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两面性＂及其思想风险哲学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扇面＂,包含着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而高远的憧憬和追求,于是,以哲学为志业的哲学家们自然会把自身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追求对象化和投射到哲学上,认为哲学具有毋需反思的美好甚至＂神圣＂的价值和品格。这种对哲学的自我理解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然而,当人们沉浸在对哲学的自我陶醉之中时,往往容易遗忘哲学的另一面,那就是它所蕴含的思想风险以及为此所应承担的重大思想责任。自觉地反思哲学的思想风险及其思想责任,对于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提升哲学的自觉意识具有十分
形而上学一词，源自西方哲学词汇“metaphysics”，按中文解释，意即超越于各门以具体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最最重要，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竞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1982年，第2页）但后起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们则激烈反对作为存在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他们强调哲学应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典范，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而不应超越实证经验之外玄思所谓彼岸世界的抽象真理。
一、集体行动与集体意向
行动哲学家多将集体行动定义为归属于多人的行动（actionascribedtomorethanoneperson）。（cf．Tuomela and Miller；Gilbert；Serale；Bratman；Swindler；Velleman；Kutz）。有人称之为“联合行动”，行动谓词在多个个体上分配。巴兹利（N．Bardsley）则称之为“多人行动”（MAA，
经学在中国有着两干多年的历史，“哲学”概念引入中国并随之成为中国的一门现代学科却是晚近的事情。1913年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新的《大学规程》，经学遭到废止。当时在一些学者中间，围绕学校是否应该保留经学学科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然而，经学因为失去了必要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在20世纪的中国逐渐走向了衰落（甚至是衰亡）。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的产生是其对西方逻辑了解后的产物，而他们关注西方逻辑之目的又是服务于其社会变革之需要，因而，他们的中国逻辑的观念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而且这种学术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学术救国才是他们确立“中国逻辑”身份的真正目的。
孙中山在其论述中，常以“知觉”的不同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视为抹煞了人的阶级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今天，当我们从人的认识和历史实际出发重新审视这种观点，则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成分。
在当今世界，谁要把教化视为政治的主要任务，一定会被指控为前现代的专制思维，因为在许多人眼里，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世俗化过程，而世俗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政教分离。尽管政教分离的“教”不是教化之“教”，而是宗教之“教”，但很多人会从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教化想到宗教对人思想的统治。
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也繁荣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化”。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断地探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新视域、新路径，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至今还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中国的哲学研究更加“边缘化”，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我个人则一直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这一发展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构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