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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华裔都面临着“竹子天花板”（注：指亚裔在美国职场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升职障碍）的桎梏，并受困于缺乏政治参与热情的刻板印象，而当下，或许改变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华裔，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到，公民参与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必要。
在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记者采访了三位美籍华裔，他们职业不同，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不同，他们有的支持拜登，有的连续两届都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他们身上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在基层投票站工作”
丹姐：投给拜登
第一代华裔移民，57岁，生物医药企业员工，芝加哥
1988年来美国留学前，我在北京做脑外科医生。因为对橡胶手套过敏，我不得不离开医院，从临床转向科研。我顺利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岗位，并在那里遇到了我后来的美籍丈夫。1990年代初结婚后，我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在美国南方生活了12年。如今，我定居芝加哥，在一家生物公司负责美国和亚洲区业务。
刚来美国时，華人还很少。三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对于社会政治活动不太积极。这背后也有客观原因。哪怕是我这样，和美国人组建家庭、在这边待了大半辈子的人，也时常能体会到种族差异带来的无形隔阂。就像水和油，你可以临时把它们搅匀，但最终还是会分开。作为少数族裔，越不去努力融入，就越容易被这个多元社会所孤立。所以，我一直对各种志愿活动非常热心，也会动员华人朋友一起参与。
2020年，我第七次投票选总统，并首次参与基层投票站工作。我非常不喜欢特朗普。首先，他满嘴谎言，张口就来;其次，他非常自私，自他执政以来，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或者停止执行的国际协议达到十余个，其中许多都是战后由美国创建或发起的;第三，他非常不尊重人，尤其是对非白人族裔、女性不尊重……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能把他选下去。
按照规定，只要没被判过重罪，并能保证参加培训，本地注册选民都能申请基层投票站的工作。因为大选日是工作日，往年投票站的岗位大多由退休人员承担。今年由于疫情严重，很多退休人员出于健康担忧会选择居家。一旦选举站工作人员不足，就可能导致选民排队时间延长，影响大家的投票热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早早就提交申请投票站工作。我是医生出身，知道如何防范疫情，保护自己。
基层投票站通常按照选举区来划分，就像北京会分朝阳区、海淀区，各个区下面又会划分不同的社区街道。依据居住地址，每个选民会被分配到具体的站点。投票站往往会临时征用学校或者教堂。今年考虑到疫情，我所在的选举区便把四个投票站集中在一起，设在一所大型体育馆内。每个投票站会配备5位工作人员，我所在的小组由两名男士和3名女士组成，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有的曾在电话公司工作，有的还在律所工作，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投票站的工作。我是20名临时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华裔。
11月3日是正式投票日，为了保证当天能专心工作，我提前邮寄了选票，并向公司请了假。一般投票的高峰期分为三个时段：早上上班前、中午午饭时间和下午下班前后。投票的基本流程是：选民需要先到接待台提供有效身份证，或者银行账单、水电费账单等可以证明当前住址的单据;经核实并签名后，选民可选择领取纸质选票或者电子投票卡;领取纸质选票的选民前往带有隔板的投票亭填写，领取电子投票卡的则前往投票机通过触屏填写;纸质选票填好后需要去扫描仪扫描投票结果;一切无误后，投完离开。
我们投票站19：00关门。但做完一系列收尾工作，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虽然很累，但我更庆幸自己没出错。
我女儿22岁，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大选投票。她原本可以回家投的，但她选择了留在大学所在的俄亥俄州，因为后者属于关键摇摆州。为此，她特地更换了证件，把地址由家里改成了学校。虽然过程挺麻烦，但她很高兴自己的一票能去往最需要的地方。
我自己七届大选选票都投给了民主党，因为我觉得民主党更关注穷人，我们不能只看着自己钱包里的钱，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税收就是应该用来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会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但我们家也不是都支持民主党，我的白人丈夫就连续两届投给了特朗普。他是一名医生，从“奥巴马医保”法案推出后，他都投了共和党。虽然政见不同，但我们尊重对方的选择。
我也有一些华裔同学投给了特朗普。我有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我当年在国内医学院的同学，一些人现在成了美国公民。大选期间，大家也会在群里面争论，投特朗普的就说拜登如何不好，我们投拜登的就说特朗普哪里不好，有时候气氛挺紧张。
后来，拜登率先拿到270票，我们这些支持拜登的人很开心，有的在群里说要开party，有的说要放烟火，剩下选特朗普的就说，真闹心。有一个投给特朗普的同学，她居住的地方当时恰好雷雨交加，于是感叹，特朗普输了，老天都在哭。我就回复她，老天那是激动的。
