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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 奔赴延安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平津地区很多青年学生南下，宣传团结抗日的进步思想。当时，我正在长沙雅礼中学读高一。受这些南下学生影响，我也开始向往革命。时局艰难，谁还有心思上学呢，干脆去当兵。1938年1月，国民党在长沙郊外的讲武堂办了一个抗日民众训练班。我就去参加了这个班，进行四五个月的军训。每天出操都很早，还实弹射击。蒋介石曾给我们训过话。他讲话半文不白，老用一个“因此之故”的口头语，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意思。
军训完之后，就把我们分到乡下，训练农民。我被分到长沙市东郊外的春华乡。老百姓不太积极，镇长就拉夫；土老财、富农等有点钱的，就请我们吃饭，找借口不让自己的孩子训练。学生里面，一派是像我这样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另一派就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团员。我那时年轻，不免有些幼稚，经常和他们发生口角，甚至动手。训练农民的同时，我们还经常组织一些小戏演出，通过这个来唤醒民众。最常演的是在街头就能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到了暑假时，民众训练就告一段落了。
当时，时局混乱，上学不行，干事也不行，在和同学商量后，我们打算奔赴延安。1938年7月动身，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又搭汽车前往延安。途中，怕国民党军队把我们抓了，大家警惕性都很高。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多，一路上逐渐增加到十来个人。我们三个是从长沙来的，怕别的学生是特务使坏，他们也怕我们是特务，不免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但是，到了延安大家都成了同志。
7月下旬，我们到了延安，住在一个小店里。通过考试，我考上了鲁艺文学系，那两个同学考上了抗大。很快，他俩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住在小旅馆。没钱吃饭了，我干脆跑到鲁艺提前报到，负责招生的老师很好，让我先住下，管我吃住。在延安，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精神很解放。
当时，延安也时常闻到战争的火药味。有一次，是个星期天，我过了延河，想到对面的宝塔山溜达溜达，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沿着延河投了好多炸弹，隔不远就有一个大坑。之后，天不亮学校就组织我们吃饭，把我们分散在山沟里防空袭。
太行生活苦中有乐
1938年冬，我第一次起程到前方。从鲁艺出发，我们十几个人一起步行赴太行山。刚开始我们一天走三四十里，后来慢慢适应了，能走六七十里了。一路上大家都不寂寞，一队一队地拉歌，还互相教歌，气氛很活跃。记得那天飘着雪，很冷。我们一早动身，打算爬过绵山，介子推的庙在山头，晚上9点才到山脚下。当时，风吹得耳朵都起泡，我们很狼狈。那晚特别美，满天星斗。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更是映衬着天空越发明亮了。后来，我们十几个人分别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两个部门，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做教育干事。
1941年至1942年，是根据地军民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与连年旱灾，使太行区军民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找不到东西吃。大家体质差，常生病。我所在的太行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患疟疾的人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大家流行一句话，“打摆子不算病，发着了就休息，过去了就工作”。大家的这种乐观精神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病了近一年，直到报社经理部设法从敌占区购回药物才把病治愈。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我们突围出来的人聚集到太行区第二军分区所在地昔阳，在一个下午听彭老总给我们讲话。他首先沉痛地宣布八路军前方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不幸牺牲，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默哀。接着，彭老总讲了革命经历，说为革命事业奋斗总会有牺牲，但我们的队伍是打不垮打不散的。一席话，给了我们信心。为纪念左权，辽县改称左权县。
那几年，太行区大旱，我们缺衣少食，不得不到地里去找野菜吃。上级发现了，不让我们与百姓争食物，我们连野菜也没得吃了。搞文字工作经常要熬夜，熬不下去就抽烟。太行区没香烟，烟叶也极有限，烟瘾上来大家就把树叶、豆叶之类的当烟叶抽。社长何云认为抽烟对身体不好，就提议大家戒烟。他还号召我们建立戒烟会，亲自任会长督促大家戒烟。但没坚持几天，大家就忍不住了，因为影响了工作，戒烟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6月中旬，我返回党校驻地。正等待恢复学习时，收到报社副社长陈克寒给我和华山的一封信，信中说社长何云在反“扫荡”中不幸牺牲，报社一共有46位同志以身殉国。他要我们速回报社学习。听到这一噩耗，心里难过极了，彻夜难眠。
回到报社后，我继续做编辑工作。不久，报社由左权县迁到涉县。我的工作也随之变动，协助社长陈克寒管全社的行政工作和机关党的工作。1943年春，报社开始整风。当时报社同志们有一个共识：忠诚于党的以何云为首的46位同志为革命而牺牲，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缺点是不可丢掉的呢！大家自觉性很高。在小组会上，交流学习心得，开展诚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说，这次整风是我以后不断进步的思想起点。
重返延安 迎接胜利
