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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爱中诗歌研究最大特点、亮点，是他基于新诗语言本体论的现代中国新诗史研究。他对胡适等“五四”时期新诗开创者的再评价，对新月诗派的“规律化”而并“格律化”诗学主张辨析，对现代主义诗派的内视角和现代想象质素的发掘，对现实主义诗歌的现代中国进程独到的解读，有着相当深刻的哲思与逻辑力量。与此同时，他对20世纪诗歌语言本体状况、诗歌发展生态、地域诗歌群落等的关注，也是弥足珍贵的诗歌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关键词]陈爱中;现代新诗;语言本体
[作者简介]傅修海（1976-），男，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广州510642）。
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的发现与探索，都从好奇、怀疑乃至质疑中开始，而后慢慢走向反思与再出发。陈爱中的现代中国诗歌史的探索之旅亦然。甚而至于，他从诗论研究出发，写出一系列的诗歌语言本体观照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龙江当代新诗论》;他更与诸多现代新诗的名作好诗共舞，有了《汉语新诗通识读本》;兴之所至的他，还顺便踱人诗歌创作的花园，于是就有了他自己的新诗集——《行走的瓦片》。
现代中国诗歌是在热闹与犹疑中开启征程的，第一步便是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尝试”，但时势造英雄而来的勇敢、锐气与青葱是显然的，又如周作人的《小河》。于是，渐渐便有新月派、现代主义诗歌。当然另外一拨的英雄也在造着时势，又有了中国诗歌会一类的进着血泪、擎着旗帜的呐喊。这是陈爱中博士论文所看到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基本事实，也是他审视现代中国诗歌何以如此的起点。
有鉴于此，现代中国诗歌史的梳理和探问，便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热点也是难点。相关著述甚多，力作时有所见，但大多从文学史料的梳理着手，从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的更迭演变的考察，进而凸显现代诗歌的发生与发展，论说其发迹与变态。这与众多新文学史研究可谓大同而小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勾勒现代中国诗歌发展的前世今生。但众声喧哗之下的研究与论述，仍旧不让人充分释然，因为并不能回答现代中国诗歌何以现代、何以诗歌等根本性的问题，自然就不能进一步叩问现代中国诗歌如何中国化、如何成为独树一帜的现代汉语诗歌等本真性的问题。如此一来，对于大量反复的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形形色色，对于目迷五色的当代诗坛怪现状，诗歌研究者就自然更没有恰切的解释力和剖析，也就极容易陷入形而下的非诗论争的泥沼，自说白话。
陳爱中对现代中国诗歌史的研究现状了然于胸。前贤的成绩和困境，当然构成了他研究现代中国诗歌史的桥与墙。困境当然也是机会。既有的关于现代中国诗歌的大量研究成果，都走了文学史料爬梳、文学思潮运动评说的路子，尽管也都论及诗歌语言的现代变迁，但都很快便又重新融化到语言之外的因素中。陈爱中的独特之处，便是发现了前人现代诗歌史研究的这一点。学问之旅的“截断众流”诚然是极高的起步，但倘若能发现众说滔滔之下的共同短板、盲点已经非常难得。庆幸的是，善于哲思的陈爱中找到了这一点——现代中国诗歌史研究中对现代诗语言本体论追问的缺失。
一
现代中国新诗何以为现代诗？新诗何以为新？围绕这个问题的追问并不新鲜，回答也见仁见智。最为大胆而朴素的回答，正如刘纳先生所言：“一望即知，新文学的新就在于语言。”因此，关于现代中国新诗的“现代”与“新”的本质追问也是如此——“就在于语言”。于是，陈爱中“选择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便于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整个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孕育和形成。”“立足于现代新诗的语言媒介——现代白话来展开对现代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系统考察。”与此同时，考虑到“现代时间及其价值观念和现代实证思维共同催生了现代新诗，并决定了现代新诗选择现代白话作为语言表述媒介”，陈爱中对现代中国诗歌史探究，选择了诗歌语言表述策略的变迁为突破口，进而论及现代新诗语言现代化的逻辑依托——现代时间与实证思维。
在陈爱中看来，现代时间观念带来的是“历时的方向性”和“现代价值赋予方式的变迁”，现代新诗因此“找到了摆脱传统汉语诗歌束缚的最为有力的理论支撑，用现代时间观念所带来的历史意识否定了传统文学对新文学的借鉴意义”。至于现代时间意识带来的现代价值赋予方式，简而言之，就是相信未来——对理想图像的相信，对新的向往与热爱。也正是陈爱中所说的：“实际上，这种‘理想图像’完全是现代人在面对许多因历史原因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将解决的幻想寄托于将来，从而想象出来的应该呈现的理想答案的集合，是在现代时间观念诱导下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现代就是新的，趋新的压力当然也是动力，随之而来的焦躁、自我认知的虚无乃至剧烈的文体更迭与不定性的尝试，这一切都鲜活呈现在现代中国新诗歪歪扭扭的足迹里。上述结论，自然是可以在许多从文学史料、文学运动与思潮变迁的角度，从那些前贤们“整理”出来的现代中国新诗史中看到的，可谓血肉丰满。但陈爱中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的人思与辩难，同样在更高的抽象层面，捉住了现代中国新诗何以如此趋新求变的“道理”与“脊索”，亦不失其元气淋漓。
