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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当下的自由主义,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许很不一样。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并不是无条件的。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保证社会正义、维持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前提。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此外,斯密还深刻地认识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知道如何把理论而非教条运用于实践中,而非像现代经济自由主义那样无条件地盲目教条地实行经济自由。
关键词:亚当•斯密 经济自由主义
对比当下的自由主义,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许很不一样。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并不是无条件的。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保证社会正义、维持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前提。
一、亚当•斯密其人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他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支配西欧各国长达二百余年的以国家干预和贸易垄断为致富之道的重商主义信条,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为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这样一个巨人在思想史的地位几经沉浮。生前他受到的礼遇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但他逝世以后,他遭遇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因《国富论》的经典地位和历史贡献将其符号化为“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之父”,对他予以习惯性和形式主义的推崇。另一种是质疑、批评甚至指责,包括19世纪后半叶,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克尼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对斯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文本关系的误解和攻击。不少学者受德国历史学派的误导,主张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立足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两者存在基本的矛盾,即所谓的“斯密问题”。1990年是斯密逝世二百周年,也是《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问世二百周年。在这一年,国际学术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活动的核心转向了《道德情操论》,试图从探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关系出发,弄清楚所谓的“斯密问题”,探寻斯密的思想真实姿态。
现在所谓的“斯密问题”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学者们有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各版出版时间的交叉情况指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斯密的思想的连贯性和发展性的体现;有从两部著作的内容上探寻出《道德情操论》实为《国富论》的经济哲学思想。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认为斯密的所谓的“利己”和“利他”并不冲突,都是立足于人本的基础,这与当时的启蒙思想是遥相呼应的。
斯密于1752年4月22日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第四任道德哲学教授。按当时苏格兰各大学的学科分类,逻辑学主要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原理和法学,其中法学又包含后世的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毫无疑问,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体现、延伸和发展。探讨“斯密问题”并非为讨论所谓的形而上的抽象的观念,而是试图探寻斯密的思想真实姿态,以及给予现代人的思考和帮助。
二、亚当•斯密真实的经济思想
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精彩论述已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第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看,经济自由主义的含义和实质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而是二者之间的一个中间点。而且这一点也绝非固定的一个最优点,而是随着时代和具体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向不同的方向偏移。当现实经济生活偏向一端时,时代总是在呼唤一个伟大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家站在稍靠近另一端的方向予以牵引。就18世纪的英国这个“时”与“地”而言,重商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干预政策已不合时宜,时代呼唤一种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体系。作为一位富有时代精神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针对重商主义的干预主义政策,在其经济理论中着力于从经济自由的一端来“牵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府的经济政策。
第二,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并不是无条件的。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如当涉及国家安全以及某些产业是个人无力或不愿经营时,政府干预就有其必要性。此外,保证社会正义、维持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前提。二是斯密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如他对恢复自由贸易的审慎论述等。此外,斯密还深刻地认识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知道如何把理论而非教条运用于实践中,他在不同场合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第三,作为苏格兰的伟大的思想家,斯密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他的自由主义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尽管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的信念,但他并没有专门地系统论述该问题,而是把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穿插在各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因此,斯密没有拿出专门的章节来谈论经济自由问题,而是在论述各具体的经济问题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一些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评价和发挥。如斯密对于学徒制度、济贫法及其他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第一篇讨论分配理论之处;对于各种违反资本自然用途的不合理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第三篇的经济史中;对于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各种重商主义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四篇对重商主义的抨击中;对于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正面界定及评说,主要集中于第五篇的财税原理中等。
