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的大师王际真先生曾经写道：“中国墨是以固体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个事实或许是研究的最佳起点，让我们能看到中国墨的历史与其他西方国家墨水的历史相比是如此特别。”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墨就已经不仅仅作书写之用，其本身也被塑造成造型各异，材质亦殊的艺术品。墨锭和砚台本身源远流长的器具史，与中国文人造墨和用墨的故事本就相依相连;更不用说还有历朝历代关于笔墨和文人书画的大量叙述作为经典文本流传至今了。

古墨演进史

　　关于中国墨的历史，大概所有研究者都绕不过钱存训先生多年心血凝结成的巨作，最新修订出版的版本是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且让我借钱先生总结的历史在此一讲墨的故事：
　　据说三世纪初的东汉书法家韦诞是墨的发明者。但考古发现的物证，以及文献中的记载却说明各种墨或类似墨的颜料在早得多的时候已广被使用。陕西半坡出土陶器上的符号及花纹，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开始用黑色与红色的颜料。商代后期，很多甲骨片上的契文，也都施有黑色或是一种与黑墨相似的碳化合物。商代的石器、玉器、陶器上，也发现过用黑色流质写成的字迹。“墨”字的原始字形，最初出现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是指一种黥面或刺青的刑罚，而不是指书写的墨汁。最早文献提到用墨书写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庄子田子方篇》中谓“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纸笔和墨。” 其中不仅指出当时以笔施墨，用于书写，更指出墨在用于书写之前，是呈固体形态。
　　秦朝以前制墨主要使用天然墨，以后人造墨与天然墨并用。学者们认为中国墨最初是用漆做成，然后用矿物，最后用松烟及油烟。近代学者则怀疑漆究竟是否曾经用于书写。“漆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和《晋书》，两书都在5-6世纪编纂，所述都涉及汉代以前的简牍，“漆书”能不能解释成“以漆代墨书写”，难有定论。从比较近的考古成果来推断，很可能因为早期文字要書写在坚固而无吸收性的表面上，用漆书写正适合这种要求。睡虎地秦墓的竹简，证明当时漆和朱墨是用来在工具、甲胄和武器上书写各官府单位之名，因为这些物件不易铭刻或用墨书写其上。但漆并非主要的书写媒介，因为迄今考古发现中找不到漆书简牍的明证。漆可能是造墨时所用的一种配料。早在公元前5世纪绢帛就用做书写材料，中亚及中国境内多处都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绢帛文书文物。由于这些早期的绢帛、纸文书上的墨迹从未做科学化验，很难说这些墨的成分为何。
　　秦汉时期，人造松烟墨大量出现，由于形制尚未如后世般固定，只是信手捏成或圆或扁的块状，因此在使用时不能直接用手拿着去研磨，先要用研磨石将其压碎、研细，方可使用。也正基于此，先秦乃至西汉的古石砚，都必配研磨石。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圆柱形墨块，似可看做后世墨锭的雏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中更收获好些古墨遗物，最早的就是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小墨，推断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战国晚期或秦代。据说此墨呈圆柱形，墨色纯黑，周长2.1厘米，高1.2厘米。在同墓中也发掘出砚石一方及可能用于在砚上研磨的小石块一枚，二者皆有磨痕及墨迹。
　　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小墨块虽历经两千多年，墨色如漆，紫光依然，仍可直接用来研墨书写，其墨质之佳，于此可见一斑。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碎墨块，与秦墓墨块一样同属早期松烟墨。近年考古研究发掘出土了大批春秋、战国以及秦代多种文献，都是以墨书写在玉、石、竹简或木牍上。
　　可以肯定的是，东汉时期直接用手拿着研墨的墨锭开始大量使用，这从东汉墓葬石砚已不再配有研墨石的情况得以证实。前些年，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五锭残墨，墨质坚实细腻，漆黑亮泽，显然系松烟所制，并经墨模压制而成。这一发现，为东汉形制墨的使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松烟墨与油烟墨制造法

