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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不但创作了很多诗歌作品，而且引进和出口了许多诗歌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纵观这段历史，人们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理论对诗歌翻译的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创新研究。本文陈述了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特点、研究主题，分析了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翻译 诗歌 功能 翻译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代表着中国的文化。如何把中国古诗介绍到国外去，关系中国诗歌乃至中国的形象；学习英语的人熟悉、阅读英语诗歌，可以开阔文学视野，增长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同时还可以增进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提高英语素养。因此，诗歌翻译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 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现状
现存的中国古诗英译本，有外国译者译的，也有国内译者译的。外国译者的译本大多数在1889-1946年间问世，Watson的译本可谓当代英译本的代表。国内译者的译本，大多是在近二十年间出版的。如今，国内外的译本，加在一起也不在少数，但真正好的译作仍然罕见，不少还是成仿吾在数十年前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译诗，除酿成一般人对于诗的误解与表示译者的肤浅之外，是丝毫没有益处的。”（罗新璋，384）。而粗劣的译品越多、越泛滥，则越有损于中国诗歌的灿烂形象。英译中国古诗本应是由英美翻译家来做的事情。国内翻译家之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主要原因是英译中国诗极难。后来者有借鉴先行者的方便，Watson的译作的确改正了不少过去译本中的“误译”。然而，至少从现存译本来看，即使是出之国内译者之手，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英语表达，也很难说一定超过外国译者，尤其是像Herbert H.Giles那样的早期译家。换言之，尽管身为中国人，又可以借鉴外国人的译作，但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甚至还存在不少出于缺乏中国诗歌基本知识的误译。
中国翻译文学最早面世的是诗歌，在我国数千年的译介长河中，这个历史并不算太长，但诗歌翻译及其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晚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年期”到80年代的“成年期”后，发展至今，无论是在翻译诗歌实践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可谓百花竞放，成果颇丰。
从目前的状况看，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都在寻找语言学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的框架。在形式理论与功能理论的选择上，功能理论更加受欢迎，原因主要是它与翻译的目的相吻合，都是从交际的角度出发。据我们的观察，很多翻译研究者对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情有独钟，他们都试图用这个理论阐释翻译中的问题。
二 诗歌翻译研究的特点
1 古诗翻译研究为主
诗歌翻译研究素材广泛，从古至今、由国外到国内，数以亿计，但通过阅读名家、学者的译著以及翻译批评，可以发现所用之例大部分选自古代诗人写的古诗，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黄水仙》（The Daffodils），克莱尔的《夜莺之巢》（The Nightingale’s Nes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围成一圈玫瑰花，来跳舞吧》（Ring a Ring of Roses），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代表作《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与《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等；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饮酒》（有人译为Drinking Wine），唐朝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等。
2 研究视角多样化
在翻译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了研究，最有影响的研究视角有：
（1）“译格律”研究
诗歌翻译中的多元化格律观广义上讲，诗的格律包括节奏、音韵及其他乐感手段三大部分。它不仅是诗歌“音乐美”的具体体现，也是诗区别于其他体裁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之一。译诗虽非译格律如此简单，但“诗有别裁”，格律问题始终都是诗歌翻译中的一道难题。在格律问题上，译诗者及其研究者彼此间有共识之处，也不乏歧见。共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还不曾有人成功且全面地否定过诗歌翻译中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二是译诗应追求节奏效果，这似乎不独为“格律派”所遵循，而是大家所普遍认可的。中国科研网上有关诗歌翻译的论文中，80%是有关诗歌格律翻译与欣赏方面的。
