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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年9月12日
地点：中国传媒大学
演讲人：高金钿 孟祥青 唐永胜 江凌飞 周丕启
主持人：沈国放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邀请到国防大学的几位著名学者。他们对国家安全问题有很深的研究。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在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研究过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GDP、外汇储备、进出口总额等主要指标，都已排在世界前列。同时，在我们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和障碍，有些领域甚至很脆弱。第二，我们是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大国，而且中国人早就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世界各地都有华人，我们的汉语、我们的文化影响也在走向世界，中国电影也正在走向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受到西方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第三，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是我们可以和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睦相处。但同时，我们也会被国际上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妖魔化。第四，我们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很深的大国，一方面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和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生日益严重的冲撞。当然我们现在应该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和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上升。
当然还有以下几点，比如说，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核大国，又是世界上海陆邻国最多的大国，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法相比的。我们还跟一些国家有领土、领海纠纷。因此，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如何能够更有效地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
今天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请国防大学几位专家谈一谈，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外交战略才能更有效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国家安全问题为什么空前突出
对于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来说，1999年是令人难忘的。3月24日爆发了科索沃战争，5月7日美国又突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使我切切实实感受到美国人道主义干预和不对称战争的威胁。4月25日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给我们敲响了信念危机的警钟。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西方称之为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最重大事件，将空前严重的“台独”危机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严酷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经历了20多年的和平发展，为什么在世纪之交，国家安全问题反而空前突出了。国家发展了，利益目标增大增多了，面临的风险也增大增多了。
一般认为，国家安全是对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受威胁程度的界定，即国家生存和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重大威胁的状态，就是国家安全的客观界定。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免受外部或内部威胁。因此国家安全还需要一个主观界定：所谓国家安全，又是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双重界定表明，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今世界，一个好的政府每天操心的就是两件大事：发展问题及对发展的保障——安全问题。国家在谋求国家发展的同时，必须谋划国家安全。因此，发展是安全的坚实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必备条件。如果说发展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安全并不是国家的“第二要务”，而是“第一要务”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国民的安全意识远没有发展意识那样浓厚；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很完备的，可惜还没有正式制定国家综合安全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学界谋划发展已二十七八年了，但研究安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广度、深度远不及对发展问题的研究。
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滞后或错位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由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人们把发展等同于安全了。尽管和平是获得安全的重要因素，但安全远比和平的内涵丰富得多。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政治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人们通常把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存在，大国之间打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国际政治的主题已经变为国家的综合安全，即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信息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安全。从综合安全的角度看，我们真的平安无虞吗?国内国际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和问题，它们因为我国以下两个方面的历史定位而风险大增：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风险期。初级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又很不完善。它可能过渡到合格的社会主义，也可能被中途演变或逆转。二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战略上的“强势”还是“弱势”，主要是针对主要战略对手而言。中国对比自己的主要威胁来源，是“强势”还是“弱势”不言自明。即使从纯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屈辱的和平必然会给国家利益带来诸多损害，战争又总是在和平时期孕育的，和平也不等于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发展时期确实易于产生虚幻的或盲目的安全感，看不到国家可能遇到的威胁和风险。也不着眼于化解风险。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多少历史事实都向我们诉说一个道理：虚幻的和盲目的安全感是最大的不安全。什么时候粉饰太平，就不会有太平了。
我们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不等于自动获得了安全。恰恰相反，为了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更需要增强全民的国家安全观念，更需要及早制定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及各领域的安全战略，更需要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机制和国家安全体系。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讲的一切，纯属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任何单位，也互不代表，以此和各位商榷。
国际角色的限定：戴着“镣铐”跳舞
谈到国家安全，尤其是谈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同样，我们也可从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同方式上来理解国家安全。比如说，有人认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有人认为多边合作是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等等。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角色在发生重大转变，这对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以及传统的国家安全目标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所说的国际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身份的认同，既有自我的认同，也有国际社会的认同——国际社会怎么看你。
今天的中国是几大特点集于一身的国家。首先，中国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苏联解体后，我们不得不面临着美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这个压力将始终存 在。其次，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曲折、坎坷的道路，包括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难题，包括在当今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带来的压力，这一切在我们国家也都存在着。第三，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国。我还是愿意用“崛起”这个词，因为它表明一个国家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发展速度很快，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2005年被国际媒体称为“中国崛起年”，这是因为2005年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很多国际场合，特别是一些政治场合和国际学术场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崛起，都在谈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我认为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安全压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崛起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压力，“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第四，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台湾问题对我们的牵制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现实威胁。最后一点，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地缘环境最复杂的大国之一。波士顿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罗斯上世纪90年代写的《长城与空城计》一书，描述和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地缘环境给各自带来的安全影响。