抓住了现代时间意识，固然是抓住了现代中国新诗创作者的一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要之是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新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人学。现代中国新诗人，区别于那些写旧体诗的现代人，也区别于那些写新诗的传统诗人，根本区别就在于现代中国新诗人必须是与时俱进的现代人，是关注现代日常生活、体味现代人的现代情感的现代人，是执着于用现代语言、现代思维和现代生活憧憬来观照现代人精神与情感状态的诗人。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社会的展开，其现代的核心便是对日常俗世生活的注重与向往。对宇宙、对神的景仰与盲从，对形而上的追问让渡于对俗世幸福的期待与追求。这一巨大的现代转折，在时间意识上体现为历时性的展开，对新价值赋予方式的未来期待。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降临还源于现代实证思维逻辑的普遍性运用与唯科学的信仰。 陈爱中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本质把握，恰恰是抓住了现代时间与现代实证思维这两点。时间观念的变化，逻辑思维的变化，都深刻地形塑着现代中国人的语言观念。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玄学，在现代社会显然不再畅通无阻。创于现代社会生成语境的中国新诗，自然也是现代的产物，而且一开始就是参与构建现代中国社会的积极的产物。无论是胡适的“作诗如作文”，还是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都是现代社会对朝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中国人的一种语言召唤，一次言语转换的倒逼机制的结果。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匹配着一种自己的语言机制。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生活在现代社会，由不得你打着电话，接受着现代社会声光电新事物的刺激，却不知何物，这是无法想象的。于是，“特律风”“烟丝披里纯”也就被夹生地制造出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语言之旅的“中间物”。被现代这个新时代推着走的中国人，就这样跌跌撞撞迈进了现代。现代新诗亦如是。《马氏文通》、标点符号、新式学校、留学生经验、现代印刷术、报纸杂志、稿酬制度……点点滴滴的现代汇聚成浩浩荡荡的“现代社会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讲求实证的思维，于现代中国新诗的最大影响，就是现代汉语开始有了讲求实证逻辑的现代语法。而“语法化”的语句形态是“现代实证思维在现代新诗语句组织外形上的具体表征”。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语意完足，是现代汉语诗歌在阐释语言上的根本要求，“体现为对语言文本内涵的分析以追求最终单一意义阐释为终极目的。”诗文本殊途，但在实证思维的笼罩下，现代中国新诗粘滞不前，这就出现了陈爱中所说的：“从理论创作到文本实践，从萌芽期的胡适到鼎盛时期的冯文炳、李广田都摆脱不了以‘文’的思路来观照现代新诗，这本来应该说是在现代实证思维的语言表达下的必然之途。”
纵观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似乎验证了那句名言：上帝打开了一扇门，却也关上了一扇窗。现代时间观念令现代中国新诗获得了天然的生长动力、活力、合法性和合理性，“新”成为一切价值的天赋源泉，真所谓时势造英雄。然而，这位英雄在实证思维、科学主义一方独大的天空下，也难免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现代诗歌的语言何以成为现代语言，同时又是诗的，这是个问题，更是难题。陈爱中发现了真问题，这正如袁国兴先生所说的，他啃到了新诗研究中的关键的骨头，而且有可能是最肥最硬的“骨头”，但不等于吃到了“肉”。
二
因为语言本体论的视角，让陈爱中在众多现代中国新诗史研究的人潮中独辟蹊径，发现了人们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下被忽略的问题，也包括一些讨论原有老问题的新模式和新思路。新的视角、新的人思方式带来的新的觀点，照亮了原来习焉不察的旧材料，甚至翻转了长期一边倒论述的老问题。陈爱中的现代诗歌史研究，从问题的发现来说，多少有些因难见巧。故而其研究现代中国诗歌史方法的意义，想必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文学史论述，大多仍旧是从历时性的便利述说现代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近年来更有学者从理论到实践，开始把现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也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这固然是文学史研究视野的扩大与学术氛围的活跃所致。但论及现代中国新诗，从现代角度来论说和归集中国诗歌的发展，旧体诗词创作的意义显然是有限的。正如吃核桃的意义和盘核桃的趣味，大概是两不相干的吧。置身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莺歌燕舞也好，水深火热也罢，大概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要做首唐诗宋词元曲一类的文本。即便最后做出来，估计也是黄花菜凉热几回之后的产物。从个人趣味或者小圈子热闹而言，固然不能强人所不能，不允许他人自得其乐或自取其苦。但毫无疑问，那不是现代人写的现代诗，充其量也只是某些现代人在“盘”古代的核桃罢了。
陈爱中的现代诗歌研究是爱憎分明的，其准绳仍旧是语言本体论而来的“现代诗的语言观”。在对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形态的追问下，陈爱中呈现出他在现代中国诗歌史方法上的超拔。如何看待对现代新诗语言形态的追求，成为他划分现代中国新诗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形态的构建，称得上是陈爱中念兹在兹的精神洁癖。
按照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育进程，陈爱中将现代新诗发展史作了四个部分的划分，系统而审慎地对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形态进行了独创性的梳理，从新诗语言本体观念发育与成熟的层面，简要概括了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四个阶段、四类诗歌创作群体。
“五四”时期的新诗评价，是陈爱中首先要面对的一大难题。从文学思潮史、文学运动史，乃至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对“五四”时期的新诗的评价大多是正确的一致、一致的正确。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对于东亚史、世界史来说，中国“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内涵，早已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时间意味。相较于“五四”的诸多宏大叙事，对“五四”时期的文学考察实在不过是个小道理上的讲究，而“五四”时期的新诗史探究就更是小之又小的芥子须弥了。即便如此，对“五四”时期诗歌史的讨论，只要是在文学史料铺排爬梳、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视野下讨论，就无法不论及其思想革命、语言革命和观念革命上的意义。如此一来，“五四”时期新诗在语言本体上的实质，它在白话与文言之间夹缠的含混，貌似革命实为和稀泥的“不改不良”便迅速被遮蔽了。至于说胡适等海外留学生一代彼时喜好的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混用、套用，不仅当时无法细察与辨析，至今也是崇洋流风所向披靡、逢“洋”兴叹。陈爱中对此分析相当透彻：“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初期新诗似乎一下子陷人了四面无所依靠的荒野，不但理论阐释混乱而且创作表征也充满着无奈的悖论。”