（2）功能理论研究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可以用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还可以用来组织信息，这三种功能分别属于Halliday所说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 Halliday，1985）。
Halliday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1985）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黄国文，2001）。
目前，一些学者和专家也开展了用功能语法指导诗歌翻译的研究，如黄国文曾经对杜甫的诗歌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进行评论；曾博曾经写过《从功能语法的角度看〈热恋的牧羊人〉及其和诗》。此外，还有刘美莲的《试评王维〈送别〉英译文的人际功能》、姚勇芳的《论诗歌翻译中的英汉语词义和语篇的结构差异及其表现》等论文。
（3）诗歌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所谓诗歌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是指不遵循单一的某种模式，而是结合其它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交际学等。
如在诗歌研究中将翻译同信息传播科学结合，运用信息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诠释翻译的过程，注重研究源语与译语间的信息传递，整个翻译过程包括阅读（解码）、分析、转换和译文输出等不同阶段的过程。
再如，将美学原理应用于诗歌翻译，克罗奇在1936年出版的《诗论》中，明确地阐述了三种诗的区别：一为灵感和格律、表现和意象成功结合的“古典诗”；二为单纯诉诸感觉、情感和为了修辞而修辞的形式主义诗；三是重理智和说教的教诲诗。三种诗中，他认为第一种才是真正的诗歌。我国著名典籍翻译学者张保红在其《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一文中，就曾提出将美学概念运用到诗歌翻译评论中来。诗歌翻译离不开“求美”，要再现美，就必须弄清什么是诗之美？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定势，常借助于一些审美概念来说明问题，如意境美、意象美、情感美、入神之美、和谐之美等，其结果都是字眼的“空转”。如果我们用一个命题来表述，就是诗之美乃Ｘ之美。这里的Ｘ不仅包括审美客观层概念，如诗之结构、韵律等，而且还包括主观层和审美评价层概念，由此可见，诗美内涵的开放性、模糊牲和非理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笔者认为，诗歌翻译中的“求美”问题恰如曾虚白所言：“因为我们不应该相信原文在我们内心的弦线上所拨出来的声音会同别人一样的……他（译者）的笔若能把他所认识的‘神韵’巧妙地表现出来，他就尽了翻译的能事”（1984：153）。
3 研究的主题
（1）诗歌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问题一向是翻译界研究的中心问题，并通过研究学者提出了许多标准，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功能对等”等等。目前对诗歌翻译标准出现了以下两种新的观点：①诗歌翻译标准是由诗的意象结构中的意蕴与审美价值所决定的，至近而意远，意境成了诗歌翻译的灵魂。境生于象外，使象与象之间互相规范涵盖，互相融通生发并超越自身的限定性而获本真的生命。这一本真生命之象，流光溢彩，“意味生”而“神境出”，无画处皆成妙境；②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2）诗歌翻译的方法
译诗应当也是诗，译诗应当忠于原诗。首先，必须保留原诗的意义和意境；其次，在此前提下，还应该字斟句酌地使译诗具有诗的形式和韵律、节奏。要根据我们的入诗原则，入于诗，出于诗，真正再现出原诗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
（3）诗歌翻译的欣赏
诗歌欣赏是一种再创造，没有想象，是没有这种再创造的。诗歌欣赏的方法很多，如：对比欣赏法、背景分析法、语言学习分析法、艺术分析法、“翻译欣赏法”，每个读者的人生经历与艺术修养不同，其欣赏的角度则各有侧重。
4 形成了几个有影响的研究中心
中国有几个机构在出版的文献的数量和对诗歌翻译研究产生的影响方面成绩显著，堪称诗歌翻译研究中心。如：南开大学翻译中心，刘士聪教授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崔永禄和王宏印教授任副主任，成员包括翻译专业教学人员和在读博士生近40人；华中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该中心是集学术研究和翻译教学于一身的科研教学型单位。翻译理论研究是该中心的研究重点与特色。该中心有提出“翻译研究与文化对比研究、符号学研究相结合”的陈宏薇教授，有研究变译理论的黄忠廉教授。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翻译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等。
三 存在的问题及趋势展望
诗歌翻译研究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有：
1 研究对象太狭隘
诗歌翻译研究要真正做到科学、规范、严密，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不能局限于研究有限的古典诗歌，而要扩大到所有诗歌类型；不能局限本国，或两国诗歌的研究，而要扩充到世界各国诗歌的对比研究。这样才能成为“放之皆准”的研究成果。
2 缺乏相关学科的理解与支持