以上问题说明了两点。第一点：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角色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第二点，说明今天从安全理念、维护安全的方式，到处理安全关系的原则，一直到我们的安全目标。确实也应该发生变化。就拿第一点来讲，中国的国际角色在进入21世纪后确实在发生变化。我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国际角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这个时期，我国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第二时期从上世纪70年代，以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为标志，到80年代末，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且被两个超级大同竞相拉拢，而且处在战略主动地位。最典型的就是80年代上半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三时期，是冷战结束到今天，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各类国家视为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的时期。
归纳起来，第一，今天的中国已经由过去极为贫困、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愤怒者、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为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而重视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又被防范和制约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是一个被各类国家视为潜在竞争对手或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同时又被视为合作伙伴的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国际角色可概括为六个字——参与、遵守、改造。这样的国际角色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安全原则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及安全目标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影响。
首先对我们国家安全的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可以说对世界大国都带来了冲击。如传统的安全观向所谓的合作安全观的转变就是这种冲击带来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了新安全观，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
第二，传统的国家安全的方式主要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今天它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新的方式，即通过参与国际多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实现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新课题。
第三，新角色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的两难选择。比如说，我们既要坚持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第一位的原则，又要考虑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在不打乱现有地区和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把我们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我们既要始终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和准则，但又要考虑地区和国际上的利益。
最后，我们既要积极参与涉及核心主权的安全合作机制，同时确实也要防止付出过高代价，防止被西化、分化。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维护中国今天的国家安全，我们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只能在限制中谋发展，在一系列的两难选择中走中间道路。在21世纪，我们要达到获取相对安全的利益目标，试图获取绝对安全的利益恐怕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的角色变了，环境也变了。
战略能力是至要因素
我讨论的角度是战略能力和国家安全。战略能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战略能力或是战略能力比较低下，国家安全战略就无从谈起，也就达不到预期目的。所以，不断提高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战略谋略必须解决的问题。具体说，战略能力就是国家运用战略资源(包括经济水平和规模、政治制度的先进程度、军事力量、文化传统、跨国网络及对外影响等)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能力。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增长幅度很大，国家的战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关于中国的发展和战略能力的提高，我认为应该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要用线性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和能力的增长。线性分析有较大的弊端，难以深入到事物的结构中去，并容易忽视条件的变化。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要看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力图消除这些危险。
第二，清醒地认识国际体系对于后起大国的束缚。回忆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实际上还没有哪个原本落后的大国能够真正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存主导的国际体系养活的富人只占该体系人口的15％～20％，否则这就不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体系了。中国十几亿人口如果要发展起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和特点就都要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能够更深地体会到中国崛起必将遭遇这个体系非常强的束缚，遇到的困难比设想的要大。
第二，国家战略能力不仅足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如何使用这些资源，也就是战略能力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并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资源大国未必就能打败资源小国。战略能力还必须强调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资源和力量。在这过程中，谋略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整个安全战略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强调谋略的运用，即强调这种谋略的重要性。
最后，战略能力的运用其实是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难和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涉及内容太多，我仅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点，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结构性能力的积累和应用。前面提到，国际体系对后发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具 有非常强的束缚作用。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迫使你难以进入主导国家的行列。长期以来，我国结构性战略能力确实比较欠缺。比如在中东地区，局势反复动荡，但我国对局势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结构中去，没有着力点。另外，我们也要善于把问题放到国际体系中，放到地区中加以分析。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处于较为困难的状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比较成功。布热津斯基曾经有一种战略设想，他将中国看作远东之锚、亚洲地区的一个稳定之锚，鼓励中国发挥地区性作用，而把日本拉出来跟随美国发挥国际性作用。事实的发展说明，这些年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中日关系的走向，自觉不自觉地暗合了这种设想。实际上，亚太地区的战略结构远比这种设计要生动许多。日本处于亚洲和美国之间，本应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取舍。道理很简单，不能在亚洲发挥作用的日本，在国际上也不可能发挥作用。但是日本的对外战略恰恰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外交中也有简单化倾向。地区战略结构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政治资源，关键在于如何运用。
第二点，能力的运用可以通过直接途径，也应注重间接途径。强调间接途径是由于我们的地位决定的。虽然我们要积极参与到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但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这种弱势地位短期内不能发生根本改变，这决定中国在战略上不能采取简单对抗的方式，需要开发广泛的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似应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西方世界及美国的关系。
最后一点，就是要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复杂性是我国目前安全环境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消除安全威胁。许多安全问题中利益和冲突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有高超的战略谋划能力，尤其需要认识复杂、运用复杂的能力，这是我非常强调的一点，也是适应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近些年来，“复杂”已经成为一门学问，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我打个比方，在淮海战役中，我军60万兵力，国民党80万兵力，双方装备悬殊也很大，但就是在双方复杂混乱的态势之中，我军依靠弱势兵力把国民党的军队一口口吃掉。实际上这就反映了在复杂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概括起来，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最终要体现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上。首先要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大国难以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国际体系惯性对中国崛起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其次。尽快认识、适应和充分运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种种局限，推动国际关系平衡协调发展；最后，增强中国社会自身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
意志是生要支撑