“我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
黎叔：投给特朗普
第一代华裔移民，57岁，医生，加州
我是1992年来的美国。那之前，我在北京一所三甲医院做医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国内一波出国留学潮，为了更好地发展，我申请了一家外国药厂的奖学金项目，过五关斩六将，如愿拿到了去洛杉矶学习的机会。办了停薪留职后，我揣着几乎全部家产独自来到洛杉矶。当时，我的奖学金是每月1800美金，相对宽裕的财务状况让我得以更专注地投入到课题研究中。
从访问学者到住院医生再到拥有行医执照的正式医生，从J1签证到H1签证再到绿卡。到美国的第十年，我拿到公民资格，成了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
虽然2002年起我就有投票资格了，但2016年前，我从未行使过这项权利。一方面是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无论我投谁都不会影响结果。另一方面，此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主张上并没有水火不容，民主党也不像现在这样，力推平权法案、全民健保以及大麻合法化等在我看来太过激进的政策。 总体来看，左右我投票的主要是两方面：我华裔的身份;候选人推行的政策。
2016年的大选，我很不喜欢希拉里。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还是国务卿的希拉里就表现出对中国的明显“敌意”，比如，她当时主推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囊括了一众太平洋沿岸国家，就是不包括中国。另外，我对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并不认同。我的思想相对保守，比如在我看来，民主党在同性恋议题上的态度就太过激进。
相反，我对当年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特朗普印象深刻。之前，无论驴象两党谁当选，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轮流坐庄，特朗普算是这么多年来美国票选出来的第一个圈外候选人，有种草根民主的感觉。
他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主张也跟我比较接近，比如限制非法移民。当然，我也是外来移民，但我是合法合规获得的公民资格，为美国社会做出了贡献，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了地位。反观一些从美国临近国家进入的非法移民，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有限，还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消耗着我们辛苦工作上缴的税收。
加州为什么多次遭遇破产危机，我认为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加州很多政策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制定和执行的，但以美国现在的条件，社会承受能力有限。民主党倡导高福利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人人无论是否努力工作都拥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那么未来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花钱的人越来越多，纳税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税收下降，没有足够的钱来维系社会运转，导致政府破产。
我觉得可以帮助这些非法移民，但不能无原则，无差别的高福利政策是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无谓消耗。每个人要享受福利就应该付出努力，向社会贡献与收入相匹配的税收。但在加州，我看到的是，很多非法移民完全依赖社会福利维持生计，不愿意去努力工作，也从不交税。政府发放的福利券本来是援助困难家庭购买食物或者奶粉、尿不湿等生活必需品的，却常常被人兑换成现金，用来购买烟酒，甚至是毒品。
特朗普在第一次竞选时承诺要废除的“奥巴马医保”，也是同样的问题，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如果美国发展成加拿大那样的全民医保，一旦患者得了严重疾病，需要做一些特殊检查，就必须排队等待。我们医院最近就收了好几例加拿大来的癌症患者，有前列腺癌的，有乳腺癌的，基本上手术排期要半年以上，如果在加拿大干等，可能命就等没了。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社会水平尚未达到高度发达，民主党的一些主张偏理想化，而特朗普虽然经常说话偏激、不着调，但提出的一些主张是有群众基础的。
当然，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也损害到我的利益。以他的税改为例，加州房价高，税改后，住房贷款利息的最高抵扣税额被调低，我每年要多交15000到20000美金的税款。另外，疫情期间，他“China Virus（中国病毒）”的说法也让我非常不高兴。
所以，我未必有多么支持特朗普。但在他和拜登之间，我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因为疯子能干成事，而傻子啥事也干不成。你看拜登，他连数据都记不清，说话也会走神。
虽然现在拜登已宣布自己选举胜利，但特朗普并未承认败选，仍在不断提起新的诉讼。不过，就算特朗普最终被判定败选，我也不会失落。无论谁当总统，我们的日子还得过，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们家里很少讨论政治，这次，我和妻子都投票给了特朗普，但是女儿投了拜登，她在大学念法学院。我们科室的一些学生也支持民主党。我能理解，民主党那套执政理念在青年一代很受欢迎。但我相信等到他们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对社会的认知更深入更成熟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当你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早上6点出门，晚上8点才回家，年薪拿到几十万美元，最后要交40%的税，就是为了给那些年薪一两万美元的人提供社会福利时，你会怎么选？