诗歌翻译虽然经过长期的发展，有了飞速的发展，从单一的翻译学分支研究进入了系列跨学科研究，但同其他发展更为成熟、学术地位较高的学科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因此，研究人员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并应用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本领域的研究发展。
3 缺乏研究的动力
翻译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有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理论研究，而诗歌翻译属于后者。此外，由于诗歌翻译研究所得的经济回报远远低于其他类的翻译研究，因此，很少有人敢于或者愿意问津该项研究。然而，正如上所述，翻译研究正朝着更具科学性和跨学科性发展。要使跨学科研究不至于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真正做到学科交融，诗歌翻译界不但要增强自身的科研能力，同时要竭尽全力帮助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加入到自己的研究行列中来。
“我们正处在译学研究的分水岭，各种思想得以不断重估和修订”。在研究中，笔者始终感觉到，面临着译论流派异彩纷呈、此消彼长的局面，诗歌翻译迫切需要一个方向。这不仅是诗歌翻译研究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综合创造的基础。一言以蔽之，对传统诗歌翻译理的总结和深刻反思，对当代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对译诗理论的多元化探讨和体系构建，是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历史赋予每个诗歌翻译研究者的使命。本文对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只不过是浅尝辄止，稍作涉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本文系河南工业大学科研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式英语”成因分析及应用研究》（09XSK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余富斌、卢艳丽：《诗歌翻译应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中国翻译》，2005年第5期。
[2] 张保红：《谈诗歌翻译批评的再批评》，《外语与翻译》，2002年第1期。
[3] 刘世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保红：《外语语言与教学研究》（论文集），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韩礼德，彭宣维等译：《功能语法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6]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作者简介：沈国荣，男，1977—，江苏苏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口译理论及教学，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 诗歌 功能 翻译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代表着中国的文化。如何把中国古诗介绍到国外去，关系中国诗歌乃至中国的形象；学习英语的人熟悉、阅读英语诗歌，可以开阔文学视野，增长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同时还可以增进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提高英语素养。因此，诗歌翻译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 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现状
现存的中国古诗英译本，有外国译者译的，也有国内译者译的。外国译者的译本大多数在1889-1946年间问世，Watson的译本可谓当代英译本的代表。国内译者的译本，大多是在近二十年间出版的。如今，国内外的译本，加在一起也不在少数，但真正好的译作仍然罕见，不少还是成仿吾在数十年前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译诗，除酿成一般人对于诗的误解与表示译者的肤浅之外，是丝毫没有益处的。”（罗新璋，384）。而粗劣的译品越多、越泛滥，则越有损于中国诗歌的灿烂形象。英译中国古诗本应是由英美翻译家来做的事情。国内翻译家之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主要原因是英译中国诗极难。后来者有借鉴先行者的方便，Watson的译作的确改正了不少过去译本中的“误译”。然而，至少从现存译本来看，即使是出之国内译者之手，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英语表达，也很难说一定超过外国译者，尤其是像Herbert H.Giles那样的早期译家。换言之，尽管身为中国人，又可以借鉴外国人的译作，但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甚至还存在不少出于缺乏中国诗歌基本知识的误译。
中国翻译文学最早面世的是诗歌，在我国数千年的译介长河中，这个历史并不算太长，但诗歌翻译及其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晚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年期”到80年代的“成年期”后，发展至今，无论是在翻译诗歌实践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可谓百花竞放，成果颇丰。