三、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
20世纪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智力基础毫无疑问是经济学,这意味着论证的流行形式是功利的(从广义上说)。虽然传统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不接受这一荒唐的概念——人只受狭隘的经济考虑支配,但是,20世纪“传统”的自由派论者则用经济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即他们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本质,并认为理性只胜任确定目的和手段的联系。因此,不存在诸如人的“自由”目的之类的事。自由主义只不过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达到多种目的,每一具体的目的必然是每一个人的主观的、理性上不能证实的选择。当然,在这一论点中,他们继承了休谟对理性的贫乏的说明,继承了他对价值基础所抱有的怀疑主义。但他们明显修改了这一方法的重点。从分析21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两个最主要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我们发现了一种对社会事务的典型的启蒙运动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传统和经验(广义上的)听命于某种经济的理性主义。这样,虽然这两个学派在其方法论基础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行使一种自由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几乎所有那些与“18世纪”的用语紧密相联的保守的和传统的因素都被抛弃了。它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理性主义的技术,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普遍解决,它在改革的热情中令人悲哀地忽略了社会秩序的复杂性以及维持这一秩序的那些微妙的机制。在传统的反理性主义者看来,这些复杂性和机制在自由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只受经济学的渲染)眼里必然是隐藏着的,甚至是看不见的。
即便在政策层面,当代的古典自由派人士也没有重复亚当•斯密的一些真理,好像它们构成了一些不可改变的教义问答手册。现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提炼了传统的学说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将它适用于一些传统学说开创者没碰到过的问题。前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坚持不懈地将19世纪70年代“边缘主义革命”产生的主观主义运用到经济解释的各个方面,后者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的现代“歪门邪说”为所有结果至上的自由至上论者构成了一些适当的靶子。
世界经济走到今天,金融危机接连不断地发生,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会有漫天的关于抨击人性的贪婪的指责和文章出现,都会有关于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的争论出现,都会有“政府干预是触犯市场道德”的顾虑和指责不绝于耳。发展、繁荣、危机、萧条、衰退,世界经济像是逃不出这样循环的厄运。个人在道德和价值上奉行实证主义,以自由为手段,追逐利益。个人的疯狂和群体的疯狂一起演绎了自由至上主义主导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悲剧。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2003.
3、谢小云.斯密到马克思:“亚当•斯密问题”的历史性解答[J].理论月刊,2009(3).
4、闫方宇.浅谈亚当•斯密价值理论[J].陕西教育,2008(8).
5、徐鹏.关于“斯密问题”的经济学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07(9).
6、陈春良.经济学视域的斯密研究:从回归“斯密”到斯密“回归”——读罗卫东教授的《情感、秩序、美德》[J].浙江社会科学,2007(2).
7、王小锡.论经济与道德之关系的思维模式——对马克思、韦伯和斯密之三种立场的思维路径解释[J].道德与文明,2007(3).
8、王曙光.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J].学术月刊,2004(11).
9、解涛.“斯密问题”的重新解读[J].税务与经济,2009(1).
10、岳翔宇.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有限理性——论亚当•斯密[J].经济研究导刊,2008(14).
关键词:亚当•斯密 经济自由主义
对比当下的自由主义,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许很不一样。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并不是无条件的。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保证社会正义、维持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前提。
一、亚当•斯密其人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他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支配西欧各国长达二百余年的以国家干预和贸易垄断为致富之道的重商主义信条,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为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这样一个巨人在思想史的地位几经沉浮。生前他受到的礼遇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但他逝世以后,他遭遇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因《国富论》的经典地位和历史贡献将其符号化为“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之父”,对他予以习惯性和形式主义的推崇。另一种是质疑、批评甚至指责,包括19世纪后半叶,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克尼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对斯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文本关系的误解和攻击。不少学者受德国历史学派的误导,主张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立足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两者存在基本的矛盾,即所谓的“斯密问题”。1990年是斯密逝世二百周年,也是《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问世二百周年。在这一年,国际学术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活动的核心转向了《道德情操论》,试图从探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关系出发,弄清楚所谓的“斯密问题”,探寻斯密的思想真实姿态。
现在所谓的“斯密问题”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学者们有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各版出版时间的交叉情况指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斯密的思想的连贯性和发展性的体现;有从两部著作的内容上探寻出《道德情操论》实为《国富论》的经济哲学思想。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认为斯密的所谓的“利己”和“利他”并不冲突,都是立足于人本的基础,这与当时的启蒙思想是遥相呼应的。
斯密于1752年4月22日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第四任道德哲学教授。按当时苏格兰各大学的学科分类,逻辑学主要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原理和法学,其中法学又包含后世的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毫无疑问,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体现、延伸和发展。探讨“斯密问题”并非为讨论所谓的形而上的抽象的观念,而是试图探寻斯密的思想真实姿态,以及给予现代人的思考和帮助。