我想对唐永胜讲的战略能力问题做些补充。战略能力的实现是我们目前安全问题研究的新课题。我看到国内有关战略能力问题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国防大学博士生詹家峰的博士论文《论战略能力》，他对战略能力有四个划分：战略资源、战略资源转化为实力的转化机制、战略谋略和战略意志。还有一人是张文木先生，他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战略能力有三点概括：民族的战略文化、精英的战略思维和统治集团的战略管理。当然战略管理也非常强调战略意志。我想讲的是，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有了这三股“气”，国家安全就好办了。作为军队来说，在发展军队的同时，要提高军队的战争意识；对于国民来说，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凝聚力。拿破仑非常强调战略意志在战争中的作用，而且强调到了极致。他说，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轻于鸿毛，只有一个人重于泰山，这就是他本人，因为他是统帅。他还说过，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物质之于精神的三分之一。他又说过，由一头鹿领导的狮军不是狮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对手——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战胜了他的惠廷顿公爵说，拿破仑的出现相当于四万大军。因此一个统帅确实要有坚强的意志，一个民族也要有坚强的意志，这样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的支撑才牢固。
协调国防建设与社会发展
主要谈两点：一、国防与军力建设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二、国防建设中要处理的两个关系。
第一点，关于国防建设。我认为，国防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维护国家的生存；为国家发展和崛起提供力量保证，或者说是安全保障。我们强调和平发展，但有些国家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就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防建设。在历史上，因忽视国防建设而导致国家灭亡或国家经济发展中断的例子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商业、经济以及科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是由于不重视国防建设，虽然拥兵100多万，特别是在宋太宗时已经达到110万，但大多数是庸兵冗员，所以最后被辽兵灭了。还有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年，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高于英国，但是由于清政府长期以来不重视军队建设，所以一两千英军就可以打败几万清军，结果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是一百多年的衰落。因此，国家的发展壮大必须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反过来讲，是不是国防越强大，国家就越安全呢?也不一定。国防的发展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最后导致国家的衰落。冷战时期的苏联，为了和美国搞国防竞赛，把大量的资源都投入到国防中，最后影响了经济发展而最终解体。理论认为，一国的军事力量越强大，就越可能对别国造成威胁，别国也可能与你搞军备竞赛，所以这个国家最终就会陷于安全困境，因此也没什么安全可言。所以我强调，既要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如果国防发展过度，穷兵黩武，反过来也会影响国家安全。这是个辩证的问题。
第二点，我们在加强国防建设过程中应该处理的两个主要关系。
第一，应该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国防建设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有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国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影响。所以要把国防建设搞好，必须有社会的支持。现在强调军事变革，或者说军事革命，这不单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国防部门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晚清的洋务运动从军事角度讲也是一 种军事变革，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从军事角度讲可以找出很多，但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没有给晚清的军事变革创造良好的氛围，反而阻碍了军事变革目标的实现。
国防和军队建设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总体进程，特别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应该与社会制度的建设一致。一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取决于它的战略能力，战略能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状况。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资源上讲是很有限的，但是在四次中东战争中都打败了阿拉伯国家，原因肯定不是资源的优势，而是军队动员、部署作战能力的体制比较完善。所以我认为，国家战略能力的竞争主要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也就是说国家制度的优劣决定战略能力的高低。
要培养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尚武精神。我国的军事文化从宋朝以来就出现了一种变化，特别是赵匡胤吸取唐朝军事指挥官掌握军事大权的经验教训，以文官压制武官(“好男不当兵”这句话就是从宋朝开始出现的，而在唐朝是“宁为百大长，不做一书生”，所以在唐朝之前全民的尚武精神还是很高涨的)，特别是受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强调三纲五常，人的好斗精神被压制了。尚武精神对一个周家的发展壮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尚且不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美国、俄罗斯都具有尚武精神。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真正有太平盛世的机会不是很多，而盛世往往忽视国家的国防建设，结果盛世最终以军队的失败而终结。比如安史之乱把唐朝所谓的开元盛世粉碎了；1799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基本毁灭了清朝的康乾盛世。我们现在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国防军队建设。什么是尚武精神?我认为，一是不怕牺牲，二是把参军入伍当成最高尚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两点。
第二，国防建设中还应该处理好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而有些学者强调中国要发展制海权，发展远洋海军，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历史上由于资源分配不当而导致战略重大失误的例子很多。如1870年到1914年是德国崛起的阶段，从资源分配上看，当时的德国足欧洲比较强大的陆权国家，但是为了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又发展海军，结果一战中它的陆军没打败法国，海军没打败英国。二战期间的日本是一个海权国家，发展航母比美国还早，当时重点发展海军、发展海权，同时最又占着中国的大片领土，又强调陆军，所以二战中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一直在争夺资源，最后哪方面也不行。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现在即使强调海军的发展也不能无限地发展制海权，必须协调资源，注重陆权和海权的协调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三个标志
江凌飞
我谈的问题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我们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谋划国家安全战略，会有若干个指导原则，比如“利益驱动原则”、“目标中心原则”、“实力估量原则”，还有“环境决定原则”。“环境决定原则”也就是说环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是安全发生和发展的舞台，它对一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谋划，是一种最基本的指引。所以，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实际上是讲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
现在我们讲“新安全观”或是“新战略思维”，“新”在那里?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搞不懂这些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如果谈到我们的安全环境，我更倾向于不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而用“全球化时代”这个概念。因为全球化这个历史尺度太大了，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进程和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深入的描述。如果从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250年，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如果拿那么大的尺度来说明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的特点，我认为是大而又大，因此，我主张用“全球化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历程中，全球化从量变发生质变，全球化进程进入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标志，第一个就是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冷战之前，世界市场是分裂的，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实行的不足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但是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一状况打破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统一的空间里进行。所以，全球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物质标志。
第二个标志是全球化时代有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物质技术手段作为标志，奴隶社会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小器、青铜器，封建社会的物质技术手段是铁器、纺车，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大机器、大工业生产。最早是蒸汽驱动的机器，后来是电力驱动的机器，再后来是核能驱动的机器。那么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信息技术和网络化。而且信息技术最基本的特点和本质不是快，约瑟夫·奈说过，它最本质的特点是便宜，是价格低廉。所以我认为，信息技术的普世化提供了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个标志是9．11事件。任何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标志性事件，9．11事件正是历史进入全球化的拐点。9．11事件刚发生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事件的意义非同小可，当时所展示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随着这个事件在时间上越来越远去，它被冰水所掩盖的东西会日益浮出水面。9．11事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9．11事件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是那些对全球体系造成破坏的全球问题的总爆发。所以全球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9．11事件发生后，它所提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全球治理的任务。所以我们说，和平、发展、治理，或者用我们政府的话来说是和平、发展、合作，构成了当今时代完整的议程，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全球化才真正具有了马克思讲的世界历史，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影响
