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东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作为中学历史教师，笔者这里把对课改问题的一些观察、思考和探索写出来，作为课改实施近十年的一个样本。
2004年广东开始实施新课改，其中一个特点是一标多本（4个版本）。当年8月，笔者回四川和曹靓老师聊到这个问题，曹老师最大的困惑是：“四套教材，高考怎么考”？曹老师的困惑也是大多数师生对课改的困惑，反映了大多数师生对课改的焦虑。课改问题，很大程度就是对教科书的认识和使用问题。经过近10年的实践，笔者对教科书的认识和使用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路，早已超越了面对“四套教材，高考怎么考”的困惑。
首先，现行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比以往有进步，但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改变。关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笔者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知识繁、内容多、条理不清楚。经常有教学文章追究教科书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欧共体成立的时间。教科书有问题，但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作为中学历史教师，面对教科书，我们有没有想过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又是否想过解决的办法？在笔者看来，教师必须首先明确历史教育的目的。正如林达所言，“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①要通过历史教育养成这样健全的人格，前提是要教学生说真话。什么样的教育塑造什么样的人，西方人的气质与中国人有很大不同，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应该就是教育方面的原因了。
基于此，人为地造成当前历史教科书部分内容取舍的不恰当，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比如中国近代史讲鸦片战争，却不讲1793年英国派马尔嘎尼到中国谈判，希望中英通商；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却不讲给英法联军带路的是中国人；讲《辛丑条约》赔款，却不讲后来美国等国家退还了一笔赔款给中国发展教育；讲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却不讲不平等条约中蕴含的平等精神；讲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却不讲国民党的土改；讲中国现代科技的成就，却不讲中国科技的不足；世界历史讲美国内战，却不讲内战后胜利的北方是怎么处理战败的南方的；讲黑船事件迫使日本人开放通商口岸，却不讲日本人在2003年举行活动，纪念其开放通商口岸150周年。如此诸般，皆为不恰当取舍，呈现一面而隐藏另外一面，使教科书的真实程度也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我们讲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也要给学生横向对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如日本用占世界0.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世界1/6的财富。我们不要总是和1949年前的中国比，也不要总是和印度、古巴比。否则，会造成学生盲目自大、天下我第一的心理。狭隘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这样的盲目宣传造成的。
其次，正确使用教科书，同时历史课堂要超越、挑战教科书。教材的主要功能是给我们提供一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利用教材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历史事件和概念；把一些最基本的史实搞清楚。我在考卷上看到学生这样的表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运动展开；红军长征过沙漠；中国1971年加入欧盟。这些错误的出现，就是因为没有发挥好教材的基本功能。在发挥好教材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我们的历史课堂要超越、挑战教科书。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进度各有不同。进度过快的教师，一般解决办法是，先用几节课来自习，不学习新的内容；进度过慢的解决的办法是：赶，用自习课时间补起来。每年高三都有教师觉得复习时间不够用，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学校申请增加课时。其实教学进度的问题，涉及业务水平的问题：即如何恰当取舍和把握教材内容。不恰当的取舍，是导致教学进度过快或过慢的重要原因。比如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围绕生产相对过剩展开的，内容并不多。
对教材要进行适当取舍，这在中学历史教育界已取得共识。普遍的观点是要基于课标来理解和取舍教材。笔者认为，课标是死的，人是活的，要立足于普世价值观来理解和取舍课标、教科书。一般认为，历史教育应体现国家意志。这是固然的，但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必须坚持真实，不能抹杀、歪曲历史。例如苏联的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不论是沙皇、将军、科学家、农夫，只要对俄国做出过贡献的，几乎无一人被省略。①二是国家意志应该与世界主流价值观一致。珍惜生命、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倡导民主、维护平等、强调公正是当今主流世界认同的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一旦不能以上述价值观作为历史课堂的根本出发点，历史教学就会陷入价值迷乱的状态。历史教育与历史学有区别，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掩盖今日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谈到今日中学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时，黄牧航教授经常提到他经历的故事。黄教授曾多次在中学听《辛亥革命》的历史课，一节课下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每次课后提问学生：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共和国？几乎没有学生能够回答出比较完美的答案。②照我的理解，要让学生回答出令黄教授满意的答案，就应该立足于普世价值观来理解和取舍教材内容。