陈爱中从语言本体角度的人思，在哲思与逻辑推理中敏锐地发现这一人们向来习焉不察的问题与现象，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语言表述形态的考量是独到的，对“五四”时期的新诗，重点突出其处于过渡期的开创性价值，总结出其对现代新诗所带来的语言成就，认为其根本的新诗史贡献在于“一是在‘言文一致’的统一认识下，将日常语言为内核的现代白话作为现代新诗的表达媒介;一是自由的语言表述理念。”“无论如何，初期新诗作为开拓者的身份已经是非常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就是近乎彻底地解构了传统诗歌的语言表述形态，并从语言媒介、写作姿态等方面基本确立了新诗语言表述形式的基本特征。” 对于现代中国新诗的执牛耳者——新月诗歌，由于徐志摩、闻一多的名人效应不断发酵，加之其一些诗篇的青春光影，长期以来真可谓论者云集。新月诗派的研究，从艺术到人事，从诗艺到沙龙发掘，从个人琐事到团体交谊，方方面面、边边角角的研究都在在有人，成果也络绎不绝。此情此景下来讨论新月诗派，不说创新费力不讨好，推陈也是个消耗体力脑力的难事。譬如对新月诗派的诗歌理念的概括，搜遍诸多的文学史著述，迄今为止仍旧大多是不去之陈词滥调，且无非都是美其名日“新格律诗”“三美理论”。我想，倘若没有认真的执着，对新月诗派的理论贡献大体也就到此为止了吧，而且似乎也都是差不多式的正确。
陈爱中研究诗歌史是认真的，而且是字斟句酌的认死理的认真。他标举的是他们在“规律化”诗学上的创见与孜孜努力，强烈指出是“规律化”而非“格律化”。他认为：“一方面新月诗歌的语言表述形态是‘规律化’而非‘格律化’的，是传统汉语诗歌的格律化内涵同现代西方诗歌的自由理念相糅合的结果。在意识上，新月诗歌是第一次在语言表述上给予现代新诗以现代语言身份的诗歌流派。……在真正意义上回归了诗歌语言本身。”陈爱中的认真并非刻意雕琢。事实上，早在1937年石灵就在《文学》第8卷第l期发表了《新月诗派》，文中认为：“新月既然成派，当然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了。那就是新诗规律化。”而结合1931年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两相对照，很显然，用新格律来概括新月诗派是不够妥切和周全的。在诗歌语言本体论的烛照下，陈爱中进而论定：“抛弃固定的詩歌语言范型而采取随机化的规律化表述，尊重诗人个体对语言的驾驭，这是新月诗歌对新诗规律化内涵的具体阐释。”至于后期新月诗歌的贡献，陈爱中也做出历史性的概括：“虽然后期新月诗歌趋向了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从音韵、视觉等具有浓厚传统格律观念的新诗规律化语言理念，但它所确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和域外诗歌资源的理性思辨观念却是成就现代主义新诗的关键所在。”
三
弄潮儿从来都要面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与历史。百年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同样如此。在新月派诗人对现代新诗语言本体孜孜探索之余，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重要一翼——现代派诗人的“现代主义新诗”登上历史舞台，前期有戴望舒，后期有郑敏、袁可嘉、穆旦等。对于现代主义诗派，陈爱中看重的是这些诗人在内视点和想象等质素上对西方现代诗歌理念与技巧的引入与运用，注意到“在这种文化集体审视自身，从外在雕琢转向内在修饰的宏观格局下，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喷薄而出也就标志着诗歌在文本实践上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伟大转变。”“内视点的语言表述视角和现代‘想象’的诗歌思维标志着现代主义新诗在语言表述上拥有了不同于以往新诗形态的新质”，这是现代中国新诗质素的两大建构，其影响是根本性的。
内视点和现代想象，是现代主义新诗人在诗歌思维现代化——也可以说西化——上的学习与运用。诗歌思维的现代化，必然匹配以诗歌语言的现代化。所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如何呈现现代主义新诗人在语言现代化上的努力，这是陈爱中讨论问题必须周全的另一个方面。陈爱中将其直截了当指出：“现代主义新诗采用的是带有浓厚的欧化色彩的日常语言。”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欧化有两个方面的实质内涵，一是“实证的逻辑的严谨的语言表述”，一是“诗歌语言的主体性表述”。
注意到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欧化策略的实质与外在形态的特异性，陈爱中顺手还论及了“在隐喻的语言策略之下，现代主义新诗另外一个重要的语言表述智慧则表现为对小说、戏剧等语言体式的借鉴。”我觉得这一顺手拈来的延展发现，颇有灵光一闪的意味。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许多纠结，如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里面的剧曲剧诗、如民族存亡之际大量的叙事抒情长诗，似乎可以因此而得到些许别有洞天的阐释。由是，陈爱中颇为自信地对现代主义新诗做出论断，他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新诗首先确立了以‘内视点与想象’为表述基点的现代语言质素，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欧化的日常语言’和以知性为特征的隐喻的语言表述。更重要的是它综合了小说、戏剧等不同文学语言表述体式的表述方法，在新的诗歌语言理念的支撑下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诗歌语言表述形态的创造。”
探究现代中国新诗史，不触及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不仅于理不合，于情也不忍。毕竟“五四”以来的百余年间，这个民族从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中挣扎着走过来，其血泪与伤痕，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的。生存还是毁灭，长时间内成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的基本“现实”，活着便是牢牢内置其中的根本“主义”。