江凌飞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特点做了新的规定。
第一个影响是它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利益关系。我们知道，安全行为是基于国家利益产生的，就是说，我们奋斗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利益，这是马克思的话，这个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变。但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改变了，过去的利益关系格局是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也就是“零和对策”。在这种利益关系格局下，指导我们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理念是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流派，但是它有个核心问题，概括为：同家基于依靠强力，以白助的方式，凭实力谋生存，在对抗中求发展，通过战胜和制服对于来赢 得自身的安全。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模式实际上是被对抗与合作并存的利益关系模式所代替，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利益模式是非零和的。这种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只进行排他性的斗争已经不行了，完全的合作也做不到，所以只有合作和斗争并存。我觉得这是全球化时代对于国际安全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空前增强了国际关系整体性。它的加强有两个基本的推动力量，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信息网络技术，这两个基本的推动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没有任何国家疆界的。由于这两个推动力的交互作用，国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被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空前增强，各个国家在安全上有了高度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损人利己的办法来维护国家安全，自身也得不到安全。比如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冲突了大半个世纪，但是谁的安全也没得到保证，进入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在全球化发展不充分的时候，全球化危机只是部分同家危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当全球化的危机把矛头对准一切国家的时候，损人利己的模式就越来越行不通，只有选择国际协调合作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整体性背后的问题。
第三个影响是极大地加深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在安全问题上很大的不同是，过去那种利益切割清晰、敌我友界限分明、非此即彼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复杂化的社会矛盾和国际关系。复杂首先来自全球化的进程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制造了一系列悖论：一体化与分散化，单一性与多样性，民族认同与国家分裂，文明融合与文明冲突，促进稳定与加剧动荡，竞争对话与依存合作，主权维护与主权让渡等。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具有两重性。对两重性的处理不能简单化，必须要把握度，所以政治家在处理国家问题时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发挥。比如我国最后做出加入WTO的决策是很艰难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融入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一些主权的让渡，而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必须要坚持。处理中美撞机事件也是这样。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复杂性还来自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传统的东西逐渐式微，但是还没有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反传统的东西逐渐成长，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控全局，所以就形成新旧两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的情况。比如，现在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重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正在盛行。冷战思维、冷战思维背后的现实主义理论依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又在讲和平发展，讲国家安全的新观念。
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国人很感兴趣，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既然选择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为什么还要发展国防，还要两位数地增加国防费用?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世界上还有战争因素存在，现实主义的东西虽然在衰落，但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们还不能丢弃实力政策这把有用的刀。美国霸权主义固然可恨，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把这个乱哄哄的世界留下来，谁能够管得了。联合国无力提供管理国际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多极世界也远未形成，所以霸权稳定还有需求市场。这些都是全球化复杂性的原因。
全球化时代物质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今天任何一个国际性运动进行动员和组织都不需要开会，人们不需要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地，在网络上发一个信息就可以完成。所以，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可以在网上瞬间完成，一颗小火星、一个小灾难、一件小丑闻可以借助信息现代化的翅膀发生原子爆炸的链式反应，形成全球遮盖效应，而且个体行为可以通过全球的通讯网络被不断地再现、重读与放大。拉登还活着、拉登还在行动，这些事实就是通过网络展示出来的。今天这个社会存在着非对称性攻击，大的力量可以用先进的力量打击弱的力量，弱的力量也可以以小击大。拉登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把美国的全球战略调动了，这就是全球化非常复杂的表现。
我们现在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战略，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看到，与过去的时代不同，全球化时代为这一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复杂了，国家安全的危险增大了，而在危险增长的同时机遇也在增长。因为一个国家要崛起，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不能被国际体系瞄为主要的国家。所以历史上那些崛起的国家，德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家就是在崛起之后被别人瞄为主要国家，最后形成一种打压的局面，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国政治悲剧。中国要避免这种结局，避免崛起后变为别国的主要瞄准对象，而全球化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它矛盾比较多、比较复杂，因此各国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就不可能集中起来对付你。在“六四政治风波”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小平同志就说，不要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不要把我们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新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于我们有利的矛盾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着。在全球化极大地加深了国际安全环境矛盾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恰恰有了自己的机遇。当前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要比同我们的矛盾深刻得多，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我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毕竟可调动分配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
最后一点，全球化时代的深刻矛盾和它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切不可犯幼稚病和片面性的错误。面对多大的环境我们就要有多大的战略，就是说我们要两手并用，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这已经不是策略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清醒地看到复杂的安全环境
沈国放
非常感谢五位的发言。他们以哲学的观点、世界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用通俗的语言描绘了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安全环境。我们认识到，现在我们的安全意识确实落后于发展意识，我同意这种观点。所以，看不到危险是种危险，或者看到危险而不采取措施也是危险。我举个能源问题的例子。我们现在进口的原油约80％都是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而通过马六甲海峡最窄的口有时要排队等一个多小时，要是那里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哪些国家故意捣乱，就会很麻烦。当然还有石油储备问题，它容易受到军事攻击，也是很危险的。我举这些简单的例子就是要说明我们应该有安全意识，因为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在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也在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看待我们的安全环境。
刚才几位学者的发言中有几点很重要，应该说他们也形成了共识。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安全环境。
第二，加强我们中长期安全战略的研究。这个研究开始于1999年。当时我正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那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1999年的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和9．11事件。
第三，要增强我们公民的安全意识，要把安全意识放在与发展意识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盲目乐观。
第四，要辩证地看待强大的国防对维护国家安全不可代替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另一方面也不要像苏联那样搞军备竞赛，需要辩证地看待。
第五，从外交角度看，要采取预防性外交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化解我们可能面临的威胁。