受此启发，笔者曾经帮助同学们理解了一些忽略了的知识。比如临时政府为什么是临时而不是正式，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什么是临时的，为什么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伪宪法”，还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为什么不是选举产生的，《共同纲领》为什么是临时的宪法，为什么先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再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府。这些知识看起来很简单，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其实里面有很深奥的知识，而上述问题就是合法政府产生的一整套程序。临时政府为什么是临时而不是正式？聂幼犁教授认为：“是因为当时战争未了，无法按照民主共和的程序来制定宪法和选举法。”其实这刚好是在按照民主共和的程序在运作。理解到这些，就不难理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也不难理解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新政府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繁琐程序才能产生。这样的历史课堂，应该是能吸引学生的，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竞争是值得推崇的价值观。周明学老师曾经对家庭手工纺织业解体过程中两个“分离”进行解释。③我觉得这样理解就比较清楚明了：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解体，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是竞争的产物。《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侵略中国由商品输为主到资本输出为主，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理解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可以更深刻，也能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观念。
在普世价值观的指导下，还有很多知识、常识是应该被重新演绎的，比如：宪政、政党、选举、竞争、产权、信仰、妥协、契约、现代化、市场经济、司法独立、福利制度、国家税收、统一与分裂、人权与主权、军队国家化、改良与革命、私有制与公有制、媒体与新闻制度、罢工和游行、政府的合法性、财政预算与决算、普世价值观与国情、经济总量与质量，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签名、鼓掌、代表等等。
或许有的教师觉得这些内容太遥远了，其实刚好这些知识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我们的高考也是这样考的。正常状态下，我们的历史教育不应该为政治服务，也不应该为考试服务。考试不该成为我们历史课堂不作为的理由。一谈起历史课程改革，有人总是以高考的存在为理由加以否定，其实二者不矛盾。这些年的高考，至少我觉得广东高考，命题专家用知识和智慧，在选拔人才的同时，为课程改革和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正如冯一下教授所言，“在多年渐进改革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历史高考命题改革似乎在酝酿更大的动作”。①所以把课程改革和考试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在当下中国，脱离考试谈课程改革，注定是要遇到更大挫折的。钱理群教授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分析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课“与高考无关”。②历史课程改革不能脱离考试，但是要超越考试。
教师把握好内容，就能将历史课堂化繁为简，课堂会更深刻。但是，今天的历史课堂，不少充斥着空话、套话。我曾经看到这样一道题目：
1906年，中国人简照南兄弟办的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白鹤”卷烟特别畅销，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烟标与其“玫瑰”烟标颜色相近为借口，诬告“南洋”侵权，香港当局于是没收焚毁“白鹤”牌香烟，“南洋”发展遭重创。这说明了
A.外国资本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B.封建势力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C.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挤和打击
D.民族资本主义由经济萎缩走向全面崩溃
答案A
这道题编制得是很粗糙，编制题目的人想当然，答题目的学生也是想当然。选择性地寻找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去证明自己的想象和强化自己的判断，用固有的结论去套题目，这是哪门子的历史教育！？如果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眼就看得出来，南洋公司就是侵权了，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商标法了，这就是游戏规则。今天中国很多知名企业深受商标侵权之害。我想，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和高中学生，不会怀疑这道题目的问题所在，正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彼时的外国资本主义必然会压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答案A是理所当然的。死气沉沉的教学，教出死气沉沉的学生。我们的学生长期被灌输一些教条的东西，看待什么问题都用这套话语系统去与之匹配，或者不管你讲什么观点，他都用那套话语系统和逻辑体系来回答，让人无可奈何。这样的教育导致人的精神世界一元化和同质化，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正常的教育应该是自由教育，即通过教育，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有人总是要特别强调，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公民品德。这是句正确的废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把学生培养成道德败坏的人。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酒驾、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比比皆是。