1943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根据地要精兵简政，渡过难关。我们的报纸，由北方局机关报改成太行分局机关报，要分批抽调出大批干部回延安学习，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行10人于当年10月下旬从涉县桃城村出发。途经晋中、晋西北区时，来自各根据地共赴延安的同志也越聚越多。由于不断受到敌寇在边缘地区的袭扰，以致忽进忽退，迂回辗转，过不了封锁线，大家徒步行走达半年之久。1944年3月下旬，坐牛皮筏子过了黄河，才到达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兵站。
其间，群众的掩护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常遇到敌人阻击，过不了封锁线。这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会把我们从一个兵站送到另一个兵站。有条封锁线很难过，我们几个人从早到晚待在村子里。那个村还是两面政权，一面要应付日本人，一面为我们做事。一天，我坐在村公所门前，忽听村里人对我说“你别管，不要动”，就看见日伪军走来走去。有个老乡给我一个白毛巾，头上一扎，我坐在羊群中间，装成放羊的老乡，把日伪军应付过去。当时我就想，只要路线对且执行得好，群众就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1944年4月，我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编入第十七支部学习。
这时，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过去。后来知道，在我们离开涉县不久，太行山区的“抢救运动”也开始了。两边的“抢救运动”都没赶上，原以为我可以安定下来学习了。这时，国民党的高级参谋、美军观察组、中外记者参观团相继来到延安。组织上决定我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临时帮忙。主要工作对象还是中国人，包括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等，还有带着各种疑问甚至是偏见的记者。开始在交际处工作时，我没有社交经验，更谈不上懂得党的统战政策，常不知所措。王世英、柯伯年、周仲英、金城等同志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给了我许多帮助。参观团中多数人对共产党、解放区的看法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发出的新闻通讯大多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我从中体会到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当成“三大法宝”之一来看待，是很高明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历经多年磨难，我们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整个延安一夜无眠。大家欢欣鼓舞，唱歌跳舞扭秧歌。晚上没有烟火，我们就把床下垫的草都抽出来点燃当烟火来庆祝胜利。那是个难忘的夜晚！（编辑 王 兵）
（口述者是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整理者分别是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调研员、北京市政协人事联络室干部）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平津地区很多青年学生南下，宣传团结抗日的进步思想。当时，我正在长沙雅礼中学读高一。受这些南下学生影响，我也开始向往革命。时局艰难，谁还有心思上学呢，干脆去当兵。1938年1月，国民党在长沙郊外的讲武堂办了一个抗日民众训练班。我就去参加了这个班，进行四五个月的军训。每天出操都很早，还实弹射击。蒋介石曾给我们训过话。他讲话半文不白，老用一个“因此之故”的口头语，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意思。
军训完之后，就把我们分到乡下，训练农民。我被分到长沙市东郊外的春华乡。老百姓不太积极，镇长就拉夫；土老财、富农等有点钱的，就请我们吃饭，找借口不让自己的孩子训练。学生里面，一派是像我这样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另一派就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团员。我那时年轻，不免有些幼稚，经常和他们发生口角，甚至动手。训练农民的同时，我们还经常组织一些小戏演出，通过这个来唤醒民众。最常演的是在街头就能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到了暑假时，民众训练就告一段落了。
当时，时局混乱，上学不行，干事也不行，在和同学商量后，我们打算奔赴延安。1938年7月动身，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又搭汽车前往延安。途中，怕国民党军队把我们抓了，大家警惕性都很高。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多，一路上逐渐增加到十来个人。我们三个是从长沙来的，怕别的学生是特务使坏，他们也怕我们是特务，不免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但是，到了延安大家都成了同志。
7月下旬，我们到了延安，住在一个小店里。通过考试，我考上了鲁艺文学系，那两个同学考上了抗大。很快，他俩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住在小旅馆。没钱吃饭了，我干脆跑到鲁艺提前报到，负责招生的老师很好，让我先住下，管我吃住。在延安，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精神很解放。
当时，延安也时常闻到战争的火药味。有一次，是个星期天，我过了延河，想到对面的宝塔山溜达溜达，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沿着延河投了好多炸弹，隔不远就有一个大坑。之后，天不亮学校就组织我们吃饭，把我们分散在山沟里防空袭。
太行生活苦中有乐
1938年冬，我第一次起程到前方。从鲁艺出发，我们十几个人一起步行赴太行山。刚开始我们一天走三四十里，后来慢慢适应了，能走六七十里了。一路上大家都不寂寞，一队一队地拉歌，还互相教歌，气氛很活跃。记得那天飘着雪，很冷。我们一早动身，打算爬过绵山，介子推的庙在山头，晚上9点才到山脚下。当时，风吹得耳朵都起泡，我们很狼狈。那晚特别美，满天星斗。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更是映衬着天空越发明亮了。后来，我们十几个人分别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两个部门，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做教育干事。