“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
过多多：投给拜登
第二代华裔移民，19岁，耶鲁大学大二学生，伊利诺伊州
我父母上世纪80年代来美国。妈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到美国后为了找工作，转学了计算机，现在就职于一家科技企业。爸爸刚来美国时在可口可乐的一家工厂做会计，后来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我从小在芝加哥附近长大，今年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除了15岁的弟弟没有达到法定投票年龄，我们全家都把选票投给了拜登，连在香港工作的姐姐也提前邮寄回选票。
和其他族群一样，不同的成长经历、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使得华裔群体内部政治观点各异。问题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在制定政策时给予华裔群体足够的关注。虽然近年来，华裔移民主要是来自科技、生物、医疗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话语权上，华裔依然面临明显的“竹子天花板”。比如，我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从小就生长在美国，但依然常常被视作“外来者”。
很多時候，华裔所处的这种状况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小时候，父母就有投票资格，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投票热情。因为在他们眼中，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能寄望于某个党派的某个总统当选，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也代表很多上一代华裔美国人的想法。
因为父母的努力，我从小不用为下一顿吃什么、晚上要住在哪儿而烦恼，不用去关注政治。2016年，15岁的我对特朗普上台并没有什么印象。到了高中，我梦想成为一名老师，开始关注其他人的生活，因而渐渐开始关注和参与政治。
进入耶鲁大学后，我选择了民族、种族和迁徙专业。这一专业能同时满足我对历史、教育和法律的兴趣。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和族裔的责任，要担起这份责任，就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不公的状态，那么参与政治议题就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和美国所有大学一样，耶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是日后成为一名合格公民与社会贡献者的必要条件。 我们一家都倾向于民主党，我身边也有华裔朋友跟父母的政治观点不同。我的一位朋友就加入了一个名为“共和党父母的华裔儿童支持小组”的Facebook群。除了代际沟壑，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差异往往使二代华裔在政治上比父母更进步。当然，这并非只是存在于华裔中的特殊现象。
有些华裔父母反对民主党，是因为不赞同后者倡导的社会福利政策。他们认为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流向合理的地方或者合适的对象。也有人抨击某一党派执政期间存在腐败，但在我看来，腐败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这是政治的通病，如果单单拿这个去抬高另一方，则多少有些虚伪。
上大学前，我曾经很担心自己会因为成长和环境的改变，跟父母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出现观念冲撞，但保持陪伴和沟通也让我明白，我们的政治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会受到彼此的影响。
我们选择声援黑人群体，并非因为我们同属于非白人族裔，同样承受着歧视，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未来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即便我贡献的这份努力，未来可能也不会真正能救我于危急，但我还是会为之发声。如果我们都像特朗普那样，认为保护一方的利益就一定要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未免太过狭隘，太缺乏想象力，我们需要对政府和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虽然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乏善可陈，甚至是灾难性的，但他依然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率，这促使我反思自己的信念缘何而来。我不希望自己投给民主党是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蓝州”，也不希望自己支持社会保障法案和平权法案是因为同学们都这么做。我希望在完全了解对立立场并充分挑战过自己后，再做出的决定。
即便我支持民主党，也认同平权法案的理念，但在一些具体的提案及执行层面，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比如，主张将公立大学的择优录取改为按种族比例录取。不过，和部分保守派华裔不同，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对平权法案全盘否定，而应该更谨慎地对待，更深入地质疑。虽然我把选票投给了拜登，但他的政策是由一个温和派政治家决定的，而我们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需要比拜登方案更先进的措施。
