发现一个骨灰盒居然需要数千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在中国,一个人“死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住”五大需求都不靠谱。不仅如此,除了这八大需求外,现代社会还有教育需求。尽管中国几年前总算真正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九年制”的前后两头,即幼儿园和大学教育却开始变本加厉。
也就是说,在六大基本需要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敢花钱?当然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通过数字来说话。
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中和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况最具备可比性。印度2008年人均GDP1024美元,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66.8美元,是印度的三倍以上。即使中国统计体系存在缺陷,但比印度人富得多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反观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悬殊,但社会保障体制却相对完善。不仅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粮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难怪印度人比中国人敢花钱了。结果就是:印度2008年的居民消费率是54.7%,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高出近20个百分点。
再来看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差别只是农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不如城市。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待遇是宪法规定的。根据巴西1988年颁布的宪法,医疗和教育是所有巴西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责任,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每一个巴西公民都有权在政府各级医疗机构享受免费治疗,在公立教育机构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部宪法还规定将农村人口纳入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1985年到2003年间,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在70%-80%之间,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稳定在高于70%的水平。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大约要低20个百分点。
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是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并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可是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那么,老百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谁“劫持”了我们的财富?
中国老百姓不花钱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那么,老百姓的钱哪里去了?
对于GDP这个概念,大家再熟悉不过。中国的GDP是采用生产法核算的,简单一点讲就是把每个行业的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后的余额加总到一起。但这种方式如果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跟我们的收入没有直接关系。但GDP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就是收入法,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等于GDP。
通俗一点说,从收入角度看,GDP就是一个国家每年所产生的收入之和,如果把这个收入做一下分类,可以分为三类:老百姓的工资薪金奖金等现金形式的收入、企业的现金利润和政府的税收收入。如果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少,只能说明企业和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因为蛋糕就这么大,给你切少了,必然就给其他人切得多了。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甚至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
蛋糕是如何被分割的?
所谓切蛋糕的过程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我们通过数据来看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
从1992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18年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75%,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27%,前者是后者的1.83倍。
同时还会发现了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或者分水岭:1993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陡然加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来看,可以以1995年作为分水岭:之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快速下降,从1979年的28.39%下降到1995年10.67%的最低点;但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不断地快速提升,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这一变化,应当和1994的财税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如果说1994年之前的改革主题是“放权让利”,那么,1994年的这次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收权”,把原来中央政府放出去的权利收回。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快速回升。
1998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表现出近乎完全的正相关性。但从1998年开始,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明显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要高于GDP的增速。就在1998年发生了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危机,“臭名昭著”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带领一批对冲基金将整个亚洲玩弄于股掌之间。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今天一样,大兴土木修建“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从而平安度过金融危机,也使得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加强。
1995年,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水平,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盈余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员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从国际比较看,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8%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2004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3%、51.2%、55.7%,亚洲的日本为51.4%,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该报告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该报告援引数据称,2007年,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的内部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加剧。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2010年3月11日《工人日报》一篇名为《劳动收入增幅跑输GDP令人担忧》的报道中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全总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滨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尼加拉瓜的一位工会领导人询问李滨生,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李滨生想了想,选了当时标准最高的深圳为例,告诉对方是90美元。本以为这个数字已经不低了,可对方一听就乐了:“也是90美元,和我们国家一样。”
原来,切蛋糕时政府和企业切的蛋糕份额越来越大,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就在老百姓所分得的蛋糕不断缩水的同时,这块蛋糕中老百姓最终所能够分到的蛋糕也在不断减少,也难怪储蓄中企业和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
蛋糕该如何切?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是初次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在蛋糕切割比例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而二次调节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税收。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劫富济贫,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化。
上图是新华社发的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图。图中所显示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4.2%。而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多份政策调研报告指出: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原因,研究员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体系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我们再看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国2008年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全国总工会目前的有关数据显示,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许多劳务派遣工的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工资水平,甚至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我国目前对二次分配起作用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目的就是为了“杀富”。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目前只有2000元,这个起征点还是2008年3月1起实施的,至今不过两年多。2000元的起征点是高是低,我相信普通民众不会有争议,但当我们发现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时,估计不会有人再相信它本来的作用是抑制收入差距。
西方国家普遍征收的财产税,我国从来没有实施,现在也没有看到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调节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税收工具,几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
无论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达到0.45,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过大,该报告提出很多政策建议,建议缩小存在于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建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
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财政支出作为最重要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手段,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实际需求。
政府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政府的钱怎么花?