地点：中国传媒大学
演讲人：高金钿 孟祥青 唐永胜 江凌飞 周丕启
主持人：沈国放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邀请到国防大学的几位著名学者。他们对国家安全问题有很深的研究。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在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研究过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GDP、外汇储备、进出口总额等主要指标，都已排在世界前列。同时，在我们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和障碍，有些领域甚至很脆弱。第二，我们是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大国，而且中国人早就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世界各地都有华人，我们的汉语、我们的文化影响也在走向世界，中国电影也正在走向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受到西方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第三，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是我们可以和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睦相处。但同时，我们也会被国际上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妖魔化。第四，我们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很深的大国，一方面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和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生日益严重的冲撞。当然我们现在应该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和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上升。
当然还有以下几点，比如说，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核大国，又是世界上海陆邻国最多的大国，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法相比的。我们还跟一些国家有领土、领海纠纷。因此，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如何能够更有效地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
今天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请国防大学几位专家谈一谈，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外交战略才能更有效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国家安全问题为什么空前突出
对于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来说，1999年是令人难忘的。3月24日爆发了科索沃战争，5月7日美国又突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使我切切实实感受到美国人道主义干预和不对称战争的威胁。4月25日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给我们敲响了信念危机的警钟。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西方称之为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最重大事件，将空前严重的“台独”危机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严酷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经历了20多年的和平发展，为什么在世纪之交，国家安全问题反而空前突出了。国家发展了，利益目标增大增多了，面临的风险也增大增多了。
一般认为，国家安全是对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受威胁程度的界定，即国家生存和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重大威胁的状态，就是国家安全的客观界定。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免受外部或内部威胁。因此国家安全还需要一个主观界定：所谓国家安全，又是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双重界定表明，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今世界，一个好的政府每天操心的就是两件大事：发展问题及对发展的保障——安全问题。国家在谋求国家发展的同时，必须谋划国家安全。因此，发展是安全的坚实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必备条件。如果说发展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安全并不是国家的“第二要务”，而是“第一要务”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国民的安全意识远没有发展意识那样浓厚；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很完备的，可惜还没有正式制定国家综合安全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学界谋划发展已二十七八年了，但研究安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广度、深度远不及对发展问题的研究。
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滞后或错位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由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人们把发展等同于安全了。尽管和平是获得安全的重要因素，但安全远比和平的内涵丰富得多。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政治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人们通常把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存在，大国之间打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国际政治的主题已经变为国家的综合安全，即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信息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安全。从综合安全的角度看，我们真的平安无虞吗?国内国际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和问题，它们因为我国以下两个方面的历史定位而风险大增：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风险期。初级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又很不完善。它可能过渡到合格的社会主义，也可能被中途演变或逆转。二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战略上的“强势”还是“弱势”，主要是针对主要战略对手而言。中国对比自己的主要威胁来源，是“强势”还是“弱势”不言自明。即使从纯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屈辱的和平必然会给国家利益带来诸多损害，战争又总是在和平时期孕育的，和平也不等于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发展时期确实易于产生虚幻的或盲目的安全感，看不到国家可能遇到的威胁和风险。也不着眼于化解风险。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多少历史事实都向我们诉说一个道理：虚幻的和盲目的安全感是最大的不安全。什么时候粉饰太平，就不会有太平了。
我们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不等于自动获得了安全。恰恰相反，为了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更需要增强全民的国家安全观念，更需要及早制定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及各领域的安全战略，更需要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机制和国家安全体系。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讲的一切，纯属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任何单位，也互不代表，以此和各位商榷。
国际角色的限定：戴着“镣铐”跳舞
谈到国家安全，尤其是谈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同样，我们也可从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同方式上来理解国家安全。比如说，有人认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有人认为多边合作是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等等。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角色在发生重大转变，这对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以及传统的国家安全目标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所说的国际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身份的认同，既有自我的认同，也有国际社会的认同——国际社会怎么看你。
今天的中国是几大特点集于一身的国家。首先，中国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苏联解体后，我们不得不面临着美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这个压力将始终存 在。其次，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曲折、坎坷的道路，包括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难题，包括在当今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带来的压力，这一切在我们国家也都存在着。第三，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国。我还是愿意用“崛起”这个词，因为它表明一个国家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发展速度很快，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2005年被国际媒体称为“中国崛起年”，这是因为2005年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很多国际场合，特别是一些政治场合和国际学术场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崛起，都在谈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我认为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安全压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崛起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压力，“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第四，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台湾问题对我们的牵制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现实威胁。最后一点，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地缘环境最复杂的大国之一。波士顿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罗斯上世纪90年代写的《长城与空城计》一书，描述和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地缘环境给各自带来的安全影响。