因此，对于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发展，首先应该就是基于上述“现实”和“主义”之上的理解与同情。它也许不够诗歌，却应该肯定它属于别一种“现代”的无奈与酸楚。这就是陈爱中所言的，“现实主义的这种人为干预性非常契合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境况和实现完成现代性的急切愿望。”一如艾青所论定的，现代新诗发展到40年代“已经走上了可以稳定发展下去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最大条件，却是由于它能保持中国新文学之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缘故。”
配合现实历史情境产生的现实主义新诗，任何鄙薄与轻哂，都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大地。陈爱中选择了理解，这一点难能可贵的。他说：“所以现实主义新诗要求诗人不能仅仅将对现实的描摹作为诗歌的根本，更重要的是要在诗歌的最后‘给人以希望’，要表达某个先验的主题，前面的描摹是一个铺垫，后面的总结性、训诫式的文字才是终极的目的。”
所以，对于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可以切磋其诗艺上的粗糙、浮躁，但更应该肯定其诗歌处境上的两难，而后才能朴素发掘出“泥土底下的光辉”。陈爱中注意到，相对于现代主义新诗的“一意向外采辑”的策略，故而着重于从现代新诗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角度来论述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表述和价值归宿，指出现实主义新诗的常语言工具面相、大众与民间趣味、集团话语属性以及“比兴”表述的现代演绎等特征，并着意肯定其对民间歌谣的关注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现实主义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由先锋性向传统的本质转变标志着现代新诗语言表述的民族化、本土化探索在另一意义上结出了干瘪的苦涩之果。” 四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陈爱中研究现代中国新诗语言史，从现代开始前后漫溯，雄心壮志一发不可收拾，目光越来越远，气象也越来越阔大，从《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到《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从《龙江当代新诗论》到《汉语新诗通识读本》，大致呈现出从语言本体考察扩大到文化生态研究，从历史纵观到个体关注，从全体考索到地域观照，从学术史叩问到诗歌文本赏鉴的变迁，无论格局还是深广度，都生长出点面互动的综合立体研究与发展的态势。
以1949年后三十年的现代中国新诗史探究为例。新中国30年间的现代汉语新诗，其体制化的规约是毋庸讳言的，意识形态的贯注也是异常明显而集中的。因此，对这三十年的现代中国大陆新诗的发展的考察，表面上看似简单显豁，实际上却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有价值的张力，尤其是诗歌与政治、诗人与现实生活的诸多隐而不显的紧张。陈爱中当然明了体制化导致的创作机制的更迭，胡风所说的“时间开始了”，于现代中国新诗而言，同样如此。陈爱中在论说现代新诗语言中所说的现代性在诗歌中的体现之一——現代时间意识，此时此刻，也不再是现代社会中一般性的现代时间，而是重新赋予了某种政治信仰与忠诚维度上的考察。滚滚长江东逝水，逝者如斯夫，并非都能一概而论了。这也正是陈爱中所论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汉语文学的创作机制和价值厘定尺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判标准下，汉语文学成为表述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其理论话语、文本表征和精神向度随之重构。”群体性规约不仅是创作体制的特色，而且带来了消费模式的重塑和表述结构的重组。出版流通、评论家的主体地位、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意义意象的单一呆板、情感流动的千篇一律，成为这个时段中国大陆新诗生长的基本面相。早先擅长新诗语言本体考察的陈爱中，时过境迁，转向了诗歌风貌与发生语境的宏观论述。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也并非是非如此不可的事。这种情形，直到“朦胧诗”的讨论才便又似曾相识燕归来了。毕竟观念辨析、概念哲思，这才是陈爱中诗歌史研究的特色。当然，在以语言镜像论汉语新诗的篇章里，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譬如陈爱中对杨炼诗歌的诗歌史意义论断，就生动而有豪气：“杨炼在诗歌创作中将传统汉语诗歌的‘意象’语言重新捡拾起来，并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有创造性的发挥……将抽象的哲学理念用生动活跃的意象群落展现出来，既具有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表述上的逻辑层次，又具有汉语古典诗歌的意象思维理念，其中文性特点体现得较为淋漓尽致。”
关注现代新诗的语言变迁，事实上就是对诗歌成长生态的关注。当陈爱中的诗歌史研究的目光转移到地方诗歌群落时，他就更多地看到了龙江新诗等区域性的诗歌生态，包括诗歌群体地方题材潮流和创作理念上的故土记忆。例如他对北大荒诗歌的拓荒考察、对东北石油诗歌勃兴顿挫的梳理、对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崛起和90年代张曙光与李琦等新一代龙江诗人的个案聚焦，在在体现了陈爱中不绝如缕的诗歌生态关怀。当然，时段和距离的当下介入，固然带来了诗生活的新鲜与人间日常的亲切，同时也导致了论析时的柔软无力。两难的处境是普遍性的，陈爱中于是更多选择了个案访谈，用这种形式来留存自己的诗歌史研究之火。那么，就让诗人多说吧！陈爱中选择做一个诗歌发展史的聆听者，做一个当代诗歌成长的生态观察者、田野调查者和记录者。
陈爱中研究新诗语言发展史，自然于现代新诗赏鉴多有会心。研究诗、读诗和写诗，对他来说似乎是三位一体的事情。《汉语新诗通识读本》和个人新诗集《行走的瓦片》就是他读诗和写诗的见证者。研究诗歌者应该是爱诗之人，更是爱生活的人，陈爱中的诗集《行走的瓦片》不过是个小册子，但处处可见其真诚而温暖的诗思与诗情。类似下面这样的诗句，“怀念下雪吧/纷纷扬扬，沉甸甸的枝头坠落”（《迎春花》），“雨很湿润/水竖起了天空的影子”（《飞机场》），只要读到，内心和记忆便都温暖了、苏醒了。