从目前的状况看，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都在寻找语言学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的框架。在形式理论与功能理论的选择上，功能理论更加受欢迎，原因主要是它与翻译的目的相吻合，都是从交际的角度出发。据我们的观察，很多翻译研究者对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情有独钟，他们都试图用这个理论阐释翻译中的问题。
二 诗歌翻译研究的特点
1 古诗翻译研究为主
诗歌翻译研究素材广泛，从古至今、由国外到国内，数以亿计，但通过阅读名家、学者的译著以及翻译批评，可以发现所用之例大部分选自古代诗人写的古诗，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黄水仙》（The Daffodils），克莱尔的《夜莺之巢》（The Nightingale’s Nes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围成一圈玫瑰花，来跳舞吧》（Ring a Ring of Roses），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代表作《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与《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等；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饮酒》（有人译为Drinking Wine），唐朝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等。
2 研究视角多样化
在翻译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了研究，最有影响的研究视角有：
（1）“译格律”研究
诗歌翻译中的多元化格律观广义上讲，诗的格律包括节奏、音韵及其他乐感手段三大部分。它不仅是诗歌“音乐美”的具体体现，也是诗区别于其他体裁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之一。译诗虽非译格律如此简单，但“诗有别裁”，格律问题始终都是诗歌翻译中的一道难题。在格律问题上，译诗者及其研究者彼此间有共识之处，也不乏歧见。共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还不曾有人成功且全面地否定过诗歌翻译中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二是译诗应追求节奏效果，这似乎不独为“格律派”所遵循，而是大家所普遍认可的。中国科研网上有关诗歌翻译的论文中，80%是有关诗歌格律翻译与欣赏方面的。
（2）功能理论研究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可以用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还可以用来组织信息，这三种功能分别属于Halliday所说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 Halliday，1985）。
Halliday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1985）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黄国文，2001）。
目前，一些学者和专家也开展了用功能语法指导诗歌翻译的研究，如黄国文曾经对杜甫的诗歌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进行评论；曾博曾经写过《从功能语法的角度看〈热恋的牧羊人〉及其和诗》。此外，还有刘美莲的《试评王维〈送别〉英译文的人际功能》、姚勇芳的《论诗歌翻译中的英汉语词义和语篇的结构差异及其表现》等论文。
（3）诗歌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所谓诗歌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是指不遵循单一的某种模式，而是结合其它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交际学等。
如在诗歌研究中将翻译同信息传播科学结合，运用信息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诠释翻译的过程，注重研究源语与译语间的信息传递，整个翻译过程包括阅读（解码）、分析、转换和译文输出等不同阶段的过程。
再如，将美学原理应用于诗歌翻译，克罗奇在1936年出版的《诗论》中，明确地阐述了三种诗的区别：一为灵感和格律、表现和意象成功结合的“古典诗”；二为单纯诉诸感觉、情感和为了修辞而修辞的形式主义诗；三是重理智和说教的教诲诗。三种诗中，他认为第一种才是真正的诗歌。我国著名典籍翻译学者张保红在其《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一文中，就曾提出将美学概念运用到诗歌翻译评论中来。诗歌翻译离不开“求美”，要再现美，就必须弄清什么是诗之美？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定势，常借助于一些审美概念来说明问题，如意境美、意象美、情感美、入神之美、和谐之美等，其结果都是字眼的“空转”。如果我们用一个命题来表述，就是诗之美乃Ｘ之美。这里的Ｘ不仅包括审美客观层概念，如诗之结构、韵律等，而且还包括主观层和审美评价层概念，由此可见，诗美内涵的开放性、模糊牲和非理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笔者认为，诗歌翻译中的“求美”问题恰如曾虚白所言：“因为我们不应该相信原文在我们内心的弦线上所拨出来的声音会同别人一样的……他（译者）的笔若能把他所认识的‘神韵’巧妙地表现出来，他就尽了翻译的能事”（1984：153）。
3 研究的主题