對于这次大选波折的选情，我并没有特别紧张。尽管我非常希望总统不再是那个满嘴种族言论的人，可我知道，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总统无法帮助你实现所有愿望。如果你希望能改变自己所在群体和族裔面临的不利现状，就不能仅仅盯着大选日你投出的那一票，而是要明白接下来的每一天你能做什么，要如何为改变而努力。
（文中黎叔为化名）
在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记者采访了三位美籍华裔，他们职业不同，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不同，他们有的支持拜登，有的连续两届都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他们身上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在基层投票站工作”
丹姐：投给拜登
第一代华裔移民，57岁，生物医药企业员工，芝加哥
1988年来美国留学前，我在北京做脑外科医生。因为对橡胶手套过敏，我不得不离开医院，从临床转向科研。我顺利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岗位，并在那里遇到了我后来的美籍丈夫。1990年代初结婚后，我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在美国南方生活了12年。如今，我定居芝加哥，在一家生物公司负责美国和亚洲区业务。
刚来美国时，華人还很少。三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对于社会政治活动不太积极。这背后也有客观原因。哪怕是我这样，和美国人组建家庭、在这边待了大半辈子的人，也时常能体会到种族差异带来的无形隔阂。就像水和油，你可以临时把它们搅匀，但最终还是会分开。作为少数族裔，越不去努力融入，就越容易被这个多元社会所孤立。所以，我一直对各种志愿活动非常热心，也会动员华人朋友一起参与。
2020年，我第七次投票选总统，并首次参与基层投票站工作。我非常不喜欢特朗普。首先，他满嘴谎言，张口就来;其次，他非常自私，自他执政以来，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或者停止执行的国际协议达到十余个，其中许多都是战后由美国创建或发起的;第三，他非常不尊重人，尤其是对非白人族裔、女性不尊重……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能把他选下去。
按照规定，只要没被判过重罪，并能保证参加培训，本地注册选民都能申请基层投票站的工作。因为大选日是工作日，往年投票站的岗位大多由退休人员承担。今年由于疫情严重，很多退休人员出于健康担忧会选择居家。一旦选举站工作人员不足，就可能导致选民排队时间延长，影响大家的投票热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早早就提交申请投票站工作。我是医生出身，知道如何防范疫情，保护自己。
基层投票站通常按照选举区来划分，就像北京会分朝阳区、海淀区，各个区下面又会划分不同的社区街道。依据居住地址，每个选民会被分配到具体的站点。投票站往往会临时征用学校或者教堂。今年考虑到疫情，我所在的选举区便把四个投票站集中在一起，设在一所大型体育馆内。每个投票站会配备5位工作人员，我所在的小组由两名男士和3名女士组成，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有的曾在电话公司工作，有的还在律所工作，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投票站的工作。我是20名临时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华裔。
11月3日是正式投票日，为了保证当天能专心工作，我提前邮寄了选票，并向公司请了假。一般投票的高峰期分为三个时段：早上上班前、中午午饭时间和下午下班前后。投票的基本流程是：选民需要先到接待台提供有效身份证，或者银行账单、水电费账单等可以证明当前住址的单据;经核实并签名后，选民可选择领取纸质选票或者电子投票卡;领取纸质选票的选民前往带有隔板的投票亭填写，领取电子投票卡的则前往投票机通过触屏填写;纸质选票填好后需要去扫描仪扫描投票结果;一切无误后，投完离开。
我们投票站19：00关门。但做完一系列收尾工作，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虽然很累，但我更庆幸自己没出错。
我女儿22岁，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大选投票。她原本可以回家投的，但她选择了留在大学所在的俄亥俄州，因为后者属于关键摇摆州。为此，她特地更换了证件，把地址由家里改成了学校。虽然过程挺麻烦，但她很高兴自己的一票能去往最需要的地方。
我自己七届大选选票都投给了民主党，因为我觉得民主党更关注穷人，我们不能只看着自己钱包里的钱，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税收就是应该用来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会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但我们家也不是都支持民主党，我的白人丈夫就连续两届投给了特朗普。他是一名医生，从“奥巴马医保”法案推出后，他都投了共和党。虽然政见不同，但我们尊重对方的选择。
我也有一些华裔同学投给了特朗普。我有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我当年在国内医学院的同学，一些人现在成了美国公民。大选期间，大家也会在群里面争论，投特朗普的就说拜登如何不好，我们投拜登的就说特朗普哪里不好，有时候气氛挺紧张。
后来，拜登率先拿到270票，我们这些支持拜登的人很开心，有的在群里说要开party，有的说要放烟火，剩下选特朗普的就说，真闹心。有一个投给特朗普的同学，她居住的地方当时恰好雷雨交加，于是感叹，特朗普输了，老天都在哭。我就回复她，老天那是激动的。
“我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
黎叔：投给特朗普
第一代华裔移民，57岁，医生，加州
我是1992年来的美国。那之前，我在北京一所三甲医院做医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国内一波出国留学潮，为了更好地发展，我申请了一家外国药厂的奖学金项目，过五关斩六将，如愿拿到了去洛杉矶学习的机会。办了停薪留职后，我揣着几乎全部家产独自来到洛杉矶。当时，我的奖学金是每月1800美金，相对宽裕的财务状况让我得以更专注地投入到课题研究中。