陈爱中与我素昧平生，他相信我，我就系统读了他的诗歌史研究著述，也读了他的诗，而且写下了这些粗浅可笑的文字。此时此刻，骤然想到他的一句诗：“一场无声无息的雪飘落下来，灯火阑珊”。（《一场无声无息的雪》）行笔至此，南国的春天其实已经开始了。
[关键词]陈爱中;现代新诗;语言本体
[作者简介]傅修海（1976-），男，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广州510642）。
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的发现与探索，都从好奇、怀疑乃至质疑中开始，而后慢慢走向反思与再出发。陈爱中的现代中国诗歌史的探索之旅亦然。甚而至于，他从诗论研究出发，写出一系列的诗歌语言本体观照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龙江当代新诗论》;他更与诸多现代新诗的名作好诗共舞，有了《汉语新诗通识读本》;兴之所至的他，还顺便踱人诗歌创作的花园，于是就有了他自己的新诗集——《行走的瓦片》。
现代中国诗歌是在热闹与犹疑中开启征程的，第一步便是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尝试”，但时势造英雄而来的勇敢、锐气与青葱是显然的，又如周作人的《小河》。于是，渐渐便有新月派、现代主义诗歌。当然另外一拨的英雄也在造着时势，又有了中国诗歌会一类的进着血泪、擎着旗帜的呐喊。这是陈爱中博士论文所看到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基本事实，也是他审视现代中国诗歌何以如此的起点。
有鉴于此，现代中国诗歌史的梳理和探问，便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热点也是难点。相关著述甚多，力作时有所见，但大多从文学史料的梳理着手，从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的更迭演变的考察，进而凸显现代诗歌的发生与发展，论说其发迹与变态。这与众多新文学史研究可谓大同而小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勾勒现代中国诗歌发展的前世今生。但众声喧哗之下的研究与论述，仍旧不让人充分释然，因为并不能回答现代中国诗歌何以现代、何以诗歌等根本性的问题，自然就不能进一步叩问现代中国诗歌如何中国化、如何成为独树一帜的现代汉语诗歌等本真性的问题。如此一来，对于大量反复的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形形色色，对于目迷五色的当代诗坛怪现状，诗歌研究者就自然更没有恰切的解释力和剖析，也就极容易陷入形而下的非诗论争的泥沼，自说白话。
陳爱中对现代中国诗歌史的研究现状了然于胸。前贤的成绩和困境，当然构成了他研究现代中国诗歌史的桥与墙。困境当然也是机会。既有的关于现代中国诗歌的大量研究成果，都走了文学史料爬梳、文学思潮运动评说的路子，尽管也都论及诗歌语言的现代变迁，但都很快便又重新融化到语言之外的因素中。陈爱中的独特之处，便是发现了前人现代诗歌史研究的这一点。学问之旅的“截断众流”诚然是极高的起步，但倘若能发现众说滔滔之下的共同短板、盲点已经非常难得。庆幸的是，善于哲思的陈爱中找到了这一点——现代中国诗歌史研究中对现代诗语言本体论追问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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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新诗何以为现代诗？新诗何以为新？围绕这个问题的追问并不新鲜，回答也见仁见智。最为大胆而朴素的回答，正如刘纳先生所言：“一望即知，新文学的新就在于语言。”因此，关于现代中国新诗的“现代”与“新”的本质追问也是如此——“就在于语言”。于是，陈爱中“选择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便于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整个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孕育和形成。”“立足于现代新诗的语言媒介——现代白话来展开对现代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系统考察。”与此同时，考虑到“现代时间及其价值观念和现代实证思维共同催生了现代新诗，并决定了现代新诗选择现代白话作为语言表述媒介”，陈爱中对现代中国诗歌史探究，选择了诗歌语言表述策略的变迁为突破口，进而论及现代新诗语言现代化的逻辑依托——现代时间与实证思维。
在陈爱中看来，现代时间观念带来的是“历时的方向性”和“现代价值赋予方式的变迁”，现代新诗因此“找到了摆脱传统汉语诗歌束缚的最为有力的理论支撑，用现代时间观念所带来的历史意识否定了传统文学对新文学的借鉴意义”。至于现代时间意识带来的现代价值赋予方式，简而言之，就是相信未来——对理想图像的相信，对新的向往与热爱。也正是陈爱中所说的：“实际上，这种‘理想图像’完全是现代人在面对许多因历史原因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将解决的幻想寄托于将来，从而想象出来的应该呈现的理想答案的集合，是在现代时间观念诱导下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现代就是新的，趋新的压力当然也是动力，随之而来的焦躁、自我认知的虚无乃至剧烈的文体更迭与不定性的尝试，这一切都鲜活呈现在现代中国新诗歪歪扭扭的足迹里。上述结论，自然是可以在许多从文学史料、文学运动与思潮变迁的角度，从那些前贤们“整理”出来的现代中国新诗史中看到的，可谓血肉丰满。但陈爱中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的人思与辩难，同样在更高的抽象层面，捉住了现代中国新诗何以如此趋新求变的“道理”与“脊索”，亦不失其元气淋漓。
抓住了现代时间意识，固然是抓住了现代中国新诗创作者的一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要之是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新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人学。现代中国新诗人，区别于那些写旧体诗的现代人，也区别于那些写新诗的传统诗人，根本区别就在于现代中国新诗人必须是与时俱进的现代人，是关注现代日常生活、体味现代人的现代情感的现代人，是执着于用现代语言、现代思维和现代生活憧憬来观照现代人精神与情感状态的诗人。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社会的展开，其现代的核心便是对日常俗世生活的注重与向往。对宇宙、对神的景仰与盲从，对形而上的追问让渡于对俗世幸福的期待与追求。这一巨大的现代转折，在时间意识上体现为历时性的展开，对新价值赋予方式的未来期待。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降临还源于现代实证思维逻辑的普遍性运用与唯科学的信仰。 