　　在三国时期，魏国京兆人韦诞已成为享有盛誉的制墨名家。韦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为武都太守，后以能书在朝廷任侍中，魏国宝器之铭文题识，多为其所书。作为著名书法家，韦诞不仅善于制笔，撰有《笔经》，且精于制墨。他广采前人长处，精选上等松烟，再辅以优质皮胶，并掺以麝香、冰片、珍珠等珍贵药材、香料，所制之墨人称“韦诞墨”或“仲将墨”。该墨馨香浓郁，光泽亮丽，且防虫防腐，享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之美誉。韦诞的制墨配方和工艺方法，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一段记载，从贾思勰的记述中不难看出，韦诞的制墨方法是用细且清纯的烟灰，经捣杵及筛滤，除去一切附着的杂质，调制而成。
　　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对松烟制墨法有记载，翻译过来就是：一般用墨，都是用松烟制成的，先使松树中的松脂流掉，然后砍伐。松脂哪怕有一点点没流干净，用这种松烟做成的墨就总会有渣滓，不好书写。流掉松脂的方法是，在松树干接近根部的地方凿一个小孔，然后点灯缓缓燃烧，这样整棵树上的松脂就会朝着这个温暖的小孔倾流出来。
　　烧松木取烟，先把松木砍成一定的尺寸，并在地上用竹篾搭建一个圆拱篷，就像小船上的遮雨篷那样，逐节连接成长达十多丈，它的内外和接口都要用纸和草席糊紧密封。每隔几节，留出一个出烟小孔，竹篷和地接触的地方要盖上泥土，篷内砌砖要预先设计一个通烟火路。让松木在里面一连烧上好几天，冷歇后人们便可进去刮取了。烧松烟时，放火通烟的操作顺序是从篷头弥散到篷尾。从那靠尾一二节中取的烟叫做清烟，是制作优质墨的原料。从中节取的烟叫做混烟，用做普通墨料。从近头一二节中取的烟叫做烟子，只能卖给印书的店家，仍要磨细后才能用。其他的就留给漆工、粉刷工作为黑色颜料使用了。 　　虽然松烟是最通用的造墨原料，自宋代以来，油烟的使用渐渐增多。油烟来自于燃烧动植物和矿物油而来，如鱼油、菜油、豆油、麻油、桐油等等。明代用墨一成是用油烟，九成是用松烟（宋应星语）。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B. Du Halde，1674-1743）所述用油烟造墨的程序是这样的：“匠人在盛满油的器皿中燃烧灯捻五六条，皿上置放烟囱形的铁盖。烟囱的距离要恰好能收取到所有燃烧的油烟。一俟收取足够后，匠人将盖掀除，用鹅毛轻刷盖底，使煤灰落至厚纸上。如此而得的煤灰，可做上等光泽的墨。所燃用的油，质地愈佳，则成墨也愈光泽，愈为世人所珍惜。未被鹅毛刷落的烟灰，粘固在盖底，较粗，刮放在碟中，只能用以做普通的墨。”

　　近年用电子显微镜观察14世纪的中国松烟墨，发现其中碳素粒极为微小、均匀、实在优于现代烟墨。松烟主要是碳素，在其游离状态下，不易与其他物结合，因此必须另加结合剂，使墨中碳素成分能黏附在书写表面上。结合剂的另一种功用是将碳素微粒结合，使墨成固体。动物胶常用来做中国墨中的结合剂，取自兽皮或皮革、筋、骨、贝壳、兽角、鱼鳞、鱼皮及鱼鳔等。造墨时用水的质地也很重要。
　　制胶方法是用水煮沸成胶状液体，再以罗纱或棉织物过滤，去除液体中的渣块，而得凝练固体胶质以待用。这种固体胶在使用以前，可加入梣木皮为溶剂来化开。制墨时所用胶和颜料的成分比例随所用原料而異。又因书写表面不同，墨的黏度以及制墨的成分比例也不相同。墨中除用颜料与结合剂为主要成分外，又常加入其他的材料。通常包括鸡蛋白、鱼皮胶、牛皮胶和各种香料、药材如丁香、紫草、秦皮、苏木、白檀、苏合香、珍珠等。各种配料有一千种以上。尤其在明代以前，为增强墨的经久性、色泽及香气，有时将近乎一千一百种的附加料合于墨中。
　　中国墨因其品质特殊， 16 - 17世纪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极欲寻求，争相仿制。17世纪时法国传教士拉康特（Louis Le Comte）曾说：“中国墨品质极佳，法人一再争相仿造而不果”。著名汉学家，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评论为何中国墨如此受欢迎时也曾说：“中国墨，第一，色黝黑;第二，墨色耐久不变，光泽如新。中国文书可浸水数周，而字迹尚存……汉代文书……至今墨色犹新，有如昨日下笔书成。印本墨色亦然，今存元、明、清三代印本，纸张，墨色仍保存完美，不减昔日。”中国墨之所以能有这种特质，要归功于造墨时所用的各种原料，以及反复的制造程序。