以上问题说明了两点。第一点：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角色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第二点，说明今天从安全理念、维护安全的方式，到处理安全关系的原则，一直到我们的安全目标。确实也应该发生变化。就拿第一点来讲，中国的国际角色在进入21世纪后确实在发生变化。我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国际角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这个时期，我国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第二时期从上世纪70年代，以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为标志，到80年代末，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且被两个超级大同竞相拉拢，而且处在战略主动地位。最典型的就是80年代上半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三时期，是冷战结束到今天，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各类国家视为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的时期。
归纳起来，第一，今天的中国已经由过去极为贫困、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愤怒者、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为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而重视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又被防范和制约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是一个被各类国家视为潜在竞争对手或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同时又被视为合作伙伴的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国际角色可概括为六个字——参与、遵守、改造。这样的国际角色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安全原则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及安全目标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影响。
首先对我们国家安全的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可以说对世界大国都带来了冲击。如传统的安全观向所谓的合作安全观的转变就是这种冲击带来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了新安全观，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
第二，传统的国家安全的方式主要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今天它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新的方式，即通过参与国际多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实现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新课题。
第三，新角色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的两难选择。比如说，我们既要坚持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第一位的原则，又要考虑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在不打乱现有地区和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把我们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我们既要始终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和准则，但又要考虑地区和国际上的利益。
最后，我们既要积极参与涉及核心主权的安全合作机制，同时确实也要防止付出过高代价，防止被西化、分化。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维护中国今天的国家安全，我们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只能在限制中谋发展，在一系列的两难选择中走中间道路。在21世纪，我们要达到获取相对安全的利益目标，试图获取绝对安全的利益恐怕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的角色变了，环境也变了。
战略能力是至要因素
我讨论的角度是战略能力和国家安全。战略能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战略能力或是战略能力比较低下，国家安全战略就无从谈起，也就达不到预期目的。所以，不断提高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战略谋略必须解决的问题。具体说，战略能力就是国家运用战略资源(包括经济水平和规模、政治制度的先进程度、军事力量、文化传统、跨国网络及对外影响等)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能力。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增长幅度很大，国家的战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关于中国的发展和战略能力的提高，我认为应该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要用线性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和能力的增长。线性分析有较大的弊端，难以深入到事物的结构中去，并容易忽视条件的变化。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要看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力图消除这些危险。
第二，清醒地认识国际体系对于后起大国的束缚。回忆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实际上还没有哪个原本落后的大国能够真正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存主导的国际体系养活的富人只占该体系人口的15％～20％，否则这就不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体系了。中国十几亿人口如果要发展起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和特点就都要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能够更深地体会到中国崛起必将遭遇这个体系非常强的束缚，遇到的困难比设想的要大。
第二，国家战略能力不仅足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如何使用这些资源，也就是战略能力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并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资源大国未必就能打败资源小国。战略能力还必须强调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资源和力量。在这过程中，谋略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整个安全战略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强调谋略的运用，即强调这种谋略的重要性。
最后，战略能力的运用其实是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难和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涉及内容太多，我仅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点，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结构性能力的积累和应用。前面提到，国际体系对后发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具 有非常强的束缚作用。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迫使你难以进入主导国家的行列。长期以来，我国结构性战略能力确实比较欠缺。比如在中东地区，局势反复动荡，但我国对局势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结构中去，没有着力点。另外，我们也要善于把问题放到国际体系中，放到地区中加以分析。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处于较为困难的状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比较成功。布热津斯基曾经有一种战略设想，他将中国看作远东之锚、亚洲地区的一个稳定之锚，鼓励中国发挥地区性作用，而把日本拉出来跟随美国发挥国际性作用。事实的发展说明，这些年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中日关系的走向，自觉不自觉地暗合了这种设想。实际上，亚太地区的战略结构远比这种设计要生动许多。日本处于亚洲和美国之间，本应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取舍。道理很简单，不能在亚洲发挥作用的日本，在国际上也不可能发挥作用。但是日本的对外战略恰恰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外交中也有简单化倾向。地区战略结构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政治资源，关键在于如何运用。
第二点，能力的运用可以通过直接途径，也应注重间接途径。强调间接途径是由于我们的地位决定的。虽然我们要积极参与到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但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这种弱势地位短期内不能发生根本改变，这决定中国在战略上不能采取简单对抗的方式，需要开发广泛的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似应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西方世界及美国的关系。
最后一点，就是要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复杂性是我国目前安全环境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消除安全威胁。许多安全问题中利益和冲突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有高超的战略谋划能力，尤其需要认识复杂、运用复杂的能力，这是我非常强调的一点，也是适应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近些年来，“复杂”已经成为一门学问，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我打个比方，在淮海战役中，我军60万兵力，国民党80万兵力，双方装备悬殊也很大，但就是在双方复杂混乱的态势之中，我军依靠弱势兵力把国民党的军队一口口吃掉。实际上这就反映了在复杂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概括起来，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最终要体现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上。首先要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大国难以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国际体系惯性对中国崛起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其次。尽快认识、适应和充分运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种种局限，推动国际关系平衡协调发展；最后，增强中国社会自身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
意志是生要支撑