新闻报道，“2012年国庆节，8万人参加升旗仪式，最后留下8吨垃圾”。陈丹青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历史感，没有现实感。”③为什么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就历史教育而言，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内容取舍出了问题，价值观出了问题。就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只偏重于抨击殖民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却对为什么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如果我们能讲讲是因为当时的部分中国人随地吐痰造成的，这样或许更全面；讲日本侵略，我们如果能够引导学生关注一下日本的另外一面，比如日本人民的素质：就像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当时的录像和电视转播让全世界感到惊讶，比赛现场没有留下一点垃圾。这样触及学生的思想，可能比单纯的宣扬民族主义和灌输侵略，效果要好得多。
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空话、套话显然无助于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只有让同学们从小面对真实的问题、学会反思，然后才能逐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生活在谎言与蒙蔽之中的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很多内容，教科书可以回避，但是教师不能回避，是良知，也是责任；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民族负责。这样的历史教育，有助于同学们学会独立思考和担当责任，至少不乱扔垃圾。
公民社会，需要有做人的基本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实在要说假话，不能伤害别人。所以，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否定历史课堂追求真实的基本要求。历史课堂如果少了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再精彩的历史课堂都要打折扣。2012年9月19日下午，我在广东省新兴一中听了一节关于抗日战争的课，授课者是江苏大港中学的蒋其君老师。课后我也同前来讲学的束鹏芳老师就这节课进行了交流，我觉得这节课少了一些冲击力，主要是缺乏对历史真相的探究。不得不承认，中国现行的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教科书的编写者不是不明白，只是无能为力。记得2010年10月在厦门，新课标人民版历史教科书的某位编者告诉我，教科书编写者也有苦衷，他希望中学历史教师能针对问题，有所作为。我的朋友，复旦大学历史学陈峥博士，为现行教科书存在的问题辩解：“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比大陆更严重！”作为中学历史教师，不能以别人的教科书有问题，作为回避自己问题的理由，而要积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比如针对教科书中存在不真实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以何种方式去呈现，呈现多少的问题。除了前面讲到的以普世价值观为指导取舍教材，还原历史的全貌和真实以外，我还试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要使学生不迷信教材。每个新学年开始，我都会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明确：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历史有不真实的地方，然后给同学们分析了造成历史不可信的原因。这样，既让同学们知道了人们是如何还原历史的，有助于激发同学们探究历史的兴趣和愿望；再在课堂上讲某些历史不可信，同学们自然接受了。比如，在分析“某些历史不可信”原因时，我提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我以秦汉、隋唐为例给同学们分析其中的道理，然后自然引申到了国共的历史上来，让同学们明白，我们接触到的国共历史，不能全信，提醒同学们要注意鉴别。这样一讲，同学们觉得还有点道理，长了知识。今后当我们在课堂上再讲一些与书本不一致的地方时，同学们就有了探究的兴趣。
其次，用史料展示历史的真实性。很多历史，很敏感，我们尽量用学术说话，用史料说话。这样语言也朴实，没有那么尖锐，学生也心服口服。我给同学们看过一张照片（见图1）：1948年11月，一个农民试图向正撤退的国军部队兜售自家养的鸡，却没有成功。在我们的宣传中，国军都是一幅强盗形象。但是这张图片却颠覆了这一形象，如果真是到处抢，农民还敢去兜售吗？兜售没有成功，说明人家根本不想买或者价钱没有谈好。孤证不取，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少尉黄耀武口述的《1944—1948我的战争》一书，讲了很多国军买农民东西的事情。如果老师在口头上说国军其实不是我们宣传中那种形象，可能同学们很难相信老师说的话。傅斯年说得好，“一分材料一分话，十分材料是十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有材料，就有说服力了，也让同学们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还原历史的方法。
又如，我姑父家在1949年前买了很多地。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地主，而地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姑父家到现在都还留下了很多地契等，前几年我向姑父要了三张来保存：一张是光绪年间向一冷姓人家买地的地契（见图2），另外两张是民国时期交纳田赋的收据（见图3）与捐助学校的收据（见图4）。大家仔细观察可以看到，两张收据上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我研究这三张发黄的资料时，不经意间还原出这么一个地主的形象：一个遵纪守法、信奉公平交易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地主。后来在课堂上，我给同学们展示这三张资料，同学们基本能得出一样的答案。特别是同学们能抓住地契中的卖家“无钱用度”，“经全家商议”，卖家是“心甘意愿，并无勒逼笼络情形”，“卖家不得反悔”等关键信息，得出买卖双方是在“公平交易，没有强买强卖”的结论，更有同学能从中看到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契约精神和产权意识。
“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教给学生的其实主要不是历史”。①我想，这是在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这就是在教给学生历史。