墨宝故事

　　历代造墨在品质和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国文人很早便有收集墨、藏墨，现存古籍中对南唐及宋代以前藏墨的记载无多。宋代藏墨之风盛行，据传苏轼集墨五百锭。明清宫廷藏的御墨则流传至今。16世纪以来，很多墨工、墨商及藏墨家，先后刊有各种目录以供鉴赏及收藏。最早及最具影响力的要著，当推两部木刻的图谱，绘示墨锭的各种设计，一部是方于鲁的《方氏墨谱》，另一部是程大约的《程氏墨苑》，其中有五百福彩图，并附录题咏、颂赞及品评等。
　　晚唐以来，无数制墨名家的姓名皆载入史册，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廷珪。李廷珪出身造墨世家，其父李超本姓奚，唐末流离到安徽一带。南唐后主李煜时，廷珪任职为墨官，赐姓李，以将制墨之功。李氏父子造墨，质地精良，元朝陆友所撰《墨史》有云：“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字逾数十幅而不耗一，二分也。” 而与墨结缘的众多名家中，大概米芾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米芾本人的故事多为人熟知，他可谓用一生演绎了什么叫大写的学霸，而他的字、画、著书与收藏四样最抢眼的拿手好戏都与墨密不可分。米芾对于砚，素有研究，宋人何蘧《春渚纪闻》记载宋徽宗召米芾写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砚，米芾一写完字，就抱上砚台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请求皇帝把砚台赐给他，皇帝应许，他便急着把砚台抱回，连衣服都染黑了。米芾还著有《砚史》一书。
　　米芾手上最宝贵的一方砚山，是南唐李后主的收藏，直径超过一尺，前方耸立三十六座大小如手指的山峰，中间銮盆为砚。米芾用它与人交换甘露寺下的一座古宅，改建成居所海岳庵。文房器具从使用功能，逐渐成为文人赏玩、馈赠和交换的对象，从米芾收藏的砚石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转变。
　　米芾用墨是集诸家法而大成。董其昌在《画旨》中写道：“老米画难于浑厚，但用淡墨、浓墨、泼墨、破墨、积墨、焦墨，画得之矣”，正概括了米芾的用墨之妙。米芾的字有多幅传世，其中《紫金研帖》是他晚年的出色杰作。这幅作品中行、草两种字体相杂，用笔从起头处的稳中有动，到帖末的率性淋漓，实为书法布局的名篇;笔迹看似万毫齐力，而筋骨稳健，血肉活络，在数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以其神采丰美让世人倾心。《紫金研帖》为米芾与苏轼交游的珍贵记录。苏轼长米芾14岁，然而两人间友情逾20年。早在元丰年间（1078 - 1085）苏轼就对米芾的书法诗文赞誉有加，之后苏轼虽然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两人仍时常通信。1101年苏轼返回江南，专程赴真州访米芾。久别重逢，米芾拿出珍贵的谢安《八月五日帖》请苏轼题跋。道别时苏轼借走了米芾珍爱的紫金砚。一个多月后，苏轼在常州去世，死前嘱咐家人以此砚石陪葬。米芾却希望能讨回砚石，于是写有此帖记录这一事件。
　　此帖米芾用了“清净圆明”这一佛家用语，指清清楚楚，心灵空明，了无挂碍，毫无执著，祥和慈悲;明说这砚不配为达此境地的友人陪葬，实则人人皆可看出他不舍此砚入棺，欲令其“传世”。落落数笔，米芾心思之巧，爱砚爱墨成痴的情状却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