陈爱中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本质把握，恰恰是抓住了现代时间与现代实证思维这两点。时间观念的变化，逻辑思维的变化，都深刻地形塑着现代中国人的语言观念。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玄学，在现代社会显然不再畅通无阻。创于现代社会生成语境的中国新诗，自然也是现代的产物，而且一开始就是参与构建现代中国社会的积极的产物。无论是胡适的“作诗如作文”，还是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都是现代社会对朝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中国人的一种语言召唤，一次言语转换的倒逼机制的结果。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匹配着一种自己的语言机制。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生活在现代社会，由不得你打着电话，接受着现代社会声光电新事物的刺激，却不知何物，这是无法想象的。于是，“特律风”“烟丝披里纯”也就被夹生地制造出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语言之旅的“中间物”。被现代这个新时代推着走的中国人，就这样跌跌撞撞迈进了现代。现代新诗亦如是。《马氏文通》、标点符号、新式学校、留学生经验、现代印刷术、报纸杂志、稿酬制度……点点滴滴的现代汇聚成浩浩荡荡的“现代社会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讲求实证的思维，于现代中国新诗的最大影响，就是现代汉语开始有了讲求实证逻辑的现代语法。而“语法化”的语句形态是“现代实证思维在现代新诗语句组织外形上的具体表征”。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语意完足，是现代汉语诗歌在阐释语言上的根本要求，“体现为对语言文本内涵的分析以追求最终单一意义阐释为终极目的。”诗文本殊途，但在实证思维的笼罩下，现代中国新诗粘滞不前，这就出现了陈爱中所说的：“从理论创作到文本实践，从萌芽期的胡适到鼎盛时期的冯文炳、李广田都摆脱不了以‘文’的思路来观照现代新诗，这本来应该说是在现代实证思维的语言表达下的必然之途。”
纵观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似乎验证了那句名言：上帝打开了一扇门，却也关上了一扇窗。现代时间观念令现代中国新诗获得了天然的生长动力、活力、合法性和合理性，“新”成为一切价值的天赋源泉，真所谓时势造英雄。然而，这位英雄在实证思维、科学主义一方独大的天空下，也难免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现代诗歌的语言何以成为现代语言，同时又是诗的，这是个问题，更是难题。陈爱中发现了真问题，这正如袁国兴先生所说的，他啃到了新诗研究中的关键的骨头，而且有可能是最肥最硬的“骨头”，但不等于吃到了“肉”。
二
因为语言本体论的视角，让陈爱中在众多现代中国新诗史研究的人潮中独辟蹊径，发现了人们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下被忽略的问题，也包括一些讨论原有老问题的新模式和新思路。新的视角、新的人思方式带来的新的觀点，照亮了原来习焉不察的旧材料，甚至翻转了长期一边倒论述的老问题。陈爱中的现代诗歌史研究，从问题的发现来说，多少有些因难见巧。故而其研究现代中国诗歌史方法的意义，想必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文学史论述，大多仍旧是从历时性的便利述说现代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近年来更有学者从理论到实践，开始把现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也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这固然是文学史研究视野的扩大与学术氛围的活跃所致。但论及现代中国新诗，从现代角度来论说和归集中国诗歌的发展，旧体诗词创作的意义显然是有限的。正如吃核桃的意义和盘核桃的趣味，大概是两不相干的吧。置身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莺歌燕舞也好，水深火热也罢，大概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要做首唐诗宋词元曲一类的文本。即便最后做出来，估计也是黄花菜凉热几回之后的产物。从个人趣味或者小圈子热闹而言，固然不能强人所不能，不允许他人自得其乐或自取其苦。但毫无疑问，那不是现代人写的现代诗，充其量也只是某些现代人在“盘”古代的核桃罢了。
陈爱中的现代诗歌研究是爱憎分明的，其准绳仍旧是语言本体论而来的“现代诗的语言观”。在对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形态的追问下，陈爱中呈现出他在现代中国诗歌史方法上的超拔。如何看待对现代新诗语言形态的追求，成为他划分现代中国新诗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形态的构建，称得上是陈爱中念兹在兹的精神洁癖。
按照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育进程，陈爱中将现代新诗发展史作了四个部分的划分，系统而审慎地对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形态进行了独创性的梳理，从新诗语言本体观念发育与成熟的层面，简要概括了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四个阶段、四类诗歌创作群体。
“五四”时期的新诗评价，是陈爱中首先要面对的一大难题。从文学思潮史、文学运动史，乃至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对“五四”时期的新诗的评价大多是正确的一致、一致的正确。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对于东亚史、世界史来说，中国“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内涵，早已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时间意味。相较于“五四”的诸多宏大叙事，对“五四”时期的文学考察实在不过是个小道理上的讲究，而“五四”时期的新诗史探究就更是小之又小的芥子须弥了。即便如此，对“五四”时期诗歌史的讨论，只要是在文学史料铺排爬梳、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视野下讨论，就无法不论及其思想革命、语言革命和观念革命上的意义。如此一来，“五四”时期新诗在语言本体上的实质，它在白话与文言之间夹缠的含混，貌似革命实为和稀泥的“不改不良”便迅速被遮蔽了。至于说胡适等海外留学生一代彼时喜好的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混用、套用，不仅当时无法细察与辨析，至今也是崇洋流风所向披靡、逢“洋”兴叹。陈爱中对此分析相当透彻：“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初期新诗似乎一下子陷人了四面无所依靠的荒野，不但理论阐释混乱而且创作表征也充满着无奈的悖论。”