2004年，我看到一则材料：叶挺将军的儿子曾经在当时的广东省立第八中学（现在的罗定中学）读了近一年的书。当时我有点怀疑这则材料的真实性。今年年初，我在《微历史》一书上读到另外一则材料：抗战时期，叶挺夫人李秀文与姐姐两人逃到罗定。这则材料可以旁证叶挺将军的儿子在罗中读过书的事情。我把这样的事例告诉同学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能逐渐学到一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培养同学们的综合素质、人文素养和证据意识。
最后，还原历史，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点到为止。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哪些内容该讲？哪些不该讲？我想，应以普世价值观和历史教育的目的为指导进行选择。其实很多内容不在于该不该讲，而在于怎么讲。当然，历史课堂不可能面面俱到，特别是面对一些敏感话题，怎么办，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线索，引导感兴趣的同学自己去阅读，自己下结论。比如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们不可能一点不漏的讲清楚，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材料，比如《定西孤儿院记事》，也可以建议同学们访问一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让同学们知道有这么一段惨痛的记忆和教训。我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代搞了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有很多经验可供学习，但是课时有限，怎么办？我们就可以三言两语简单介绍一下，给学生提供一点线索。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的叙述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近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我们可以给学生推荐些相关书籍。前面提到的蒋其君老师那节课，另外的一个局限就是使用的材料比较陈旧。近年出了很多关于抗战的鲜活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材料，比如《抗战一瞬间》《国家历史》《一位老兵的回忆》《一寸山河一寸血》。课堂时间有限，但是给学生介绍些获取历史知识的资料和路径是可行的。世界就是一本书，学习并不局限在课堂之内，把历史课堂延伸到课外，这可能也是历史课堂的价值所在。如果明确这一点，历史课程改革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内容取舍、课时紧张的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有人断言历史课改已经失败，这个结论为时过早。课改不能急，我们不要急于证明课改的效果，只要方向对了，然后一点点的做下去，我想二三十年后总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作者简介】李翰，男，1980年生，四川仁寿县人，中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广东省罗定中学，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林育娴，女，1981年生，广东郁南县人，中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广东省罗定中学，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王雅贞】
2004年广东开始实施新课改，其中一个特点是一标多本（4个版本）。当年8月，笔者回四川和曹靓老师聊到这个问题，曹老师最大的困惑是：“四套教材，高考怎么考”？曹老师的困惑也是大多数师生对课改的困惑，反映了大多数师生对课改的焦虑。课改问题，很大程度就是对教科书的认识和使用问题。经过近10年的实践，笔者对教科书的认识和使用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路，早已超越了面对“四套教材，高考怎么考”的困惑。
首先，现行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比以往有进步，但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改变。关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笔者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知识繁、内容多、条理不清楚。经常有教学文章追究教科书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欧共体成立的时间。教科书有问题，但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作为中学历史教师，面对教科书，我们有没有想过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又是否想过解决的办法？在笔者看来，教师必须首先明确历史教育的目的。正如林达所言，“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①要通过历史教育养成这样健全的人格，前提是要教学生说真话。什么样的教育塑造什么样的人，西方人的气质与中国人有很大不同，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应该就是教育方面的原因了。
基于此，人为地造成当前历史教科书部分内容取舍的不恰当，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比如中国近代史讲鸦片战争，却不讲1793年英国派马尔嘎尼到中国谈判，希望中英通商；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却不讲给英法联军带路的是中国人；讲《辛丑条约》赔款，却不讲后来美国等国家退还了一笔赔款给中国发展教育；讲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却不讲不平等条约中蕴含的平等精神；讲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却不讲国民党的土改；讲中国现代科技的成就，却不讲中国科技的不足；世界历史讲美国内战，却不讲内战后胜利的北方是怎么处理战败的南方的；讲黑船事件迫使日本人开放通商口岸，却不讲日本人在2003年举行活动，纪念其开放通商口岸150周年。如此诸般，皆为不恰当取舍，呈现一面而隐藏另外一面，使教科书的真实程度也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我们讲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也要给学生横向对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如日本用占世界0.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世界1/6的财富。我们不要总是和1949年前的中国比，也不要总是和印度、古巴比。否则，会造成学生盲目自大、天下我第一的心理。狭隘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这样的盲目宣传造成的。