二、亚当•斯密真实的经济思想
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精彩论述已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第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看,经济自由主义的含义和实质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而是二者之间的一个中间点。而且这一点也绝非固定的一个最优点,而是随着时代和具体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向不同的方向偏移。当现实经济生活偏向一端时,时代总是在呼唤一个伟大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家站在稍靠近另一端的方向予以牵引。就18世纪的英国这个“时”与“地”而言,重商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干预政策已不合时宜,时代呼唤一种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体系。作为一位富有时代精神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针对重商主义的干预主义政策,在其经济理论中着力于从经济自由的一端来“牵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府的经济政策。
第二,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并不是无条件的。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如当涉及国家安全以及某些产业是个人无力或不愿经营时,政府干预就有其必要性。此外,保证社会正义、维持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前提。二是斯密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如他对恢复自由贸易的审慎论述等。此外,斯密还深刻地认识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知道如何把理论而非教条运用于实践中,他在不同场合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第三,作为苏格兰的伟大的思想家,斯密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他的自由主义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尽管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的信念,但他并没有专门地系统论述该问题,而是把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穿插在各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因此,斯密没有拿出专门的章节来谈论经济自由问题,而是在论述各具体的经济问题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一些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评价和发挥。如斯密对于学徒制度、济贫法及其他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第一篇讨论分配理论之处;对于各种违反资本自然用途的不合理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第三篇的经济史中;对于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各种重商主义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四篇对重商主义的抨击中;对于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正面界定及评说,主要集中于第五篇的财税原理中等。
三、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
20世纪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智力基础毫无疑问是经济学,这意味着论证的流行形式是功利的(从广义上说)。虽然传统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不接受这一荒唐的概念——人只受狭隘的经济考虑支配,但是,20世纪“传统”的自由派论者则用经济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即他们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本质,并认为理性只胜任确定目的和手段的联系。因此,不存在诸如人的“自由”目的之类的事。自由主义只不过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达到多种目的,每一具体的目的必然是每一个人的主观的、理性上不能证实的选择。当然,在这一论点中,他们继承了休谟对理性的贫乏的说明,继承了他对价值基础所抱有的怀疑主义。但他们明显修改了这一方法的重点。从分析21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两个最主要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我们发现了一种对社会事务的典型的启蒙运动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传统和经验(广义上的)听命于某种经济的理性主义。这样,虽然这两个学派在其方法论基础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行使一种自由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几乎所有那些与“18世纪”的用语紧密相联的保守的和传统的因素都被抛弃了。它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理性主义的技术,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普遍解决,它在改革的热情中令人悲哀地忽略了社会秩序的复杂性以及维持这一秩序的那些微妙的机制。在传统的反理性主义者看来,这些复杂性和机制在自由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只受经济学的渲染)眼里必然是隐藏着的,甚至是看不见的。
即便在政策层面,当代的古典自由派人士也没有重复亚当•斯密的一些真理,好像它们构成了一些不可改变的教义问答手册。现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提炼了传统的学说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将它适用于一些传统学说开创者没碰到过的问题。前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坚持不懈地将19世纪70年代“边缘主义革命”产生的主观主义运用到经济解释的各个方面,后者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的现代“歪门邪说”为所有结果至上的自由至上论者构成了一些适当的靶子。
世界经济走到今天,金融危机接连不断地发生,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会有漫天的关于抨击人性的贪婪的指责和文章出现,都会有关于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的争论出现,都会有“政府干预是触犯市场道德”的顾虑和指责不绝于耳。发展、繁荣、危机、萧条、衰退,世界经济像是逃不出这样循环的厄运。个人在道德和价值上奉行实证主义,以自由为手段,追逐利益。个人的疯狂和群体的疯狂一起演绎了自由至上主义主导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悲剧。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2003.
3、谢小云.斯密到马克思:“亚当•斯密问题”的历史性解答[J].理论月刊,2009(3).
4、闫方宇.浅谈亚当•斯密价值理论[J].陕西教育,2008(8).
5、徐鹏.关于“斯密问题”的经济学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07(9).
6、陈春良.经济学视域的斯密研究:从回归“斯密”到斯密“回归”——读罗卫东教授的《情感、秩序、美德》[J].浙江社会科学,2007(2).
7、王小锡.论经济与道德之关系的思维模式——对马克思、韦伯和斯密之三种立场的思维路径解释[J].道德与文明,2007(3).
8、王曙光.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J].学术月刊,2004(11).
9、解涛.“斯密问题”的重新解读[J].税务与经济,2009(1).
10、岳翔宇.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有限理性——论亚当•斯密[J].经济研究导刊,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