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紫砂壶收藏过程中，经常碰到有内容丰富的铭文，很多铭文的意思通俗易懂，很多是使用了典故的，而对典故的解读颇费周章。
“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老曼铭，频迦书。此铭文见于唐云先生所藏“曼生石瓢提梁壶”，对其中“桐君”的释解，分歧和错舛较为常见，现不揣浅陋，以得诸方家和爱好者斧正。
曼生，即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浙江钱塘人，能书善画，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为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是一位诗、文、书、画、印全面发展的文学家、艺术家。嘉庆二十一年，在阳羡（今江苏宜兴）附近的溧阳为官，因其酷爱紫砂壶，在公余之暇会同同好、艺匠（以杨氏家族为主），设计多种造型简洁、利于书画装饰的紫砂壶形，并亲自参与紫砂壶表面的铭文、刻制等装饰，文人壶风由此而大盛，“名士名工，相得益彰”的韵味，为紫砂壶艺创作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紫砂历史上，从此便出现了“曼生壶”或“曼生铭”的专业名词，从而紫砂茗壶以文人学士、风雅骚客的铭款而闻名于世，成就了紫砂收藏史上著名的“壶随字贵，字以壶传”的不朽准则。
桐君者，古琴也。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在中国音乐史上流传了三千余年，至今依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的材质，面板一般为桐木或杉木制，底板为梓木或楠木制。琴身材质是影响古琴音色的首要因素，自古以来，琴面与琴底都是以分别属阳与属阴的两种木材斫制而成。桐木属阳，置于上，斫成琴面；梓木属阴，置于下，斫成琴底。桐木松软，制作琴面能使琴的音色更美。而梓木坚硬，制作琴底能使琴坚牢不易变形。宋朝以来，又出现了所谓“纯阳琴”，即面底皆桐之琴。
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桐，一直被文人学士沿用至今，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这也是作为文人的陈曼生所崇尚的境界。陈曼生由于酷爱紫砂壶，凭借其独特的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将文人学士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的情意注入了紫砂壶的收藏、使用、鉴赏和装饰创作中，由此及彼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引进了紫砂创作，使得此前的田间地头、解渴待客的日用茶具也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开创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表现了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文化属性的一种标志。
传统中国文化的礼乐，“乐”的代表就是古琴。礼教和赏乐，可以使个体和群体之间能互相调剂，形成人与人之间平和、闲雅而合理的生活，这显然是受儒家思想教育的陈曼生所认同的、理想的生活韵味。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的陈曼生，对韵味的追求是恬静高雅的，他要把茶的韵味和紫砂壶的韵味结合到高度统一，则要求他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雅的内在心境合二为一，才能达到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物合一的艺术境界。这种统一，必须由综合素养的文人学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广，也是文人学士要求参与紫砂创作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文化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雅敦厚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文人学士对中和雅正思想、清虚淡静的风格和意境的最高追求。这种追求包涵了文人学士的学习、生活、经历和处世哲学的所有对题材的选择、意境的追求、道德的规范等各方面的理想风格和审美标准。人如此，物亦如此，陈曼生当然也不会脱离这个窠臼，使得其完善了紫砂创作理念所追求的圆而不艳、方而不伤、质而能文、温润调畅较为完整和重要的理论基础。
同时，陈曼生作为一任地方官，首当其冲地担负着“端正人心”的教化子民的道德责任。“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作为一名饱学之士的陈曼生是不会不知道这个理论的。在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下，茶事和茶具是最容易亲近的器物，也是待客交流的必要手段，将艺术韵味、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引进紫砂创作中去。反对为茶而茶、为壶而壶的俗（通俗）为，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华美富丽的外表，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从而真正达到最理想的艺术和茶事相结合的境界，究其实质，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天籁效果。
品茶和古琴都是因清、和、淡、雅的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品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受，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赏琴则是“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这是认为“桐君”为古琴的代名词的依据。
桐君，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此为第二种解释。
宋代林洪撰的《山家清供》有“茶，即药也”的论断；唐代即有“茶药”（见代宗大历十四年王国题写的“茶药”）一词；唐代 陈藏器强调：“茶为万病之药”。《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药学专著，自战国时代写起，成书于西汉年间。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据文字训诂考证：这里的荼是指古代的茶。从中得知，中国人利用茶叶，可能是从药用开始的。可见，茶就是药，并为药书（古称本草）所收载。
茶，中国古人认为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还有其它功效，虽无明确的专门药学、药理等记载，但有《格物粗谈》称：“烧烟可辟蚊、建兰生丸斑，冷茶和香油洒叶上”；《救生苦海》称：“口烂，茶根代茶煎饮”；《本草纲目》载：治“痘疮作痒，房中宜烧茶烟恒熏之”。
从上述引文可知，铭文中的茶起着药用和养身的功能。中国文人学士的修身养性论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从外部饮食环境的修炼直至内部自身的修养，都明确围绕着传统儒家、道家的宗旨而进行，饮茶可以驱病养神，以达到身体的阴阳调和，继而达到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理想境界，以期长生康健的不朽信念。
桐君，从铭文的本身文字看，当解释为：“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较为合适、恰当，但从传统的文人思想出发，看出其文字背后所传递的信息，而将其更深入地引申为古琴，也不是不可以。唐朝卢仝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对事实的饮茶和意想的功能已经作了明晰的注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感受到陈曼生对现实的茶事和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将“桐君”作上述的两种解释都不错，也是应该符合陈曼生的茶事理念的。