其次，正确使用教科书，同时历史课堂要超越、挑战教科书。教材的主要功能是给我们提供一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利用教材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历史事件和概念；把一些最基本的史实搞清楚。我在考卷上看到学生这样的表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运动展开；红军长征过沙漠；中国1971年加入欧盟。这些错误的出现，就是因为没有发挥好教材的基本功能。在发挥好教材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我们的历史课堂要超越、挑战教科书。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进度各有不同。进度过快的教师，一般解决办法是，先用几节课来自习，不学习新的内容；进度过慢的解决的办法是：赶，用自习课时间补起来。每年高三都有教师觉得复习时间不够用，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学校申请增加课时。其实教学进度的问题，涉及业务水平的问题：即如何恰当取舍和把握教材内容。不恰当的取舍，是导致教学进度过快或过慢的重要原因。比如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围绕生产相对过剩展开的，内容并不多。
对教材要进行适当取舍，这在中学历史教育界已取得共识。普遍的观点是要基于课标来理解和取舍教材。笔者认为，课标是死的，人是活的，要立足于普世价值观来理解和取舍课标、教科书。一般认为，历史教育应体现国家意志。这是固然的，但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必须坚持真实，不能抹杀、歪曲历史。例如苏联的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不论是沙皇、将军、科学家、农夫，只要对俄国做出过贡献的，几乎无一人被省略。①二是国家意志应该与世界主流价值观一致。珍惜生命、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倡导民主、维护平等、强调公正是当今主流世界认同的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一旦不能以上述价值观作为历史课堂的根本出发点，历史教学就会陷入价值迷乱的状态。历史教育与历史学有区别，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掩盖今日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谈到今日中学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时，黄牧航教授经常提到他经历的故事。黄教授曾多次在中学听《辛亥革命》的历史课，一节课下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每次课后提问学生：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共和国？几乎没有学生能够回答出比较完美的答案。②照我的理解，要让学生回答出令黄教授满意的答案，就应该立足于普世价值观来理解和取舍教材内容。受此启发，笔者曾经帮助同学们理解了一些忽略了的知识。比如临时政府为什么是临时而不是正式，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什么是临时的，为什么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伪宪法”，还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为什么不是选举产生的，《共同纲领》为什么是临时的宪法，为什么先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再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府。这些知识看起来很简单，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其实里面有很深奥的知识，而上述问题就是合法政府产生的一整套程序。临时政府为什么是临时而不是正式？聂幼犁教授认为：“是因为当时战争未了，无法按照民主共和的程序来制定宪法和选举法。”其实这刚好是在按照民主共和的程序在运作。理解到这些，就不难理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也不难理解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新政府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繁琐程序才能产生。这样的历史课堂，应该是能吸引学生的，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竞争是值得推崇的价值观。周明学老师曾经对家庭手工纺织业解体过程中两个“分离”进行解释。③我觉得这样理解就比较清楚明了：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解体，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是竞争的产物。《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侵略中国由商品输为主到资本输出为主，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理解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可以更深刻，也能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观念。
在普世价值观的指导下，还有很多知识、常识是应该被重新演绎的，比如：宪政、政党、选举、竞争、产权、信仰、妥协、契约、现代化、市场经济、司法独立、福利制度、国家税收、统一与分裂、人权与主权、军队国家化、改良与革命、私有制与公有制、媒体与新闻制度、罢工和游行、政府的合法性、财政预算与决算、普世价值观与国情、经济总量与质量，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签名、鼓掌、代表等等。
或许有的教师觉得这些内容太遥远了，其实刚好这些知识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我们的高考也是这样考的。正常状态下，我们的历史教育不应该为政治服务，也不应该为考试服务。考试不该成为我们历史课堂不作为的理由。一谈起历史课程改革，有人总是以高考的存在为理由加以否定，其实二者不矛盾。这些年的高考，至少我觉得广东高考，命题专家用知识和智慧，在选拔人才的同时，为课程改革和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正如冯一下教授所言，“在多年渐进改革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历史高考命题改革似乎在酝酿更大的动作”。①所以把课程改革和考试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在当下中国，脱离考试谈课程改革，注定是要遇到更大挫折的。钱理群教授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分析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课“与高考无关”。②历史课程改革不能脱离考试，但是要超越考试。