陈爱中从语言本体角度的人思，在哲思与逻辑推理中敏锐地发现这一人们向来习焉不察的问题与现象，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语言表述形态的考量是独到的，对“五四”时期的新诗，重点突出其处于过渡期的开创性价值，总结出其对现代新诗所带来的语言成就，认为其根本的新诗史贡献在于“一是在‘言文一致’的统一认识下，将日常语言为内核的现代白话作为现代新诗的表达媒介;一是自由的语言表述理念。”“无论如何，初期新诗作为开拓者的身份已经是非常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就是近乎彻底地解构了传统诗歌的语言表述形态，并从语言媒介、写作姿态等方面基本确立了新诗语言表述形式的基本特征。” 对于现代中国新诗的执牛耳者——新月诗歌，由于徐志摩、闻一多的名人效应不断发酵，加之其一些诗篇的青春光影，长期以来真可谓论者云集。新月诗派的研究，从艺术到人事，从诗艺到沙龙发掘，从个人琐事到团体交谊，方方面面、边边角角的研究都在在有人，成果也络绎不绝。此情此景下来讨论新月诗派，不说创新费力不讨好，推陈也是个消耗体力脑力的难事。譬如对新月诗派的诗歌理念的概括，搜遍诸多的文学史著述，迄今为止仍旧大多是不去之陈词滥调，且无非都是美其名日“新格律诗”“三美理论”。我想，倘若没有认真的执着，对新月诗派的理论贡献大体也就到此为止了吧，而且似乎也都是差不多式的正确。
陈爱中研究诗歌史是认真的，而且是字斟句酌的认死理的认真。他标举的是他们在“规律化”诗学上的创见与孜孜努力，强烈指出是“规律化”而非“格律化”。他认为：“一方面新月诗歌的语言表述形态是‘规律化’而非‘格律化’的，是传统汉语诗歌的格律化内涵同现代西方诗歌的自由理念相糅合的结果。在意识上，新月诗歌是第一次在语言表述上给予现代新诗以现代语言身份的诗歌流派。……在真正意义上回归了诗歌语言本身。”陈爱中的认真并非刻意雕琢。事实上，早在1937年石灵就在《文学》第8卷第l期发表了《新月诗派》，文中认为：“新月既然成派，当然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了。那就是新诗规律化。”而结合1931年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两相对照，很显然，用新格律来概括新月诗派是不够妥切和周全的。在诗歌语言本体论的烛照下，陈爱中进而论定：“抛弃固定的詩歌语言范型而采取随机化的规律化表述，尊重诗人个体对语言的驾驭，这是新月诗歌对新诗规律化内涵的具体阐释。”至于后期新月诗歌的贡献，陈爱中也做出历史性的概括：“虽然后期新月诗歌趋向了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从音韵、视觉等具有浓厚传统格律观念的新诗规律化语言理念，但它所确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和域外诗歌资源的理性思辨观念却是成就现代主义新诗的关键所在。”
三
弄潮儿从来都要面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与历史。百年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同样如此。在新月派诗人对现代新诗语言本体孜孜探索之余，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重要一翼——现代派诗人的“现代主义新诗”登上历史舞台，前期有戴望舒，后期有郑敏、袁可嘉、穆旦等。对于现代主义诗派，陈爱中看重的是这些诗人在内视点和想象等质素上对西方现代诗歌理念与技巧的引入与运用，注意到“在这种文化集体审视自身，从外在雕琢转向内在修饰的宏观格局下，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喷薄而出也就标志着诗歌在文本实践上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伟大转变。”“内视点的语言表述视角和现代‘想象’的诗歌思维标志着现代主义新诗在语言表述上拥有了不同于以往新诗形态的新质”，这是现代中国新诗质素的两大建构，其影响是根本性的。
内视点和现代想象，是现代主义新诗人在诗歌思维现代化——也可以说西化——上的学习与运用。诗歌思维的现代化，必然匹配以诗歌语言的现代化。所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如何呈现现代主义新诗人在语言现代化上的努力，这是陈爱中讨论问题必须周全的另一个方面。陈爱中将其直截了当指出：“现代主义新诗采用的是带有浓厚的欧化色彩的日常语言。”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欧化有两个方面的实质内涵，一是“实证的逻辑的严谨的语言表述”，一是“诗歌语言的主体性表述”。
注意到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欧化策略的实质与外在形态的特异性，陈爱中顺手还论及了“在隐喻的语言策略之下，现代主义新诗另外一个重要的语言表述智慧则表现为对小说、戏剧等语言体式的借鉴。”我觉得这一顺手拈来的延展发现，颇有灵光一闪的意味。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许多纠结，如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里面的剧曲剧诗、如民族存亡之际大量的叙事抒情长诗，似乎可以因此而得到些许别有洞天的阐释。由是，陈爱中颇为自信地对现代主义新诗做出论断，他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新诗首先确立了以‘内视点与想象’为表述基点的现代语言质素，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欧化的日常语言’和以知性为特征的隐喻的语言表述。更重要的是它综合了小说、戏剧等不同文学语言表述体式的表述方法，在新的诗歌语言理念的支撑下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诗歌语言表述形态的创造。”
探究现代中国新诗史，不触及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不仅于理不合，于情也不忍。毕竟“五四”以来的百余年间，这个民族从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中挣扎着走过来，其血泪与伤痕，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的。生存还是毁灭，长时间内成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的基本“现实”，活着便是牢牢内置其中的根本“主义”。