“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老曼铭，频迦书。此铭文见于唐云先生所藏“曼生石瓢提梁壶”，对其中“桐君”的释解，分歧和错舛较为常见，现不揣浅陋，以得诸方家和爱好者斧正。
曼生，即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浙江钱塘人，能书善画，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为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是一位诗、文、书、画、印全面发展的文学家、艺术家。嘉庆二十一年，在阳羡（今江苏宜兴）附近的溧阳为官，因其酷爱紫砂壶，在公余之暇会同同好、艺匠（以杨氏家族为主），设计多种造型简洁、利于书画装饰的紫砂壶形，并亲自参与紫砂壶表面的铭文、刻制等装饰，文人壶风由此而大盛，“名士名工，相得益彰”的韵味，为紫砂壶艺创作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紫砂历史上，从此便出现了“曼生壶”或“曼生铭”的专业名词，从而紫砂茗壶以文人学士、风雅骚客的铭款而闻名于世，成就了紫砂收藏史上著名的“壶随字贵，字以壶传”的不朽准则。
桐君者，古琴也。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在中国音乐史上流传了三千余年，至今依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的材质，面板一般为桐木或杉木制，底板为梓木或楠木制。琴身材质是影响古琴音色的首要因素，自古以来，琴面与琴底都是以分别属阳与属阴的两种木材斫制而成。桐木属阳，置于上，斫成琴面；梓木属阴，置于下，斫成琴底。桐木松软，制作琴面能使琴的音色更美。而梓木坚硬，制作琴底能使琴坚牢不易变形。宋朝以来，又出现了所谓“纯阳琴”，即面底皆桐之琴。
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桐，一直被文人学士沿用至今，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这也是作为文人的陈曼生所崇尚的境界。陈曼生由于酷爱紫砂壶，凭借其独特的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将文人学士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的情意注入了紫砂壶的收藏、使用、鉴赏和装饰创作中，由此及彼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引进了紫砂创作，使得此前的田间地头、解渴待客的日用茶具也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开创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表现了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文化属性的一种标志。
传统中国文化的礼乐，“乐”的代表就是古琴。礼教和赏乐，可以使个体和群体之间能互相调剂，形成人与人之间平和、闲雅而合理的生活，这显然是受儒家思想教育的陈曼生所认同的、理想的生活韵味。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的陈曼生，对韵味的追求是恬静高雅的，他要把茶的韵味和紫砂壶的韵味结合到高度统一，则要求他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雅的内在心境合二为一，才能达到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物合一的艺术境界。这种统一，必须由综合素养的文人学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广，也是文人学士要求参与紫砂创作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文化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雅敦厚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文人学士对中和雅正思想、清虚淡静的风格和意境的最高追求。这种追求包涵了文人学士的学习、生活、经历和处世哲学的所有对题材的选择、意境的追求、道德的规范等各方面的理想风格和审美标准。人如此，物亦如此，陈曼生当然也不会脱离这个窠臼，使得其完善了紫砂创作理念所追求的圆而不艳、方而不伤、质而能文、温润调畅较为完整和重要的理论基础。
同时，陈曼生作为一任地方官，首当其冲地担负着“端正人心”的教化子民的道德责任。“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作为一名饱学之士的陈曼生是不会不知道这个理论的。在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下，茶事和茶具是最容易亲近的器物，也是待客交流的必要手段，将艺术韵味、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引进紫砂创作中去。反对为茶而茶、为壶而壶的俗（通俗）为，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华美富丽的外表，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从而真正达到最理想的艺术和茶事相结合的境界，究其实质，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天籁效果。
品茶和古琴都是因清、和、淡、雅的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品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受，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赏琴则是“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这是认为“桐君”为古琴的代名词的依据。
桐君，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此为第二种解释。
宋代林洪撰的《山家清供》有“茶，即药也”的论断；唐代即有“茶药”（见代宗大历十四年王国题写的“茶药”）一词；唐代 陈藏器强调：“茶为万病之药”。《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药学专著，自战国时代写起，成书于西汉年间。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据文字训诂考证：这里的荼是指古代的茶。从中得知，中国人利用茶叶，可能是从药用开始的。可见，茶就是药，并为药书（古称本草）所收载。
茶，中国古人认为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还有其它功效，虽无明确的专门药学、药理等记载，但有《格物粗谈》称：“烧烟可辟蚊、建兰生丸斑，冷茶和香油洒叶上”；《救生苦海》称：“口烂，茶根代茶煎饮”；《本草纲目》载：治“痘疮作痒，房中宜烧茶烟恒熏之”。
从上述引文可知，铭文中的茶起着药用和养身的功能。中国文人学士的修身养性论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从外部饮食环境的修炼直至内部自身的修养，都明确围绕着传统儒家、道家的宗旨而进行，饮茶可以驱病养神，以达到身体的阴阳调和，继而达到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理想境界，以期长生康健的不朽信念。
桐君，从铭文的本身文字看，当解释为：“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较为合适、恰当，但从传统的文人思想出发，看出其文字背后所传递的信息，而将其更深入地引申为古琴，也不是不可以。唐朝卢仝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对事实的饮茶和意想的功能已经作了明晰的注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感受到陈曼生对现实的茶事和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将“桐君”作上述的两种解释都不错，也是应该符合陈曼生的茶事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