从访问学者到住院医生再到拥有行医执照的正式医生，从J1签证到H1签证再到绿卡。到美国的第十年，我拿到公民资格，成了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
虽然2002年起我就有投票资格了，但2016年前，我从未行使过这项权利。一方面是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无论我投谁都不会影响结果。另一方面，此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主张上并没有水火不容，民主党也不像现在这样，力推平权法案、全民健保以及大麻合法化等在我看来太过激进的政策。 总体来看，左右我投票的主要是两方面：我华裔的身份;候选人推行的政策。
2016年的大选，我很不喜欢希拉里。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还是国务卿的希拉里就表现出对中国的明显“敌意”，比如，她当时主推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囊括了一众太平洋沿岸国家，就是不包括中国。另外，我对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并不认同。我的思想相对保守，比如在我看来，民主党在同性恋议题上的态度就太过激进。
相反，我对当年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特朗普印象深刻。之前，无论驴象两党谁当选，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轮流坐庄，特朗普算是这么多年来美国票选出来的第一个圈外候选人，有种草根民主的感觉。
他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主张也跟我比较接近，比如限制非法移民。当然，我也是外来移民，但我是合法合规获得的公民资格，为美国社会做出了贡献，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了地位。反观一些从美国临近国家进入的非法移民，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有限，还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消耗着我们辛苦工作上缴的税收。
加州为什么多次遭遇破产危机，我认为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加州很多政策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制定和执行的，但以美国现在的条件，社会承受能力有限。民主党倡导高福利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人人无论是否努力工作都拥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那么未来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花钱的人越来越多，纳税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税收下降，没有足够的钱来维系社会运转，导致政府破产。
我觉得可以帮助这些非法移民，但不能无原则，无差别的高福利政策是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无谓消耗。每个人要享受福利就应该付出努力，向社会贡献与收入相匹配的税收。但在加州，我看到的是，很多非法移民完全依赖社会福利维持生计，不愿意去努力工作，也从不交税。政府发放的福利券本来是援助困难家庭购买食物或者奶粉、尿不湿等生活必需品的，却常常被人兑换成现金，用来购买烟酒，甚至是毒品。
特朗普在第一次竞选时承诺要废除的“奥巴马医保”，也是同样的问题，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如果美国发展成加拿大那样的全民医保，一旦患者得了严重疾病，需要做一些特殊检查，就必须排队等待。我们医院最近就收了好几例加拿大来的癌症患者，有前列腺癌的，有乳腺癌的，基本上手术排期要半年以上，如果在加拿大干等，可能命就等没了。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社会水平尚未达到高度发达，民主党的一些主张偏理想化，而特朗普虽然经常说话偏激、不着调，但提出的一些主张是有群众基础的。
当然，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也损害到我的利益。以他的税改为例，加州房价高，税改后，住房贷款利息的最高抵扣税额被调低，我每年要多交15000到20000美金的税款。另外，疫情期间，他“China Virus（中国病毒）”的说法也让我非常不高兴。
所以，我未必有多么支持特朗普。但在他和拜登之间，我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因为疯子能干成事，而傻子啥事也干不成。你看拜登，他连数据都记不清，说话也会走神。
虽然现在拜登已宣布自己选举胜利，但特朗普并未承认败选，仍在不断提起新的诉讼。不过，就算特朗普最终被判定败选，我也不会失落。无论谁当总统，我们的日子还得过，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们家里很少讨论政治，这次，我和妻子都投票给了特朗普，但是女儿投了拜登，她在大学念法学院。我们科室的一些学生也支持民主党。我能理解，民主党那套执政理念在青年一代很受欢迎。但我相信等到他们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对社会的认知更深入更成熟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当你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早上6点出门，晚上8点才回家，年薪拿到几十万美元，最后要交40%的税，就是为了给那些年薪一两万美元的人提供社会福利时，你会怎么选？
“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
过多多：投给拜登
第二代华裔移民，19岁，耶鲁大学大二学生，伊利诺伊州