1941年至1942年，是根据地军民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与连年旱灾，使太行区军民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找不到东西吃。大家体质差，常生病。我所在的太行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患疟疾的人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大家流行一句话，“打摆子不算病，发着了就休息，过去了就工作”。大家的这种乐观精神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病了近一年，直到报社经理部设法从敌占区购回药物才把病治愈。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我们突围出来的人聚集到太行区第二军分区所在地昔阳，在一个下午听彭老总给我们讲话。他首先沉痛地宣布八路军前方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不幸牺牲，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默哀。接着，彭老总讲了革命经历，说为革命事业奋斗总会有牺牲，但我们的队伍是打不垮打不散的。一席话，给了我们信心。为纪念左权，辽县改称左权县。
那几年，太行区大旱，我们缺衣少食，不得不到地里去找野菜吃。上级发现了，不让我们与百姓争食物，我们连野菜也没得吃了。搞文字工作经常要熬夜，熬不下去就抽烟。太行区没香烟，烟叶也极有限，烟瘾上来大家就把树叶、豆叶之类的当烟叶抽。社长何云认为抽烟对身体不好，就提议大家戒烟。他还号召我们建立戒烟会，亲自任会长督促大家戒烟。但没坚持几天，大家就忍不住了，因为影响了工作，戒烟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6月中旬，我返回党校驻地。正等待恢复学习时，收到报社副社长陈克寒给我和华山的一封信，信中说社长何云在反“扫荡”中不幸牺牲，报社一共有46位同志以身殉国。他要我们速回报社学习。听到这一噩耗，心里难过极了，彻夜难眠。
回到报社后，我继续做编辑工作。不久，报社由左权县迁到涉县。我的工作也随之变动，协助社长陈克寒管全社的行政工作和机关党的工作。1943年春，报社开始整风。当时报社同志们有一个共识：忠诚于党的以何云为首的46位同志为革命而牺牲，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缺点是不可丢掉的呢！大家自觉性很高。在小组会上，交流学习心得，开展诚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说，这次整风是我以后不断进步的思想起点。
重返延安 迎接胜利
1943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根据地要精兵简政，渡过难关。我们的报纸，由北方局机关报改成太行分局机关报，要分批抽调出大批干部回延安学习，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行10人于当年10月下旬从涉县桃城村出发。途经晋中、晋西北区时，来自各根据地共赴延安的同志也越聚越多。由于不断受到敌寇在边缘地区的袭扰，以致忽进忽退，迂回辗转，过不了封锁线，大家徒步行走达半年之久。1944年3月下旬，坐牛皮筏子过了黄河，才到达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兵站。
其间，群众的掩护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常遇到敌人阻击，过不了封锁线。这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会把我们从一个兵站送到另一个兵站。有条封锁线很难过，我们几个人从早到晚待在村子里。那个村还是两面政权，一面要应付日本人，一面为我们做事。一天，我坐在村公所门前，忽听村里人对我说“你别管，不要动”，就看见日伪军走来走去。有个老乡给我一个白毛巾，头上一扎，我坐在羊群中间，装成放羊的老乡，把日伪军应付过去。当时我就想，只要路线对且执行得好，群众就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1944年4月，我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编入第十七支部学习。
这时，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过去。后来知道，在我们离开涉县不久，太行山区的“抢救运动”也开始了。两边的“抢救运动”都没赶上，原以为我可以安定下来学习了。这时，国民党的高级参谋、美军观察组、中外记者参观团相继来到延安。组织上决定我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临时帮忙。主要工作对象还是中国人，包括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等，还有带着各种疑问甚至是偏见的记者。开始在交际处工作时，我没有社交经验，更谈不上懂得党的统战政策，常不知所措。王世英、柯伯年、周仲英、金城等同志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给了我许多帮助。参观团中多数人对共产党、解放区的看法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发出的新闻通讯大多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我从中体会到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当成“三大法宝”之一来看待，是很高明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历经多年磨难，我们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整个延安一夜无眠。大家欢欣鼓舞，唱歌跳舞扭秧歌。晚上没有烟火，我们就把床下垫的草都抽出来点燃当烟火来庆祝胜利。那是个难忘的夜晚！（编辑 王 兵）
（口述者是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整理者分别是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调研员、北京市政协人事联络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