我想对唐永胜讲的战略能力问题做些补充。战略能力的实现是我们目前安全问题研究的新课题。我看到国内有关战略能力问题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国防大学博士生詹家峰的博士论文《论战略能力》，他对战略能力有四个划分：战略资源、战略资源转化为实力的转化机制、战略谋略和战略意志。还有一人是张文木先生，他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战略能力有三点概括：民族的战略文化、精英的战略思维和统治集团的战略管理。当然战略管理也非常强调战略意志。我想讲的是，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有了这三股“气”，国家安全就好办了。作为军队来说，在发展军队的同时，要提高军队的战争意识；对于国民来说，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凝聚力。拿破仑非常强调战略意志在战争中的作用，而且强调到了极致。他说，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轻于鸿毛，只有一个人重于泰山，这就是他本人，因为他是统帅。他还说过，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物质之于精神的三分之一。他又说过，由一头鹿领导的狮军不是狮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对手——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战胜了他的惠廷顿公爵说，拿破仑的出现相当于四万大军。因此一个统帅确实要有坚强的意志，一个民族也要有坚强的意志，这样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的支撑才牢固。
协调国防建设与社会发展
主要谈两点：一、国防与军力建设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二、国防建设中要处理的两个关系。
第一点，关于国防建设。我认为，国防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维护国家的生存；为国家发展和崛起提供力量保证，或者说是安全保障。我们强调和平发展，但有些国家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就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防建设。在历史上，因忽视国防建设而导致国家灭亡或国家经济发展中断的例子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商业、经济以及科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是由于不重视国防建设，虽然拥兵100多万，特别是在宋太宗时已经达到110万，但大多数是庸兵冗员，所以最后被辽兵灭了。还有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年，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高于英国，但是由于清政府长期以来不重视军队建设，所以一两千英军就可以打败几万清军，结果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是一百多年的衰落。因此，国家的发展壮大必须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反过来讲，是不是国防越强大，国家就越安全呢?也不一定。国防的发展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最后导致国家的衰落。冷战时期的苏联，为了和美国搞国防竞赛，把大量的资源都投入到国防中，最后影响了经济发展而最终解体。理论认为，一国的军事力量越强大，就越可能对别国造成威胁，别国也可能与你搞军备竞赛，所以这个国家最终就会陷于安全困境，因此也没什么安全可言。所以我强调，既要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如果国防发展过度，穷兵黩武，反过来也会影响国家安全。这是个辩证的问题。
第二点，我们在加强国防建设过程中应该处理的两个主要关系。
第一，应该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国防建设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有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国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影响。所以要把国防建设搞好，必须有社会的支持。现在强调军事变革，或者说军事革命，这不单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国防部门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晚清的洋务运动从军事角度讲也是一 种军事变革，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从军事角度讲可以找出很多，但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没有给晚清的军事变革创造良好的氛围，反而阻碍了军事变革目标的实现。
国防和军队建设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总体进程，特别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应该与社会制度的建设一致。一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取决于它的战略能力，战略能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状况。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资源上讲是很有限的，但是在四次中东战争中都打败了阿拉伯国家，原因肯定不是资源的优势，而是军队动员、部署作战能力的体制比较完善。所以我认为，国家战略能力的竞争主要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也就是说国家制度的优劣决定战略能力的高低。
要培养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尚武精神。我国的军事文化从宋朝以来就出现了一种变化，特别是赵匡胤吸取唐朝军事指挥官掌握军事大权的经验教训，以文官压制武官(“好男不当兵”这句话就是从宋朝开始出现的，而在唐朝是“宁为百大长，不做一书生”，所以在唐朝之前全民的尚武精神还是很高涨的)，特别是受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强调三纲五常，人的好斗精神被压制了。尚武精神对一个周家的发展壮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尚且不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美国、俄罗斯都具有尚武精神。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真正有太平盛世的机会不是很多，而盛世往往忽视国家的国防建设，结果盛世最终以军队的失败而终结。比如安史之乱把唐朝所谓的开元盛世粉碎了；1799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基本毁灭了清朝的康乾盛世。我们现在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国防军队建设。什么是尚武精神?我认为，一是不怕牺牲，二是把参军入伍当成最高尚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两点。
第二，国防建设中还应该处理好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而有些学者强调中国要发展制海权，发展远洋海军，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历史上由于资源分配不当而导致战略重大失误的例子很多。如1870年到1914年是德国崛起的阶段，从资源分配上看，当时的德国足欧洲比较强大的陆权国家，但是为了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又发展海军，结果一战中它的陆军没打败法国，海军没打败英国。二战期间的日本是一个海权国家，发展航母比美国还早，当时重点发展海军、发展海权，同时最又占着中国的大片领土，又强调陆军，所以二战中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一直在争夺资源，最后哪方面也不行。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现在即使强调海军的发展也不能无限地发展制海权，必须协调资源，注重陆权和海权的协调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三个标志
江凌飞
我谈的问题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我们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谋划国家安全战略，会有若干个指导原则，比如“利益驱动原则”、“目标中心原则”、“实力估量原则”，还有“环境决定原则”。“环境决定原则”也就是说环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是安全发生和发展的舞台，它对一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谋划，是一种最基本的指引。所以，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实际上是讲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
现在我们讲“新安全观”或是“新战略思维”，“新”在那里?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搞不懂这些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如果谈到我们的安全环境，我更倾向于不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而用“全球化时代”这个概念。因为全球化这个历史尺度太大了，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进程和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深入的描述。如果从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250年，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如果拿那么大的尺度来说明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的特点，我认为是大而又大，因此，我主张用“全球化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历程中，全球化从量变发生质变，全球化进程进入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标志，第一个就是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冷战之前，世界市场是分裂的，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实行的不足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但是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一状况打破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统一的空间里进行。所以，全球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物质标志。
第二个标志是全球化时代有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物质技术手段作为标志，奴隶社会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小器、青铜器，封建社会的物质技术手段是铁器、纺车，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大机器、大工业生产。最早是蒸汽驱动的机器，后来是电力驱动的机器，再后来是核能驱动的机器。那么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信息技术和网络化。而且信息技术最基本的特点和本质不是快，约瑟夫·奈说过，它最本质的特点是便宜，是价格低廉。所以我认为，信息技术的普世化提供了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个标志是9．11事件。任何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标志性事件，9．11事件正是历史进入全球化的拐点。9．11事件刚发生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事件的意义非同小可，当时所展示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随着这个事件在时间上越来越远去，它被冰水所掩盖的东西会日益浮出水面。9．11事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9．11事件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是那些对全球体系造成破坏的全球问题的总爆发。所以全球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9．11事件发生后，它所提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全球治理的任务。所以我们说，和平、发展、治理，或者用我们政府的话来说是和平、发展、合作，构成了当今时代完整的议程，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全球化才真正具有了马克思讲的世界历史，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影响