我父母上世纪80年代来美国。妈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到美国后为了找工作，转学了计算机，现在就职于一家科技企业。爸爸刚来美国时在可口可乐的一家工厂做会计，后来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我从小在芝加哥附近长大，今年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除了15岁的弟弟没有达到法定投票年龄，我们全家都把选票投给了拜登，连在香港工作的姐姐也提前邮寄回选票。
和其他族群一样，不同的成长经历、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使得华裔群体内部政治观点各异。问题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在制定政策时给予华裔群体足够的关注。虽然近年来，华裔移民主要是来自科技、生物、医疗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话语权上，华裔依然面临明显的“竹子天花板”。比如，我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从小就生长在美国，但依然常常被视作“外来者”。
很多時候，华裔所处的这种状况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小时候，父母就有投票资格，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投票热情。因为在他们眼中，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能寄望于某个党派的某个总统当选，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也代表很多上一代华裔美国人的想法。
因为父母的努力，我从小不用为下一顿吃什么、晚上要住在哪儿而烦恼，不用去关注政治。2016年，15岁的我对特朗普上台并没有什么印象。到了高中，我梦想成为一名老师，开始关注其他人的生活，因而渐渐开始关注和参与政治。
进入耶鲁大学后，我选择了民族、种族和迁徙专业。这一专业能同时满足我对历史、教育和法律的兴趣。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和族裔的责任，要担起这份责任，就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不公的状态，那么参与政治议题就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和美国所有大学一样，耶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是日后成为一名合格公民与社会贡献者的必要条件。 我们一家都倾向于民主党，我身边也有华裔朋友跟父母的政治观点不同。我的一位朋友就加入了一个名为“共和党父母的华裔儿童支持小组”的Facebook群。除了代际沟壑，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差异往往使二代华裔在政治上比父母更进步。当然，这并非只是存在于华裔中的特殊现象。
有些华裔父母反对民主党，是因为不赞同后者倡导的社会福利政策。他们认为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流向合理的地方或者合适的对象。也有人抨击某一党派执政期间存在腐败，但在我看来，腐败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这是政治的通病，如果单单拿这个去抬高另一方，则多少有些虚伪。
上大学前，我曾经很担心自己会因为成长和环境的改变，跟父母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出现观念冲撞，但保持陪伴和沟通也让我明白，我们的政治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会受到彼此的影响。
我们选择声援黑人群体，并非因为我们同属于非白人族裔，同样承受着歧视，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未来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即便我贡献的这份努力，未来可能也不会真正能救我于危急，但我还是会为之发声。如果我们都像特朗普那样，认为保护一方的利益就一定要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未免太过狭隘，太缺乏想象力，我们需要对政府和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虽然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乏善可陈，甚至是灾难性的，但他依然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率，这促使我反思自己的信念缘何而来。我不希望自己投给民主党是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蓝州”，也不希望自己支持社会保障法案和平权法案是因为同学们都这么做。我希望在完全了解对立立场并充分挑战过自己后，再做出的决定。
即便我支持民主党，也认同平权法案的理念，但在一些具体的提案及执行层面，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比如，主张将公立大学的择优录取改为按种族比例录取。不过，和部分保守派华裔不同，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对平权法案全盘否定，而应该更谨慎地对待，更深入地质疑。虽然我把选票投给了拜登，但他的政策是由一个温和派政治家决定的，而我们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需要比拜登方案更先进的措施。
對于这次大选波折的选情，我并没有特别紧张。尽管我非常希望总统不再是那个满嘴种族言论的人，可我知道，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总统无法帮助你实现所有愿望。如果你希望能改变自己所在群体和族裔面临的不利现状，就不能仅仅盯着大选日你投出的那一票，而是要明白接下来的每一天你能做什么，要如何为改变而努力。
（文中黎叔为化名）