（1）诗歌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问题一向是翻译界研究的中心问题，并通过研究学者提出了许多标准，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功能对等”等等。目前对诗歌翻译标准出现了以下两种新的观点：①诗歌翻译标准是由诗的意象结构中的意蕴与审美价值所决定的，至近而意远，意境成了诗歌翻译的灵魂。境生于象外，使象与象之间互相规范涵盖，互相融通生发并超越自身的限定性而获本真的生命。这一本真生命之象，流光溢彩，“意味生”而“神境出”，无画处皆成妙境；②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2）诗歌翻译的方法
译诗应当也是诗，译诗应当忠于原诗。首先，必须保留原诗的意义和意境；其次，在此前提下，还应该字斟句酌地使译诗具有诗的形式和韵律、节奏。要根据我们的入诗原则，入于诗，出于诗，真正再现出原诗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
（3）诗歌翻译的欣赏
诗歌欣赏是一种再创造，没有想象，是没有这种再创造的。诗歌欣赏的方法很多，如：对比欣赏法、背景分析法、语言学习分析法、艺术分析法、“翻译欣赏法”，每个读者的人生经历与艺术修养不同，其欣赏的角度则各有侧重。
4 形成了几个有影响的研究中心
中国有几个机构在出版的文献的数量和对诗歌翻译研究产生的影响方面成绩显著，堪称诗歌翻译研究中心。如：南开大学翻译中心，刘士聪教授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崔永禄和王宏印教授任副主任，成员包括翻译专业教学人员和在读博士生近40人；华中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该中心是集学术研究和翻译教学于一身的科研教学型单位。翻译理论研究是该中心的研究重点与特色。该中心有提出“翻译研究与文化对比研究、符号学研究相结合”的陈宏薇教授，有研究变译理论的黄忠廉教授。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翻译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等。
三 存在的问题及趋势展望
诗歌翻译研究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有：
1 研究对象太狭隘
诗歌翻译研究要真正做到科学、规范、严密，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不能局限于研究有限的古典诗歌，而要扩大到所有诗歌类型；不能局限本国，或两国诗歌的研究，而要扩充到世界各国诗歌的对比研究。这样才能成为“放之皆准”的研究成果。
2 缺乏相关学科的理解与支持
诗歌翻译虽然经过长期的发展，有了飞速的发展，从单一的翻译学分支研究进入了系列跨学科研究，但同其他发展更为成熟、学术地位较高的学科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因此，研究人员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并应用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本领域的研究发展。
3 缺乏研究的动力
翻译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有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理论研究，而诗歌翻译属于后者。此外，由于诗歌翻译研究所得的经济回报远远低于其他类的翻译研究，因此，很少有人敢于或者愿意问津该项研究。然而，正如上所述，翻译研究正朝着更具科学性和跨学科性发展。要使跨学科研究不至于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真正做到学科交融，诗歌翻译界不但要增强自身的科研能力，同时要竭尽全力帮助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加入到自己的研究行列中来。
“我们正处在译学研究的分水岭，各种思想得以不断重估和修订”。在研究中，笔者始终感觉到，面临着译论流派异彩纷呈、此消彼长的局面，诗歌翻译迫切需要一个方向。这不仅是诗歌翻译研究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综合创造的基础。一言以蔽之，对传统诗歌翻译理的总结和深刻反思，对当代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对译诗理论的多元化探讨和体系构建，是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历史赋予每个诗歌翻译研究者的使命。本文对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只不过是浅尝辄止，稍作涉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本文系河南工业大学科研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式英语”成因分析及应用研究》（09XSK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余富斌、卢艳丽：《诗歌翻译应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中国翻译》，2005年第5期。
[2] 张保红：《谈诗歌翻译批评的再批评》，《外语与翻译》，2002年第1期。
[3] 刘世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保红：《外语语言与教学研究》（论文集），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韩礼德，彭宣维等译：《功能语法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6]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作者简介：沈国荣，男，1977—，江苏苏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口译理论及教学，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