因此，对于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发展，首先应该就是基于上述“现实”和“主义”之上的理解与同情。它也许不够诗歌，却应该肯定它属于别一种“现代”的无奈与酸楚。这就是陈爱中所言的，“现实主义的这种人为干预性非常契合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境况和实现完成现代性的急切愿望。”一如艾青所论定的，现代新诗发展到40年代“已经走上了可以稳定发展下去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最大条件，却是由于它能保持中国新文学之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缘故。”
配合现实历史情境产生的现实主义新诗，任何鄙薄与轻哂，都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大地。陈爱中选择了理解，这一点难能可贵的。他说：“所以现实主义新诗要求诗人不能仅仅将对现实的描摹作为诗歌的根本，更重要的是要在诗歌的最后‘给人以希望’，要表达某个先验的主题，前面的描摹是一个铺垫，后面的总结性、训诫式的文字才是终极的目的。”
所以，对于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可以切磋其诗艺上的粗糙、浮躁，但更应该肯定其诗歌处境上的两难，而后才能朴素发掘出“泥土底下的光辉”。陈爱中注意到，相对于现代主义新诗的“一意向外采辑”的策略，故而着重于从现代新诗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角度来论述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表述和价值归宿，指出现实主义新诗的常语言工具面相、大众与民间趣味、集团话语属性以及“比兴”表述的现代演绎等特征，并着意肯定其对民间歌谣的关注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现实主义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由先锋性向传统的本质转变标志着现代新诗语言表述的民族化、本土化探索在另一意义上结出了干瘪的苦涩之果。” 四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陈爱中研究现代中国新诗语言史，从现代开始前后漫溯，雄心壮志一发不可收拾，目光越来越远，气象也越来越阔大，从《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到《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从《龙江当代新诗论》到《汉语新诗通识读本》，大致呈现出从语言本体考察扩大到文化生态研究，从历史纵观到个体关注，从全体考索到地域观照，从学术史叩问到诗歌文本赏鉴的变迁，无论格局还是深广度，都生长出点面互动的综合立体研究与发展的态势。
以1949年后三十年的现代中国新诗史探究为例。新中国30年间的现代汉语新诗，其体制化的规约是毋庸讳言的，意识形态的贯注也是异常明显而集中的。因此，对这三十年的现代中国大陆新诗的发展的考察，表面上看似简单显豁，实际上却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有价值的张力，尤其是诗歌与政治、诗人与现实生活的诸多隐而不显的紧张。陈爱中当然明了体制化导致的创作机制的更迭，胡风所说的“时间开始了”，于现代中国新诗而言，同样如此。陈爱中在论说现代新诗语言中所说的现代性在诗歌中的体现之一——現代时间意识，此时此刻，也不再是现代社会中一般性的现代时间，而是重新赋予了某种政治信仰与忠诚维度上的考察。滚滚长江东逝水，逝者如斯夫，并非都能一概而论了。这也正是陈爱中所论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汉语文学的创作机制和价值厘定尺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判标准下，汉语文学成为表述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其理论话语、文本表征和精神向度随之重构。”群体性规约不仅是创作体制的特色，而且带来了消费模式的重塑和表述结构的重组。出版流通、评论家的主体地位、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意义意象的单一呆板、情感流动的千篇一律，成为这个时段中国大陆新诗生长的基本面相。早先擅长新诗语言本体考察的陈爱中，时过境迁，转向了诗歌风貌与发生语境的宏观论述。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也并非是非如此不可的事。这种情形，直到“朦胧诗”的讨论才便又似曾相识燕归来了。毕竟观念辨析、概念哲思，这才是陈爱中诗歌史研究的特色。当然，在以语言镜像论汉语新诗的篇章里，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譬如陈爱中对杨炼诗歌的诗歌史意义论断，就生动而有豪气：“杨炼在诗歌创作中将传统汉语诗歌的‘意象’语言重新捡拾起来，并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有创造性的发挥……将抽象的哲学理念用生动活跃的意象群落展现出来，既具有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表述上的逻辑层次，又具有汉语古典诗歌的意象思维理念，其中文性特点体现得较为淋漓尽致。”
关注现代新诗的语言变迁，事实上就是对诗歌成长生态的关注。当陈爱中的诗歌史研究的目光转移到地方诗歌群落时，他就更多地看到了龙江新诗等区域性的诗歌生态，包括诗歌群体地方题材潮流和创作理念上的故土记忆。例如他对北大荒诗歌的拓荒考察、对东北石油诗歌勃兴顿挫的梳理、对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崛起和90年代张曙光与李琦等新一代龙江诗人的个案聚焦，在在体现了陈爱中不绝如缕的诗歌生态关怀。当然，时段和距离的当下介入，固然带来了诗生活的新鲜与人间日常的亲切，同时也导致了论析时的柔软无力。两难的处境是普遍性的，陈爱中于是更多选择了个案访谈，用这种形式来留存自己的诗歌史研究之火。那么，就让诗人多说吧！陈爱中选择做一个诗歌发展史的聆听者，做一个当代诗歌成长的生态观察者、田野调查者和记录者。
陈爱中研究新诗语言发展史，自然于现代新诗赏鉴多有会心。研究诗、读诗和写诗，对他来说似乎是三位一体的事情。《汉语新诗通识读本》和个人新诗集《行走的瓦片》就是他读诗和写诗的见证者。研究诗歌者应该是爱诗之人，更是爱生活的人，陈爱中的诗集《行走的瓦片》不过是个小册子，但处处可见其真诚而温暖的诗思与诗情。类似下面这样的诗句，“怀念下雪吧/纷纷扬扬，沉甸甸的枝头坠落”（《迎春花》），“雨很湿润/水竖起了天空的影子”（《飞机场》），只要读到，内心和记忆便都温暖了、苏醒了。
陈爱中与我素昧平生，他相信我，我就系统读了他的诗歌史研究著述，也读了他的诗，而且写下了这些粗浅可笑的文字。此时此刻，骤然想到他的一句诗：“一场无声无息的雪飘落下来，灯火阑珊”。（《一场无声无息的雪》）行笔至此，南国的春天其实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