教师把握好内容，就能将历史课堂化繁为简，课堂会更深刻。但是，今天的历史课堂，不少充斥着空话、套话。我曾经看到这样一道题目：
1906年，中国人简照南兄弟办的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白鹤”卷烟特别畅销，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烟标与其“玫瑰”烟标颜色相近为借口，诬告“南洋”侵权，香港当局于是没收焚毁“白鹤”牌香烟，“南洋”发展遭重创。这说明了
A.外国资本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B.封建势力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C.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挤和打击
D.民族资本主义由经济萎缩走向全面崩溃
答案A
这道题编制得是很粗糙，编制题目的人想当然，答题目的学生也是想当然。选择性地寻找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去证明自己的想象和强化自己的判断，用固有的结论去套题目，这是哪门子的历史教育！？如果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眼就看得出来，南洋公司就是侵权了，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商标法了，这就是游戏规则。今天中国很多知名企业深受商标侵权之害。我想，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和高中学生，不会怀疑这道题目的问题所在，正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彼时的外国资本主义必然会压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答案A是理所当然的。死气沉沉的教学，教出死气沉沉的学生。我们的学生长期被灌输一些教条的东西，看待什么问题都用这套话语系统去与之匹配，或者不管你讲什么观点，他都用那套话语系统和逻辑体系来回答，让人无可奈何。这样的教育导致人的精神世界一元化和同质化，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正常的教育应该是自由教育，即通过教育，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有人总是要特别强调，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公民品德。这是句正确的废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把学生培养成道德败坏的人。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酒驾、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比比皆是。新闻报道，“2012年国庆节，8万人参加升旗仪式，最后留下8吨垃圾”。陈丹青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历史感，没有现实感。”③为什么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就历史教育而言，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内容取舍出了问题，价值观出了问题。就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只偏重于抨击殖民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却对为什么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如果我们能讲讲是因为当时的部分中国人随地吐痰造成的，这样或许更全面；讲日本侵略，我们如果能够引导学生关注一下日本的另外一面，比如日本人民的素质：就像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当时的录像和电视转播让全世界感到惊讶，比赛现场没有留下一点垃圾。这样触及学生的思想，可能比单纯的宣扬民族主义和灌输侵略，效果要好得多。
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空话、套话显然无助于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只有让同学们从小面对真实的问题、学会反思，然后才能逐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生活在谎言与蒙蔽之中的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很多内容，教科书可以回避，但是教师不能回避，是良知，也是责任；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民族负责。这样的历史教育，有助于同学们学会独立思考和担当责任，至少不乱扔垃圾。
公民社会，需要有做人的基本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实在要说假话，不能伤害别人。所以，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否定历史课堂追求真实的基本要求。历史课堂如果少了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再精彩的历史课堂都要打折扣。2012年9月19日下午，我在广东省新兴一中听了一节关于抗日战争的课，授课者是江苏大港中学的蒋其君老师。课后我也同前来讲学的束鹏芳老师就这节课进行了交流，我觉得这节课少了一些冲击力，主要是缺乏对历史真相的探究。不得不承认，中国现行的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教科书的编写者不是不明白，只是无能为力。记得2010年10月在厦门，新课标人民版历史教科书的某位编者告诉我，教科书编写者也有苦衷，他希望中学历史教师能针对问题，有所作为。我的朋友，复旦大学历史学陈峥博士，为现行教科书存在的问题辩解：“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比大陆更严重！”作为中学历史教师，不能以别人的教科书有问题，作为回避自己问题的理由，而要积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比如针对教科书中存在不真实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以何种方式去呈现，呈现多少的问题。除了前面讲到的以普世价值观为指导取舍教材，还原历史的全貌和真实以外，我还试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要使学生不迷信教材。每个新学年开始，我都会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明确：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历史有不真实的地方，然后给同学们分析了造成历史不可信的原因。这样，既让同学们知道了人们是如何还原历史的，有助于激发同学们探究历史的兴趣和愿望；再在课堂上讲某些历史不可信，同学们自然接受了。比如，在分析“某些历史不可信”原因时，我提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我以秦汉、隋唐为例给同学们分析其中的道理，然后自然引申到了国共的历史上来，让同学们明白，我们接触到的国共历史，不能全信，提醒同学们要注意鉴别。这样一讲，同学们觉得还有点道理，长了知识。今后当我们在课堂上再讲一些与书本不一致的地方时，同学们就有了探究的兴趣。