江凌飞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特点做了新的规定。
第一个影响是它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利益关系。我们知道，安全行为是基于国家利益产生的，就是说，我们奋斗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利益，这是马克思的话，这个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变。但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改变了，过去的利益关系格局是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也就是“零和对策”。在这种利益关系格局下，指导我们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理念是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流派，但是它有个核心问题，概括为：同家基于依靠强力，以白助的方式，凭实力谋生存，在对抗中求发展，通过战胜和制服对于来赢 得自身的安全。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模式实际上是被对抗与合作并存的利益关系模式所代替，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利益模式是非零和的。这种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只进行排他性的斗争已经不行了，完全的合作也做不到，所以只有合作和斗争并存。我觉得这是全球化时代对于国际安全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空前增强了国际关系整体性。它的加强有两个基本的推动力量，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信息网络技术，这两个基本的推动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没有任何国家疆界的。由于这两个推动力的交互作用，国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被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空前增强，各个国家在安全上有了高度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损人利己的办法来维护国家安全，自身也得不到安全。比如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冲突了大半个世纪，但是谁的安全也没得到保证，进入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在全球化发展不充分的时候，全球化危机只是部分同家危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当全球化的危机把矛头对准一切国家的时候，损人利己的模式就越来越行不通，只有选择国际协调合作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整体性背后的问题。
第三个影响是极大地加深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在安全问题上很大的不同是，过去那种利益切割清晰、敌我友界限分明、非此即彼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复杂化的社会矛盾和国际关系。复杂首先来自全球化的进程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制造了一系列悖论：一体化与分散化，单一性与多样性，民族认同与国家分裂，文明融合与文明冲突，促进稳定与加剧动荡，竞争对话与依存合作，主权维护与主权让渡等。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具有两重性。对两重性的处理不能简单化，必须要把握度，所以政治家在处理国家问题时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发挥。比如我国最后做出加入WTO的决策是很艰难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融入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一些主权的让渡，而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必须要坚持。处理中美撞机事件也是这样。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复杂性还来自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传统的东西逐渐式微，但是还没有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反传统的东西逐渐成长，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控全局，所以就形成新旧两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的情况。比如，现在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重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正在盛行。冷战思维、冷战思维背后的现实主义理论依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又在讲和平发展，讲国家安全的新观念。
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国人很感兴趣，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既然选择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为什么还要发展国防，还要两位数地增加国防费用?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世界上还有战争因素存在，现实主义的东西虽然在衰落，但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们还不能丢弃实力政策这把有用的刀。美国霸权主义固然可恨，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把这个乱哄哄的世界留下来，谁能够管得了。联合国无力提供管理国际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多极世界也远未形成，所以霸权稳定还有需求市场。这些都是全球化复杂性的原因。
全球化时代物质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今天任何一个国际性运动进行动员和组织都不需要开会，人们不需要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地，在网络上发一个信息就可以完成。所以，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可以在网上瞬间完成，一颗小火星、一个小灾难、一件小丑闻可以借助信息现代化的翅膀发生原子爆炸的链式反应，形成全球遮盖效应，而且个体行为可以通过全球的通讯网络被不断地再现、重读与放大。拉登还活着、拉登还在行动，这些事实就是通过网络展示出来的。今天这个社会存在着非对称性攻击，大的力量可以用先进的力量打击弱的力量，弱的力量也可以以小击大。拉登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把美国的全球战略调动了，这就是全球化非常复杂的表现。
我们现在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战略，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看到，与过去的时代不同，全球化时代为这一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复杂了，国家安全的危险增大了，而在危险增长的同时机遇也在增长。因为一个国家要崛起，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不能被国际体系瞄为主要的国家。所以历史上那些崛起的国家，德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家就是在崛起之后被别人瞄为主要国家，最后形成一种打压的局面，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国政治悲剧。中国要避免这种结局，避免崛起后变为别国的主要瞄准对象，而全球化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它矛盾比较多、比较复杂，因此各国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就不可能集中起来对付你。在“六四政治风波”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小平同志就说，不要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不要把我们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新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于我们有利的矛盾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着。在全球化极大地加深了国际安全环境矛盾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恰恰有了自己的机遇。当前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要比同我们的矛盾深刻得多，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我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毕竟可调动分配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
最后一点，全球化时代的深刻矛盾和它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切不可犯幼稚病和片面性的错误。面对多大的环境我们就要有多大的战略，就是说我们要两手并用，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这已经不是策略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清醒地看到复杂的安全环境
沈国放
非常感谢五位的发言。他们以哲学的观点、世界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用通俗的语言描绘了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安全环境。我们认识到，现在我们的安全意识确实落后于发展意识，我同意这种观点。所以，看不到危险是种危险，或者看到危险而不采取措施也是危险。我举个能源问题的例子。我们现在进口的原油约80％都是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而通过马六甲海峡最窄的口有时要排队等一个多小时，要是那里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哪些国家故意捣乱，就会很麻烦。当然还有石油储备问题，它容易受到军事攻击，也是很危险的。我举这些简单的例子就是要说明我们应该有安全意识，因为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在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也在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看待我们的安全环境。
刚才几位学者的发言中有几点很重要，应该说他们也形成了共识。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安全环境。
第二，加强我们中长期安全战略的研究。这个研究开始于1999年。当时我正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那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1999年的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和9．11事件。
第三，要增强我们公民的安全意识，要把安全意识放在与发展意识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盲目乐观。
第四，要辩证地看待强大的国防对维护国家安全不可代替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另一方面也不要像苏联那样搞军备竞赛，需要辩证地看待。
第五，从外交角度看，要采取预防性外交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化解我们可能面临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