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骆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可谓脍炙人口的名作。然而，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老舍会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小说。
　　这反映了骆驼这个物种在清末乃至民国初年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寻找北京的老照片，会发现骆驼几乎无所不在，成了旧京风景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样的照片无形中也让老北京多了一份生机和属于北方的粗犷感觉。
　　没错，骆驼正是北京与北方大地联系的重要纽带。早在明代后期，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在封建时代供应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级别的城市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除了蔬菜主要靠本地生产，其他粮食、布帛、燃料，以及各种奢侈品都要靠从外地输入。
　　在铁路不发达的时代，北京对外主要有三大通道：以运送漕粮和丝织品、南货为主的京杭大运河；以运送海外经贸产品为主的天津海口；还有便是运送北方进京物资的陆路通道，而这条通道上最得力的运输工具便是骆驼。
　　这三条通道分工分明，各有特色。之所以选择骆驼作为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因为它具有很多别的运输工具难以比拟的优点。与马匹对比，它们吃苦耐劳，可以適应恶劣的生活条件；与人力运输相比，它的运输力是无可比拟的。
　　老舍先生也正是因为要突出祥子坚韧而沉默的个性特征，才用“骆驼”作为他的绰号。自古以来，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因此老北京人一听这个绰号，便能理解主人公是个怎样的人物了。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骆驼所代表的含义远远超过供养北京的“载重货车”。早在丝绸之路的时代，骆驼作为沙漠之舟，便是打通中国和黑海沿岸地区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主力。在古代的欧亚商路上，驼铃成为一个无法磨灭的象征。
　　有意思的是，骆驼虽然大，却是一种敏感的动物，当它们意识到周围有猛兽时，会作出种种激烈的反应。然而，我们又能够在当时丝绸之路的商队中发现很多古怪的货物，比如来自非洲或者中亚地区的猎豹、狮子等，没有骆驼的帮助，它们不可能渡过瀚海来到中国。
　　您能够想象在一个笼子里装上两头猎豹，再用骆驼运送这样的“危险品”会引发怎样的混乱吗？可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的真实情态——至少以猎豹而言，从唐朝到明朝，这种不能本土繁殖的“奢侈品动物”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土。当然，由此也可看出，这样运到中国的活的商品，应该可以卖到怎样的天价。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于骆驼的驯化能力甚至超过了马戏团的高度。
　　自古以来在丝绸之路上使用的多是双峰驼，此外，唐墓出土过多座单峰驼陶俑或唐三彩俑，说明在丝绸之路上单峰驼也曾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考虑到使用单峰驼的地区（北非及西亚）与我国相距遥远，充分证明了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的超强能力。
　　骆驼的驯化是有些不可思议的，如今依然生活在沙漠戈壁中的野骆驼性格十分剽悍，它们可以和汽车赛跑，至死也不会屈服于人类的追击，它们是怎样被驯化的呢？
　　有些学者给出一个结论——阿拉伯人使用的单峰驼是当年撒哈拉沙漠中单峰野驼的后代，而中国人使用的双峰驼，却和今天依然生活在罗布泊等地的野生双峰驼有着较大的血统区别（然而，也有一定的血缘联系），因此他们认为，也许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骆驼，并不是今天野生双峰驼的后代。它们有可能是一种已经绝灭了的双峰驼的后代，后来又加入了现生双峰驼的混血。看来，动物界与人类的交集之奇妙，有时候让我们很难想象。
　　话题回到《骆驼祥子》，其中还真有一段关于骆驼的描写——祥子被乱兵抓走后，是偷偷牵了几头骆驼才逃回北京的。这其实背后隐藏了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事情——骆驼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曾是一种军用产品。
　　早在清代前期，准噶尔部首领葛尔丹便曾经以披上毛毡的骆驼构筑“驼城”与康熙的军队交锋。而在近代，军阀特别是西北军阀的部队中，骆驼也是很常见的军用牲畜，地位不亚于马匹。
　　抗日战争中也有一个真实的战例，那就是陈赓大将1937年10月指挥的七亘村伏击战。在这次被日军称为“测鱼镇高地战斗”的作战中，八路军采用重复设伏的方式，将骄横的日军团团包围，给敌重大杀伤。当时，这支日军便是使用了骆驼作为运输工具，因此，冲下公路消灭残敌的八路军官兵，最深刻的回忆印象便是日军的骆驼被击伤后倒在路上哀鸣。
　　日军部队使用的骆驼都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在山西使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的日军，估计没想到给八路军送去这么大的战利品。

东郭先生的驴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被写入连环画，不知道出了多少个版本。很少人琢磨过——先生的那头驴，是从哪儿来的？如果被动物学家看到，一定会觉得这头驴很神秘。
　　驴，在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作为代步工具就像自行车一样普及，还有五花八门的用处。由于性格驯顺，易于驾驭，中国的驴子用途广泛，品种繁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家族。它们通常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却几乎得不到什么体谅，被制成河间驴肉、山东阿胶之类的名产。
　　不过，也有驴子没这样的烦恼，它们的生活自由自在——中国西部的野驴就是这样。这种野生动物与家驴的命运、性格都迥然不同。今天依然奔驰在野外的西藏野驴，有着硕大的头颅和粗壮的四肢，奔跑速度不亚于快马，而耐力犹有胜之。

　　在西藏、青海等地工作过的朋友，经常有野外遇到藏野驴的记录。他们描述这种动物有个执拗的毛病，那就是只要见到高速行进的物体，无论是汽车还是摩托，便会自动与其赛跑，而且一定要跑赢了对方，从车头超过才会甘心。
　　实际上，这是藏野驴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自卫武器，它们面对食肉动物的办法便是躲和跑——夏季，它们会攀上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以避开食肉动物；冬季下降到3000多米的地方，依靠灵敏的嗅觉、听觉和视觉，只要一遇危险便会狂奔，甩开敌害。这在地广人稀的藏北羌塘高原上，还真是十分适合的一招。
　　中国不但在青藏高原有野驴，在蒙古高原也有，形态几乎一致。野驴、家驴，这样便让我们很容易地想到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然而，西藏野驴的个头很大，体长可达两米多，肩高将近一米半，比一般的家驴高20～30公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家解释了这个疑惑。2014年，吉林大学学者对中国各种家驴的DNA进行了检测，并得出结论——中国家驴的母系祖先丰富多彩（父系祖先则较为单一），但都和世界各地的驴子一样是来自非洲的，主要属于努比亚野驴和索马里野驴。
　　根据一些畜牧学家推测，世界的多种牲畜，如马、骆驼等最初都在西亚-北非区域得到驯化，并向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扩散，驴子也是如此。所以我国的野驴与家驴之间的血缘关系，其实很值得商榷。
　　家驴在大约4000年前已经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并被驯养，但一直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活动地域繁衍生息，中原一直到秦朝还没有驯养驴子的记载，太史公司马迁也把驴子视为“匈奴奇畜”。所以，若是生活在春秋后期的东郭先生拥有一头驴，那实在是太新鲜了，估计会被人围观的。在东郭先生的时代，中原大地是看不到驴子这种古怪动物的。
　　直到汉代以后，驴子开始在东方这片土地生活下来，而且很适合这个地方，我们也自然地把它们视为自己家的宠物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