下图是1982年到2004年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可以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公共财政逐渐成为“养人”财政,因为行政管理费比重从1982年的6.87%上升到2005年的26.49%,从当初年度最小的开支项目一跃成为最大的开支项目。并且只有行政管理费这一个项目有预算外开支。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费预算外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预算内开支的增长速度。
其次,从花钱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建设费用开支到了2006年是第二大开支项目,但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了2005年居然下降到了23.78%。而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费用开支大幅上升。
第三,2007年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用和经济建设费用合计占比为50.28%,就是说我们的财政主要功能就是“养人”和搞建设。
为了避免上述结论下得过于草率,我找到一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比例。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4年写过一篇《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文章,里面提到:加上统计的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后,2003年国家财政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行政公务费用(不包括公安和武装警察费用),高达27%。其次是经济建设费用21.7%,而用于社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比例全部加起来只占16.6%,我们的财政实际是一个养人和搞建设的财政。
既然政府没有把钱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将这部分钱挪作它用,就势必会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
政府的钱够花吗?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的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当这个计划刚出台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政府每年都会发行国债,也就是说政府每年的钱本来不够花,那么大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
我找到了下面的数据:2010年两会期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3日的报道,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已达7.1万亿。以地方政府负债中85%来源于银行信贷来粗略计算,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已超8.3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24.7%。
关于中央财政的负债情况我目前没有查到2009年年末的准确国债余额,但2008年末国债余额为5.33万亿,2009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为62708.35亿元。以2009年的数字加上地方政府负债余额8.3亿元,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4.5万亿元。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债余额为3867.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63万亿。这样各级政府债务总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达到5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6.85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负债率达到250%。
目前,国际上评价一国财政赤字风险有两个指标: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负债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60%。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用温总理的话说,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
但是,问题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向银行借来的。政府从银行融资往往是用土地转让收入甚至是财政收入作为未来还本付息的保证,这将使得地方政府未来可支配财政收入减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及准公共产品的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缺乏资金保障。香港中国银行的报告保守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6万亿元,这样每年还款额将达5200亿元以上,相当于去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6%。如果其中一半还不出钱来,银行业一年盈利将减少4成4,不良贷款率将增加7%。若央行为因应通膨而升息,对地方政府债务更是雪上加霜。 在西部的一些地区,由于当地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面临“破产危机”。2008年9月美国阿拉巴马州杰佛逊县政府的破产事件不知未来会不会在中国上演。
由于债务压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土地转让收入依赖性越来越强,从而导致地价和房价高居不下,使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手”。
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往往是和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银行提供的借款也多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无法履行正常的风险评估程序,因此银行业担负了巨大的未来呆坏账风险。
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实际上等于变相地投放货币,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
近日湖北省曝出12万亿元的天量投资计划,我大概看了一下湖北省的经济数据。12万亿的总投资规模,相当于2009年湖北省GDP总量的10倍,相当于湖北省年财政收入的147倍。根据湖北省的规划,仅在2012年前开工的项目就有1.3万个,约需资金6万亿元。地方政府财政只能拿出4300亿元。
企业的钱花到哪里了?
上图是1998年到2007年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对比。净出口的增长仍然紧跟投资率的增长。而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仍然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并且在1998到2001年间,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同时下降。
净出口率的增长之所以在时间上落后于投资率的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从建设到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但问题在于投资—出口的扩大循环会造成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GDP)达到了70%,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达到了40%。如果外部需求下降,就会形成产能过剩。
如果在google搜索“产能过剩”四个字,你会得到352万条结果,这样的结果你不必经过大脑就知道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危机。
工信部2010年3月18日发布了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报告称,中国工业经济呈现出回升向好的运行态势,但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辛国斌表示,目前原材料、船舶、纺织工业的产能过剩尤为突出。
银监会随后在3月23日表示,将禁止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煤炭、化工等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央企今后入股商业银行。
据报道,当前我国主要产业产能利用率只达到60%到70%,正常情况应该在80%左右。我国电石产能利用率只有68%;焦炭产能闲置近亿吨;甲醇产能闲置过半。据行业协会统计,在建的电石、焦炭和甲醇产能还有约700万吨、3000万吨和860万吨。此外,部分无机盐、无机碱、化肥、农药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
三十年中国GDP增长路线图
1978年—1993年。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的特点是: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基本保持同步变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下降,除了投资率,消费率、储蓄率和财政支出结构与国际相比基本上没有异常差异。但考虑到当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初期和计划体制的因素,投资率偏高也算正常,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也比较高,货币供应量在这一时段的末期增长很快,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
1994年—2000年。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货币供应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两倍于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逐年上升,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有所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与前一个时段相比有所提高。本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并且表现出非相关性。行政开支费用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快速增长。
2001年—2009年。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先是快速平稳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不断提高。储蓄率的增长快于投资率增长,消费率持续快速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仍然高于GDP的增长幅度。财政支出结构与国际相比其中国特色更加明显。本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到2007年的70%。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GDP增长路线图:政府改变了切蛋糕的比例,导致企业和政府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多,而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企业和政府手里有了钱之后,就大举投资固定资产,随后形成的产能,则主要通过进出口来消化。这造就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企业和政府的钱存在银行)、高投资率(企业和政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高外贸依存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主要通过进出口来消化)。但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隐性失业人群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并且人口红利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参与到国际化进程中使得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孟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制方法的改变当然会直接导致菜肴味道的改变。现在这道菜,在味道上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危险,老年化社会已经来临,但社会保障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健全的地步。这个增长循环过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其次,随着技术积累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或者说可以通过分工和交换所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有限。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开始递减。
第三,蛋糕切割方法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解决不力导致贫富不均现象日趋严重,公共产品短缺程度可能超出想像,有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第四,投资冲动造成货币供应量超出实际需要,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