其次，用史料展示历史的真实性。很多历史，很敏感，我们尽量用学术说话，用史料说话。这样语言也朴实，没有那么尖锐，学生也心服口服。我给同学们看过一张照片（见图1）：1948年11月，一个农民试图向正撤退的国军部队兜售自家养的鸡，却没有成功。在我们的宣传中，国军都是一幅强盗形象。但是这张图片却颠覆了这一形象，如果真是到处抢，农民还敢去兜售吗？兜售没有成功，说明人家根本不想买或者价钱没有谈好。孤证不取，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少尉黄耀武口述的《1944—1948我的战争》一书，讲了很多国军买农民东西的事情。如果老师在口头上说国军其实不是我们宣传中那种形象，可能同学们很难相信老师说的话。傅斯年说得好，“一分材料一分话，十分材料是十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有材料，就有说服力了，也让同学们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还原历史的方法。
又如，我姑父家在1949年前买了很多地。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地主，而地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姑父家到现在都还留下了很多地契等，前几年我向姑父要了三张来保存：一张是光绪年间向一冷姓人家买地的地契（见图2），另外两张是民国时期交纳田赋的收据（见图3）与捐助学校的收据（见图4）。大家仔细观察可以看到，两张收据上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我研究这三张发黄的资料时，不经意间还原出这么一个地主的形象：一个遵纪守法、信奉公平交易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地主。后来在课堂上，我给同学们展示这三张资料，同学们基本能得出一样的答案。特别是同学们能抓住地契中的卖家“无钱用度”，“经全家商议”，卖家是“心甘意愿，并无勒逼笼络情形”，“卖家不得反悔”等关键信息，得出买卖双方是在“公平交易，没有强买强卖”的结论，更有同学能从中看到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契约精神和产权意识。
“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教给学生的其实主要不是历史”。①我想，这是在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这就是在教给学生历史。
2004年，我看到一则材料：叶挺将军的儿子曾经在当时的广东省立第八中学（现在的罗定中学）读了近一年的书。当时我有点怀疑这则材料的真实性。今年年初，我在《微历史》一书上读到另外一则材料：抗战时期，叶挺夫人李秀文与姐姐两人逃到罗定。这则材料可以旁证叶挺将军的儿子在罗中读过书的事情。我把这样的事例告诉同学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能逐渐学到一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培养同学们的综合素质、人文素养和证据意识。
最后，还原历史，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点到为止。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哪些内容该讲？哪些不该讲？我想，应以普世价值观和历史教育的目的为指导进行选择。其实很多内容不在于该不该讲，而在于怎么讲。当然，历史课堂不可能面面俱到，特别是面对一些敏感话题，怎么办，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线索，引导感兴趣的同学自己去阅读，自己下结论。比如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们不可能一点不漏的讲清楚，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材料，比如《定西孤儿院记事》，也可以建议同学们访问一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让同学们知道有这么一段惨痛的记忆和教训。我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代搞了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有很多经验可供学习，但是课时有限，怎么办？我们就可以三言两语简单介绍一下，给学生提供一点线索。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的叙述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近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我们可以给学生推荐些相关书籍。前面提到的蒋其君老师那节课，另外的一个局限就是使用的材料比较陈旧。近年出了很多关于抗战的鲜活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材料，比如《抗战一瞬间》《国家历史》《一位老兵的回忆》《一寸山河一寸血》。课堂时间有限，但是给学生介绍些获取历史知识的资料和路径是可行的。世界就是一本书，学习并不局限在课堂之内，把历史课堂延伸到课外，这可能也是历史课堂的价值所在。如果明确这一点，历史课程改革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内容取舍、课时紧张的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有人断言历史课改已经失败，这个结论为时过早。课改不能急，我们不要急于证明课改的效果，只要方向对了，然后一点点的做下去，我想二三十年后总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作者简介】李翰，男，1980年生，四川仁寿县人，中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广东省罗定中学，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林育娴，女，1981年生，广东郁南县人，中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广东省罗定中学，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